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8年01月21日】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赫鲁晓夫发表演说前，对共产党人所犯罪行的谴责，仅来自他们的敌人、托洛茨基主义异见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而这种谴责并非特别有效。共产党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一样，同样强烈地渴望作证。然而，幸存者非常稀少，尤其是在法国。在那里，对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切实体验，仅直接影响到几个孤立的团体，例如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的“我们身不由已”（In Spite of Ourselves）。但在大多数时间里，证人的证词，以及诸如大卫．鲁塞的集中营系统国际委员会（David Roussct’s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ystem）和找出斯大林罪行真相委员会（the Commission to Find the Truth about Stalin’s Crimes）等独立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均遭共产党宣传的“雪崩”掩埋。一种源于怯懦或冷漠的沉默，也对这种宣传起到协助和教唆的作用。这种沉默压倒了只是偶然出现的自我觉醒。这种自我觉醒是由新的分析工作 [例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 和无可指摘的目击者陈述 [例如瓦尔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的《科雷马故事》（Kolyma Tales）和品雅特海（Pin Yathay）的《儿子，你要活下去》（Stay Alive, My Son）] 出现而引起。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社会，每当要对共产主义现象进行严格检视时，这种沉默就会显得非常顽固。直到现在，他们都拒绝面对这样的现实：共产主义制度尽管程度不同，但根本上都具有犯罪的基础（criminal underpinnings）。拒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就成了“那套谎言”的同谋者。对此，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也许作了最好的概括：“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人们看到别人深信其真，也就相信其真了。”
尽管人们普遍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但一些观察者已然奋起应对这一挑战。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因缺乏更可靠的资料（被苏维埃政权竭力隐瞒），研究人员完全依赖投诚者提供的信息。这些目击者陈述，不仅遭到史学家对待这类证词所持有的那种常有的怀疑，而且遭到共产主义制度支持者的系统性诽谤。他们指控这些投诚者受复仇的驱使，或成为反共势力的工具。在1959年，有谁会想到，正如保罗．巴顿（Paul Barton）的书中那样，对古拉格的描述可能是由一位投诚的克格勃高官提供？谁又会想到去咨询一下巴顿本人？巴顿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者，真名叫伊日．韦尔特鲁斯基（Jiří Veltrušký），曾是1945年布拉格反纳粹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于1948年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任何人只要面对近来公开的机密档案中的信息，就会发现1959年的那些描述是完全准确的。
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后来关于俄国革命的《红轮》系列小说，引发舆论的突破性变化。正因为《古拉格群岛》属于文学作品，且出自大师之手，它将一个邪恶得难以形容的系统之本质刻画出来。但是，就连索尔仁尼琴都难以刺破这层面纱。1975年，法国一家主要日报的一名记者，将索尔仁尼琴与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马歇尔．德亚特（Marcel Déat）相提并论。后三者“曾把纳粹当作解放者欢迎”。不过，索尔仁尼琴的记述还是有助于揭露该系统，在运用的方式上，与沙拉莫夫鲜活再现科雷马的生活，以及品雅特海曝光在柬埔寨的暴行，有异曲同工之处。最近，勃列日涅夫任内苏联主要异见者之一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在《和莫斯科算账》（Reckoning with Moscow）一书中，大声提出抗议，要求建立新的纽伦堡法庭，对该共产政权的犯罪活动做出裁决。他的书在西方享有相当大的成功。但与此同时，恢复斯大林以往名声的出版物也开始出现。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出悲剧，令人困惑又充满争议。在20世纪进入尾声之际，是什么动机推动我们去探究它？今天，档案证实了昔日这些零星的描述，也让我们能更进一步。由前苏联、前“人民民主国家”和柬埔寨的镇压机器所维护的内部档案，揭露了恐怖规模之大、之系统的可怕真相。这种恐怖常常导致全面的反人类罪发生。是时候对该课题采取学术态度了。为此，需要记录铁的事实，并阐明一些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掩盖了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一个由观察家们提出的关键性问题：犯罪对共产主义制度为何是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什么使我们的研究成为一项严肃的学术性工作？