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德昌后

今天的中国人对儿孙很重视，有钱有势的都想尽办法为后世儿孙攒钱留房，甚至利用权力安排儿孙事，自认为自己尽到力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古代的人不这样看问题，古人明白后世儿孙想得好，祖上积德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后汉书.列传第三十五》记载：东汉永平十三年，楚王刘英，图谋造反。事发后，皇帝命令当地官府迅速审问，抓捕了很多人。第二年，袁安因有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被三府举荐，担任楚郡的太守。此时，牵连进楚王谋逆事件的人，已经多达数千。汉明帝异常愤怒，官吏为快速结案，又严刑逼迫嫌疑犯们认罪，因此而被冤判死刑的人极多。

袁安一到楚郡，不入官府，而是先到狱中，察看案卷。他清理出没有确凿证据的疑点，条条列出，准备上报。这时，掌管案卷的府丞、掾吏，都叩头相争，认为袁安这样做，有庇护、党附疑犯的嫌疑，依法也会将袁安判处死刑的，并且也会怪罪于所有掌管案卷的府丞、掾吏多人。

袁安说：“这样做，引起的不良后果，我身为太守，自然会承担，绝对与你们没有关系。”于是，他将审察结果，一 一上奏，皇上由此感悟，批准洗清冤情。因此而获得释放者，有四百多家。一年多后，袁安又被任命为河南尹。

活人性命是积大阴德的事。袁安秉公执法，解救了四百多家共四千余人，其积德行为带来了子孙世代兴隆。其子袁京、袁敞，都官至司空；袁京之子袁汤，官居太尉；袁汤之子袁逢，位居司空，袁隗位列太傅(上公)。其后，袁氏家族，更加兴旺，遍布各地。

北宋初年，朝廷中有位名臣叫王佑，字景叔，是大名莘县人。他文武忠孝，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兵部侍郎等职，封晋国公。

王佑掌管诰命时，学士卢多逊因为排挤赵普，所以多次拉拢王佑依附自己，总是想方设法去暗害赵普。王佑并没有屈从于他，反而多次劝说卢多逊，希望他不要去暗害人。

当时符彦卿镇守大名，治理的很不好。宋太祖打算让王佑去代替他，便派他先去观察一下符彦卿的动静，并许诺事成后会给他加官进爵封为宰相，对王佑说：“大名是你的故乡，你这次可是衣锦还乡了。”

王佑到了大名后，经过调查，发现符彦卿并无什么过错，只是他的两个仆人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王佑于是只将两个仆人治罪流放，并没有牵连无辜，然后回京把详情上奏了皇帝，并且以自己全家百余口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无罪，又劝谏道：“五代的国君，大多因为猜忌而乱杀无辜，所以他们享有国家的时间不长，希望陛下能够以此为戒。”

符彦卿免于被治罪。但宋太祖认为王佑太耿直，一气之下将他贬为华州司马。

王祐要到被贬的地方去就任时，亲友都来送行，大家都替他惋惜，说他本来可以做成宰相的。王祐笑着说：“虽然我作不成宰相，但我的儿子必然会作。”他曾经亲手在庭院中栽植了三棵槐树，说道：“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我以此作为标示。”

后来，王佑的儿子王旦果然成为宋朝名相，封魏国公，谥文正。另一个儿子王懿中进士，任袁州知州；王旭任应天府知府；孙子王素官至工部尚书，谥懿敏；王质任天章阁待制。子子孙孙都非常贤德。人称“三槐王氏”。

“积德昌后”符合善恶有报的天理，对今天的中国人同样适用。中共破坏了传统文化后，通过系统的灌输党文化，导致今天的中国人不相信这句古训，在欲望的带动下，把古人视为身外之物的东西看的最重，而古人最重视的修心向善当作封建迷信破除掉，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活人性命，不屈从淫威冤枉他人，都是积大德的行为，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把“听党话，跟党走”当作行为指南，中共说法轮功不好，很多中国人就会不加思考的认为法轮功可能是那样的；江泽民下达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密令，参与的人没有想到这是杀人行为，是造大业的行为，却是盲目的执行；中共枉用刑法三百条对待法轮功学员，公、检、法、司人员善恶不分的利用三百条绑架、起诉、枉判法轮功学员，所作所为整个与古人相反。古人顺应天理在积德，今人在党文化带动下逆天意而行在造业，按照善恶有报的理，不仅自己有报应，还会殃及儿孙。

中共真的在毁灭人类，这不是妄言耸听。它摧毁传统文化就是这个目的，它迫害法轮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人只有明白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身在中共的官场，可以“枪口抬高一厘米”；还可以提供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真诚悔罪；有余力的，把法轮功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加入到救人的行列，不仅对自己有益，对后世儿孙都有好处，这才是真正让自己与儿孙得福报的大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