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集下）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将邪恶合法化和常态化
 

目錄

1.法律與信仰

2.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3.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個人責任

4）限制執法，為犯罪份子大開綠燈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4.回歸法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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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與信仰

法律是維繫公平正義的剛性力量，懲惡揚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義「善」與「惡」。在信神者看來，善惡的標準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經典很自然地成為法律的來源和根據。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頂部描繪了巴比倫太陽神沙瑪甚（同時也是正義之神）將法律授予漢謨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選擇了漢謨拉比，並賦予他依此法律統治臣民的權力。

《舊約全書》中的「摩西十誡」，對希伯來人既是神的誡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襲了這種傳統。從公元4世紀的羅馬皇帝們，到公元6世紀至8世紀的查士丁尼及其後繼者，再到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編撰法律的依據也都是「摩西十誡」和基督教的教義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體規定必須符合神規定的善惡和宗教教義精神，否則這樣的法律就不該被遵守，並應被廢除。上世紀美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思想來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羅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羅馬的神或在猶太教堂裡安置羅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寧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會遵守這樣的法律，因其直接與「十誡」中的第一和第二誡相牴觸。換句話說，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關係，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係，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違背的標準。

「摩西十誡」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四條論述的是人與神的關係，即人當如何愛神和敬神，而後面的六條論述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即耶穌所說的要「愛人如己」。其中人能夠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義原則永恆不變，因此人間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夠穩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才不會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國亦如此。歷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須秉承天意，遵循天地運行法則，也就是黃帝、老子說的「道」。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中國古人語義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物的神。）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認為，法律的作用取決於它對普遍社會道德和信仰準則的遵從。他認為，法律與宗教雖然是兩個領域，但任何一方的繁榮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會裏，法律都需要藉助人關於神聖事物的觀念，以使人具有為正義觀念而獻身的激情。[3]

簡而言之，法律必須具有權威性，其權威性從「公平正義」而來，而「公平正義」從神而來，因此法律不僅是正義的，也是神聖的。現代社會的法律仍保留著很多類似宗教的儀式，也是藉由神聖性強化法律的權威。

2.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共產黨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絕不會以正神的教誨作為其制定法律的依據。共產黨也要割斷與過去先民文化的關係，因此反對傳統的道德價值。這就使得共產黨的法律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可能。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傳統社會中，基督教講「愛人如己」，儒家講「仁者愛人」，這裡的愛不是狹隘的男女之愛或家人朋友之間的愛，還包含著慈悲、憐憫、公義和自我犧牲等等。以此為出發點制定的法律不僅是神聖的，也體現著對世人的關愛精神。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可以囊括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所有爭議和相應的判決，因此法律就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條文規則，還加入了所有參與者的主觀因素，這要求法官必須從法的精神出發，做出體現善的原則的判決。

耶穌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痛斥那些偽善的法利賽人，因為這些人儘管對摩西律法的字面規則嚴格遵守，卻對律法中所要求的公義、憐憫、信實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穌則不拘泥於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醫、與非猶太人同席，是因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這種善的精神。

共產主義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它不僅仇視神，也仇視神給人創造的文化、規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傳統。馬克思並不諱言，他要將世界摧毀成一片廢墟，並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樣闊步前行在這片廢墟上」。[4]

沙俄時期瘋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冊子《革命教義問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5]

涅恰耶夫明確表達出革命者對這個世界的仇視，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他使用「教義問答」這樣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個仇視世界的邪教。他宣稱「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作革命者」。列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沒有法律限制地動用國家權力任意屠殺、使用酷刑、連坐，實際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極為暴烈殘忍。這是共產主義原教旨國家走過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爾甚維克執政後的第一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達數十萬之多。第二個月就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擁有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從1918年到1922年，契卡殺人不少於200萬。[7]

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和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甚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飢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萬人」，以公開資料推算，死於蘇共鎮壓和迫害的大約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

1987年蘇聯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理那些蘇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員會中的一員。在調閱了幾十萬的卷宗之後，雅科夫列夫寫道：「長期以來我總擺脫不掉一種感覺，似乎暴行的組織者是一批神經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這樣的解釋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把雅科夫列夫的語言翻譯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說，那些暴行不是出於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精心策劃的﹔不是出於對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狂熱嚮往，而是出自於對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動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因為邪惡。

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恐怖主義為蘇聯之後建立的共產黨國家所沿襲，中國、柬埔寨、朝鮮為其中的典型。

在《九評共產黨》第七章《評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列舉的暴行更加觸目驚心，僅僅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約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如果說，為完成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對內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時可以肆意踐踏法律的話，那麼共產黨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為名與自由社會交往時，則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開放」後通過的，表面上是為了達成「程式正義」，實際上卻並不認真執行。

馬克思毫不諱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共產黨法律並不來自於神，也不是出自於對人的愛，更不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在它之上沒有神的誡命和人倫綱常，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即共產黨的利益。而利益的隨時變動，必然也帶來法律的隨時變動。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後，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裡，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並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凌駕於「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中共為掩蓋其滔天血債，需要不斷製造敵人以達到殘酷鎮壓、威嚇百姓的目的。鎮壓對象的變化，從地主、資本家到「六四」學生，再到法輪功修煉者或維權律師，法律也必須一再改變。六十多年間，中共光憲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頒布後，又經過四次修改。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飾和美化，甚至於有時候連這種修飾和美化都懶得做了。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共產黨為了展現「法治」、「與國際接軌」，在法律條文上還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絕不會被認真執行，譬如其《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

既然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麼隨時制定法律來鎮壓和對付敵人，在共產黨的法律體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

這種體系決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戰了「統治階級意志」（即共產黨的利益），就立即成為「依法」鎮壓的對象，哪怕你是失業工人、轉業軍人、失地農民、維權律師，或者是哪個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師看來，字面上的法律條文從來不如現實來得強有力。因為當你援引法律條文、追求條文所規定的正義時，共產黨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跟你談的則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們雖不懂文縐縐的學術語言，卻會用赤裸裸的大白話告訴你，「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所以就要聽黨的話。這些人儘管是無意識的，但他們所說的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們在審理法輪功案件時流行的口頭禪就包括「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麼，我跟你講政治。」「黨不讓辯護的。」「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法院歸共產黨領導，要聽黨的。」「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式。」「你別跟我講良心。」[8]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在《論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於共產黨的法律變來變去，有的部分可以執行，而有的部分絕不執行，因此這樣的法律也毫無神聖性可言。更何況共產黨這種基於「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過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來數不清的冤案，也成為所有繼承「共產黨」名號的統治者揹負不動的血債──8,000萬到1億冤魂。

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最基本的常識出發，如果共產黨要厲行法治，首先就面臨著共產黨本身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共產黨更不敢認真地執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如果說，法律在共產國家是魔鬼可以隨意玩弄、作為其用來維護統治、固化意識形態與打壓百姓的工具，那麼在自由國家，魔鬼的圖謀則是顛覆法律的傳統信仰與道德基礎，變異善惡標準，爭奪法律制定權與執行權，並確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準則與實踐。本篇重點討論作為法治國家領頭羊的美國在法律領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蝕。法律與政治、宗教、教育等領域密切相關。在共產邪靈滲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個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無法倖免於被邪靈全方位滲透變異。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基於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聖的，但隨著共產黨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廣進化論、無神論，法律被切斷了與神的聯繫，淪落為一種工具，一種人與人之間報冤復仇、解決糾紛、討價還價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為信仰來源被切斷，法律的精神開始偏移，從維護公平正義，偏向為以人的觀念和慾望為依歸，這讓背後的共產邪靈可以利用代理人在變異觀念思維下通過它所要的法律，實現其毀人、毀社會的目的。

以美國為例，受共產主義深度影響的「社會公正」、「自由主義」等思潮在改變著社會道德觀念，也衝擊著法律的道德基礎。在實際運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謂「自由」、「進步」、「寬容」的口號，偷換概念，排斥與摧毀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礎，從而影響何種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釋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傳統信仰認為婚姻是神明確規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結合，同性「婚姻」違背神的教誨，是不道德的，這必然影響到法律對婚姻的定義與解釋。如果堅持道德源於神的誡命，那麼道德不會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變的上位法做依據，如果某種行為兩千年前依照神的誡命被視作罪惡，今天也應當如此。自由主義則排斥傳統信仰與道德判斷，將道德視為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的世俗約定，於是婚姻被視為自願結合的「契約」，對「同性婚姻」的認同被視為符合「進步」或「自由」的原則，這樣自然會導致法律的變異。

魔鬼利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讓法官把傳統道德和法律分離。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個墮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對此表露得最為直接：「我們有些人會認為墮胎違背我們的基本道德原則，然而這並不能左右我們的決定。我們的責任是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強制實行我們自己的道德原則。」[10]

大法官們在此強調的是，「自由」是法律的關注重點，而不是我們的道德原則。這實際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則分離。美國國父們定義的「自由」，其基礎是「不言而喻的」普世價值。人類的普世價值不隨文化而異，因為其來源是神（《美國憲法》中所說的「創世主」）。背離普世價值片面放大所謂「自由」，是魔鬼變異法律、引誘人墮落的手段。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法律效力的實現要經過一整套環節，包括立法部門通過法律，行政首腦簽署法律，法官通過法律進行裁決，執法部門執行法律。這中間，教育界、媒體業、法律界，甚至娛樂業等領域的不同團體與個人也都參與其中，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共產邪靈在各個領域尋找其代理人，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因此受共產邪靈影響和利用的政治團體千方百計要把思想與其一致的人送進相關部門，爭奪政治首腦、法官、檢察官、司法系統的重要職位。

比如青睞自由主義的總統會千方百計任命與其觀點相近的大法官，影響法律裁決，或使用行政權侵蝕法律。某總統任內總計對1385名囚犯減刑，同時赦免了212人，成為自杜魯門總統之後寬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總統（美國歷史上任期內赦免數量最多的也是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11]他離開白宮前，曾簽發特赦令一次縮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數獲得減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萬份美國軍事機密文件的人。此人於2013年認罪，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由於總統特赦，只被關了4年就出獄了。雖然赦免是憲法授予總統的合法工具，但驚人的特赦數量無疑是在侵蝕法律本身懲惡揚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國參議員、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提出的《約翰遜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規定包括教會在內的免稅團體在進行若幹活動時將喪失免稅地位。這導致有些基督教教會因為害怕失去免稅資格，讓牧師在講道台上刻意迴避政治話題，特別是一些有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墮胎、同性戀、安樂死、胚胎幹細胞研究等。

共產邪靈還操縱各類政治團體，試圖通過影響選舉來改變檢察執法。一個由進步主義政治金主和團體送上位的地區檢察官上任第一週就一口氣解僱了31名檢察官，呼籲要終結「大規模囚禁」，還下令其辦公室停止起訴大麻持有者。其他州市也出現類似的情形。一位檢察官聯盟主席認為，這等於號召檢察官選擇性執法。這種現象非常危險，因為它是要求民選官員忽視他們發誓要維護的法律。[13]

法官還可以動用裁決權對行政部門的法令進行封殺。比如根據美國移民法律的授權，總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法官則以「信仰歧視」為由阻撓總統旅行禁令達四個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師對法官和陪審團定案有很大影響力，律師組織的政治傾向直接影響到法律意志能否實現。美國一個主要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創始人曾經明確承認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主張公有制，終極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14]該組織在全美各地擁有數十萬會員，每年經費超過1億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過在美國法院打官司來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戀者收養兒童的權利、支持墮胎的權利，以及所謂消除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的歧視。

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大肆佔領美國政治版圖、控制教育、媒體、社會運動等領域之後，魔鬼通過學界與輿論影響法律制定和實施的能力已經空前強大。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在美國生活中，神無處不在。這個國家的箴言──「我們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僅出現在美國國歌的歌詞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紙幣上。美國的《獨立宣言》將神稱為造物主，並認定我們的人權是造物主賜予我們的。美國所有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和法官，在宣誓就職的時候都要在最後說「請神幫助我」（so help me God）。總統演講的最常見結尾是「神祐美國」（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學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將美國描述為「在神之下的國」（One nation,under God）。

這些傳統有的持續了二百多年，幾乎與美國自建國以來的歷史相始終，但在過去六十年間，卻不斷受到共產主義追隨者的挑戰。

前文提到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打掉在美國公眾場所的「（摩西）十誡」，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2001年，該組織要求強行移除位於州法院圓形大廳裡的「十誡」石板，他們找到了當時的一位民主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審理此案。此位法官寫了76頁的判詞，做出了有利於該組織的判決，其理由聽起來十分荒唐，比如他說圓形大廳莊嚴肅穆的環境、石板後的壁畫和人工瀑布所營造的神聖氣氛是他要移除「十誡」的理由，還說石板斜著放置，彷彿一本打開的《聖經》，這讓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馬州在推動、認可或贊成基督教」。[15]

事實上，這並非故事的開始，也不是結束。早在1980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已經禁止在公立學校的課堂裡出現「十誡」。該判決引發了在全美移除「十誡」的潮流。該組織甚至在猶他州宣布，如果誰發現了仍存在的「十誡」，向該組織舉報即可獲得獎勵。[16]

美國一巡迴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決，禁止公立學校的「效忠宣誓」，因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這一判決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這種較量一直在進行，從美國國歌、國家箴言、效忠誓詞、學校禱告等等，都在無神論者或左派活動人士的攻擊下。

這裡需要簡單說明的是，「神」在上述場合出現的時候是泛指的神，獨立宣言中稱為「造物主」。每種宗教都有自己對造物主的認識和定義，因此「神」這個字本身，並沒有在宣傳某個特定的宗教，也沒有違反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試圖在法律上禁止讚美神這樣的極端情況在一個具有深厚信仰的國家的出現，深刻揭示了魔鬼對法律領域滲透的嚴重程度。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美國的國父們在制定《憲法》的時候確定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其中司法權原本是權力最小的。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行政權。

在最高法院關於「效忠宣誓」的案件審理期間，民調顯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內容。而國會416票對3票、[18]參議院以99票對0票支持「效忠宣誓」，顯示出民意代表們所反映出的真實民意。[19]

作為民選的國會議員和民選的總統，任期從兩年到六年不等，之後便要重新選舉。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麼總統和議員能夠倒向左派的空間有限（譬如當主流民意反對「同性婚姻」時，無論參選官員如何想支持共產邪靈的「同性婚姻」計畫，實施起來都相當困難），如果過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選下臺的危險。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聽取民意，任期為終身制，一旦任命通過就可能工作長達30年甚至更長。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響這9個人的決定，比影響主流民意要相對容易。

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判案，而法律條文又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過法律改變社會，改變憲法就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在美國，修憲需要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這是相當嚴格的規定。

因此，進步主義者的策略不是修憲，而是通過解釋憲法，來改變憲法文字的原始內涵。他們將憲法視為一個「活著的」並不斷「進化」的文本，並通過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將左派的意見變成法律，這種做法實質是在變相顛覆憲法，也等於是在違反憲法。

