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4月06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45）
要理解是什么让这样的作秀审判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仔细思考“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公民社会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形成而演变。作为国家权力的对应物，它也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首先取决于一个需求系统，私有经济活动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公民社会假设一个人有很多需求，而这又取决于这些个人的价值观、他们的良心、行为和他们的自由感。这些个人既是自私的又是对公共事务和社区感兴趣的公民。捷克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索霍尔（Lubomir Sochor）对公民社会的定义是，“一个超越家庭之上、非国家机构的集合，把社会成员组织成互相协调的团体，来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特定的兴趣。当然，前提是这些机构和组织是自主的，不仅仅是变换了形式的国家机器的分支或简单的作为国家力量的‘传输带’。”公民社会的组织中包括着社会对国家控制的形式，诸如公司和协会、教堂、工会、市政当局和地方政府机构、区域自治政府团体、政党以及一般的民意。
共产主义压迫的中心目的始终是建立绝对权力、消灭政治竞争对手及任何在社会上拥有任何真正权力的人，其不变的战略是要系统地打击公民社会所有的社会组织。因为其目的是达成对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必要的打击目标是所有其它有着政治或精神力量的势力，因此才有系统地针对工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牧师、记者、作家等。
在选择受害者时也采用一套国际标准。完全附庸于苏联的各政府有法令称公民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的许多丰富的联系必须被切断。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人、托洛茨基派、新教徒和其他人都被针对，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的活动，还因为他们与外界有着强大的、有用和相当悠久的联系的特性本身。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利益和目的要求所有这些联系被斩断。
在新的“人民民主国家”中，整体上讲公民社会是相当弱的。在战前，它的发展由于受威权或半威权主义政权还有相当落后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的影响而停顿。战争、法西斯主义和占领军的不同政策都是导致其相对赢弱的因素。当解放终于来临时，苏联的行为和接踵而来的血腥清洗更是障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苏联对东德占领区的干预很可以解释为何那里的司法和警察的压迫相对缓和，以及为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成立）直到1949年期间没有作秀审判。在其它地方，压迫和作秀式审判无例外地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但在东德那时没有必要求助于这些手段，因为新政府的目的由于先前采取的政策已经得以实现。根据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进行的研究显示，苏联占领军于1945年至1950年间在他们的地盘上拘禁了12.2万人，其中4.3万人在拘押期间死亡，736人被处决。根据SED（社会主义统一党）自己的估算，他们针对4万～6万人采取了镇压措施。
由于1948年2月以后暴力镇压公民社会，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外。在中欧和东南欧所有国家中，它是唯一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议会民主历史的国家，尽管罗马尼亚也有一点有限的此类实验。捷克斯洛伐克当时也是世界十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在解放的那一刻，它有着中部和东南欧洲最有组织和发达的公民社会，而且很快就努力在1945年重新组织起来。到1946年，超过250万公民──近一半的成年人口，属于捷克在波西米亚、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Bohemia, Silesia, and Moravia）的四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200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工会成员。数十万的人属于各种组织和协会。仅其中一个组织──索科尔（Sokol，猎鹰）俱乐部，一个有政治主张的体育协会，在1948年就共计有超过70万名成员。该协会自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是肯定民族主义很重要的因素。第一批索科尔成员于1948年夏天在年度体育集会节日（slet）上被捕。针对其成员的首次政治审判在9月开始。两年后，随着数千名俱乐部领导人被捕，该组织几乎被彻底摧毁。村庄里的各个部分被直接并入了国家机器。和公民社会的许多其它组织，如童子军和各种天主教、新教组织一样，索科尔因迫害和镇压、清洗、财产被占有或征用以及物品被没收而沦为一无所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1948年2月创建的“行动委员会”的掩护下，由秘密警察出色地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