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8年05月19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35）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整个一系列压制性法律中，包括1932年8月7日颁布的一项知名法令。它在农民和政权之间的战争达到顶峰时，起著决定性作用。该法令规定，只要犯下“任何盗窃或损坏社会主义财产的行为”，就对其进行处决或判处关集中营10年。它在民众中逐渐被称为“穗法”，因为根据该法被判死刑的人通常不过是从集体农场的田里拿了几穗玉米或黑麦。从1932年8月到1933年12月，超过12万5,000人依据这项恶法被判刑，5,400人被判死刑。
尽管采取了这些严苛的措施，但征收的粮食量却依然不够。1932年10月中旬，政府在该国粮食主产区的征收计划仅实现了目标的15%~20%。10月22日，政治局派出两个特别委员会到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试图加快征收过程。其中一个委员会由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领导，另一个则由拉扎尔‧卡冈诺维奇领导。11月2日，卡冈诺维奇的委员会抵达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该委员会中包括根里克．雅戈达。他们立即召集北高加索地区所有地区党委书记开会。书记们通过了以下决议：“在征粮计划遭遇特别可耻的失败后，所有地方党组织都有义务瓦解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网路，并粉碎这次破坏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的乡村共产党人和集体农场场长的抵抗。”对于某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地区（根据官方说法），采取了以下措施：立即从商店里搬走所有商品、全面禁止贸易、即时偿还所有贷款、突然课征特别税，以及在格别乌帮助下，迅速逮捕所有“破坏分子”、“外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被怀疑进行破坏的地区，人口遭到大规模放逐。
1932年11月，打击破坏行动的头一个月，北高加索地区有5,000名乡村共产党人和15,000名集体农场工人被捕。这些共产党人被认为对破坏征收运动“洋洋自得，犯了罪”。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该地区具有高度的战略性。12月，对全村的大规模放逐开始了，包括对1920年就已遭遇类似措施的大型哥萨克村庄（stanitsy）。被放逐的特殊工作移民的数量又开始迅速攀升。来自古拉格的记录提到，1932年有71,236名被放逐者抵达；次年，新“特殊移民”的数量飙升至26万8,091人。
在乌克兰，莫洛托夫的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凡未按照要求达到征收目标的地区，该委员会就将其列入黑名单，后果正如上述那样：清洗当地党组织，进行大规模逮捕，不仅仅逮捕集体农场的工人，还逮捕被怀疑“将产量最小化”的管理人员。不久，相同的措施也应用于其它粮食产区。
国家采用的这些压制措施是否本可以赢得对农民的战争？根据意大利驻新罗西斯克领事的一份清晰报告，绝对不是。报告说：
“苏联国家实力强大，武装到了牙齿，但它打不了这种仗。没有任何敌人可用草原上的战斗队形来打。敌人无处不在，必须于小型作战中在无数条战线上予以打击：这儿有一片田地需锄草，那儿有几英担（hundredweight）玉米被藏起来；这儿有一辆拖拉机被损坏，那儿又有一起破坏活动；三分之一已误入歧途……一个仓库被突袭了，那些书被煮了，集体农场的负责人因无能或不诚实，从不说出收成的真实情况……诸如此类，无穷无尽，在这个巨大的国家无处不在……敌人在每座房屋里、在一个又一个村庄里。要打他们，简直就像用筛子盛水一样。”
只有一种解决方案有可能击败敌人，即必须以饥饿迫使其屈服。
1932年夏，一些报告送达莫斯科。这是最早谈及“紧急粮食状况”对1932~1933年冬造成之风险的报告。8月，莫洛托夫向政治局报告称，即使“在收成特别好的地区”，也存在“真正的饥荒风险”。但他的意图仍然是，不管代价多大，都要执行预定的征收计划。同月，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彼得．伊萨耶夫（Pyotr Isaev）向斯大林通报了该共和国的饥荒规模。在那里，集体化和强制移民计划已经完全破坏了传统游牧经济的稳定。甚至是强硬派的斯大林主义者，如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斯．科西奥尔（Stanislas Kossior）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哈塔埃维奇（Mikhail Khataevich），也要求斯大林降低征粮计划的指标。“惟其如此，今后产量才能根据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需要而增加”，1932年11月哈塔埃维奇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我们必须考虑集体农场农民的最低需求，否则将没有人剩下去播种明年收割的作物。”
“你的立场完全错误，根本不是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回复说，“我们布尔什维克经不起把国家需要排在第二位，更不用说按照优先级贬低它了。党已有决议对它作出精心界定。”几天后，政治局给地方当局发了一封信，下令对所有未达到所要求之目标的集体农场进行新的突袭；这次它们所有的粮食都要被清空，包括为播种下一年收割的作物而留下的储备粮。
这些富庶农业区的数百万农民，因受到威胁，有时甚至是酷刑折磨，被迫将其微薄的储备粮全数交出，且没有购买任何食物的手段甚至可能性，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前往城市。然而，为了遏制农村人口外流、“肃清社会寄生现象”和打击“富农对城镇的渗透”，政府于12月27日对所有公民实行新的身份证和强制登记制。面对农民的迁徙求生，1933年1月22日，政府实际上对数百万饥民下达了死亡判决。一份由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署的命令，指示地方当局尤其是格别乌，要“以一切必要的手段”，禁止“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农民大规模前往城镇。这些反革命分子一旦被逮捕，就将被押回其原居住地”。这份通知对形势作了如下解释：“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都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迁徙是由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反革命分子和波兰特工所组织的，作为一种特别针对集体化进程乃至整个苏维埃政府的宣传政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