神的誡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則，憲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擊下傷痕纍纍。因為大法官的判決是終審判決，連總統都要遵守，因此美國國父們提倡的民眾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權分立」有滑向司法權一家獨大的傾向。這使得美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義」，賦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權甚至行政權。

自由派大法官給美國帶來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而且難以清除。現實情況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過判例下令公立學校和公共場所、公園移除「十誡」﹔重寫刑事訴訟程序﹔加稅﹔承認墮胎權、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圖片的權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義」和自由派大法官成為被共產邪靈利用而實現其主張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上世紀60年代，是美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左派的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搖滾樂、嬉皮士、女權運動、性解放等背離傳統的運動甚囂塵上。此時，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

在沃倫做首席大法官期間，最高法院做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裁決，包括裁定公立學校禱告違法。[20]另一項裁決則是全面允許淫穢信息的出版發行。[21]

美國學者菲利斯‧施拉芙麗（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義者──如何終止法官暴政》中給出統計資料──從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項裁決，推翻下級法院禁止淫穢信息的判決。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沒有簽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兩句話。換句話說，大法官們無法論證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後，好萊塢在1966年從製片法規中去掉了對淫穢信息的限制。之後，各種淫穢作品爆炸式增長，如今已經無處不在。

這裡需要簡要說明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原本是指表達政治意見的言論自由，而非出版色情製品的「言論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當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來的時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廣泛批評的畫面，其記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畫面，並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裡。[23]

大麻是聯合國禁毒公約中嚴格管制的毒品，濫用大麻會使人產生幻覺甚至威脅生命。在美國，1996年起加州允許大麻作為處方藥劑，許多州予以跟進。到201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通過所謂「法律」，允許大麻用於「娛樂」（即「吸毒」），在這兩個州內，種植、生產、銷售大麻給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將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將於2018年7月1日實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給人的身體造成重大傷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賴。當毒癮發作時，人可以為獲得毒品放棄一切道德底線。但是，主張大麻合法化的人認為，只要大麻通過合法途徑獲得，就可以有效減少非法毒品的流通，並可以通過合法化來加強毒品的監管，抑制與毒品相關的犯罪率。

許多州通過大麻合法化，也期待著毒品能夠給政府帶來幾十億美元的收入。但我們不難想像，當人依賴毒品而無心工作的時候，社會財富的創造必將大大減少，由此引發的健康問題大大增加，又何談增加政府的收入呢？這應該是一個常識。更何況，評價一件事情的對錯不該以經濟效益，而該以神的標準來衡量。按傳統道德標準，人的身體是神聖的，西方宗教認為是「聖靈的殿」，東方認為只有人體才可修煉提升為佛、道，吸毒是敗壞、褻瀆神仿照自己形象造就的人體，乃是墮落敗壞的行為。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在美國，推動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進步主義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參議員致信美國國務院，要求調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會在其他國家推動「進步主義」，顛覆「保守主義」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進一步讓人喪失自我控制、遠離神，以及製造社會混亂並使經濟下滑，從而讓共產邪靈操控政治權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聖經‧創世紀》中講述了索多瑪（Sodom）城的毀滅。其深重的罪惡之一就是同性戀。因此Sodom這個城的名字，已經演變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戀」行為。只要對《聖經》稍有常識，都知道這是違背神的誡命的。

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個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個自由派法官加上搖擺法官）、4票反對（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當時的總統隨後將白宮的推特圖像改為象徵同性戀的六彩顏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也讓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個州都無法執行他們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羅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職員出於個人信仰原因，拒絕向同性婚姻雙方頒髮結婚證書，並拒絕服從必須頒發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獄，被處以5天監禁。[27]這一裁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憲法賦予她的信仰自由權。司法裁決被擺到了比神的誡命更高的位置上。

當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後，前阿肯色州州長、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克‧哈克比稱，這是一個「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麗列舉了9項法官對道德的侵蝕。它們是：1.重寫憲法﹔2.禁止讚美神﹔3.重新定義婚姻﹔4.侵蝕美國主權﹔5.提倡色情作品﹔6.培養女權主義﹔7.嚴重阻擾法律的執行﹔8.干涉選舉﹔9.加稅。

截至2017年，有25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已經正式認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挪威、丹麥、芬蘭、瑞典、葡萄牙、比利時、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令人觸目驚心。[29]法律可以體現道德，反過來也影響大眾道德的走向。將有違傳統道德的行為合法化，等於是政府和法律教導人違背道德、違背神的誡命。

另一方面，在所謂「政治正確」的影響下，社會大眾、民間團體，尤其信仰團體對社會亂象的批評被上升到政治與法律的層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為被合法化後，評論與批評此事很容易被指控為違反法律，比如性別歧視。這樣的法律成為變相箝制人們進行道德判斷的藉口，等於為同性戀張目，讓人無限度地放縱慾望，走向墮落。

（6）推卸個人責任

傳統的宗教都是重視個人責任的。《聖經‧以西結書》以一個父親和兒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壞，他們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不因為有父子關係而對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責。這裡談到的就是個人責任的問題，正如《聖經》中所說：「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中國人相信善惡有報，道理類此。

「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個人有選擇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權利和自由，也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一個人一旦犯了罪，就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這就是正義的原則。而自由派的法官們卻鼓勵人推卸自己該負的責任，把責任歸因於社會環境，比如以經濟、種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為說辭，讓犯罪份子逃脫法律的制裁。

4）限制執法，為犯罪份子大開綠燈

在自由主義影響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門刻意限制執法部門的正當權力，為犯罪份子大開綠燈。共產邪靈的最終目的是以此造成國家機器的癱瘓，藉以製造社會動盪，為擴大政府許可權製造藉口，或伺機發動政變或革命。

很多州通過了極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護州」法令。比如某「庇護州」禁止聯邦官員拘捕當地監獄裡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進行拘捕，並禁止地方執法機構與執行移民法的聯邦特工合作。

對犯罪份子的庇護令給公眾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槍手薩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該市保護令被三藩市監獄釋放，而聯邦移民官員則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將其驅逐出境。薩拉特當時已經在美國犯下纍纍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搶劫、槍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護，大搖大擺地出現在三藩市街頭。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時，三藩市警察局將他釋放，幾個小時後，他槍殺了一名在三藩市漁人碼頭散步的女子。

在對罪犯定罪的時候，對檢方要求極嚴，表面看是在保護嫌犯的合法權益，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讓犯罪份子鑽法律的漏洞。特別是狡猾的、有權勢、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師出面辯護的，訴訟過程需要長年纍月的時間、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將其繩之以法也非常困難。

隨著「性解放」思潮的擴散，法院引用所謂的生理學與性學研究結果，說明性侵害後果不嚴重甚至無害，以此輕判性侵害犯罪行為的案例數量相當驚人。[30]

還有很多犯罪份子被提前釋放，名義上是經費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權利，但實質上是為了「政治正確」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壞社會安定，為未來政府擴充權力埋下伏筆。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對罪大惡極之徒施以相應的懲罰，殺人償命是自古以來的通則，但有的國家、州卻以「人道」、「寬容」、「尊重生命」為名廢除死刑。

在變異的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衝擊下，一些人總是熱衷於關注罪犯的「權益」，無論他們犯下多麼凶殘的罪惡，也要為其權利吶喊﹔而面對罪行的受害者，這些人反而默不作聲。如果一個凶徒無論如何殺人放火、謀財害命而不用償命，還可以由納稅人供養終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這對死去的冤魂、對那些受盡屈辱與痛苦的當事人和家人，又何來公正可言？

美國很多學者研究指出，死刑對遏阻謀殺犯罪具有「很強的嚇阻力」。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做了「死刑嚇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證詞：90年代魯賓（Paul Rubin）等三名學者，對美國3,000個城鎮二十年間的犯罪資料研究展示，平均執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條被謀害的人命。在美國，即使反對死刑的學者也承認，死刑有遏阻謀殺的作用。[3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變異的法律對反道德行為極其寬容、放縱的同時，又對社會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極其嚴苛，如對家長管教孩子限制很嚴，弄得家長都不能管教孩子，實際上等於讓孩子從小沒有家教，放縱自己魔性的一面，以「愛護」之名毀掉很多孩子的未來。

將法律的「自由」內涵與強制性都推向極端，是魔鬼變異法律、毀掉法律神聖性與合理性的一個重要伎倆。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當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國憲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見的條文時，他們就轉而從外國的法律中找依據。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為法案，卻在憲法中找不到相應的條款，於是在勞倫斯訴得克薩斯州案（Lawrence v.Texas[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國的「權威機構」的條款，稱其為「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人類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間性行為「自由」。[32]該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廢止了其他13州的反同性間性行為的法律。

共產主義思潮以各種方式席捲全球，亞洲和歐洲社會主義化的傾向已經極為明顯，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嚴重，辛巴威、委內瑞拉等許多國家都是沒有社會主義頭銜的社會主義國家。加拿大也無法獨善其身。

隨著商業擴張和全球化的推廣，美國越來越緊密地和那些國家綁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國際慣例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產主義的因素引入美國，而那些因素又會通過判例改變美國憲法精神，這是非常危險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違反美國憲法的。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龍頭，如果連美國都不能保守傳統底線，那麼全球都將沉入共產主義的泥淖中。

4.回歸法律的精神

上述種種法律亂象的出現，說明法律已經遠遠偏離了對神的教誨的遵從、對道德信仰的遵從。那些匪夷所思的反傳統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過與執行，說明法律的傳統道德根基已經被魔鬼動搖，這個社會道德已經處於全面危機之中。反傳統的法律把惡的行為合法化和常態化，等於為邪惡大行其道打開了大門，甚至於是打開了罪惡大門而關閉了從善之門，把社會引向歧途，加速了人類道德的沉淪和毀滅。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權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也將導致政府干預的加強。

變異的法律將繼續摧毀傳統信仰，其最終結果將會把社會引向極權。法國思想家託克維爾認為，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社會，也只能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因為只有一個專制的體制才能將沒有任何信仰的人們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製法律，法律就將成為魔鬼敗壞人的強大武器，人類將無時無刻不在魔鬼的牢籠與枷鎖之中。面對此困境，人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進行反抗，拒絕執行法律﹔或者改變自己的道德觀念，順應變異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則法律形同虛設。正如法學家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34]同時社會出現抗爭、震盪與撕裂，而對法律的不同態度也將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爭鬥，帶來政治不穩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強。如果是後者，則會導致傳統道德被不斷拋棄，社會道德下滑，法律則會更加變異，甚至變成「惡法亦法」而無人察覺。

如果走到這一步，無論社會大眾如何反應，最終都將落入魔鬼的陷阱，難以逃脫。

《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曾列出了共產黨滲透美國的45個目標。我們將抽取與法律有關的條目，並一一比照現實。

第16條，用法庭的技術決定削弱美國的重要機構，稱其活動侵犯了民眾的權利。

第24條，廢除所有關於管治淫穢信息的法律，稱它們為「言論審查」，侵犯了言論和出版自由。

第29條，質疑憲法，稱其不足、過時、無法適應現代需要、阻礙了世界上國家間的合作。

第33條，廢除所有干涉共產黨機構運作的法律法規。

第38條，將一些逮捕人的許可權從警察手中移交給社會機構。把所有的行為問題視作精神錯亂並只有精神病醫生才能知道如何處理。

第39條，控制精神科職業，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強行控制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目標的人。

第45條，廢除康納利保留權（Connally Reservation，也稱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國可以決定某個案子是否適用美國國內司法管轄權），使得美國無法阻止世界法庭擁有對美國國內事務的司法管轄權。讓世界法庭管理美國國內事務。讓世界法庭管轄類似的國家和個人。

對照現實審視上述目標就會發現，這些目標幾乎已經或將要被一一實現。共產主義通過法律手段蠶食美國司法的現狀觸目驚心。

無論在原教旨共產黨國家裡基於仇恨的法律，還是不斷被漸進共產主義逐步蠶食的西方法律，都喪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傳統的道德。

如果我們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不能以神的誡命為最終善惡的標準，我們就只能在共產邪靈的侵蝕下喪失司法獨立和道德底線，並最終聽任被共產邪靈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擊善良和縱容邪惡，不知不覺中執行邪靈毀滅人類的最終圖謀。盡快擺脫邪靈的控制，刻不容緩。

 

第十一章 艺术篇：从赞美神到亵渎神

目錄

1.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2.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3.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結語

*****

1.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人類關於「美學」的探討汗牛充棟。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來自天國世界。高深的藝術，都盡力模仿並在人世間展示天國的美。有些藝術辭彙是從相關的神的名字直接演變來的。如果某一領域的藝術家能得到神的啟迪或加持，就能成為該領域中的翹楚。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秉著對神的虔誠信念，殫精竭慮地創作歌頌神的作品。他們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內的文藝復興中期的藝術家，神奇地掌握了遠遠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時代人的技法，他們的繪畫、雕塑、建築等作品，成為人類藝術的不朽經典，幾百年來為人類樹立了崇高的典範。欣賞借鑒這些作品，不僅能讓後代的藝術家學習純正的藝術技法，也讓普通人真切體會神對人的關懷和眷顧。如果人們對他們的藝術作品、手法和精神善為保存，就能夠保持和神之間的聯繫，即使在人類社會普遍下滑之時，還有希望走回傳統和得救之路。

音樂同樣如此。德國一家歌劇院有這樣的話：「巴赫給了我們上帝的言語，莫扎特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貝多芬給了我們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給了我們音樂，使我們可以不用語言祈禱。」巴赫一生以敬仰、讚美和侍奉神為最高創作原則。在巴赫的所有重要樂譜上，都可以看到SDG這三個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縮寫，意思是「榮耀歸於上帝」。

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啟示後，把天國世界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物質空間中。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繪畫與雕塑、古典音樂中最傑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創造的，並成為人類藝術的巔峰。

藝術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創造和溝通。藝術的創作都是圍繞某個「主題」進行的，這個「主題」就是作者試圖表達的某種信息，無論其藝術形式是詩歌、繪畫、雕塑、攝影、小說、戲劇、舞蹈或電影等。藝術家試圖把這種「主題」傳遞到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心裏，這一過程就是「溝通」──即讓受眾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藝術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對象則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間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藝術家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提煉出模仿對象更深刻或更本質的元素，以增強藝術家的「表現力」或者說「溝通能力」。如果一個人擁有對神的虔誠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會賜給他創作靈感，他創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純正善良的，對其本人、受眾和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當人丟棄道德，放縱自己的魔性，邪靈、撒旦和其控制的低靈爛鬼就能夠乘虛而入，藉助人去描繪醜惡骯臟的現象，甚至表現低靈、鬼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對創作者、受眾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正統藝術的價值。東西方神傳的文化藝術是連接不同的神與人類文明的通道，所傳遞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產邪靈操縱人炮製出來的各種變異藝術，則是為了讓人遠離神，並更加靠近魔鬼。

2.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偉大的藝術作品具有傳承文明、涵育道德、傳播知識、陶冶情操的作用，在東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的奧祕在於對天體所呈現的和諧之數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諧法則。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史記‧律書》和《樂書》提到音樂和五行的對應，以及樂器的製作方法，也是對天地之數的模仿。唯此才能讓音樂達到與天地的和諧──即「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樣的樂不僅可以招來仙鶴、鳳凰等神鳥，還能請來神仙。

