【正见新闻网2018年01月05日】
中共篡夺政权后发起了一场意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土改运动”。著名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岱尔学院教授丁抒撰文披露，当时的农业经济学专家董时进曾上书毛泽东建议“和平土改”，收买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但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表示就要通过“阶级斗争”打倒地主阶级。
“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毛泽东还明确说，“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才行。”他要用各种方法发动、驱使农民夺“地富”的土地，分他们的财产，杀他们的头，使农民不能回头，没有退路，只有跟共产党走一途。
毛泽东叱责叶剑英和方方搞“和平土改”，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斥责“广东土改迷失方向”。于是广东有的地方把每个人都带上红（贫雇农）、黄（中农）、白（地主、富农）三色布条，一切由贫农说了算，各村农会都可以私设刑堂，对地富分子实行严刑拷打，生杀予夺。
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当局正式公布《土地改革法》，再次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
大纪元特约记者就中共篡夺政权后土改的相关话题采访了丁抒教授。
记者：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所谓“均贫富”的目的，那为什么要又掀起血腥的土改呢？
丁抒：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的确可以达到更好地分配使用土地的目的。譬如日本1946年实施《土地改革法案》，由政府购买在乡村的地主多余的土地，以及人不在乡村住在城市的地主的土地。再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钱买地的农民，给予抵押贷款。这样不用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所有的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也是这么做的。
当时河南省有一个副省长，叫刘积学，他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南省副主席，所谓的民主人士。他认为，“皇帝封地给某人，赋税归他，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钱买地，谁封的他？谁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张和平分田，不必斗争。”
他后来因为说了这些话，被打成右派分子，不仅许多“民主人士”鉴于“老解放区”残酷斗争、杀戮地富的情况，向中共建议“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地主富农出租田地、雇用农工，是剥削行为，但不该处以肉体消灭。他们主张和平分田。比如：中共华南分局的叶剑英和第二书记方方对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财，不挖底财。对华侨、侨眷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仅没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
结果被毛泽东指责为他们搞“和平土改”，毛泽东下令撤了方方的职。毛泽东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打倒地主阶级。“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毛泽东要用各种方法发动、驱使农民夺地富的土地，分他们的财产，杀他们的头，使农民没有退路，只能跟共产党走。
毛泽东明确说，“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才行。”这就是要农民夺地主的土地，分他们的财产，杀他们的头，甚至有的强奸、强占他们的妻女，使农民不能回头，等于向共产党缴纳了“投名状”。只能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说“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才行”的原因。
据当时湖南邵阳县委干部何之光说，初期土改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地主就把房契拿出来了，可是上边的“反对和平土改”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都关押起来。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在斗争会上严刑拷打，昼夜逼供，当场打死地主。掘地三尺，挖所谓埋藏的金银财宝，这都发生在“反对和平土改”之后。
记者：提到地主，这次土改中被打击的对象，是所谓的地主恶霸吗？
丁抒：任何社会都存在恶霸，乡村当然存在个别恶霸分子。但恶霸是恶霸，地主是地主。地主不是犯罪分子，是出租土地收取租金，或者雇用农民工的土地所有者。和现在中国农村把土地租出去的农民没有区别。不能说地主就是恶霸。土改中被消灭的，绝大多数是一般的地主、富农。由于他们被贴上了“阶级敌人”的政治标签，有没有罪恶、是不是恶霸已不重要。你身为地主的一员，就是罪恶。
曾在湖南溆浦县江口区担任区长的郭静秋主持该区的土改运动。他回忆说，他的一位名叫钟学厚的同学，“纯粹是个学生，他家里是地主，他与贫下中农相骂，打了起来。在当时，你屋里是地主成分，打贫下中农，就是恶霸，枪毙了。我认为他肯定杀错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恶霸。那时，贫下中农说你是恶霸，你就是恶霸。这样的例子很多，讲不清，没有法治啊。”
记者：您提到“四大地主”。“南霸天”、“黄世仁”是作品里的角色。而刘文彩和“周扒皮”是真人。安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基本是编造出来的，是吗？
丁抒：我认为是这样的，刘文彩土改之前病死，没有被镇压。他当年是很有名的善人，比如说他捐款建的中学，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还发了奖状了。中共搞的所谓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拷打农民的铁笼、刑具都是假的。还有一个“水牢”，说是刘文彩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只有个女人叫冷月英，自称是唯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回答，却脱口而出说“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那个被编造“半夜鸡叫”故事的“周扒皮”，确实在土改中被活活打死。