首要的是，我们的方法反映了我们对历史的责任感。一位好的历史学家会竭尽全力。任何其它因素或考量，无论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还是个人的，都不应阻碍历史学家去探求知识、发掘和解释事实，尤其是当这些事实长期被故意掩埋于政府档案堆和人们良心的深处时。共产主义恐怖的历史，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与极权主义之历史研究的两个对象直接相关。毕竟，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牌子的极权主义，但绝不能忘记，也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版本的极权主义。只撰写局部历史，而忽略共产主义型极权主义，就不再那么合适了。对该问题遮遮掩掩，试图使共产主义历史仅局限于民族、社会和文化层面，是站不住脚的。极权主义现象不局限于欧洲和苏联时期，这一事实充分证实了该论点之公平合理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朝鲜以及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每个国家的共产主义都通过脐带与苏联的子宫相连，其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运动。我们将要论述的，是一种曾蔓延全世界且关乎全人类的现象之历史。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作为一种纪念。纪念一种骇人的毁灭力量之无辜和无名的受害者，是一种道义责任。这种力量有系统地企图抹去他们的记忆。柏林墙倒塌和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权力中心崩溃后，欧洲这个曾上演20世纪很多悲剧的大洲，给自己分派了重建大众记忆的任务。本书就是我们对这一努力的贡献。本书的作者们心中都带着那份记忆。我们的撰稿人中，有两位与中欧有着一种特殊的渊源，其余的人则曾亲历1968年或其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本书既是纪念物又是历史，涵盖了非常多样化的背景。它谈及共产主义几乎未产生实际影响的国家，不论这种影响是对社会还是对政府权力。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和其它国家。在其它地区，共产主义常常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恐惧来源，如在1946年之后的美国；或者表现为一种强劲的运动（即使它从未真正在那里夺取权力），如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在另一些国家，共产主义已丧失其对权力数十年的掌控，却又在重申自己的主张，如在东欧和俄罗斯。最后，在共产主义仍正式占上风的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老挝和越南，其小火焰正摇曳不定。
其他人对历史和记忆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共产主义影响甚微或仅仅是令人恐惧的国家，这些问题将需要一个简单的学习和了解过程。而实际上经历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将必须处理民族和解问题，并决定前共产党统治者是否要受惩罚。在这方面，统一的德国可能代表着最令人惊讶和最“具奇迹性”的典范——只要通过对比，想想南斯拉夫的灾难，就可明白。但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波兰和柬埔寨，都同样面临着留在其记忆中和共产主义历史中的巨大创伤和痛苦。在这样的地方，一点点失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对帮助治愈半个世纪或更长的共产主义统治所造成的精神、心理、情感、个人和集体之创伤，看似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共产主义仍紧握权力不放的地方，暴君及其继承者们或者系统性地掩盖其行为，如在古巴和中国，或者继续将恐怖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来推进，如在朝鲜。
保存历史和记忆的责任，无疑有一个道德尺度问题。我们所谴责的那些人可能会反问：“谁给了你们评判好坏的权力？”
根据这里提出的标准，该问题得到了天主教会很好的解答。当时，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 XI）在1937年3月14日的《极度关切》（Mil Brennender Sorge）和1937年3月19日的《赎世主》（Divini redemptoris）两篇通谕中，分别谴责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后一篇宣告，上帝赋予了人类某些权利：“生命权、身体完整权和生存必要手段的权利；在上帝规划的道路上追求个人最终目标的权利；结社的权利，以及拥有并使用财产的权利。”教会反对一类人在损害他人的情况下过度致富的声明，即便存在一定的虚伪成分，但教皇呼吁尊重人的尊严，其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就在《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中宣告：“共产主义教导和寻求两个目标：开展无情的阶级斗争和彻底铲除私有制。它不是秘密地或以隐蔽方式做这些，而是公开地、堂而皇之地、靠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段，甚至是最具暴力性的手段。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它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尊重或敬畏。一旦掌权，它就残忍至极、毫无人性。它将东欧和亚洲的广大地区化为废墟，所凭借的骇人屠杀和破坏，就证明了这一点。”诚然，这些话，源自这样一个机构：几世纪以来，它曾有系统地证明谋杀非基督徒有理、散布宗教裁判所、遏制思想自由和扶持独裁政权，诸如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和安东尼奥．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的独裁政权等。