孔子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是因為孔子崇拜周公以禮樂治國。「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亦說明純正的音樂對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威服四夷，《新唐書》記載，玄奘西行取經時，遠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屍羅逸多對玄奘說：「你們國家的國君是個聖人，作《秦王破陣樂》。」[3]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通過舞蹈和藝術展現了優雅和公民規範，舞蹈傳播的不僅僅是技巧，還有社交禮儀和行為規則。路易十四以藝術和文明薰陶歐洲，得到歐洲其他宮廷和大眾的效仿。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不僅是傑出的君王，還是一位音樂家，既作曲又演奏長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劇院，親自督導歌劇，並讓更多的社會階層來接觸歌劇。到了今天，歌劇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正統藝術傳播之廣和她的感染力。

正統藝術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則，效法神的智慧，帶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人們在從事正統藝術創作時，不但身體要按照技術要求參與其中，而且在過程中心靈的專注、靈魂與藝術所表現主題的溝通，往往讓人有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特殊體驗。比如唱頌神的歌曲時，那種肅穆莊嚴接近神的輝煌而美好的體驗，難以形諸筆墨。

對欣賞藝術的人而言，藝術作為一個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載體，背後凝結著很多人的智慧、創造和靈感，往往有著超越表面的深刻內涵，有的作品甚至傳遞著特殊的精神能量。這些都能夠在靈性和精神的層面對人起到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其他物質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影響社會道德精神方面，一個好的藝術家，可以將抽象的價值通過一個個動人的故事灌注到人們的心中。即使一個人並沒有高深的學問、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會從藝術中受到心靈的啟迪和道德的薰陶。在傳統社會裏，對是非善惡的認識，西方人有多少是從《美人魚》、《白雪公主》這樣的民間童話中獲得，中國人有多少是從四大名著、評書、戲劇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現天國世界的作品，更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偉大，心嚮神往並產生皈依的願望。

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4]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裏，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科學界對莫扎特音樂對人乃至動物的正面影響開展了多項研究。2016年，對莫扎特效應更深入的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令人驚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樂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勛伯格的現代無調性音樂對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樂非常相似，也就是說有負面影響。[5]

與無調性音樂相比，搖滾樂的負面效應更大。有人曾經統計過兩個相似城市的資料，廣播電視大量播放搖滾樂的城市，未婚先孕、輟學、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樂的城市高50%。許多搖滾樂美化自殺，[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鬱的歌詞，都可以被看作鼓勵自殺，而且年輕人聽多了搖滾之後去自殺已經是不可辯駁的事實。」[7]聽了搖滾樂按照歌詞描述的死法自殺的青少年並不少見，搖滾樂手陷入抑鬱、濫用毒品甚至自殺更是一個普遍現象。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負面例子是納粹國家電影《意志的勝利》。該宣傳片（儘管導演萊尼‧瑞芬斯塔爾辯稱她所拍攝的是記錄片）藝術手法高超。它展現的宏大場面和力量，使得觀眾對其背後傳遞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許多首創的拍攝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響了諸多後世電影。它為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起了巨大的宣傳作用，被稱為「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2003年，英國《獨立報》評論說：「《意志的勝利》蠱惑了許多人，使他們讚賞而非輕視納粹主義，無疑為納粹黨在世界範圍內爭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藝術的巨大力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藝術的重要性和魔鬼為甚麼要變異人類的藝術。

3.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由於藝術對改變社會具有巨大的作用，共產邪靈利用和控制藝術作為其「社會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這一點毫不奇怪。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共產黨國家深知藝術的力量，因此以藝術作為給人洗腦的方式，把所有的藝術形式都變成了洗腦工具。許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將軍、演小品的將軍，認為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也沒有拿過槍、指揮過戰爭的人怎麼配做將軍？而實際上，中共認為這些人在推行和維護共產邪教上，起到的作用與軍隊同樣重要，甚至是軍隊所不可比擬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授予他們軍銜，也是符合共產黨的原則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9]

共產國家的文藝演出，是以藝術的方式讓百姓忘記共產黨治下的苦難，培養對共產黨的忠心。這種對內對外的宣傳和洗腦所起的作用是軍隊無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奧運會耗巨資的盛大開幕式、朝鮮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蘇聯的芭蕾舞團，都是服務於黨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甘迺迪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個所謂「中國：一個國家的藝術」系列中國文化節，居然把宣揚階級仇恨與共產暴力革命的經典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搬上了國際舞臺，給外國人「洗腦」。

如果有正統的、貼近神的藝術或者弘揚人類傳統價值的藝術同時存在，洗腦「藝術」就會被識別並失去洗腦功效，甚至無法生存。這就是為甚麼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對藝術和出版行業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許多世紀以來，古典藝術代代相傳。這種傳統延續到20世紀戛然而止，藝術傳承被一個接一個的激進和前衛的「主義」替代，藝術迅速走向變異，「宏大、鼓舞人心和美麗的（藝術）被新的、不同的和醜陋的代替。」[10]藝術的標準降低，直到降得沒有標準，只剩扭曲的自我表達。人類失去了審美的普世價值。

回顧所有這些新的藝術運動或「主義」的源頭，都與共產主義思潮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很多藝術家要麼是共產黨員，要麼是變種共產主義者，或是受這些思潮影響的人。

共產國際的匈牙利文化委員、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cs）創辦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個任務就是通過背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該文化形式必須排除「自覺地模仿創世主的藝術」。德國社會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稱：「藝術（主要指先鋒派）自動地對抗現存社會關係並加以否定和超越﹔傾覆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及普遍經驗。」[11]也就是說，他們要鼓動藝術去反神、顛覆傳統道德。此類觀點主導了現代藝術的走向。

法國現實主義畫派的開創人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參與者之一。他當選為「公社委員」以及激進藝術家組織「藝術家聯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改造」舊制度和建立新的美術趣味的工作。在庫爾貝的授意下，聯盟拆毀了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旺多姆紀念柱（Vendôme Column，後被重建）。庫爾貝否認人類是上帝創造的，著意表現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唯物主義。他的「名言」是：「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12]庫爾貝一邊搞革命，一邊「改造」藝術。他的畫以「現實」之名，用醜陋代替美，將畫暴露的女人，特別是畫女性生殖器作為其「革命舉動」，以實現對傳統的反叛與顛覆，配合煽動共產運動。從庫爾貝的人生履歷中，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和現代藝術在誕生之初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下，從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開始，藝術家的「革命熱情」持續高漲，一個個藝術運動接連出爐。不同於傳統的流派，這些藝術是一場場斷裂式的「先鋒運動」。「先鋒」（Avant Garde）一詞最早就是被社會主義學者運用於藝術理論，作為與「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鋒。

19世紀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場。從此，現代藝術家們開始了不顧傳統繪畫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結構、透視、明暗過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點彩派）與後印象派相繼出籠，分別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van Gogh）為代表，兩人都有社會主義情結。梵高過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畫作就彷彿是吸食毒品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藝術作品是創作者和觀眾溝通的媒介，作品中帶有創作者想要表達傳遞的信息。文藝復興巔峰時期的藝術家傳遞給觀眾的信息是善和美﹔現代派藝術作者放縱自己的主思想，讓鬼和低靈控制自己的大腦，他們本人常常是瘋瘋癲癲的，其作品傳遞的信息是陰暗、負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畫家的許多畫作帶給觀眾的就是朦朧灰暗、陰森頹廢、無理性的感覺。

印象派之後是表現主義和野獸派，再後是由畢加索領頭的立體主義。1944年，畢加索登報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為何成為共產主義者》文中說：「我加入共產黨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邏輯的一步，這給了它們意義。」「在被壓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繪畫，還要用生命去戰鬥。」[13]畢加索鼓吹打破傳統畫法，每樣事物在他那裡就像一塊軟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異，他就越滿意。製造怪異的過程，就是不斷破壞畫面的過程，使之達到一種讓人看後不得其解的狀態。就連和他一起創建立體主義的現代派繪畫者都不喜歡他的作品《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認為他在「吞油噴火」。[14]

立體派成員之一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又發展出「達達主義」，以展出現成物的方式實現對傳統藝術的顛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稱為「西方現代藝術之父」，導向了「任何東西都可稱為藝術」的理念。德國「達達主義」的行動綱領更是與共產主義直接掛鉤，宣稱：「在激進的共產主義基礎上，一切賦予創造的男女實行革命的國際聯合……立即取締私有財產，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類。」[15]

達達主義對傳統的狂熱批判，在法國演變為超現實主義，其代表人物是共產黨人布勒東（AndréBreton）。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對一切理性、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壓制」，這代表了當時歐洲現代藝術的典型觀點。

其後不斷更迭的藝術運動還包括抽象主義、極簡主義和波普藝術等。抽象主義表達的是情感強度，反映反叛、無秩序、超脫於虛無以及逃避現實的內容。到後現代主義那裡，公認的事實、常規、推理和道德觀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還有直接褻瀆耶穌和聖瑪利亞的所謂「藝術」作品。[17]

現代派藝術家並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與共產主義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為人類理性和生存的出發點。這些「主義」一旦得勢，就呈現出滾雪球效應，最終基本上將古典藝術徹底邊緣化了。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各種現代藝術的出現及其後來的發展，以醜為美，徹底顛覆了傳統審美觀，甚至達到了觸目驚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馬塞爾‧杜尚在小便池上簽名，以「泉」為題在紐約展覽，雖然當時被拒絕展出，這種「惡搞」卻被後來的藝術家和藝術院校認為具有「開創性」。至此架上繪畫空前地被否定，裝置藝術隨之興起。伊弗‧克萊恩（Yves Klein）於1958年在巴黎依麗絲‧克雷爾畫廊舉辦一個名叫「空」的展覽，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無物的四壁。

德國先鋒藝術家的精神領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個頭部塗上蜂蜜和金箔，懷抱一隻死兔子唸唸有詞三個多小時──《怎樣向一隻死兔子解釋繪畫》。博依斯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有一次，一個人實在忍無可忍地質問博依斯：「你講了太陽底下所有的東西，就是不講藝術。」博依斯平靜地回答：「我認為太陽底下的所有東西都是藝術。」

現代主義藝術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裝在90個小罐子裡當做藝術品出售，名為《藝術家之糞》（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個大便罐頭在倫敦以182,500英鎊售出，相當於差不多20.3萬歐元，是當天同等重量的黃金價格的數百倍。他還直接在脫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簽名，給那些讓他簽字的裸女命名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進行展出。

還有女教授脫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畫家用動物糞便亂塗的東西居然還得了著名大獎。中國有的所謂「藝術家」赤身裸體，全身塗滿蜂蜜和魚油，讓蒼蠅沾滿自己的身體。這種場景讓人感覺到生命是下賤、醜陋和噁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調查中國「極端藝術」的記錄片「北京鞦韆（Beijing Swings）」中，有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爾德馬‧簡納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評論道：「中國正在製造全世界最離譜、最黑暗的藝術。」[19]其實，這是人追求魔性的結果。一些所謂「現代藝術」的齷齪噁心、下流無恥其實早已超出了人類的心理承受極限，「先鋒派」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場藝術領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這種潮流讓藝術界搞現代主義的人如魚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畫家們舉步維艱，嚴格遵循傳統、刻苦磨練真正的技藝的畫家和雕塑家甚至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就在1922年，英國拉斐爾前派及新古典主義畫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於其嚴謹寫實的古典風格在推崇畢加索亂畫風格的美術界受到歧視而自殺身亡，據說臨死前他留下一句話：「世界沒有大到能同時容下我和一個畢加索。」[20]

魔鬼敗壞音樂的方式也採用類似的手段。正統的音樂符合樂理和規範，音律和隨之產生的各種調性和調式來自於和諧的自然規律。神創的宇宙是和諧的，人能夠欣賞宇宙的和諧，產生美感，因為人也是神創造的。現代派無調性音樂排斥調式、和弦和旋律等音樂的傳統元素，結構缺乏規範，是對神傳的古典音樂的否定。無調性音樂和宇宙的和諧對立，這也是為甚麼一般聽眾會感到其難聽刺耳。現代派「音樂家」則用其「審美理論」解釋說聽眾的耳朵必須經過訓練，習慣這種音樂之後才能欣賞它。

現代派音樂奠基人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無調性音樂的基礎上，推出了所謂的「十二音體系」，創造了反傳統的音樂技法。勛伯格的音樂在當時被認為是反德國音樂文化的，是對品味、感情、傳統和所有美學原則的背叛。他的音樂被當時的德國人稱為可卡因：「演奏勛伯格（的音樂）和給人們開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樣的，可卡因是毒藥，勛伯格就是可卡因。」[21]後世的樂評人這樣評價，「勛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種體現，就是他過世後50年，還有能力讓地球上任何音樂廳空空蕩蕩。」[22]

真正使勛伯格被廣泛接受的是法蘭克福學派重要人物阿多諾（Theodor W.Adorno）的音樂理論。阿多諾在其1949年寫的《現代音樂哲學》中，用哲學理論「論證」勛伯格的十二音技法達到了音樂創作發展的「巔峰」。這為後世的現代派音樂創作者和批評家廣泛接受勛伯格的「十二音體系」音樂鋪平了道路。[23]此後勛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對先鋒派音樂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先鋒派浪潮亦對音樂界產生了重大衝擊。

在用現代派音樂破壞傳統之後，「先鋒藝術」用搖滾樂代替了古典樂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美國共產黨音樂理論領軍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開要求打破古典樂和通俗樂的界限，這導致了節奏強烈的搖滾樂後來滲透美國，將古典音樂和傳統音樂擠壓得只剩下一點極其狹小的生存空間。[24]

搖滾樂的特點是和聲不和諧，旋律不規整，音樂中充滿了節拍、情感的衝突和矛盾，如同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史記》中說，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稱為「樂」，而搖滾樂音樂人的生活和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卻是性、暴力和毒品。

從搖滾樂之後，美國出現說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風靡一時。說唱充滿粗口，以毒品、暴力、臟話來表現對傳統和社會的叛逆。[25]隨著整個社會道德的下滑，過去這種被視為「亞文化」的藝術形式已經入侵了主流社會，並在主流藝術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們主要闡述了美術和音樂的現狀。其實，整個藝術界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都出現了受現代派藝術的影響，對傳統的創意、手法、技巧的背離的現象，雕塑、建築、舞蹈、裝飾、設計、攝影、電影等等都是如此。許多從事現代派藝術的人都受到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如現代舞的創始人鄧肯，本人是雙性戀和無神論者。她反對芭蕾，認為芭蕾是醜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學生用《國際歌》作為舞蹈主題，在莫斯科為列寧演出。[26]

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變成主流，和共產邪靈通過其在藝術界的代理人對神傳藝術的敗壞有緊密聯繫，而在表現上則有一種自欺欺人卻又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邏輯：即如果有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美學理論作為依據，哪怕是垃圾也能成為藝術。

