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肮脏战争

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正见新闻网2018年04月27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13)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4. 肮脏战争

俄国内战,通常被当作红色布尔什维克与白色君主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冲突来分析。但实际上,军事对峙前线后方所发生的事件要重要得多。这是内战的内部战线。其特征首先是由每一方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镇压。红色一方的镇压更具普遍性和系统性。镇压针对的是反对党或反对派团体的激进政治人物、因不满而罢工的工人、逃离部队或逃避征兵的逃兵,或者很简单地针对碰巧属于“嫌疑人”或“敌对”社会阶级的公民,其唯一的罪行往往只是曾住在落入敌手的城镇里。内战内部战线上的斗争,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反叛者和逃兵所开展的一切抵抗行动。红军(the Reds)和白军(the Whites)都称之为绿军(the Greens)的团体,常常在双方的进退中,扮演关键角色。

例如,1919年,在伏尔加河中部地区和乌克兰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让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将军得以在布尔什维克战线后方推进数百英里。类似的,数月后,被恢复地主旧时权利所激怒的西伯利亚农民的起义,促使高尔察克的白军在前进的红军面前撤退。

尽管白军与红军之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仅持续了一年,从1918年底到1920年初,但通常所称的内战的大部分实际上是一场肮脏的战争,即所有不同的掌权者,不论是红色的、白色的,还是文职的和军事的,都试图在多次易手的地区,消灭一切真实或潜在的对手。在布尔什维克占据的地区,是开展反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不良分子”的“阶级斗争”,搜寻反对党的所有非布尔什维克激进人物,以及扑灭工人罢工、红军中“不安定分子”的兵变和农民起义。在白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公开抨击任何被怀疑可能有“犹太布尔什维主义”(Judeo-Bolshevik,译者注:是一个反犹主义阴谋论,认为犹太人是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幕后策划者。该理论后来被纳粹党及其支持者所宣传)情结的人。

实施恐怖,当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专利。也有“白色恐怖”(White Terror),其最糟糕的时刻是,1919年夏季和秋季来自邓尼金军队的西蒙.彼得留拉(Simon Petlyura)分遣队在乌克兰实施的可怕的杀戮浪潮。遇难者超过15万人。但正如大多数研究“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的史学家已指出的,这两种恐怖不在同一量级上。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政策更系统、更有组织,并针对全部社会阶层。而且,在内战爆发之前,它就被构想出来并付诸实施。白色恐怖从未以这种方式被系统化。它几乎总是失控的分遣队所为,其采取的措施并非由军事指挥部正式批准。这个指挥部试图充当一个政府的角色,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这些杀戮连邓尼金本人都表示谴责。一般情况下,白色恐怖本身是由充当某种军事反间谍力量的警察所实施的一系列报复行动。契卡和共和国内卫部队则是一种结构化的、有力的镇压工具。这种镇压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级别,得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最高层的支持。

如同在所有内战中一样,极难将交战双方采用的一切形式的恐怖手段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布尔什维克恐怖,由于有其清晰的方法论、独特性和精心挑选的目标,很容易在内战前实施。这场战争只在1918年夏末才发展为全面的冲突。以下列表,从该政权的最初几个月起,按时间顺序显示了不同类型恐怖的演变及其不同目标。

    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君主主义者等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激进派。
    为最基本权利而斗争的工人。这些权利包括有面包、有工作和最低限度的自由和尊严。
    卷入无数农民起义或红军兵变中任何一场的农民,往往是逃兵。

哥萨克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和种族性群体,他们被指控敌视苏维埃政权,遭到流放。“去哥萨克化”(De-Cossackization)是被称为“反富农化”运动的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流放(族群被流放的又一例子)之前身,凸显了列宁主义政治压迫政策与斯大林主义政治压迫政策的根本性延续。

作为“预防措施”被清除的“社会不良分子”和其他“人民的敌人”、“嫌疑人”以及“人质”,特别是当布尔什维克强制疏散村庄,或收回了此前落入白军之手的领土或城市时。

那些最有名的镇压,都涉及反布尔什维克的各政党中的政治激进派。反对党主要领导人发表了诸多声明。他们经常遭囚禁和流放,不过得免一死,有别于激进的工人和农民。这些人在契卡实施惩罚性行动期间,不经审判就被射杀或被屠杀。

