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3月28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44）
在对以前盟友的政治审判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为大概是最纯粹和最愤世嫉俗的例子。该国在战争结束时是胜利者一方，其在1945年后的重建迅速让人们忘记了早先斯洛伐克人曾经与德国的合作，是由于1944年8月底斯洛伐克国民起义反对纳粹占领者才被彻底结束的。1945年11月，由于与同盟国签署的协议，红军被迫撤退，同时占领了西波西米亚省的美军也被迫撤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46年5月的选举中获胜，但它在斯洛伐克是少数派，民主党在那里获得了62%的选票。自解放以来，一直与共产党分享权力的政治家梦已经表明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坚持，在国内外以及斯洛伐克参与了（对共产党的）抵抗。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已经开放的档案曝光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追随者们丧心病狂的行为。1929年12月，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指责遵循莫斯科的命令，他们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在议会的一个演讲中做出了下述回应：“我们是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自然的，我们最高的革命总部在莫斯科。而且你很清楚为什么我们去莫斯科：我们去那里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学习如何拧你们的脖子。你们都知道布尔什维克派的俄国人已成为那门艺术的大师！”
1946年5月的选举之后，这个决心“拧脖子的人”，已然完成从自学者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的轨迹，就像法国人多列士（Maurice Thorez，译者注：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那样，当上了国务主席。然后他又成为所有压迫的导演，开始是在幕后，后来就公开了。
国家安全组织（Statni bezpecnost；StB）第一个下手做政治上操纵和骚扰的目标是斯洛伐克民主党。其它非共产主义的捷克政党，其中许多是反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几乎没有反对这些手段。1947年9月，共产党控制的警察宣布了在斯洛伐克 “发现” 了反对国家的阴谋。随之而来的危机使得民主党失去了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多数席位，其三位总书记中的两位被捕。
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变大大加快了压迫的进程，为共产党垄断权力打开了大门。在2月份由于非共产党员部长们中的大多数人辞职造成的危机期间，许多人被下狱，包括民主党主席、斯洛伐克人厄修尼（Jan Ursiny），他曾在哥特瓦尔德领导的政府中担任副总理，直到被迫于1947年秋辞职；还有司法部长德第纳（Prokop Drtina）。在德国占领期间，两人都参与了抵抗运动。
斯洛伐克民主党的领导人是第一批受到公审的，时间在1948年4月和5月。25人被判刑，一人被判30年。到那时，司法和警察压制的总的目标似乎已经建立起来：要找出军队和安全部门内部的敌人，还有民主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负责人，而直到1948年2月这些人还都是盟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非常支持与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
皮卡（Heliodor Pika）和波兹德尼克（Josef Podsednik）的案例是这一阶段政治犯命运的典型。
皮卡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和民主人士，在抵抗运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倾向于与苏联合作，1941年春，在6月22日德国袭击前，被晋升为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的军事代表团的领导层。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的倾向于与莫斯科友好合作的行动和政策以及他与苏联的冲突，都一直是众所周知的。冲突是源于他试图解救在苏联营地和监狱中的一万多捷克公民，这些人被抓的罪名大多数是因为在1938至1939年间“非法越过苏联边境”，为的是试图参加正在苏联境内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他的爱国主义和对“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所为甚至在1945年之后也是毋庸置疑的，当时他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总参谋长的第一助手。
自1945年末以来，皮卡的活动一直受到与苏联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的共产党人赖辛（Bedrich Reicin）领导的一个军事情报部门的密切监视。1948年2月，皮卡将军被从军中解职；他在5月被捕，并被指控在苏联时作为一名英国特工，破坏捷克斯洛伐克战时的努力。他在1949年1月28日被一个1948年年中成立的、以政治迫害为目的的特别法庭判处死刑。1949年6月21日早上，他被绞死在比尔森（Plzen）监狱的院子里。赖辛告诉他的同事们，苏联曾要求把皮卡将军处理掉，因为他对苏联情报部门了解太多。这样的知识无疑也解释了为什么赖辛本人也在三年后被绞死了。