如果仔細審視這些「先鋒藝術」和「傳統藝術」的差別，人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不僅用藝術讚美神，更通過對「美」的呈現來喚起人心中的「真」和「善」，從而維繫著社會的道德﹔而各種變異的所謂先鋒「藝術」則在竭力顛覆「文藝復興」的所有成就。它們在引導人們欣賞「醜陋」。這種「醜陋」喚起人的「魔性」，讓陰暗、頹廢、墮落、暴力乃至邪惡等負面思維主導人，將神所創造的壯美的風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會加以肢解和醜化，甚至直接褻瀆神，從而讓人不僅疏離神，也疏離人自身的內在神性、疏離社會和傳統價值。[27]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文學是一個特殊的藝術門類。它以語言為載體，傳承著神賜給人的智慧，也記錄著人類寶貴的生活經驗。古希臘兩大經典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生動展現了特洛伊戰爭前後複雜曲折的歷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歷史的恢宏畫卷。史詩所歌頌的勇敢、慷慨、機智、正義、節制等美德，成為古希臘文明和整個西方文明價值觀的重要來源。

鑒於文學對人的巨大影響，邪靈操控其人間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製推廣大量的「文學作品」，給世人灌輸魔鬼的意識形態，詆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散播對人生的絕望感、荒謬感、虛無感，讓人整體適應魔鬼統治之下的邪惡、變異的污濁世界。文學成為魔鬼統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輸魔鬼意識形態的是共產黨徒宣傳共產主義的各類作品。巴黎公社被鎮壓後，公社委員歐仁‧鮑迪埃創作了《國際歌》，叫囂「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揚言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國際歌》成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會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歌，在世界各國共產主義者的集會和文藝作品中廣為使用。

在蘇共和中共歷史上，共產黨為了給民眾洗腦，也指使其文人採用相對傳統的技法，表現「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階級意識」，圖解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出產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蘇聯小說《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經起到巨大的宣傳作用。共產黨把這種風格的作品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毛澤東把這種文藝的功能概括為「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28]這種文學的意識形態灌輸功能非常明顯，對此人們已經有相當清晰的認識。但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類的手段並不侷限於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學破壞傳統。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詆毀神傳給人的正統文明。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邪靈都利用具有邪惡變異思想的文人，創作和傳播扭曲及辱罵傳統文化的作品。在所謂「新文化運動」當中憑著對傳統的惡毒攻擊而一舉成名的魯迅對中國歷史的態度是全盤否定。在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裡，他借人物之口宣稱：中國的歷史上只寫著兩個字──「吃人」。就是這個魯迅，被毛澤東吹捧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毛還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歐洲，1909年義大利詩人馬里內蒂發表《未來主義宣言》，號召全面反對傳統，頌揚機器、技術、速度、暴力和競爭。俄國詩人、共產主義者馬雅可夫斯基1913年發表《給社會趣味一個耳光》，也表達了和俄國傳統的文學趣味決裂的決心。

第二，以「表現現實」之名，表現醜惡。文人、藝術家用文學和藝術表現醜陋、怪異、恐怖的事物或場面，最常用的一個藉口是「表現現實」。在他們看來，古典藝術強調和諧、優美、清晰、節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導致表現現實時要進行選擇和加工，作品無法做到絕對的真實。這種觀點實出於對藝術的起源和功能的誤解。藝術雖然來源於生活，但卻應該高於生活，才能給人健康的娛樂和高尚的引導。因此，藝術家創造時必須對表現的對象進行選擇、提煉和加工。一味強調「寫實」，實際上等於抹殺了生活和藝術的界限。如果這種絕對的「寫實」就是藝術，那麼每個人的所見所聞就是藝術，又何必花費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培養藝術家呢？

第三，利用文學敗壞道德。邪靈操縱其人間代理人，製造了包括「表現真實的自我」、「自動寫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藉口，其目的是讓世人摒棄正統的道德標準，放縱人性惡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國共產黨人、詩人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如此界定這個新的文學主張：「純粹心靈的自動主義，意圖運用這種自動主義，以口語或文字或其他任何方式來表達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聽命於這種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賴任何美學或道德偏見……」[30]

「意識流」寫作與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密切相關。由於受佛洛德心理學的影響，從20世紀初開始，一些西方作家開始進行「意識流」創作實驗。這類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anti-hero）為中心，情節簡單，通過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等，呈現個人內心隱祕的思想活動。我們知道，人性當中善惡同在，人在一生當中，要通過不斷的道德修養和自我克制，不斷提高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現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著不少惡念、慾望﹔如果以一種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檢束地把自己的各種思想意識呈現在公眾面前，就等於用一個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會。

第四，以「批判」、「抗議」之名，放縱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裡的文人和藝術家，在反傳統思想的影響下，視一切法律制度、社會規範和道德信條為限制和壓迫。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看到了現代社會的某些問題，也看到了人性的弱點。但是他們不是理性地思考和應對，卻以「批判」、「抗議」的名義，走向放縱個性的極端個人主義。為此，他們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懶惰、各種慾望、性的衝動、攻擊性、對名利的追求等等，藉助於變異的手法表達所謂「抗議」。但是，放鬆道德的自我約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只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風雲一時的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為很多具有反叛意識的人所推崇。他的長詩《嚎叫》（Howl）描寫了酗酒、性濫交、注射毒品、雞姦、自殘、嫖妓、裸奔、暴力襲警、偷竊、漫無目的的遊蕩、瘋癲等極端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隨著反文化運動被體制承認（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進入各種文學選本，獲得了「文學經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認自己早年是共產主義者，並表示對此並不後悔。[31]他崇拜卡斯特羅和其他共產獨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戀和戀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學傳播色情。進入20世紀以後，文學作品開始露骨地表現色情內容，某些作品中黃色片段俯拾皆是，卻成為受人吹捧的「經典」作品。很多評論家、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吹捧這類作品多麼真實、藝術手法多麼高超。我們知道，傳統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不管以多麼冠冕堂皇的藉口打破這些禁忌，都是在敗壞人的道德。

第六，讓低靈爛鬼通過文學控制人體。過去幾十年來，隨著人類文化的日益複雜，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包括驚悚、恐怖、靈異、幻想等等，邪靈、撒旦操縱的低靈爛鬼可以通過其中部分作品侵襲、控制人的思想，進而控制人體。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變異現象都跟低靈控制人體有關。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學藝術墮落到成為魔鬼的順手工具也經過了相當長的過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寬了文學對生活的表現範圍，一些醜陋、怪異的現象，人的極端、瘋癲的精神狀態，通過文學作品進入大眾的視野。幾個著名的英國「浪漫派」詩人因為其寫作題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稱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詩人。現實主義打著再現現實的旗號，開始表現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過度渲染變異思想和不道德行為。一位文學批評家說現實主義是「四足著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義」。[32]自然主義把人的道德墮落歸因於社會環境和家族遺傳性精神病，這就替個人開脫了道德責任。唯美主義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強調藝術的功能在於給人提供感官的愉悅，而不應該承擔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都對人的道德有著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鼓吹藝術不承擔道德功能，無非是為藝術承擔「不道德」的功能打開閘門。不能否認，這些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創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準的作品，但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雖然不能說共產邪靈直接操縱了這些流派，但其中的負面因素顯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後的表現，它們為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做了鋪墊。

一個人在寫作時，他的道德水準、精神狀態都會反映到作品中來。隨著人類道德的整體下滑，作家群體的思想當中負面因素也漸漸佔據了主導地位，創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讓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獄。

結語

藝術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藝術可以歸正人心、提升道德、調和陰陽，甚至達到與天地、神明的溝通。

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共產邪靈通過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創作出數量極其龐大、種類極其繁多的「藝術」作品，引導人反神、排神、褻瀆神、反傳統、反道德，魔變整個社會，說驚世駭俗已不為過。

對比傳統藝術之美，今天的現代藝術可謂醜陋怪惡到了極點，人類的審美觀念已被徹底顛覆。「先鋒藝術」大行其道，賺得缽盆盈滿。而曾經被視為神聖高雅的藝術，如今被高度娛樂化、庸俗化甚至魔化，變成了可以被大眾隨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對象，甚至是滿足人的慾望和發泄魔性的工具。美與醜、雅與俗、善與惡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顛倒。魔鬼的醜惡、無序與陰暗被構建成「普世價值」，人類社會充斥著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挾著，加速走向墮落和毀滅。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與傳統，人類才能重新走上藝術復興之路，重現真正的藝術的美、神聖與輝煌。

 

第十二章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教育篇(上)（下）

目录

引言

1.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和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他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都几乎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引用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19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15至20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比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这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多于共和党人。如果你问他们美国是否应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80%的人会投赞成票，另外10%的人会认为这个想法太保守了。”[9]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和其对美国的渗透几乎同时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美国学院派知识份子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其变种费边主义思想。[10]

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让一大批反传统的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理论，对他们影响甚巨。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越战后，反战运动失去了直接的目标，学潮开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培养起来的激进学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进入大学研究所之后首选的专业就是包括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进入了对社会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工作。这时指导他们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体制内长征”的学说。他们要发动一次体制内的长征，改变西方文明的最主要传统。

被西方反叛学生奉为“精神教父”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1974年断言：新左派没有死，“他们会在大学内复活”。[11]事实上，新左派不仅没有死，他们的“体制内长征”非常成功。“越战以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回到文学圈子里﹔我们获得了学术职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消失不见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终身教职，重塑大学的工作正式开始了。”[12]这是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自白。

“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词是学者罗杰．金贝尔（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创造的，用来指称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的60年代激进学生。这些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者女权运动，受挫后进入体制，希望在学院内把“政治理想”灌输给下一代学生，造就像他们一样的激进份子。80年代以后，这批当年的造反青年很多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些成为系主任、院长，在学院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和话语权。这些教授、学者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学术作为破坏西方文明传统、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们教书的目的是进行“革命者的再生产”。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们可以参加各种委员会，在招聘新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研究生论文选题、决定学科发展走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用手里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候选人排除在招聘过程之外。于是大学教师群体里具有传统思想、按照传统理念进行研究教学的教师被不断的排挤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后，代替他们的新鲜血液绝大部分变成了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左派学者。

“体制内长征”概念的发明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知识份子分为两类：传统知识份子与有机知识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有机知识份子则属于新兴的阶级或者团体，他们在该阶级或团体争取霸权（hegemony）的过程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13]“无产阶级”利用有机知识份子夺取文化霸权，最终夺取政治霸权。

很多“获得教职的激进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现行体制的“有机知识份子”的。同葛兰西一样，他们信奉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是灌输给学生一套激进的政治观点，把学生变成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公正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让他们毕业后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扩散到社会上去，最终酝酿摧毁一切的革命。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人们已经熟知，在共产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学科的指导思想。在一向强调学术思想自由的西方国家，除了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以外，按说不应该有预设的学术立场。但是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思想强势入侵美国大学，以致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布鲁斯．保尔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兴起与走向封闭的自由派心智》一书中写道，当他询问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尔斯（Alan Charles Kors），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谁时，科尔斯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书几乎要负全部责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兰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本书已经多有论列。巴西教育理论家弗雷勒崇拜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出版于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为美国教育学院的必读书之一。用教育学家索尔．斯特恩（Sol Stern）的话说：这本书不关心任何具体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论文，号召推翻资本主义霸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16]事实上，弗雷勒一再重复的观点无非是，世界上只存在着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被压迫者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接受教育，而是应该被告知他们的受压迫状态，激起他们的反抗。

法农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属马提尼克（Martinique）,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法共党员萨特作序。萨特这样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恶的﹔非西方人是被剥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农号召殖民地人民发起武装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暴力使人民“团结在一起”，“在个人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结、绝望感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暴力使他无所畏惧，恢复自尊。”[17]萨特对法农的思想心领神会，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反叛初期必须杀人。打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同时少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脚下的是国土。”[18]

这三个人的理论诱导人用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一旦让这种阶级仇恨进入心中，学生将以对抗的心态看待正常社会的机构和现象，必然走向不满、抗议、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谁是对美国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影响最大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在破坏文化和道德方面和共产主义并肩作战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导了大学人文学科。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较文学等）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评论承认经典文学作品的道德和美学价值，把阅读文学作品作为增长知识见闻、陶冶道德情操、培养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学理论是为具体的阅读赏析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

60年代社会上的反文化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学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个“理论”的大爆发。形形色色的哲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理论对作品而言具有优先性，作品成了“随意选取”的范例，用来说明理论的“有效性”。[19]

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试图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总体性说明的大杂烩。文学理论家卡勒如此解释“理论”：“理论常常是对常识性观念的猛烈攻击，意图说明我们见惯不怪的‘常识’其实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出来的）理论表现得地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其实只是一个理论。”[20]也就是说，理论肆无忌惮地嘲弄、逆转、摧毁来自家庭传授、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关于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传统认识，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恶价值观。

抛开其复杂晦涩的包装，所谓“理论”无非是新老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拼凑出来的怪胎。简而言之，“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反传统的理论的邪恶联盟，其目的是以学术的方式摧毁人类文明的基础。“理论”是共产主义魔鬼在西方学院内部的新伪装。60年代以来，它从文史哲等学科出发，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势。

在实践中，“理论”和“批判理论”大体指代同一个现象。新涌现出来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种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别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学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医学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论的新的应用。“理论”横行学术界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到学术和教育诸领域，用变异理论迅速败坏年轻一代，为毁灭人类铺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一部文学经典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在价值（经典据说甚至根本没有内在价值），而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性别、种族）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国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直言不讳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地平线”。[21]也就是说，要把一切文学作品当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读，只有读出其中阶级、种族、性别、性倾向压迫的“深层含义”，才算是“深刻”、“够格”的理解。

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这种武断荒谬的“文学批评”并不陌生。中共党魁毛泽东评价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视角极为独特：“《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苏联和中共的历史表明，文学评论不总是象牙塔内高雅脱俗的讨论，有时会变成血雨腥风的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至少表面上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关。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向明代清官海瑞学习的号召，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和反对“三面红旗”（即造成大饥荒的中共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跟近几十年西方学院内的文学批评相比，中共用阶级斗争解读一切作品的文学批评就显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变种的病毒，变得更加强大、恶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论武器，把一部部人类文化的经典推上手术台进行肢解和歪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经典，到但丁、莎士比亚、再到维多利亚小说，无一幸免。虽然这类评论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显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但许多研究的主旨却惊人地单调乏味——无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对被压迫阶级、女性、少数民族的偏见，因此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众，使之不能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美国学者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学理论家们的方法是颠覆的工具：尝试从内部破坏人文教育，斩断我们和自己文化之间的同情的纽带。”[22]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贯穿于很多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一个概念是“意识形态（ideology）”。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统称意识形态，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变形的。[23]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把破坏文化作为革命的必经阶段，在“意识形态”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与真正的“阶级意识”对立的“虚假意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等，它们与暴力的国家机器一同发生作用。