最早的恐怖行动之一,是1918年4月11日对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袭击。其中数十人被立即处决。一定数量的人转而效忠布尔什维克,甚至成为契卡高官,比如亚历山大‧戈尔德贝尔格(Aleksandr Goldberg)、米哈伊尔‧布雷纳(Mikhail Brener)和提墨菲‧萨姆索诺夫(Timofei Samsonov)。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场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仍愈演愈烈。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又反对旧政权回归。农民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内斯托尔.马克诺(Nestor Makhno)的大转变,充分说明了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在对抗白军的斗争中,他一度与红军结盟,在白军的威胁消除后,又转而对抗布尔什维克。作为镇压马克诺农民军及其强烈支持者的一部分,数以千计无名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被当作土匪处决。至少根据1922年流亡柏林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所提供的数字,看来这些农民构成了受害无政府主义者中的绝大多数。这些不完全统计数字表明,1919至1921年,有138名激进无政府主义者被处决;281人被流放;截至1922年1月1日,还有608人仍在狱中。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1918年夏季以前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他们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待遇,直到1919年2月。晚至1918年12月,他们最知名的领导人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Maria Spiridonova),才主持了一场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为布尔什维克所容许。然而,在她谴责了契卡每天实施的恐怖后,1919年2月10日,她与其他210名激进人员一起被捕,并被革命法庭宣判“因其歇斯底里的状态而被拘留在疗养院”。这次行动似乎是苏维埃政权下,将一名政治对手判处拘留在精神病院里的首个例子。斯皮里多诺娃设法逃了出来,继续秘密领导左翼社会革命党。到那时,该党已经被苏维埃政府取缔。根据契卡消息来源,1919年,有58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组织被解散;1920年,又有45个被解散。在这两年中,有1,875名激进人员被囚为人质,这是为了响应捷尔任斯基的指示。他曾于1919年3月18日宣称:“从今以后,契卡将不区分克拉斯诺夫(Krasnov)的白军与来自社会主义者阵营的白军……被捕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被视为人质,他们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所属党派的后续行为。”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派似乎一直是最危险的政治对手。谁都记得,1917年11月和12月的自由民主选举中,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在其占明显多数席位的立宪会议解散后,社会革命党人继续供职于苏维埃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他们与孟什维克一起被驱逐出这些机构。于是,一些社会革命党人,连同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萨马拉和鄂木斯克成立了临时和短命的政府。它们很快被白军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所推翻。由于被夹在布尔什维克与白军之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确立一套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连贯政策方面,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相反,布尔什维克党人则是极其能干的政客,他们对立场较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派,使用安抚措施、渗透,以及完全的镇压以转变其立场。

契卡批准社会革命党报纸《人民的事业》于3月20日至30日重新面世。当时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攻势也达到顶峰。之后,契卡围捕了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可能发生在1919年3月31日。当时,加入这两个党,都无任何法律上的限制。在莫斯科、图拉、斯摩棱斯克、沃罗涅日、奔萨、萨马拉和科斯特罗马,有1,900多名激进人员被捕。没人能确切地说,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组织的罢工和农民起义被镇压的过程中,有多少人被就地处决。可得的统计数据极少。我们即便大概知道特定事件的受害者人数,也完全不知晓身陷屠杀中的政治活动人士的比例。

1919年8月28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中再次斥责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指控他们是“白军、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凶和仆役”。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波逮捕浪潮。根据契卡的记录,在1919年最后的四个月里,有2,380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被捕。在1920年5月23日的一个印刷工会会议之后,对社会主义活动人士的镇压愈演愈烈。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向一个来访的英国工人代表团致意。在这次会议上,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在使用假名和乔装打扮的情况下,公开嘲笑了契卡和政府。他曾在立宪会议存在仅一天的时间里担任主席,此时正在躲避秘密警察。切尔诺夫作出嘲笑举动后,他的全家被扣为人质,且所有仍处于自由状态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都被投入监狱。1920年夏季,2,000多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活动人士被登记在案、逮捕和扣为人质。一份日期标注为1919年7月1日的契卡内部备忘录,以特别玩世不恭的口吻,阐明了对付持反对立场的社会主义者的计划大纲:

“仅仅取缔这些党派,只会迫使其转入地下,使之更加难以控制。与其这样做,似乎不如授予它们某种半合法地位。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攥在手里。只要我们需要,我们随时都可直接挖出我们需要的麻烦制造者、叛徒或告密者……就这些反苏维埃的党派而言,我们一定要利用目前的战争局势,把诸如‘反革命活动’、‘叛国罪’、‘在后方的非法行动’、‘为干涉主义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等罪行,归咎于它们的成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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