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3月22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43）
某些共产党领导人在个别讲话中说“本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通常只是为了遮掩中欧和东南欧共产党所遵循的真正战略。这个策略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做法相同，压迫也像已经过测试和考验的苏联模式那样随之而来。就像布尔什维克清除他们最初的盟友，如社会主义革命党那样，中、东欧共产党也清除了他们的联盟伙伴。分析人员对这些国家的“苏维埃化进程”和在莫斯科制定的战略计划进行了讨论。斯大林本人在1947年夏天下令拒绝马歇尔计划，并指使于1947年9月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即Cominform），来加强他对各国执政党的控制。
当然，各国在这些事件的轨迹中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在各地，共产党的目标都是清除他们实际或潜在的对手，并粉碎所有的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精神信仰上的竞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学说要求将敌对者彻底消灭，而达到此目的的所有手段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包括判死刑、枪决、长期徒刑，以及被迫流亡西方。最后一个选项是个不太残忍的步骤，但它在打破抵抗力量方面非常有效，其重要性在分析这些国家的历史时通常被低估了。毕竟，居住权和拥有一个家的权利是基本人权。此外，在1944至1945年间，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其它国家的公民因害怕红军而逃离了他们的国家。
在整套压迫手段中第一个被使用的工具是非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审判，其中许多人曾是抵抗战士并且在纳粹或法西斯的监狱和营地受过难。在红军的直接控制下，审判先从曾经是纳粹德国盟友的国家开始，尤其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成立于1944年、解散于1947年的同盟国间委员会（inter-Allied commissions）里面，苏联军队是一股主导力量，经常强行实施自己的观点。在匈牙利，小农党在1945年间的选举中一直是大赢家，获得57%的选票，因此成了政治争拗和大规模警察行动的目标。1947年1月，内政部在曾在西班牙国际旅中战斗过并在战争后期成为抵抗运动领袖的共产党人拉依克（Rajk Laszlo）的控制下，宣布发现了一个涉及匈牙利“社区”团体的涉嫌反对国家的阴谋，这个团体是战时秘密成立的反纳粹侵略者组织。警察逮捕了小农党的一名部长和几名副手；多纳特（Gyorgy Donath）被指控为头目，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其他人被判处长期徒刑。
1947年2月，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Bela Kovacs）以“策划反对红军的安全”为名被苏联当局逮捕。他在苏联一直被关押到1956年。受害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在匈牙利与其它地方也一样，共产党秘密警察相信每一个阴谋一定都牵扯大量的人员。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战争结束两年后，一度是匈牙利最重要的政党“被斩首和摧毁”。像科瓦奇一样，该党的其他主要代表，如委员会主席纳吉（Ferenc Nagy）、科瓦奇的前任蒂尔迪（Zoltan Tildy）、国家议会议长瓦尔噶（Béla Varga）、布达佩斯市长科瓦戈（Jozsef Kovago）──以及数十名副职人员和其他党员，要么被判监，要么被迫流亡。1947年末至1949年初，独立党和人民民主党都被解散了。共产党的对手后来就像小农党那样，一个一个被切片清除，与红军一起从莫斯科返回的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拉科西（Matyas Rakosi）后来将此命名为“萨拉米（译者注：意大利香肠）战术”并做推荐，相信每次只切几片就不会导致剧烈的消化不良。
1948年2月，匈牙利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不断持续，工业部长的副手科勒曼（Justus Kelemen）被捕。对社会民主党人（波兰除外）的迫害可能始于保加利亚，1946年6月他们的领导人帕斯图科夫（Krastiu Pastukhov）被判处5年徒刑。到1946年夏天，有15名卢尔切夫（Kosta Lulchev）领导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投入监狱。卢尔切夫本人和其他领导人在1948年被捕，并在11月被判处15年徒刑。这种形式的压迫，也严厉打击了所有反对强制让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人，如罗马尼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佩德雷斯库（Constantin Titel Petrescu）和总书记迪米特里（Anton Dimitriu），两人在1948年5月被捕。
这些囚犯中有许多是在极端严厉的政权下被拘禁在位于罗马尼亚西北边境的西盖土马尔马切伊（Sighet Marmatiel）政治监狱里的。1950年5月，警用卡车带了200多个着名的领导人物来到西盖土（Sighet），包括1945年之后曾在政府里任职的一些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挺老的了，尤其是全国农民党的领导人──73岁的马纽（Iuliu Maniu）和82岁的布勒迪亚努（Bratianu）家族的头人（该家族对现代罗马尼亚的诞生起了决定性作用）。监狱里满是政治家、将军、记者、牧师、天主教的主教等。在5年的时间里，这些囚犯中有52人死去。