意识形态概念里包含着一个狡猾的诡辩。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并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尔都塞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具体指出社会制度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这些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不是分析一个命题的真伪对错，而是指责提出命题的人动机不纯或者存心不良，这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叫作“向井水里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过毒的水谁都不能饮用，被谣言诋毁、人格谋杀的人不管说的话多么有道理，他的话都不会被人信以为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一个扩大了的、更复杂的“向井水里投毒”的案例。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无所不包，反映了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极端仇视，必欲全盘否定、彻底毁灭而后快。这其实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对人类文化痛下杀手。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泛泛之论、没有价值的伪命题，它的作用是把传统的道德观念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无比的“道德义愤”千百遍地重复这个谎言，带动和欺骗了很多头脑简单的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60年代以后，一批法国理论家提供的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领域的专著里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达（1,874次）。[24]两人影响可见一斑。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关系，很有启发性。[25]我们姑且称这两个理论流派的合流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一种精巧的无神论和相对主义的诡辩。他通过无限夸大语言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语言和文本具有稳定明确的意义。语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本是常识，从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起，就有很多人阐发过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连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都加以否认，那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诡辩。

与传统的无神论不同，德里达使用哲学术语进行表述，因而其观点不仅对“神”的概念具有杀伤力，对于跟传统信仰相关的“理性”、“权威”、“意义”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受德里达影响的理论家纷纷对“意义”、“理性”等概念进行解构。由于其表面上的复杂深奥，使很多人陷入理论迷雾，一时间解构主义横行西方人文学界，成为共产邪灵摧毁信仰、传统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其理论围绕着“权力”（power）概念展开，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真理，只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虚伪的，不可信的。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设问：“监狱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都很相像，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都很像监狱，这难道令人惊奇吗？”[26]把维持社会不可或缺的机构等同于监狱，进而号召人们推翻监狱——福柯理论的反社会性质昭然若揭。

用解构主义、福柯思想和其他批判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把一切相对化，把传统和道德污名化，热衷于谈论“一切解读都是误读”，“没有真理，只有叙事”，“没有历史，只有叙事”。他们把对于真、善、美、正义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对化，然后弃之如敝屐。刚刚进入研究所的年轻学生不敢质疑老师辈的权威，更无法抵御这种理论的狂轰滥炸，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很难挣脱出来。这就是共产邪灵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当中，一些激进份子试图把其激进的左倾理论推广到大学、研究所当中。有学者认为，黑人研究专业的设立，与其说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如说是政治讹诈（political blackmail）的后果。[27]

1967年，一次总罢工造成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关门，迫于来自黑人学生会的压力，学院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黑人研究”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设想，这个项目主要是用来“鼓舞黑人学生士气”的，因此，学生学的科学不是普通的科学，而是“黑人科学”。所谓“黑人科学”，指的是黑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种方式使教授的科学课和美国黑人生活息息相关。同理，数学、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也要首先经过黑人意识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黑人学生会的20个成员，占领了学校的计算机中心，造成校园关闭。一年后，该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100多个黑人学生挥舞著猎枪，披挂着装满了子弹的子弹袋，占领了学校办公楼，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专业。教师出面阻止时，一个学生领袖威胁说：“再过三个小时，康奈尔大学就没命了。”康奈尔大学妥协了，成立了全国第三个这样的学科。[28]

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梯尔（Shelby Steele）就是推动各个大学成立黑人研究专业的推手之一。他说，在时代氛围的带动下，各个大学负责人的“白人负罪感（white guilt）”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会答应学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几乎与此同时，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恋研究等很多专业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大学。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有上千个这类的研究项目。

女性研究专业的基本理论预设是，性别差异并非天生，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男性和父权制压迫﹔因此女性研究专业的最重要宗旨是激发女性的社会意识，给社会带来全面的变革，即革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某女权主义教授，出身于知名共产党员家庭。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活动家”，从1980年就开始教授女权主义。她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性倾向”上，并将“性倾向”视为唤起政治意识的一种行为。而她走入大学课堂就是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告诉她“这是你的革命任务”，她自己也公开说她将“教学变成政治运动的一种形式”。她依照这套主张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女权主义研究系”。[30]在她的一个课程教学大纲里她写道，女同性恋是“女权主义的最高形式”，即改变性倾向是最高级的社会意识。[31]

密苏里大学则系统地设计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教导学生如何用左派的观点来看待女权主义、文学、性别、“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别”（Outlaw Gender）一课将性别视为“文化的产物”，而非自然生成，并只给学生灌输一种观点——基于性别的压迫和对多种性别的歧视。[32]

本书第五章已经揭示，共产主义的渗透是西方二战以来反战运动的重要源头。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产主义的渗透有关。学者大卫．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国大学里250多个“和平研究”专业后得出结论，这个专业的主要目的是把学生变成反战的左派，因此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机构而不是学术性的机构。[33]

他们以在“和平研究”专业广泛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为例，说明和平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解释贫困与饥饿问题时，这本书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声称造成世界上饥饿问题的原因不是生产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谴责土地所有者和农产品商人，声称是他们的贪欲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人每天处于饥饿之中。虽然这本书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种暴力该书不但不反对，而且赞誉有加，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书中称，“虽然古巴远远不是人间天堂，而且某些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广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说明，暴力革命有时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该书只字不提。

这本写于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教科书也涉及到恐怖主义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该书作者似乎对恐怖份子充满同情，以至于把“恐怖份子”一词加上引号。他们这样为自己的做法辩解：“把‘恐怖份子’一词加上引号可能对那些把这个称呼视为当然的读者来说显得奇怪。我们这么做不是要淡化这些行为的恐怖性质，而是要通过指出一个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外一个人心目中的‘自由战士’，来强调有必要收敛（对恐怖主义的）道德义愤。”[34]

学术专业本身应该是中立的，不应该预先设定研究立场。这些新兴专业预先设定了意识形态立场——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权主义，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是白人的歧视造成的。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讨真理，而是灌输意识形态。

这些新学科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一旦进入大学，它们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断要求更多经费并扩大招生规模，培养的学生再进一步壮大这些学科的力量。这些学科已经无法轻易从大学里剥离。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学科是共产邪灵操纵有不好思想的人创立的，其目的是制造和扩大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仇恨，为最终的暴力革命制造条件。它们跟其声称代表的群体（非洲裔美国人、女性等）都没有太大关系。在正常社会里进行女性研究或者某个种族的研究，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完全无可厚非。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一党教室：美国最好的大学中激进教授如何向学生灌输和破坏我们的民主》一书中，列出了12所大学最糟糕的150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充斥了“左派”的观点。有的以学术语言包装，而有的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免了，使得这些课程看起来更像共产党国家开设的政治课。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社团研究系”提供一门研讨课，其内容为“教授如何组织革命。我们将学习不同群体在过去和现在如何抵抗、挑战和推翻包括（但不限于）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压迫和种族主义在内的权力体系”。[35]

伊洛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杰出教授”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分支机构“气象员”（Weatherman）的领导人和极端左翼分子。气象员1969年转入地下并成为美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致力于煽动美国的激进学生发动会触发种族战争的恐怖袭击。该组织在国会山、纽约市警察总局、五角大楼和国民卫队的总部发动爆炸攻击。艾尔斯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杀死富人。砸烂他们的汽车和房子。把革命带回家，杀死你的父母，这才叫革命。”[36]艾尔斯在学术著作中的观点和他的履历颇为一致。在一本书中，他强调必须“克服对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见’”。[37]

由于左翼进步主义者的保护，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抓获艾尔斯。艾尔斯在1980年回到公众视线内，钻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处罚。之后，艾尔斯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大学任教，研究方向为“幼儿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观点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仍为他当年的爆炸攻击感到自豪。艾尔斯被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直至获得“杰出教授和大学高级学者”这一大学最高荣衔。每次提职都需要整个系和学院教授们的表决。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着大学对他过去恐怖活动的默认。

德州大学某传播学副教授毫不避讳地在大学网页上将自己描述为“长期的活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她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成员，一个自封的寻求在美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甚维克党。她的网页列出了五门由政治议题所驱动的课程。她所教授的“传播学和社会变革”课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励你投身于改变美国的过去就有和正在进行的运动”。[38]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2014年，德克萨斯技术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在校园中做了一次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三个问题：“谁打赢了南北战争？”“副总统是谁？”“我们从哪个殖民者那里独立出来？”对于这些关于美国政治和历史的常识，很多学生懵然不知，但谈起影星的婚姻恋爱却如数家珍。[39]

2008年，校际研究所随机问询了2500名美国人，发现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说出美国三权分立的机构是什么。[40]2014年“全国教育进展评鉴”组织发现只有18%的学生对美国历史比较熟悉，而对于公民常识的33道考题中，71%的美国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学习美国历史不仅是了解一个国家创建的过程，也是了解这个国家建立在何种价值观的基础上，以及为维护这些传统价值所付出的代价。唯其如此，人们才会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也会守护这种传统并传给下一代。

而遗忘历史就是割断传统，不了解公民义务是出现极权政府的必要条件。我们不免会问：美国的历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可以从美国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和他们的老师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传甚广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人民的美国史》的作者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关于美国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和启迪人心的故事都是无耻的谎言，美国历史漆黑一团，充满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42]

波士顿某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认为与美国为敌的恐怖份子是真正的“自由战士”，而美国则是恶魔。在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9.11”袭击世贸大厦的恐怖份子比作在莱克星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激进学生和教师，抗议该校的西方文明史课程。他们大声呼喊口号：“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须撤！”（Hey,hey,ho,ho!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学向抗议者让步，用具有鲜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价值观”课（Cultures,Ideas,Values，CIV）取代了原来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课程虽然并没有取消原来的一些西方文化经典，包括荷马、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亚等，但是规定，每学期的课程必须包括若干女性、少数民族等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作品。时任美国联邦教育部长的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把这种改革课程的方式称作“恫吓式课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他著名大学很快跟进，二流、三流大学也不甘落后。几年之内，美国大学的文科通识课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保守主义思想家德苏萨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里戈韦塔•门楚：印度女人在瓜地马拉》（I,Rigoberta,Menchu: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这部书说明斯坦福大学新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里戈韦塔•门楚的年轻印度女子在瓜地马拉的成长历程。她的父母在一场屠杀中无端遇害，她决心反抗，思想越来越极端。她逐渐认同南美洲印第安人争取“自决权”的运动，反对欧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最后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书的最后，她开始参加“人民阵线”在巴黎的集会，谈的是“资产阶级青年”、“莫洛托夫鸡尾酒（即燃烧瓶）”等话题。书的一章直接就叫作“里戈韦塔放弃婚姻和母性”。[44]

美国大学以“政治正确”之名驱逐经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第一，用粗制滥造、内容肤浅但具有煽动性的“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取代了具有恒久价值的文学经典﹔第二，把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与经典文学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极大增强﹔第三，经典文学与不入流的作品并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价值也被相对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读文学经典的指导思想也变成了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学者们热衷于研究莎士比亚戏剧里隐藏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者经典作品里人物的同性恋倾向等等，这是对经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很难相信经典作品里崇高的人格、伟大的事业、高尚的动机，而培养了一种蔑视一切、甚至仇视一切的愤世嫉俗态度（cynicism）。

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文学经典的主题基本都是关于博爱、正义、忠贞、勇气、自我牺牲精神等道德价值的。历史教育则是关于这个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许多事件都能够回溯到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即最传统的价值观。

西方传统的文学经典大多为欧洲的白种男人所写，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权”为借口，让人多阅读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学作品。历史教育则倾向于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描述为一片漆黑，充斥了对女人、少数族裔的奴役和剥削。历史教育不再回溯传统，而是为了灌输对女人和少数族裔的“罪恶感”。

人能够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教育刻意让人注重“政治正确”的作品，人阅读传统经典的时间就被挤掉了。其结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学生与自己文化根源、特别是文化所承载的从信仰派生出的价值观的背离。每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杂，而文化混杂的结果也就断掉了人和造这个人种的神之间的文化桥梁。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极为重视教科书的作用。他说：“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是我写的，谁来制定法律和条约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书发行量大，权威性高，对学生影响极大。因此垄断了教科书，就掌握了塑造学生思想的主导权。

激进的学者、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和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进一步控制了大学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因此各种激进的理念被塞进教科书当中，伪装成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某些学科的教授推荐的教科书、必读书目里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学派的著作。前文提到过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国史》就被很多历史系、经济学系、文学系、女性研究系等列为必读的教科书。

学术界的左派形成相当的势力后，就可以利用美国学术界通行的“同行评审”制度压制不同的言论。一篇挑战左派意识形态的论文势必被左派“同行”拒绝发表。

很多文科专业的学术期刊用“批判理论”为指导，充实著晦涩的学术术语，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传统文化，煽动颠覆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革命。有一类论文，力图证明所有传统的道德和规范，甚至包括科学规范，都是“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意即是掌握强权的人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包装成普世观念，然后强加给社会大众，用以维护自己阶级或人群的统治地位。

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文化研究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重力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论文称“量子重力”是由社会和语言建构，整篇文章旁征博引，有109条注脚，参考了219篇文献。

论文刊出当日，索卡在另一杂志《共同语》（Lingua Franca）上声明该论文实属恶作剧。他故意投稿给《社会文本》，是一场“物理学家有关文化研究的实验”。

索卡在接受广播节目“全盘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采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书的启发。该书作者声称一些人文科学期刊将发表任何东西，只要它有“合适的左派思想”并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制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识形态话语、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论文投稿。

他说：“我的实验结果至少证明了，美国左派学界一些时髦领域已经在智力上变得懒惰了。《社会文本》的编辑喜欢我的文章，因为他们喜欢它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显然他们不觉有必要去分析证据的质量，论证的有效性，或论证与所谓结论的相关性。”[46]索卡事件以戏剧性的方式证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所谓学术成果，毫无学术性和严肃性可言。

从美国大型学术联合会年会的论文选题可以清楚看出过去几十年内中人文社会学科被各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情况之普遍和严重。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国最大的学者联合会之一，会员超过25,000人，主要是从事现代语言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和学者。该学会每年的年会与会人数经常超过10,000人。通过检索该学会网站提供的年会专题讨论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有相当比重的论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变异理论为工具，或者使用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身份政治等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包括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内的其他学术联合会也有同样的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大学里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不管什么专业的大学生入学，都要学习数门公共必修课程，而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会学、传播学等系的教授开设的。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指出，必修课程——顾名思义，学生对这类课程无可奈何无处可逃——常常成为教授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场所。教授利用手里的权力向学生兜售自己的左倾激进观点，甚至以成绩为筹码，逼迫学生认同其观点。如果学生胆敢挑战老师的观点，老师就会以低分作为惩罚。[47]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仅仅会污染本专业的学生，而且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大学新生。

大学生喜欢被人当作成年人尊重，但毕竟涉世未深，知识有限，而大学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学者，竟然利用学生的天真和轻信，灌输给他们一整套错误、有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家长支付高额学费，本来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又怎会想到，孩子被剥夺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却被日复一日地激进化﹔他们被强迫接受的错误观念，将影响他们的下半生？

当一代一代的人进入被魔鬼严重渗透的教育体制，学习著其代理人编写的教科书和杜撰的变异理论，共产邪灵离它败坏道德、破坏文化并最终毁灭人类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了。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校园猖獗，从1980年代开始，大学校园政策越来越专注于防止“冒犯性”的言论，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数族裔的言论。美国学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从1987年到1992年，有大约300所美国大学实施了言论规范的相关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严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论出现。[48]

