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1月24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二部分 革命、内战和恐怖（29）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
共和派战败后，由陶里亚蒂掌管的一个委员会于1939年3月在巴黎成立，以便选出配得上移民到“无产阶级祖国”的西班牙人。“农夫”记述了他动身前往苏联的情况。1939年5月14日，他与其他350人一起，乘坐“西伯利亚”号自勒阿弗尔启程航行。这些人中包括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员、共产党议员、第5团指挥官和约30名纵队首领。当陶里亚蒂的委员会在NKVD的翼护下成立时，“农夫”正好在场。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控3,961名西班牙难民。他们立即被分成18个小组，并被送往不同的城镇。在被流放期间，大多数领导人都对其同胞进行暗中监视和告发，如西班牙共产党哈恩（Jaén）市委前书记和乔治‧科尔蒂纳（Jorge Cortina）。前者使哈尔科夫的西班牙人群体半数人被捕；后者让很多伤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由于被指控为托派分子，“农夫”被开除出伏龙芝军事学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1942年3月到莫斯科地铁系统工作。后来，他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然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1948年，他设法逃到了伊朗。
1942年3月19日，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第比利斯（Tbilisi）一栋建筑的4楼，从自家窗户坠楼后死亡。当时，其家人均不在场。“农夫”和他的同胞认为，这起死亡事件实际上是一起暗杀。就在死前，迪亚斯还一直在写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而且似乎对他所看到的相当失望。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当局，抗议第比利斯流放区的儿童被关押在恶劣条件下。
在内战期间，数千名5至12岁的西班牙儿童被送到苏联。在共和派战败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急遽变化。1939年，他们的老师被指控为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据“农夫”说，其中60%的人被逮捕并被囚禁在卢比扬卡；其余的则被送往工厂工作。一名年轻女子在遭受二十多个月的酷刑折磨后被处决。孩子们的命运特别严酷，因为所有的流放区均由苏联官员掌管。在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一名在第5团学过整人手段的将军）和恩里克‧利斯特的强势权威下，卡卢加（Kaluga）流放区特别严苛。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1941年，那里的儿童约50%都患上了肺结核，750名儿童（占比15%）在1941年大批离开（exodus）前死亡。青少年们最终到达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中部地区，特别是浩罕（Kokand）。在那里，他们组成犯罪团伙，而妇女则陷入卖淫境地。其中许多人自杀。据埃尔南德斯说，5,000名儿童中就有2,000人死亡。1947年，他们抵达苏联10周年之际，莫斯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剧院举行了一场仪式，有2,000名西班牙年轻人参加。1956年9月，他们中534人返回西班牙。总共只有1,500人被允许回国。
其他西班牙人逐渐了解了在苏联的生与死。这些人中，有自愿前往苏联接受培训的、非共产党人士的水手和飞行员。“农夫”讲述了一群218人的飞行员的故事。他们于1938年抵达基洛夫堡（Kirovabad）进行训练，本应为期6至7个月。1939年底，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NKVD特工马丁内斯‧卡尔顿（Martínez Cartón）上校给了这些飞行员一个选择：要么留在苏联，要么离开该国。选择离开的人被派到工厂工作。1939年9月1日，他们全数被捕，并被提起指控。一些人遭受酷刑，其他人则在卢比扬卡遇害；大多数人被判10到15年的集中营监禁。在去伯朝拉列弗（Pechoralev）的那群人中，一个幸存者也没有。在原来218人的团队中，只有6名幸存者。
1947年，一些难民成功地离开了苏联。留下来的人被迫签署一份文件，说他们不会再试图离开。1948年4月，何塞‧伊斯特（JoséEster）（毛特豪森集中营第64553号被政治放逐者）和何塞‧多梅内克（JoséDomenech）（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第40202号被政治放逐者），代表西班牙被放逐者和被政治拘禁者联合会（Spanish Federation of Deportees and Political Internees）在巴黎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西北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99号营地的被放逐者，披露他们所收集到的详情。伊斯特和多梅内克提供了59名被放逐者的名字，其中包括24名飞行员和33名水手。在1948年3月1日的一个单面印张（broadside）中，这两名曾经的被放逐者对他们的行动解释如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必须尽到的责任；对于凡在党卫军或盖世太保那样的政权下了解了饥荒、寒冷和荒凉的人来说，这势在必行；如果‘自由’、‘人权’这些词真的对其有意义，他就应该站出来，出于声援，要求给这些面临着某种死亡威胁的人以自由。这是他的一项公民责任。”
二战后，共产党人及其特工部门继续肃清他们的对手。来自莱里达（Lérida）的前POUM领导人琼‧法雷‧加索（Joan FarréGasso）在战争期间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他被维希政权逮捕，并囚禁在穆瓦萨克（Moissac）。不过，战争结束时他又被释放。当时，他试图在法属加泰罗尼亚（译者注：又称加泰罗尼亚北部）一个小村庄与他的妻子团聚。在去蒙托邦（Montauban）的路上，他被共产党的马基──西班牙游击队（guerrilleros españoles）拦下。他们将他当场处决。这起暗杀延长了西班牙内战，将其推向最险恶的境地：对成千上万最勇敢、最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肃清。西班牙的例子显示，在共产党人追求其政治目标方面，要把他们的合法企业与犯罪企业分开是不可能的。政治暴力和社会暴力在两次战争之间的西班牙属于常态，且内战使这种暴力得以大规模爆发，这一点也许不假。但苏联仍然把脱胎于战争和暴力的党国的力量搬上台面，这仍是事实。莫斯科的干预仅仅是为了推进苏联的利益，同时假装它是反法西斯斗争所必需的。
显然，斯大林及其党羽的真正目标是掌控这个共和国的命运。为此，肃清共产党人的左翼反对派——社会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POUM成员和托派，重要性不亚于军事上击败佛朗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