1948年2月，波兹德尼克是摩拉维亚（Moravia）首都布尔诺（Brno）的市长。他在1946年的民主选举中作为国家社会党的候选人（20世纪初创建的政党，与希特勒版本的“国家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赢得这一职位。他在政见上赞成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提出的民主和人道主义理念，是一位能代表在1947年12月31日时已经有6万多人的捷克社会主义者的大多数的人物。他也真诚地相信与共产党人合作。1948年2月之后，这位布尔诺市长决定移民，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以便集中精力帮助遭受迫害的前党员。他在1948年9月3日被捕，在1949年3月被国家法院判处18年徒刑，罪名是非法活动、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与反动的外国势力联络等等。另外19名同时被定罪的其他党员总共被判入狱74年。这次审判中的所有证人都是等待审判的政治犯。其它团体，包括来自摩拉维亚南部的32名活动人士，后来作为“波兹德尼克事件”的一部分，总共被判刑62年。
波兹德尼克审判是公开的。多年以后，波兹德尼克在服刑15年后于1963年获释，他指出：“几十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来到了审判现场，这是国家法院审理的第一个重大政治案件，其中包括司灵（Otto Sling，译者注：曾任布尔诺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在斯兰斯基（Slanksy，译者注：捷克斯洛伐克前共产党总书记）的审判中被判死刑]，他在宣判的时候还笑了起来。”
捷克斯洛伐克消灭民主和社会主义盟友之举在1950年5月31日至6月8日布拉格举行的对霍拉科娃女士（Milada Horakova，译者注：国家社会主义党议员）的审判中达到顶点。来自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的13位负责人以及一位托洛茨基派被判刑。包括霍拉科娃在内的4人被判死刑；另有4人被判终生监禁；5个人被判15年至28年不等（总共110年徒刑）。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由查询委员会准备的正式报告显示，另有300个政治审判与霍拉科娃的审判有关，仅社会主义党一党就有超过7千名前党员被判刑。许多较大的审判于1950年5月至7月间在几个省镇举行，来显示所谓的阴谋在全国的规模。在35起审判中一共做出639个判决，其中10个死刑、48个无期徒刑，还有共计7,850年的徒刑。
霍拉科娃的审判在几个方面成为了一个里程碑。杰出的捷克历史学家卡普兰（Karel Kaplan）说，这是该国的第一个真正的表演式审判，是由苏联“顾问”们直接准备的第一个审判，苏联特勤部门的负责人曾前来协助编排了这个恐怖。在这一个精心准备的场面中，所有参与者──从证人到法官事先都知道他们的台词，整个节目的作用是为当局做巨大的宣传政变使用。
这个审判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历史上也标志着整个欧洲压迫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位从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最早期开始就与纳粹勇敢抗争、被纳粹关押近5年的妇女，被绞死了。简而言之，霍拉科娃女士，一位从未打算以任何武装形式抵制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民主人士，是一名受害者。
这件事带出了很多问题。为什么西方不再更大声地抗议这个罪行？为什么没有人回应爱因斯坦的抗议或收集请愿签名？为什么其他在欧洲别的地区参加了抵抗纳粹战斗的人没有回应？为什么他们不试图从绞刑架下抢救他们的一个自己人？
以下一个在差不多同时、对在巴黎举行的一个共产主义者知识分子的派对游戏的叙述，部分揭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心态。
1951年底，“心理剧”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我和克莱尔在新年夜的午夜之际，从一个我家人的家庭聚会到库尔塔地（Pierre Courtade）住的地方的另一个家庭聚会。[他是共产党的记者和作家。]每个人都很开心。事实上，每个人都醉得可以。我所有的朋友说，“你就是我们等着的那个人”。他们向我解释了游戏的玩法。杜维尼奥（Jean Duvignaud）[一位艺术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说，每个时代都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学体裁或形式：希腊人有悲剧、文艺复兴时期有十四行诗、古典时代有用五幕戏和用三一律写的词等等。社会主义时代发明了自己的形式：莫斯科式作秀审判。这些参加派对的人，喝了酒都变坏了些，决定来玩审判。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被指控的人，因我最后一个来到，显而易见就成了这个人选。韦兰（Roger Vailland）[一个共产党作家]是检察官，库尔塔地是辩护律师。我不得不扮演我的位置。我的抗议相当软弱，然后决定就随他去吧。指控是相当严重的，我违犯了“守则”的十个条款，被告有破坏意识形态、与文化敌人合作、与国际间谍合谋、哲学上严重叛国等等。当我想在审查期间争辩的时候，检察官、律师、证人等等都变得很生气。我的律师在法庭上的讲话非常糟糕，他恳请要考虑情况从轻判决，但我应该被尽快解除生的负担。感谢酒精，这小丑般的场景很快就变成了噩梦一般，本该是一个模仿秀的游戏开始伤人了。当判刑被通过（我当然得了死刑），有两位女性，包括我妻子，真的开始变得非常沮丧。每个人都哭喊着，去橱柜里找帮助消化的药，往头上放冷敷。我们所有人──法官、律师和被告──忙着照顾他们并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我想我是唯一一个没喝醉的人，但我不是唯一一个感到羞耻的人。
毫无疑问，现在回想此事，我们都很生气。这里肯定有一个点，过了之后，疯狂就会消减你的责任感。但在你还没达到这一点之前，疯狂并不能减轻你的责任的重负。你“选择”疯狂来逃脱在你脖子上越勒越紧的套索，而你不敢出一点差错。
我们的癫狂是当下癫狂的一个后果。我们不仅让一种广泛的痴呆病合理化，还在内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