支持这种行动的人也许是出于好心，但由此却产生荒谬的结果：从此宣称自己有权利不被冒犯（实际上这并不是任何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的人不断增加，并可以基于任何理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泛滥，让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祖先历史、肤色、性别、性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称自己属于“被压迫群体”。而大学行政方面也不断地给宣称受害者这样的特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被压迫者当然是道德上正确的，他人甚至不敢对其自称的受到冒犯的真实性有所质疑。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在于其偷偷转换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标准。随着人们的群体认同和情感越来越强烈（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高），人们最终不自觉地完全放弃传统普世价值的善恶标准，以群体情感（group emotion）判断是非善恶。这在共产极权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最终导致流氓无产者（“受压迫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地主资本家（“压迫者”）。

这种随意宣称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断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编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断扩展“歧视”言行的定义：如微攻击（micro-aggression）、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环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学行政方面也随之出台相应惩罚政策和强制培训，如“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等。

“微攻击”的意思是轻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语言或非语言冒犯，尽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于无意或者无知。这种无意或者无知被称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低）。许多大学的新生入校培训的重要内容就是敏感度培训（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话不能说，哪些服饰不能穿，否则会构成“微攻击”，被视作违反校规。一些校园中，“欢迎来美国”这句话不能说，因为可能构成歧视，被视作微攻击。原因是，这会让一些历史上在美国遭受不公对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华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历史。加州大学公布的“微攻击”禁忌语，包括“美国是个大熔炉”（种族歧视），“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样的成功机会”（否认性别或种族不平等）等等一长串日常用语。[49]微攻击违规者会受到校方处罚，因为这会阻碍学校构建所谓“安全环境”（safe space）。

一个典型的“微攻击”例子，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普度大学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校园。一个白人学生因为读了一本书而违反了种族骚扰条例，书名叫做《圣母大学生击溃三K党》。但书的封面上三K党集会的照片让这位学生的同事（该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寓管理员）感到被冒犯。学校的纠偏办公室认为该学生违反种族歧视校规。后来经过学生的抗争和其他团体的帮助，学校不得不承认该学生没有错。[50]

所谓“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堪比前苏联或者中国的“再教育”洗脑。“再教育”的目的是强化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认清自己所在“压迫阶级”的“原罪”，被压迫阶级要认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假象”，清除“内化的压迫”，抛开个人处境而真正认清自己阶级被压迫的地位（现在是女性要认清传统女性性别身份是传统文化制造的“迷思”，黑人要认清“公平”是白人传统文化制造的假象，区分个人境遇和种族、性别境遇）﹔学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要意识到按照“压迫阶级”的立场认识问题是“错误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观，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行动，否定阶级压迫或者阶级斗争的言行也会遭到严厉惩罚。“敏感度培训”是要充分意识到“社会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压迫”群体（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等）的立场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学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完成一门关于多元化的课程后才能毕业。按照学校说明，这门课程完成后学生将能够“扩展他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学会阶级分析），“认识到他们自己在不公平系统中的位置”（认清自己的阶级成分），并且“反思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要站在“受压迫”阶级的立场上）。[51]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德拉华大学2007年的“再教育”洗脑项目（校方称为“对学生不正确态度和信仰的治疗”）。这个项目针对7000住校生。他们被强制要求参加思想意识“治疗”。其明确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关于某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比如政治、种族、性别、环保主义等等。大学宿舍助理要求给每个学生一对一的问卷。问卷中关于种族和性别的问题包括“他们愿意和什么样的种族和性别的人约会”，其直接目的是让学生在这些方面更加“开放”。有个学生在被问到“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是指不同于生理身份的性别认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认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别身份）”时，回答说：不关你的事。结果她被宿舍助理汇报给学校管理层。[52]

魔鬼安排大学中这种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评判标准。另一方面它还大大强化和放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理念。年轻学生从这种高度强化的政治环境中学到的是可以利用“群体情感”作为“高尚”的目标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只要宣称自己是某个“受压迫群体”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胁别人，或者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为由抗议校方要求发言者闭嘴﹔保守派学生报纸中如有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甚至可以烧毁其报纸。

感受到被冒犯本来是主观感觉，但现在感受成为“客观”证据。以至于大学教授们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间，各大学的学生开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个材料之前，要提前发出“触发警告”，因为某些教学话题、阅读材料可能会引起学生“负面的情绪反应”。过去几年被要求列入触发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有的学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触发学生的负面反应，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53]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许多学生，自我中心的意识不断膨胀，专注于自己不被冒犯。校园内不断强化的群体意识（“阶级意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让他们不懂如何独立思考，不懂个人责任。他们和六十年代的激进学生（如今成为他们的教授）一样反叛传统，更等而下之者乱性、酗酒、吸毒、满嘴脏话。但在他们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灵，不堪任何打击和挫折，遑论担负责任。

传统教育中培养的是对自我的约束，独立思考和责任心，对他人宽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让下一代不断放纵自己，成为魔鬼统治世界时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工具。

 

第十三章 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录

前言

1.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2.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3.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4.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5.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6.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7.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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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著。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路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剧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网际网路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路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路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他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纽约时报》编辑，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做过很多有关苏联的重要报导，并以其13篇系列苏联报导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奖，但美国前共产党人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和知名记者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都认为杜兰蒂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间谍。[10]

杜兰蒂在有关1932-1933年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中隐瞒真相，一口否定该饥荒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民的事实，他声称：“任何说苏联今天有饥荒的报导都是夸大其辞或恶意宣传。”[11]对于其虚假报导的危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苏联史权威学者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其经典著作《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报纸的最知名记者，杜兰特对大饥荒的否认被当成了真理。他不仅欺骗了纽约时报的读者，而且因为报纸的声望，他也影响了无数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的看法。他毫无疑问影响了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承认。”[12]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好莱坞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左派思想的渗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从第三国际成员、共产党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美国之后，就开始了把列宁发展电影制作的理念付诸实施，把电影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从吸引美国人到苏联学习电影，到受训者可以公开参与电影业，到共产党在美国电影业建立支部，再到美国人自己在自由世界拍出歌颂共产制度的电影，苏共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与影响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时间中，在很多电影业者的眼里，苏联是他们的理想国。当时的著名剧作家甚至将纳粹进攻苏联称为“祖国受到攻击”，[13]在当时的电影《莫斯科使团》（Mission to Moscow）中公开宣称“苏联和传统的美国没有根本上的区别”。[14]

与苏联一样，中共在自由社会的形象同样大大得益于左派媒体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左派记者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伪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光辉形象，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在西方大力为中共做正面宣传。毛泽东因此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15]史沫特莱曾写过不少吹捧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书籍。美国作家普莱斯（Ruth Price）经过15年的深入研究，从苏联档案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在印度煽动武装革命，并为苏联收集情报。[16]斯特朗也写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为他们对宣传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3.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相比只有17%的人认为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份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推演说，大部分主流媒体不是在做公正报导，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议程的驱动，主动引导读者向左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及的盖洛普调查中得到说明，民众总体在向左转。1996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而中间派很多向左转，变成了自由派。这个转变，不能不说与主流媒体的超前超强左倾、引导民众向左转有关。由此，即使媒体出现系统偏见，也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来制造具有同样偏见的读者群来维持媒体自身的生存。

从媒体从业人员的党派比例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倾向于民主党，而保守党倾向于共和党。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28.1%自称民主党，7.1%自称共和党，相差四倍。[21]在大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从媒体所有权到社论、报导倾向都明显左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全美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有57家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行量超过一千三百万，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只有两家，发行量只有区区三十来万。[22]

为什么媒体如此左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六十年代受共产思潮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左派激进社会运动，那些激进的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进入了媒体、学术界、上层社会、政府机构、媒体、艺术等领域，抢占话语权。

在大学里，教授属于左派的占绝大多数，新闻系、文学系浓重的左派意识形态自然也影响了学生。从事新闻行业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而共产邪灵钻了这个空子，把至关重要的媒体悄悄地变成了左派的根据地。

除了新闻媒体，影视界也是重灾区，可以说今天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左派大本营。左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娴熟的故事技巧，将左派理念推销给社会，并辐射全球。电影主题常出现抨击资本主义和所谓的阶级压迫、褒扬同性恋等反道德行为以及追求平权、反美情结等内容。

美国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采访了大量好莱坞明星和电视制作人，写了《黄金时段的宣传——真实的好莱坞故事：左派如何占领你的电视》一书。一个知名制片人说这个行业内是自由派“100%占主导，任何人想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是开玩笑，或者是隐藏真相”。当被追问是否政治观点不同会成为进入业界的一个阻碍时，回答是“绝对没错”。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接了当承认，好莱坞通过节目推销自由派政治主张，他表示“实际上我对此非常赞同。”一名执行主管在谈论当今的电视喜剧的时候说道，节目中“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非常进步主义的视角”。[23]一个知名的刑警题材电视记录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认，在节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为罪犯的场景，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形成负面的（种族）成见（注：在政治正确语境中，把少数族裔描绘为罪犯会被指责为种族偏见）。[24]

夏皮罗认为造成影视行业偏左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的裙带关系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朋友推荐相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工作。他惊讶于好莱坞人群毫不隐瞒他们反保守派的行业歧视，指出正是这些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人对于多元的意识形态没有宽容。[25]

4.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新闻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曾在1914年就订立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信条”（Journalist’s Creed），信条的规定包括忠于大众、清晰、准确、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与权力欲望所左右、不哗众取宠、尊重读者等。[26]但1960年代后，进步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美国媒体，宣导（advocacy）取代了客观，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报导取代了公允。正如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伪装。

在《媒体精英》这部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记者对有争议问题的报导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与教育背景，同时，在新闻室里的占大多数的政治自由派把新闻报导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27]

新闻学者凯帕斯（Jim A.Kuypers）在研究了美国新闻媒体二百多年的演变之后也认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在组成上和报导实践中都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提到，一左派大报的编辑说：“我们太经常在袖子上挂着自由主义，不容忍其他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我们毫不讳言：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是我们的同类，你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28]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帕斯发现，在种族、福利改革、环保、枪支管控等许多社会议题的报导上，主流媒体都偏向自由主义。[29]

左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体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新闻混杂在一起呈现给受众。CBS前新闻记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主流新闻主播偏见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的偏见。”[30]

对讲诚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体和严肃的新闻时，心理基本上不设防线。很多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报导的新闻是客观的、全面的，专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资料的认真分析。这种信任感，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置于左倾媒体的洗脑之下，媒体成为培养左倾势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国家传统上重视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因此媒体在常规情况下不会使用编造假新闻的方式欺骗公众（现在假新闻横行是一种极端反常的情况），而是使用了相当复杂隐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选择性报导：每天世界上发生成千上万的事件，哪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意识，哪些湮灭无闻，几乎完全取决于媒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大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其报导中越来越多地渗入意识形态色彩。在媒体报导中，各种左倾思潮成为主调，如“社会公正”、“平等”、女权主义等被大幅正面报导，而对共产主义的罪恶则轻描淡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评左倾媒体对共产主义有好感，他们拒绝面对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惨无人道的记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开脱。[31]

选择性报导大体有三类情况。第一，对事件的选择，即只报导或者主要报导那些有助于引导读者接受左倾意识形态的事件。第二，对事件背景的选择，即不是全面报导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报导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部分背景。第三，对评论的选择，即只引述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而对相反观点轻描淡写。媒体研究者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写道：“每一个因写出来而犯的错误，都对应着数百、甚至数千因不写而犯的错误——也就是记者选择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势力愿意提及的事实和事件。”[32]

其二、设置议题（agenda-setting）：60年代，媒体研究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媒体设置议题的功能。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简明扼要：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对问题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读者想什么问题。”[33]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报导的数量，或持续跟踪某一类事件等手段，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淡化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变性人权利等只有小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设置议题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为媒体和政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媒体和其他政治力量长期综合运作的结果。

其三、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响太大，媒体无法视而不见时，就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抢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权。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福利国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加剧了贫困和犯罪等现象，但左派利用媒体、好莱坞等，塑造坚强、自立的“单亲母亲”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媒体甚嚣尘上的对“白人至上”的谴责，把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说成制度性歧视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媒体和其他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

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导时主题先行（stories preceding facts），记者或者编辑预先有对问题的既定态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不是从事实提炼出故事和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题先行，把新闻事件像橡皮泥一样捏成自己需要的样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成见。

其四、用“政治正确”进行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最为严密。很多媒体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确”手册，规定哪些问题可以报导，哪些问题不能报导，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种口径报导。由于有所谓“仇恨言论”立法，欧洲媒体不敢客观报导移民犯罪，尽管移民犯罪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威胁著这些国家的安定。美国媒体对移民犯罪也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贴贬义标签降低保守派影响：研究者发现，自由派媒体出于“平衡报导”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库的观点，但是在引用其观点时，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标签，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是有偏见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库的时候，他们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义的头衔，如学者、专家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中立、客观、理性、可信的。

其六、创造“政治正确”语言，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西方媒体和左派政界、学术界联手创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这些词语的数量极其庞大，被媒体多次重复后，进入读者、观众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左倾理念一旦形成，它会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4日的评论《聚光灯下尽是自由主义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开篇就说：“在大选期间，纽约的剧院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十几个过度政治化的戏剧，从伊拉克战争、华盛顿的腐败、女权主义到移民。但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34]

这种政治理念也会反映在选举中。自由派政治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体关注，传统派被变相打压。格罗斯克罗斯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有93%会投票给民主党，而只有7%投票给共和党。而这些记者的报导和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深刻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格罗斯克罗斯计算，如果媒体真的能够客观公正地报导大选，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马侃就会以56%对42%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欧巴马，而结果马侃反而以46%对53%输掉了那场选举。[35]

5.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好莱坞电影的社会影响是世界性的。虽然在世界电影总产量中，美国电影占比不到10%，但从1930年代开始，全球影院超过70%的放映时间是在放映好莱坞电影。好莱坞主导全球电影界是不争的事实。[36]好莱坞成为美国文化的世界性标志，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放大器。魔鬼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工具，来传播反传统的变异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也许很难想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家庭几乎不需要担心电影对孩子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电影界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会的协助下，电影界制定了《海思条例》（Hays Code，全称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任何电影不得降低观众的道德水准。因此观众的同情绝不能导向罪犯、犯罪行为和罪恶﹔关于性的条例规定，必须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电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关系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见的。通奸有时是情节所必需的内容，但绝不能做露骨的处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呈现。

然而从1950年代开始，伴随着共产邪灵主导的“性解放”观念升温造成的文化道德冲击，同时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给电影界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影片无视《海思条例》，对好莱坞原有的道德自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洛丽塔》(Lolita,1962)，以继父和未成年女儿之间的不伦性关系作为主题，获得一项奥斯卡奖和一项金球奖。虽然在当时这部片子毁誉参半，但今天“烂番茄”影评网站41个评价中好评达93%，从中可见整个社会道德的巨大变异。

