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5月31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49）
捷克斯洛伐克带来了完美的官僚主义。一些分析人士相信，奥匈帝国官僚机构的深厚给这里的行为留下了印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自己提供了足够的立法来使其行动合法化，包括1948年10月25日的第247号法律，批准了设立关押18岁～60岁犯人的强迫劳动营（tdbory nucene prace，即TNP）。他们的目的是教育囚犯，期限从三个月到两年不等，可以随意缩短或延长。该法律针对的是违法者和怕工作的人，还有那些“生活方式需要改进的人”。1950年7月12日的第88号行政处罚法授权把任何没有尊重“对农业和林业的保护”或表现出“对共和国人民民主秩序或其构成有敌对态度”的人，送往TNP。正如国民议会所指出的，这些措施对“有效镇压所有的阶级敌人”是有必要的。
根据这些法律，一个三人委员会即可决定去营地的判决，委员会先是由国家区域委员会成立，1950年后由国家地区委员会成立，或者也可以由当地安全部门负责人为首的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特别惩戒委员会成立。在所有省份，大多数被判去TNP的都是普通人，而且，自1989年以来开展的研究已经证实，其中的大多数是工人。
1950年，共产党官僚机构想出了另一种压迫的手段，利用军队：技术支援营（pomocny technicky prapor，或PTP）。被征召入这个营队的人往往比那些服兵役的人年龄大得多，他们被强制在矿井中从事强度极大的工作，生活条件则类似于劳改营。
罗马尼亚也很有创意。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Securitate）在审讯过程中使用了所有经典的酷刑手段：殴打、打脚底、将人倒挂等等。但是皮特什蒂（Pitesti）──离开布加勒斯特大约110公里的地方──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监狱里的残酷远远超过了通常的方法。哲学家耶伦卡（Virgil Ierunca）回忆说：“可以想像的、最卑鄙的折磨是在皮特什蒂。囚犯的整个身体都被香烟烧灼：他们的臀部会开始腐烂，皮肤会像麻风病人一样的剥脱。其他人被迫吞下一勺勺的粪便，当他们把那扔回来，他们被迫吃自己的呕吐物。”
这些策略是“再教育”项目的一部分。罗马尼亚可能是欧洲第一个引入亚洲共产党人使用的洗脑方法的国家。确实，这些招数很可能在亚洲被广泛使用之前就已经很完善地存在于那里。用这招数的邪恶目的是促动囚犯之间互相折磨。这个想法在皮特什蒂的监狱中产生了。该实验于1949年12月初开始，并持续了大约三年。这一结果源自于罗马尼亚共产党秘密警察的首领之一尼科尔斯基（Romanru Nikolski）和图尔卡努（Eugen Turcanu）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图尔卡努其人在1948年因其在1940至1941年组织学生参加法西斯“铁卫队”而被捕。到监狱后，图尔卡努成为了一个名为“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囚犯组织（即OPCB）”的运动的负责人。这组织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共产主义教条的文本加上精神和肉体折磨，来对政治犯进行再教育。再教育者的最核心成员包括15名精心挑选的囚犯，他们首先必须与其他囚犯接触并赢得他们的信任。
据耶伦卡介绍，再教育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被称为“外部揭露”。囚犯必须在被指控的时候承认他一直隐藏的什么来证明他的忠诚，特别是要承认他与外面朋友的联系。第二阶段是“内部揭露”，囚犯被强制声讨在监狱里帮助过他的人。第三阶段是“公开的道德揭露”，被告被命令去诅咒所有他所珍视的，包括朋友和家人、妻子或女朋友，如果是教徒还要诅咒上帝。在第四阶段，想加入OPCB的人还得“再教育”他们自己最好的朋友，用自己的双手折磨他，从而把自己也变成刽子手。“酷刑是成功的关键。它无情地打出了所有忏悔中的一个个句子。你不可能躲避折磨。如果你承认了最糟糕的恐怖的事，你也许可以让它缩短。有些学生被折磨了两个月；另一些更合作的，一个星期就了结了。”
图尔卡努设计了特别毒辣的措施来强迫神学生们放弃他们的信仰。有些人的头一再被浸入一桶尿和粪之中，这是看守们在模仿洗礼仪式。一名被以这种方式系统性折磨过的受害者产生了一个自动反应，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每天早上，他会自动把头浸入这个桶，让他的再教育者非常高兴。