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显然是纯粹的战术步骤；工人运动的多元化从来没有在共产党政权之下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在后来成为东德的苏联占领的德国地区，1945至1950年间有5,000社会民主党人被苏联和东德法院判刑，其中有400人死在监狱里。在这一时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后一次大审判于1954年在布拉格举行。
在保加利亚1946年10月27日选举之前，24名农业人民联盟党代表被杀害。党的领导人佩特科夫（Nikolai Petkov）于1947年6月5日参加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时与其他24名代表一起被捕。作为亲法国的共和党人，他曾在自己的兄弟也是农业人民联盟党的一名代表并在1924年被暗杀后，在法国流亡了7年。1940年的时候，佩特科夫已经在贡达沃达（Gonda Voda，译者注：保加利亚地名）的一个营地被拘禁了几个月，随后又被软禁在家。那时，他已经为建立一个爱国阵线做了准备，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抵抗战士。战争结束时他成为保加利亚过渡政府的副总理，但因为抗议少数共产党人在清洗期间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而辞职。在佩特科夫成为反对派的首领后，他早年与共产党的联盟就不算数了。他受到虚假的“密谋武装反政府”的指控，在当年8月5日被提审，并于8月16日被判处死刑。
在检方发表请求死刑的摘要声明后，佩特科夫有权发表最后陈述。他平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讲了以下内容：
“尊敬的法官，秉承冷静的良心、本着对保加利亚司法制度和对保加利亚社会的责任的充分的认识，以及对我准备为之放下自己生命的我所属的政治组织，我相信做以下声明是我的职责。
“我从来没有也没有意图去参与任何针对1944年9月9日成立的包括农业人民联盟党的、我也是其建造者之一的人民政府的任何非法活动。
“自1923年以来，我一直是保加利亚农业人民联盟党的成员。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和平、秩序、合法性和大众的力量。它唯一的武器是投票箱以及书面和口头的话语。保加利亚农业人民联盟党从来没有诉诸于任何秘密或阴谋组织，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变，尽管经常是这种行为的受害者。”
然后佩特科夫接着描述了标志着“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的开端”的、发生在1923年6月9日和1934年5月19日的事件，以及围绕他从政府辞职的相关事件。
“如果，我是我的控告者所说的那样，真的很贪恋权力、只在意我的职业，今天我就是保加利亚部长会议的副主席了。从我加入反对派的那一刻起、从我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停止致力于在农业人民联盟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之间达成理解，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我从未成为任何反动势力的一部分。
“尊敬的法官，迄今两年多来，准确地说是自1945年6月25日以来，我一直是保加利亚对一位政治家施加的最残忍和最无情的一项运动的受害者。我的私人或公共生活没有任何一部分得以幸免。我的肖像仅在索菲亚就被烧了有三次，其它地方有十次。在那些场合下，我曾在索菲亚的墓地入口处读到了我自己的讣告，我从未抱怨过。我也将怀着勇气面对等待我的任何其它事情，因为这已然是今日保加利亚政界令人悲伤的现实无可规避的性质。
“作为公共生活中的一名谦卑的从业者，我没有抱怨的权利，特别是当两位被公认为国家伟人的先生──迪米特里‧佩特科夫（Dimitri Petkov）和佩特科‧佩特科夫（Petko Petkov），在索非亚的街道上像叛徒一样地被暗杀。（迪米特里是佩特科夫的父亲，于1907年3月11日后背中枪两次，时任全国委员会主席。佩特科，他的兄弟是一名代表，1924年6月14日被反复击中胸部当场身亡。）
“尊敬的法官，我让自己相信在做出判决时，你们会放置政治考量，因其本来就与法庭无关，而专注于已经建立的事实。我确定，或者说至少我希望，你们将遵循自己作为法官的良知，针对我的指控，宣判我无罪释放。”
8月16日，在听到“以保加利亚人民的名义”判处他绞刑的判决后，佩特科夫大声喊道：“不！不可以以保加利亚人民的名义！我是被你们在克里姆林宫和其它地方的外国主子送上死路的。保加利亚人民被这没有正义的血腥暴政压垮了，永远不会相信你的谎言！”
佩特科夫于9月23日被处以绞刑。参与逮捕和审判佩特科夫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安全局（别称Durzhavna Sigurnost）的工作人员中就有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译者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曾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两年后他也被绞死了。
在另外两个前纳粹附属国，政治审判也被首先用来对付实力强大的农业政党领导人，这些党对粉碎与德国的联盟做出了贡献，从而也刺激了红军的进驻。 1947年10月在罗马尼亚，马纽（Iuliu Maniu）和米拉切（Ion Mihalache，译者注：同为农民党领导人）以及全国农民党的17位其他要员，依据警方的证据，在经过长时间的审判后，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个审判为大规模起诉非共产党政治家铺平了道路。马纽于1952年在监狱中去世。甚至在1946年11月18日选举之前，几位政治家，包括自由派的布勒蒂亚努（Vintila Bratianu，译者注：曾担任罗马尼亚前首相），都被指控经营恐怖组织而被军事法庭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