最终，1960年代末西方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反文化运动高潮到来，宣告了好莱坞传统道德秩序的解体。这个动荡时代中几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标志着魔鬼大规模控制好莱坞的开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该片改编自大萧条时代以邦妮与克莱德夫妇为首的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真实故事。在大萧条当中，由于房屋被银行没收造成了人们的流离失所，强盗对此表现出“义愤”。由此影片把杀人抢劫银行行为描绘成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暗示恶行有着某种罗宾汉式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多次提到，魔鬼善于用某种看似“高尚”的“社会正义”把恶行合理化。影片中强盗夫妇由帅哥美女正面呈现，他们看上去有情有义、有“正义感”，而警察却是无能、奸诈之辈。这清晰体现当时反传统价值、反社会秩序的主题。甚至在结局中，两个强盗的死都显得“无辜”，他们死于警察预设的“阴谋”，他们的死被美化成为打动青年观众的“暴力经典”，暗示他们是为某种“伟大事业”受难的“圣徒”。

影片的叛逆震惊了主流社会，却获得反叛学生的强烈共鸣。饰演男女主角的演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年轻人模仿他们的风格、穿着、谈话的方式、反叛习俗和传统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进的学生组织领袖在媒体撰文，认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与古巴游击队头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份子阮文追一样的“英雄”。[38]还有激进学生组织宣告：“我们不是潜在的邦妮与克莱德，我们就是邦妮与克莱德。”[39]

该电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镜头、美化罪犯的主题和性的场景远远超出好莱坞道德规则边界，却仍然得到业界推崇：该片获10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赢得两项大奖。这意味着原有规则的解体。

另一部电影是同年底的《毕业生》（The Graduate），反映了六十年代大学生内心的彷徨和冲突。男主角大学毕业，面对人生目标时茫然和孤独。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呈现为枯燥与虚伪的，他因而拒绝进入主流社会。他被一已婚妇女色诱后，又和其女儿恋爱，当女儿洞悉其母亲与该男学生有染后，亲情、恋情交织在一起，当最后她和另一男友举行婚礼之际，该毕业生赶来，两人又一同私奔。该片将年轻人反传统、乱性、乱伦、私奔等情节搅在一起，复杂离奇，但却迎合当时社会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态、反传统的大潮流，轰动一时。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历年电影票房总收入榜中名列前茅。电影以7项奥斯卡奖提名，一项得奖获得好莱坞认同。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所谓的“新好莱坞”时代。

到1968年底，好莱坞用分级制度取代了《海思条例》。也就是说，什么内容都可以上银幕，只要贴上分级标签就行。这大大放松了媒体人的自律，模糊了娱乐界是非善恶的标准。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娱乐媒体人主动把道德和创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经变异的社会思潮，通过媒体给人欲望的刺激，让人在即时可得、成本极低的满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处，同时也利用制片商的贪婪，让他们通过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业回报。

电影是一个特殊的媒体，它把观众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围，使其忘掉现实，和主角分享同样的感受，与导演分享同样视角。成功的电影使观众如醉如痴，甚至不愿让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现实。因此它对塑造观众的价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让人背离传统。

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记录片转化已经转化的，故事片转化未被转化的。”[40]也就是说，记录片强化观众已有的价值观，而故事片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在观众不设防的情况下，把一种新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们没有明天》的制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热衷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明星，他编导主演了奥斯卡和金球奖得奖片（最佳导演）《赤色分子》(Reds,1981)，在冷战高峯期以平易可亲的形象成功改变了美国人对激进共产主义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编导并主演、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吹牛顾客》（Bulworth,1998）中，他塑造了一个坦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借主角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观众，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才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他们与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42]他的电影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一度敦促他参政竞选美国总统。

许多电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见影。比如在好莱坞《我们没有明天》首映式上，“从后排的观众中传来了让警察滚蛋的喊声”。[43]分级制度生效后，好莱坞第一部Ｒ级（儿童不宜）卖座大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1969)就使吸毒风靡社会。它讲述了两个长发的嬉皮士摩托车手贩卖可卡因的冒险之旅。摇滚、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们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摄中甚至使用了真实的毒品。他们避世、放纵、反传统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为无数反叛青年的“梦想”，也使毒品成为反文化的象征。其导演承认，“可卡因在美国成为一个大问题，说真的全因为我。”[44]

自从分级制度诞生后，好莱坞被邪灵利用制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绘性、暴力、毒品、犯罪团伙等败坏行为的电影作品。有研究发现从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中Ｒ级影片占58%。[45]

美国学者维克特．克莱恩（Victor B.Cline）在1970年代对当时盐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发现57%的电影正面表现了主角对配偶的不忠行为，或者用某种情形将其合理化﹔38%的电影将犯罪行为表现为有回报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现，并且令人兴奋而没有任何负面后果﹔59%的电影主角杀死了一个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种形式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只有一部电影中的男女性关系是在合法婚姻之内的。只有22%的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针对大众对电影中过分的暴力、性内容的批评，一种常见的辩护就是电影只是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并不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关于电影的统计显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大量左派好莱坞从业人员，自然会将其价值观反映到作品中来，从而影响社会大众。前好莱坞编剧、知名影评人麦德维徳指出，好莱坞从业者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社会的价值观：美化暴力、鼓吹性乱、贬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认为这些败坏道德的内容只是因为受到金钱的驱使。无论哪种原因，结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过分的说，电影带动人群道德下滑的效应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甚至把兽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扬人变兽、人兽交主题的作品也已经被好莱坞主流认可、受到赞誉，这就是魔鬼统治我们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实反映——人们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这些反传统电影，表面上用各种貌似高深的理论探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精心设计各种借口，给观众呈现一个“复杂的具体环境”，让人觉得道德准则必须随着实际情况而变。这其实是向观众宣布：这个世界并没有黑白分明的善恶正邪之分，传统是乏味和令人压抑的﹔道德是相对的，传统社会中被鄙视的丑恶行径总可以在某种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灯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魔鬼用这种方法把道德相对主义悄悄植入人心，将人一步步推离传统。

6.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如今电视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们休闲、聊天、吃饭的一部分。而经常看电视会改变人的价值观，人却不自知。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越不倾向于坚守诸如诚实、可靠、公正等传统价值观﹔观看电视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对性道德方面的“开放”，更容易认同婚外性关系、堕胎、同性恋等等。虽然两组人自称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约85%），但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视宗教原则和遵循神的教诲。比如问卷选择：“应该任何情况都遵从神定下的价值规范，还是遵循个人价值同时结合神的道德规范”？看电视多的人容易倾向于后者。[48]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看电视能够使人容易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

从195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融入人们日常生活。除了情节引人入胜的电视剧和电影有同样塑造人的价值观的效果之外，脱口秀、情景剧、甚至记录片等等也通过每天不断重复，悄悄把各种变异理念灌输进人的大脑。

以脱口秀为例，演播室为了收视率，特别乐于邀请那些观点或行为与传统价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宾，或者邀请“专家”讨论一些有道德争议的话题。这些嘉宾被鼓励“勇敢”吐露个人生活中的“深刻复杂的问题”，然后主持人、专家，或者现场观众会给出种种解决问题的“选项”。为了使节目受欢迎，节目中通常没有任何道德评判。于是许多节目便成为败坏、变异行为和观点的展示场。人们逐渐认同，他们原本坚持的价值观在某些“特别情形”下并不适用。这实际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

还有很多电视台晚间节目充斥下流、低级的内涵，不堪入目。一些节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说脏话为荣，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逊。不少节目是在人们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以娱乐的形式，灌输低级品味、反文化、反传统的内容，久而久之，人们见怪不怪，甚至认同、欣赏，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电视情景剧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变异价值观、行为不断重复呈现，使之“正常化”。

夏皮罗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风靡美国的情景剧《朋友》（Friends）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罗斯（Ross）的前妻卡罗（Carol）是个女同性恋，但她怀了罗斯的孩子。罗斯显然对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恋家庭长大感到困扰，这时菲碧（Phoebe）走过来安慰罗斯说：“我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我爸离开了我们，我妈去世了，继父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几乎没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出生，就有三个家长在争着谁能爱他/她更多一些。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婴儿。”罗斯一下子释然了，觉得很有道理。夏皮罗写道：“一个怀孕的女同性恋和三个家长，不但被描绘成正常家庭，甚至还是令人羡慕的家庭。”[49]

医学上发现，人的脑电波呈现出五种模式，其中两种是人在清醒时的模式，称之为α模式和β模式。当人处在紧张工作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β模式，此时人的分析能力加强，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个人正在辩论，其脑电波会呈现出高度β模式。换句话说，人处于这种状态下时，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当受骗。但当人处于放松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情感占据主导，分析能力下降。人们在看电影电视时，不是处于一个严肃的思考状态，而是一个放松和容易被灌输的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被影视剧里的观点说服。

研究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体节目（包括儿童节目）含有暴力情节，有误导倾向的性内容也遍布电视和影片中。除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年轻人把媒体列为他们有关性行为信息的第二重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媒体的暴力内容会造成年轻人对暴力脱敏，增加他们未来人生中攻击行为的风险。媒体对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少女怀孕、性行为造成恶劣影响。常看含性内容节目的少女在三年内怀孕的概率是少看此类节目的女孩的两倍。媒体的性节目也增加强迫性侵害以及危险性行为的风险。[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直接对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进行冲击，一位学者指出：“媒体充满了性的内容，不要说孩子，就是批评家都难以抗拒，我认为媒体成了我们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体的影响，婚外性行为，通奸等等成为了人们觉得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觉得只要当事者你情我愿，没什么不可以。

在《黄金时段的宣传》一书中，夏皮罗总结上百个对美国影响很大的电视剧集。他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节目从肯定自由主义（Liberal），到推行无神论，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权主义，肯定同性恋和变性，到排斥道德，否定传统的夫妻、家庭、亲子关系，到极力推广左派观点，到树立没有同情心、残暴的人为正面人物，其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堕落的价值观的过程，这种反传统生活方式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影响。[52]

更有甚者，众多所谓音乐电视节目毫无掩饰地向青年观众推销软色情，乃至变态性行为的色情。[53]电影分级制度实施之后，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贴上“Ｘ”级标签即可出品。随着技术发展，这些淫秽节目从地下走到地上，在录像出租店、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旅馆随时可得，不断引诱人们走向堕落。

在电视节目上，魔鬼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污染，形象丑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节目中隐藏的各种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比如以“多元主义”的名义灌输同性恋观念，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灌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其道德行为无关，诸如此类。[54]

诚然，许多好莱坞节目制作人或许没有一个成型的计划，要把各种变异观念灌输给大众，但如果节目制作者本身认同魔鬼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那么节目中“不自觉地”参杂变异理念也是可以预料的。真正有慎密计划的是魔鬼，而媒体人远离了神就会成为被魔鬼操纵的棋子。

7.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在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中，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没有道德底线的超限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传统派候选人川普直言反对“政治正确”、提倡回归传统价值、法治秩序、减税振兴经济与生活、复兴人对神的崇敬与谦卑等将美国“向右拉回”的举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川普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在大选中，左倾媒体利用各种手法刻意丑化、集体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外来人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让人生出鄙夷、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以左右大选导向。除少数几个媒体外，几乎95%的媒体都预言川普肯定会落选。但事与愿违，川普最后赢得了大选。

通常来说，无论选战如何激烈，选战结束后，不同党派、团体都应重归正常运作。媒体更应秉持公正准则，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媒体中立的原则。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并没有从选战时期走回国家正常运作之中，而是继续选战的仇恨，甚至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哪怕自毁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体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绩，如金融市场创历史记录的股票行情，美国外交上的胜利，几乎彻底消灭伊斯兰国（ISIS），美国失业率创18年历史新低，使美国企业界重新焕发生机。不但如此，这些媒体尽一切可能捕风捉影、处处掣肘。比如所谓“通俄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迄今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国会的报告则更直接指出川普没有通俄问题。[55]

为达到攻击川普的目的，媒体还大量制造假新闻。2017年12月，一个美国电视新闻巨头在由于谎报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国共谋沟通的假新闻，不得不处罚该资深记者四个星期无薪停职，并以收回假新闻而收场。[56]最后，那两位记者被迫离开了该电视台。那位记者的团队以前可以说战绩辉煌，获得过4次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奖（Emmy Award）等大奖，但假新闻令他们自毁名声，黯然收场。

川普严厉谴责非法进入美国的恶名昭彰的黑帮“MS-13”作恶多端，“这些家伙不是人，他们是禽兽”。但美国各大媒体随即断章取义，声称“川普说非法移民是禽兽”。

2018年6月，一名宏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进入美国、遭到边境巡逻队拦下的哭泣照片，在媒体与网路上广为流传。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分开，借机大肆批评川普严守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随后，《时代》（Time）杂志将小女孩照片与川普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但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小女孩并没有与妈妈分开。[57]

根据“媒体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两年针对美国主要三大媒体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进行的研究发现，川普是这两年三大电视台的报导重心，占三台晚间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对川普负面报导的比率高达90%，正面报导却只有10%。在2018年更高达91%为负面报导。该报告说：毫无疑问，没有一位总统像川普一样在这样长、且持续的时间内受到这样的敌对报导。[58]美国民众也看出假新闻的端倪。根据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的比率，从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媒体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对媒体有很多或相当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个百分点。[60]无怪乎一位大媒体老板痛心地说：“假新闻是我们时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国选举的结果，支持和反对川普的几乎各半，而媒体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面倒，这并非正常现象。对川普的妖魔化攻击是因为他力主恢复传统，他的理念与左倾的反传统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体的抹黑如果能使人们对他失去信任，从而对抗他恢复传统的努力，就达到了这种负面报导的目的——阻止社会向传统回归。

更令人忧心的是，大批媒体成为激进言论的放大器，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仇恨对立，引发、加剧社会撕裂。其做法可以说到了不顾基本伦理，不计后果，不惜自毁的同归于尽式的地步，把国家带入十分混乱、危险的状态。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

西方国家里很多自由派媒体沦为共产邪灵掩盖真相、误导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体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各种不择手段的攻击、谩骂、诋毁，不计媒体自身声誉、不计社会后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追求名利、无知、懒惰、自私、被滥用的同情心、争斗心等等。有的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装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传统的价值，有的人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堕落的“大众需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而顺从堕落的标准，有人出于妒嫉和敌意编造假新闻，有人由于无知和懒惰而听信假新闻，有的人利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谓的社会正义，带动整个社会往左转，有的人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

媒体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们赖以获取日常大众信息的生命线，也是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大众的信任客观、公允是媒体基本伦理要求，是人们对其信赖的关键，但今天的媒体乱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媒体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体的使命，重现新闻业的辉煌，是媒体人的光荣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真。媒体对真相的报导是全面的，而且是出于诚意。很多媒体在报导社会现象时呈现的是局部的真实，往往带有误导性，有时比谎言更有害。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善。媒体的善并不是对同情的滥用，不是政治的正确，而是为了人类真正长远的福祉。人类的出路不在于短期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更不是共产邪灵炮制的乌托邦，而是沿着神给人开创的传统之路，提升道德水准、最后能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园。一个媒体让社会重德才是根本的为善。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存的，传播真相、揭露邪恶、抑恶扬善，是媒体的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事。在人类最近一百多年里，出现了自由社会与共产阵营的对峙。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实际上是正与邪、善与恶、生与死的交锋。共产邪灵在全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在东欧共产政权解体之后，其阴魂仍然未灭。