图尔卡努还迫使神学生们参加他自己策划的黑色弥撒，特别是在圣周和耶稣受难日期间。一些再教育者扮演了唱诗班的角色；其他人扮成牧师。图尔卡努的礼拜仪式非常色情，他以恶魔般的方式改写了原词。圣母玛利亚被称为“伟大的妓女”，耶稣成了“那个在十字架上死了的屄”。一位正在接受再教育的神学生扮演牧师，那人要脱掉全部衣服，然后裹着沾染有粪便的长袍。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喷着滴滴涕粉末的、由面包和肥皂制成的阳具。1950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正在接受再教育的学生被迫从这个牧师面前走过，亲吻这个阳具并说：“他复活了。”
1952年，罗马尼亚当局试图扩大皮特什蒂（Pitesti）的实验，特别是在多瑙河—黑海运河一线的工作营地。当西方的广播电台得到了这个计划的口风，共产党领导人决定结束这个“再教育”项目。在1954年的审判中，图尔卡努和六个同谋被判处死刑，但各级警察中没有其他人被追究过责任。
保加利亚的洛维奇（Lovech）营地为中欧和东南欧给镇压的历史添加的新元素提供了最后第三个例子。这个营地成立于1959年，斯大林死了六年、赫鲁晓夫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发表谴责斯大林式营地的演讲三年以后。这是许多政治犯营地，即使在苏联，也都被关闭了的时代。洛维奇营地不是特别大──大约能关1,000名囚犯──但是刽子手在那里进行的杀戮却实在是残忍。人被以能想像的最原始的方式折磨致死：被活活打死。
洛维奇营地的启用是在政府关闭贝勒尼的营地后──那也是保加利亚人难以忘怀的地方，在那里囚犯的死尸给喂了猪。官方表示建立该营地旨在应对重复犯罪者和顽固的罪犯。但根据目击者在1990年提出的报告中所说，大多数囚犯实际上是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被送到那里的：“你穿牛仔裤，你有长头发，你听美国音乐，你说一个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国家的语言，你一直在和游客说话……你就去营地吧！”因此，大多数在这个营地的人都很年轻。
在一本记录受害者、他们的家人和迫害机器的前成员陈述的书的序言中，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译者注：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总结了在洛维奇的生活：
在上午点名时，警察头子（即营地里的安全部门负责人）会选择他的受害者。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将它推到这些人的脸上，说：“这里，最后看一眼你的脸！”然后，受害者会被给一个麻袋，那天晚上他们要带回营地：他们必须自己带着，就像基督带着自己的十字架到被钉死之地一样。他们去往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采石场。在那里，他们被打死并用一些电线绑好装在麻袋里。那天晚上，他们的狱友们必须把尸首用手推车运回营地，然后堆放在厕所后面，直到存够20个，就会有一辆卡车来运走。那些没有完成每日配额的人在晚上点名的时候被叫出来；警察头子会用他的警棍在沙子上划一个圈，被指定的人会被推进去反复被殴打。
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个营地迄今仍不确定。当局在1962年关闭了这个营地。虽然营地里的迫害在1961年开始有所改善，尽管实际死亡人数只有几百，洛维奇这个名字永远都会是前共产主义国家野蛮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种大规模恐怖不能被解释为“那个时代自然的事”，或者说是始于1947年、在1950～1953年韩战时达到高峰的冷战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内部反共产党的力量，尽管他们占了绝大多数，却几乎没有表现出对暴力或武装斗争的兴趣（波兰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有武装团体）。他们的反抗往往是自发的、无组织的，而且非常民主。一些没有很快离境的政治家相信迫害会是短暂的。武装抵抗很罕见的，当它确实发生时，通常是与秘密警察解决怨恨，或将黑社会杀人事件视为政治谋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抗的结果。
因此，压迫中的暴力没法用社会中的暴力或反对的规模来解释。“阶级斗争”是经过高度精心策划的，反对派网络有时是由秘密警察的“挑衅的代理人”（agents provocateurs）故意建立起来的。偶尔，那些代理人随后也被秘密警察弄死了。
人们仍然试图通过参考“当下的精神”或“时代的背景”来解释共产主义的历史。但是这样的尝试是一个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和修正主义的一部分，与现已揭露出来的事实不符。学者们和其他人应该密切关注镇压的社会层面，并更多地关注对普通人民的迫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