他的真名叫周春富，是辽宁复县（现在叫瓦房店市）闫店乡的农民。他勤俭生活一辈子，每天下地干活。陆续攒钱买地，到六十多岁了买的地还够不上地主，只算富农。他住的房子还不如在他家打短工的中农闫振明的房子。他还有一个小油坊，加起来算“双富农”，等同于地主。他并无罪恶，贫雇农多次批斗他，却数不出他的罪恶，什么罪恶也找不出来。
据当年农忙时曾经给周家打短工的农民说，给周家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文化革命期间，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上台控诉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著讲著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在地主家吃饭比人民公社好，赶快拉他下台，不让他再说下去了。
其实周春富就是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连裤腰带都舍不得买，用旧布条当裤带。他还有点生意头脑，开个小油坊。就这样，他不但财产被剥夺，更被众人乱棍打死。
记者：现在人们逐渐知道，当年土改的手段是非常血腥的。并且不是农民自发的，而是土改工作组执行的政策和鼓励的结果。您能介绍一些具体事例吗？
丁抒：开始，农民认为地主有穿草鞋的地主、有劳动的地主，也有剥削的地主。有的贫苦农民认为地主并不坏，在乡村与大家和睦相处，没有必要批斗。但土改工作队员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发动贫农诉苦。通过召开“诉苦会”引导农民，让贫苦农民通过面对面的“诉苦”，确认地主是他们的敌人，是敌对阶级的代表，是旧社会的代表，是他们苦难的根源。
地主，交出地契、房契还不够，作为一个阶级要被消灭。有的地主在开了“诉苦会”后就被立即枪毙。有农民说：“一批批人都被捆去枪毙了，死掉好多人，死掉好多人！都是些农民，犯了什么砍脑壳的罪？”
当时，云南大学教务长王士魁被派任土改工作队大队长。他说：“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惨无人道，真残酷极了。”
湖南湘西的土改，“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溆浦县水东区有一次斗地主，斗完后把18名地主拉到河边，一排跪着。吹号了，用枪对准地主后脑壳，一下子杀了那18个人。溆浦县思蒙乡有个地主雷继熹，他的土地比较多，大概有200亩。他被铁丝穿透鼻子，牵起游街。他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部被枪毙。雷继熹家最小的儿子才七八岁，也一同被枪毙。
记者：这次土改后，所谓的地主阶级从肉体上被消灭了。我们看到有说法是大约两百万地主被杀？
丁抒：土地改革，是疯狂的屠杀。当时湖南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曾在会议上布置任务，说：“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
对于全国土改的死亡人数，“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法，他说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因此在土改中杀了100万，关了100万，管制了200万。但实际上，整个土改以后，地主、富农连同其家属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管制的对象甚至还不止于地、富。”
还有大量地主被迫自杀。举一个例子。当时中共主政西南云南贵州四川的邓小平，太太叫卓琳。卓琳参加中共之前叫浦琼英，是云南宣威县浦家山镇人。她们三姐妹在外读书，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全靠经商生产宣威火腿的哥哥浦承统在老家给她们寄钱在北京生活。浦承统是中共所称的“民族资本家”不属于土改对象，但他家中还有些地产，因而被划为地主而关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尽。
各地都有大量地主自杀。有的地主死了，老婆随后自杀；有的是地主早已死去，地主老婆也算地主，被打死、自杀。
湖南长宁县划地主5,114户，“土改中自杀433人，镇压323人。”四川郫县枪毙了562名地主，222人自杀。
所以，不能说两百万地主被杀，被杀和自杀的地主大约有二百万。
记者：中共许诺农民耕者有其田，才发动农民跟它干革命，但是土改后，农民刚拿到土地，想好好经营一番，中共就开始搞合作社，后面又搞人民公社。农民不但没有耕者有其田，反而资产都被共有了，最终大饥荒饿死好多人。也就是说，土改也是大阴谋？共产党忽悠农民搞革命以后，再用暴力把他们手上的财产收回来，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农民拥有土地？
丁抒：农民通过土改拿到了土地证。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从没有打算让农民成为土地的永久主人。因为他要搞“社会主义”。他有个榜样，就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而他的同事刘少奇等可能还是主张搞“新民主主义”的。
所以消灭地主富农之后不久，在1953年毛泽东就开始把全国农民组织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分田地是“共地主的产”，农业合作化则是一种新“共产”，共普通农民的产。到1958年搞人民公社，农民沦为农奴，丧失了劳动和人身自由，长期不得温饱，还一度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
在土改运动时说，消灭了地主阶级，大家就从此过上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幸福生活。可是中国农民被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土改前佃农被地主剥削的程度。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生活比地主的长工还不如。川西平原的地主给“长年”（即长工）一般都是在供吃饱饭之外另付报酬七百余斤稻谷，折合五百斤大米。可是给人民公社打工连肚子都填不饱。
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在人民公社的控制下，人民没有任何自由，他不是土地的主人，他是土地的奴隶。他连种什么、什么时候种，自己都没有权利，都靠人民公社管着。人民实际是奴隶。”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也这样说：“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
（待续）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