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8年05月17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33）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央当局渴望从他们所称的“特殊被流放者”的劳动中，以及1932年以后劳改地（work colonies）囚犯的劳动中，尽可能多地赚取利润。对中央当局来说，遗弃被流放者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如监管劳改地囚犯的格别乌官员普兹茨基（N.Puzitsky）所指出的，这可能会被归咎于“地方领导人的过失犯罪和政治短视。他们尚未习惯于将前富农移民的想法”。
1931年3月，一个特别委员会成立，试图终止“劳动力放逐乱成一团”的现象。该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政治局，由安德烈夫（V.Andreev）掌管，雅戈达扮演关键角色。首个目标是“合理有效地管理劳动群体”。委员会的初步调查显示，被放逐劳动力的生产率几乎为零。例如，1931年4月，在乌拉尔聚居地的30万劳工中，仅8%的人被详细描述为“从事木材砍伐和其它生产活动”。所有其它强壮的成年人正在“建造自己的住所……通常只是为了生存”。另一份文件估计，去富农化的庞大计划实际上已经损失了国家钱财。1930年没收的富农物品，平均价值为每个农场564卢布。这是一笔少得可笑的款项（相当于一名普通劳动者15个月的工资）。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想像中的富农财富实际上是多么微不足道。相比之下，放逐一户富农家庭的成本则往往超过了1,000卢布。
对于安德烈夫委员会来说，“劳改地”要实现管理合理化，首先需要对所有处理被放逐者的机制进行行政重组。1931年夏，格别乌被赋予唯一的控制权，掌控对一切人口迁移的行政管理。此前这是由地方当局所控制的。整个指挥部网络都投入运行。这些指挥部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部门，允许格别乌将大片地区置于其控制之下。在这些地区，特殊移民占到当地人口的大部分。这些聚居地受到极其严厉的控制。工人们被迫居住在指定区域，被当局移送到国营公司，或“受当地格别乌指挥官监管、有特殊地位的农业或手工艺合作社”，或者是被送去从事建筑工作──修路或清理土地。当局希望他们比自由工人多生产30%~50%。如果他们果真被付酬的话，他们的薪水就被克扣15%或25%。其余部分归当地格别乌当局所有。
正如来自安德列夫委员会的文件所证实的，让格别乌非常引以为豪的是，聚居地工人的重新安置费比集中营囚犯少了9倍。1933年6月，西西伯利亚20万3,000名“特殊移民”，由93个指挥部分管，受971名骨干员工的指挥。格别乌的目标是，为众多工业企业提供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佣金。佣金来源于所挣工资的百分比加上一个初始的固定金额。这些企业，诸如Urallesprom（从事林业）、Uralugol、Vostugol（从事煤矿开采）、Vostokstal（从事钢铁业）、Tsvetmetzoloto（从事有色金属矿物行业）和Kuznetstroi（从事冶金业）等，从事于北部和东部地区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原则上，这些公司要为它们的工人提供住所、为孩子提供学校，并为所有人定期供应食品。而事实上，管理人员通常把这些与囚犯地位相若的工人，当作一种免费的劳动力来源。聚居地的工人常常得不到任何薪水，因为无论他们赚多少钱，都会被政府拿去用于建筑物和工具建造、对工会的强制性捐款、国家贷款和其它用途，还入不敷出。
作为配给等级中最低的类别，这些人被当作贱民对待，常常处于几近饿死的状态，并遭到各种虐待和恐吓。报告中所提及的最明目张胆的虐待行为，包括设定不切实际的工作目标、不付工资、殴打，以及隆冬时节关在没有暖气的牢房里。女囚犯与格别乌官员作交易，以换取食物，或作为“提供一切服务”的女佣被送给地方头目。乌拉尔地区一家林业公司董事长说的话，就精辟地总结了很多这样的董事对其完全握有生杀大权的人力资源所持的态度：“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杀掉你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做，格别乌就会立即再给我们送来数十万个和你们一样的人。”此话在1933年夏季格别乌的报告中被引述，并常常遭到批评。
逐渐地，强制劳动的使用开始呈现出较为理性的特征，即使只是出于提高工业生产率的需要。1932年，把被流放者迁入条件最严酷的地区这一主意被抛弃，越来越多的人被发配去从事土木工程和到工矿区（industrial and mining areas）劳动。在某些行业里，与自由工人一起工作甚至一起生活的被放逐者占了极高比例。在一些地区，被放逐者占了大多数。1933年底，在库兹巴斯矿区，超过41,000名强制劳工占到矿工的47%。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1932年9月人口普查中记录的42,462名被放逐者构成了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住在离工地1至4英里处特别指定的区域，且与自由工人一起参与团队协作，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可避免地逐渐消蚀。由于形势所迫，即由于经济需要，那些遭受去富农化运动折磨的人，地位得以上升成为强制劳工，慢慢地重新融入一个新的社会。在那里，所有的阶层都对镇压普遍心怀恐惧。没人知道下一个受排斥的会是哪个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