即便教会当时只是在其职能范围内履行道德卫士的职责，尚且做出了谴责共产主义的姿态。那么，史学家在面对共产党党徒的“英雄传奇”或其受害者令人心碎的陈述时，又该如何回应呢？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de Chateaubriand）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卑屈的沉默中，除了奴隶的锁链和告密者的声音外，听不到任何声响；所有人都在暴君面前战栗，讨其欢心与惹其恼怒一样危险。此时，历史学家出现了，被委以为人民复仇的重任。尼禄得逞也徒劳一场，因为塔西佗（Tacitus）已然在帝国内降生。”我们绝不会鼓吹“人民复仇”的隐晦概念，夏多布里昂在生命终了之际，也不再相信这一概念。但历史学家能够适度地为那些因恐怖而被噤声的人代言，且几乎是自发的。历史学家就是要创作学术著作，其首要任务是查证事实和资料，之后这些将会成为知识。此外，历史学家与共产主义历史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有责任编撰“那套谎言”的史书。尽管档案的开放让历史学家得以获取必要的素材，但他们在面对众多复杂的、经精心设计意在挑起争议的因素时，一定不可天真。无论如何，对这种历史知识的理解，都不能脱离某些基本原则，诸如对代议民主制规则的尊重，而最重要的是对生命和人之尊严的尊重。这就是历史学家用来“评判”历史舞台上演员的准绳。
由于这些普遍原因，历史工作或人的记忆无不受到个人动机的影响。本书的一些撰稿人，对迷恋共产主义并不总是陌生。有时，他们本身就参与到（即使仅在有限范围内）共产主义体制当中，无论是正统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学校，还是相关的或持不同观点的同类变种（托洛茨基派、毛派）。如果他们仍然执迷于左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为他们仍然执迷于左派——就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他们自欺欺人的原因。从他们研究主题的选择、他们的学术论文及其发表文章的刊物 [例如《新选择》（La nouvelle alternative）和《共产主义（Communisme）》]，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已将他们引上了一条追求知识之路。本书充其量只能为这种特殊类型的重新评估提供动力。如果这些左派是凭著良心从事这项任务，他们就会证明他们也有权利就该问题发声，而不是将它留给影响力日增的极右派来评说。共产主义的罪行，需要从民主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而不是从极端民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来评判。
这种态度要求进行多国抽样分析，包括拿中国与苏联、古巴与越南等作比较。唉，毫无疑问，目前可用的文件数量和质量均参差不齐；在某些情况下，档案还未予以开放。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继续前行，只涉及那些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项开创性工作，为其他人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打下广泛的基础。
本书文字很多而图片很少。图片的缺乏，是涉及掩盖共产党罪行的更微妙问题之一。在媒体饱和的全球社会，由相机拍摄或电视播放的图像业已成为“真相”的源头。唉，我们只有少量罕见的、古拉格和劳改的档案照片。没有反富农化运动或大跃进期间饥荒的任何照片。纽伦堡的胜利大国，至少能以相机和摄影机拍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发现的数千具遗体。这些调查人员也发现暴君们自己拍摄的照片，例如一纳粹分子近距离射杀一名妇女的照片。该妇女怀里还抱着一名婴儿。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黑暗中，不存在任何类似的事情。在那里，恐怖是在最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组织实施的。
读者可能对这里收集的照相文献（photographic documents）很少，感到不甚满意。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阅读，逐页逐页阅读，了解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所遭受的磨难。读者必须努力去想像这场悲剧的规模、认识并正确评估未来数十年内它将如何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印记。然后，读者必须问自己这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其他人相信，有必要消灭所有那些他们给贴上‘敌人’标签的人”？是什么使他们自以为可以违反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可杀人”？我们将尝试通过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