在中国这个文化古国，中共最近20年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迫害程度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罕有其比，是当代社会最大的信仰迫害。从根本上说，这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迫害，对人类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体报导数量和力度与之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主流媒体受中共政权威逼利诱，在报导上自我审查，对这场当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谣谎言，为邪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同时，人类也出现了反对共产邪恶主义、回归传统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一件关系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大事，西方媒体却没有报导。

在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今天，真相与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尤显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择善而行、维护公众道德的媒体。是否能够超越个人、公司和党派利益考量，从人的基本良知出发，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摆在每个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对读者和观众来说，在媒体道德下滑的时候，明辨是非，理性认知媒体的各种信息，从传统出发判断问题，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衡量社会现象，促成媒体回归历史使命，变得极其重要，这也是人们能够远离共产邪灵，走回传统，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

 

第十四章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篇：魔鬼的狂欢

目录

前言

1、共产党的党文化

2、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

3、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乱象

1）嘻哈摇滚

2）吸毒盛行

3）色情汎滥

4）电玩成风

5）暴力文化

6）变异时尚

结语

*****

前言

神创造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神给人奠定了正统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却惊人地一致。东西方各个民族都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在其经典中对自己民族的后人叮咛周至，一再申说。贯穿于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因为归根结底是神规定了人应有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从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礼仪。华盛顿总统早年亲手抄录了110条社交礼仪规则（Rules of Civility&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虽然其中某些具体事情和表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斟酌损益，但其内涵却具有普遍意义——谈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时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谦卑﹔智慧地给予不同的人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注意公德，不伤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为举止得体并适应场合﹔衣着整洁，体现美感﹔不用伤人或报复性的言语，不在背后毁谤他人﹔亲近贤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兰克林有著名的十三条生活准则：节制、寡言、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实、公正、中庸、整洁、沉着、贞洁、谦虚，与华盛顿所重视的110条守则在精神上若合符契。[2]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能普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还保留着相当一些做人应有的传统。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尽管共产邪灵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传统、屠杀精英、败坏道德，人们还保留了共产党篡政前留下的一些传统美德。

随着共产阵营的扩张，共产邪灵进一步推行其计划。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人在道德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1966年自“破四旧”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19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运动”，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破坏传统、变异人类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场运动给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开始，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被彻底摧毁，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会，摇滚、吸毒、性解放、同性恋、嬉皮文化、精神颓废等等，开始大面积流行，严重冲击著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文化运动中的年轻激进份子走向社会各阶层之后，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著那场运动。与此同时，各种先锋艺术和文学、各种现代思潮、变异观念，汇集在一起，借助电视、电脑、网际网路、手机各种大众传媒和现代通讯工具，让整个人类快速偏离神给人规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变异和堕落的深渊。

放眼人间，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人类道德下滑，大众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堕落，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中共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彻底破坏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党文化体系，年轻一代都是浸泡在党文化当中长大的，对正统文化一无所知。除去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还在固守着传统，拒受邪灵引诱、渗透外，可以说共产邪灵几乎成功地达到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败坏人类文化、社会生活的目的。

1.共产党的党文化

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有些西方人这时还保留着对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谦虚善良，勤劳俭朴。但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改造，中国人彻底变了：他们变得举止粗鲁、说话粗声大气﹔在公共场合不排队、大声喧哗﹔在不允许吸烟的地方吸烟﹔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丢垃圾﹔爱占小便宜，不为别人着想。近年来，有些中国游客的行为更是震惊了世界：他们随意攀爬破坏文物古迹，在公共场合让小孩大小便，用过厕所不冲水，哄抢免费商品，争抢浪费自助餐厅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闹机场造成飞机晚点……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中国那片土地发生了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传统的道德文明礼仪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批倒批臭，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习惯说成是革命的、好的，号召知识份子“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身上生了虱子说成“革命虫”。从党魁到普通干部都以说粗话为荣，唯有如此才可以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革命性、和群众打成一片。人们被迫放弃优雅文明的生活习惯，接受流氓无产者的粗鄙生活方式。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名利场，粗俗不堪的集中营，共产文化的展览馆。

中共的党文化，可说是让世人堕落的一大“发明”。

党文化指的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党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唯物论，包括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共产理念﹔还包括各种变异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党重新包装、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后利用各种手段摧毁传统文化，建立并加强党文化，有效地利用党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党文化的渗透控制下，文学、艺术、教育等各行各业全面堕落。党文化处处都表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即开始耳濡目染。灌输手段包括使用宣传机器，强制人们读共产领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书、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等。

只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共产邪灵就使得中国人“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3]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光是唯利是图、互相欺骗，而且做事根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僵尸一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谎话，肆意流行的痞话，铺天盖地的脏话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时的红卫兵一代在长时间党文化的熏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党文化恶习带到这个年龄层。党文化培养出来的少年儿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纪什么坏事都懂。年轻一代不信神、无道德、狂妄自大，两性道德全面崩溃。他们被挑动、教唆，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共产邪灵利用他们做破坏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传统根基的中国人又把西方反文化运动后产生的最不好的东西一股脑儿学了去。党文化使当今的中国人远离普世价值，让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家庭、社会、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的人类状态，思想和行为举止往往与非共产社会的人格格不入。

中共现在也谈要恢复传统文化，可是恢复的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而是徒有传统外表、实为没有对神的正信的党文化。在这种党文化思想指导下，连神都是可以用来发财的。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很火，据说在这个庙里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著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地称：“缺哪个神仙，随便造一个”。[4]

现代中国也在搞所谓复古运动，但在道德败坏了的今天，回归传统谈何容易？！很多文艺作品表现的虽然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却都是现代人败坏了的思维观念﹔穿着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想靠传统文化艺术装点门面，但却更进一步地毁掉了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比如近些年流行的古代宫斗剧人气高昂，其核心内容却都是宫廷帐幔帘幕之后的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把共产邪灵的两大基因“斗”和“恨”做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肆意改编的《西游记》更让孙悟空与九尾狐及白骨精等妖精勾肩搭背，搞起恋爱来。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自然地把这些视为“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共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和变异后的、贯穿党文化的现代或复古艺术、文艺、戏剧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

党文化造成人们不信神，诚信危机就是最直接的后果。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有毒食品、贪污腐败等等已成为了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大陆所谓的“山寨文化”就是诚信危机的一个典型例子。山寨文化泛指对知名或权威事物的冒充，特别是针对海外品牌和技术的拷贝，说白了就是盗窃加欺骗。这个词如此流行，以至于《牛津汉英大词典》将它作为一个新词收入进去。[5]中国大陆的山寨行为不但假冒产品，甚至可以假冒商店。山寨苹果手机早已不是新闻，而苹果专卖店被山寨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店面被“精心布置”，具有玻璃外观，浅色木制展示桌，蜿蜒的楼梯和展示iPad和其他苹果产品的巨型海报，以及整齐有序的配件墙，印着白色苹果标志，员工均穿着带有苹果标识的深色T恤，连工作人员都坚持认为他们在一家真正的苹果店工作。[6]在这种整体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些中国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无恶不作，不怕善恶有报，撒谎作假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不做假反而成了异类。

党文化也直接败坏著语言，好极端用词。取个餐馆的名字，要“天外天”、“皇上皇”、“王中王”﹔文风上更是浮夸自大，动辄“世界第一”、“史上最牛”，“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微信和网路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这里不妨摘取几例。“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又获一世界第一：亲手打垮美国王牌企业，把苹果怼到溃不成军”，“要出大事了，中国又一法宝让美恐惧，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彻底怕了”，“华为干了一件事，世界沸腾了！”，“中国又一领域世界第一！仅用30年就完成历史巨变美日韩都叹服”，“华为宣布制造出了世界第一颗5G晶元，让世界震撼！”……在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和专门的系列电视节目“了不起，我的国”里，充斥着各种浮夸自大的口气和语言，“一不留神又领先世界了”，似乎全世界都要臣服在中国的脚下。这些都和中共历史上的大跃进、浮夸风、“超英赶美”、“亩产三十万斤”的豪言壮语一脉相承。

这一波新的浮夸风，是共产党文化的“假大空”在网路时代的具体表现，其实质仍然是诚信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那些最不好的变异的东西也都被引入中国，包括性解放、吸毒、同性恋、电脑游戏等等﹔电视上的综艺娱乐节目低俗不堪。整个社会都被带动得如同充斥物欲情欲的魔窟一般。

共产邪灵把人变成非人，把中国这个曾经文明、辉煌、美好的国度，变得国已不国。

2.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称，男子绅士风度，女士淑女仪范，人们坦诚以待、友爱共处。共产邪灵在西方社会也实施了一系列颠覆、破坏西方文明的安排。它虽然无法利用暴力、极权直接破坏西方文明及大众文化，但同样挑动人们负面的、反叛的思维、行为，以达到毁掉传统、伤风败俗、败坏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国家二战获胜后，人们欣喜庆幸之时，已经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着手，借战争后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现来开始系统引领人们离开传统，背离神灵。

在美国，二次大战后出现了所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战后50年代美国的一群作家，他们首先搞起来一场败坏世人的艺术和文学运动。这些人蔑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道德败坏现象，却由此得出反叛一切传统道德、愤世嫉俗的结论。垮掉的一代的成员大多玩世不恭，他们鼓吹自由主义理念，放大自我观念，拒绝传统价值观，迷恋神秘主义、毒品、犯罪，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态度，恰好和共产邪灵的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成为邪灵利用的工具。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如该运动奠基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诞生》，表达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7]该运动另一个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后来成为公开的共产主义同路人（见本书第十一章）。他们的作品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这群人的作品离经叛道，从思想到文化为其后60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文化运动做了铺垫，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1960年代之后，更多的变异思潮出现，如嬉皮、朋克、哥特（Hippie,Punk,goth subculture）等等。这些反传统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大有市场，引诱一代代的年轻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装异服、颓废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甘迺迪遇刺、及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1968年春，大约2000多名嬉皮士身着奇装异服，连续几昼夜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用摇滚、演唱、诗歌，甚至裸露等怪诞行为，表达对社会的反抗。1969年夏，约40多万人以同样方式聚集在纽约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爱、自由、和平”。随着摇滚乐几十万人放荡、狂欢，无理智、无拘束，把人们卷入低俗、颓丧、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因为其影响之大，被认为是整个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乐集会。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象征。

和美国反文化运动相配合，法国1968年发生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上千万人卷入的所谓“五月风暴”学生骚动，同样是源于青年学生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当时学校对男女学生宿舍按照传统实行严格的分离，禁止男女学生自由进出对方寝室。废除这一规定并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权利”，成为“五月风暴”的直接目标。学生的反叛同时得到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adical-Socialist Party）的大力支持。年轻一代通过骚动、反叛，直接毁坏人类古老的、神给人留下的传统道德规范。

有一种说法，在60年代末有两个“革命的中心”，一个是中国的北京，其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个是法国巴黎，就是在1968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当时中国学生在游行时还打出了支持法国学生运动的标语横幅。而在遥远的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赛）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8]

日本上世纪60年代也开始了反文化运动。日本共产党组建并领导的日本“全学联”（Zengakuren,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连合）、一直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他们受共产党的控制、挑动，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遥相呼应，组织了多次反文化、反传统的活动及游行。“赤军派（The Japanese Red Army,Nihon Sekigun）”“全共斗（Zenkyōtō,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uncils）”等其他左翼学生组织甚至以暴力威胁日本社会。[9]一些拉美国家也随声附和。受古巴共产党的影响，墨西哥的“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学生运动也风云一时。当时的拉美学生还向法国巴黎学生发出了声援电，支持他们的“五月风暴”运动。

人们也许觉得所有这些只是巧合，其实东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反传统运动皆是邪灵全面毁灭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神给人留下的道德传统、普世价值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但在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全球运动的冲击下，遭受了极大破坏，这场运动将整个世界搅得乌烟瘴气，开始了人类道德急剧败坏的潮流。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毁殆尽。西方的摇滚、吸毒、性解放、堕胎、奇装异服，先锋艺术，背离正教信仰，同性恋等等，大行其道，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深重而久远的负面影响。神传文化辉煌不再，西方文明黯然失色！

3.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乱象

传统文化被颠覆后，变异文化和负面因素开始主导这个世界，乱象随处可见。本节的内容以揭示美国的变异文化及社会乱象为主。但美国作为全球文化扩散的领头羊，其变异文化实际已经波及全球。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连中国、日本这样十分封闭且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家也无法抵挡美国变异文化的侵略，照单全收。环顾世界，各种放荡不羁、反叛、反社会、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颓废行为和外在表现，可谓遍布全球。

1）嘻哈摇滚

传统音乐强调的是教化人心、培养美德，让人身心康泰，社会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乐，忌讳狂乱、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乐、歌舞出现骇人听闻的堕落，嘻哈、摇滚成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嘻哈现象（Hip Hop）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兴起的。它始自街头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区，后来影响到拉美裔美国人和牙买加移民等。嘻哈音乐是出自对社会和政治不满的一种情绪发泄。在经济较落后的这些社区，很多居民无所事事，连正经的乐器也买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现象及音乐，包括饶舌说唱（rap）、霹雳街舞（break dance）、涂鸦（graffiti）等可以说是贫穷、无聊的产物，而说唱的主要内容是暴力、枪支、色情、淫秽、颓废、种族主义、贫穷等，被当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来传唱。

几十年来，饶舌、街舞等从纽约走出美国，已经席卷世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很多国家城市中，人们到处可见嘻哈现象。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人们的认可与推崇，这些本无高雅内涵、难登上流艺术殿堂、甚至是低级的、反文化变异的东西开始登堂入室，进入了世界顶级剧院。在《汉密尔顿》（Hamilton）剧里，百老汇将美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任财务部长的故事用饶舌说唱、配以摇滚乐在2015年搬上演艺舞台，一时轰动了美国演艺界，还得到了很多大奖。在华盛顿DC的甘迺迪中心演出近三个月期间，其票房火到要预先到网上排队领号、排上万人长的队才有机会买到票。[10]

摇滚乐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摇滚乐很重视乐器的应用。不同于嘻哈用讲话的节拍来保持节奏，摇滚乐靠的是吉他弄出节奏。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多后世的摇滚乐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启发，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没在各式各样的摇滚场景中，甚至是合作伙伴。

进入60年代，摇滚成了反文化运动的音乐伴奏。它把人带入一种无理性的癫狂之中。重金属摇滚中那种歇斯底里的嗓音，高度失真的电吉他伴奏，密集快速的鼓点，让人放纵自己的生理本能和欲望，丢弃理性的节制，放大正常状态下被理性抑制的魔性，把自我交给魔鬼和低灵控制。

影响更坏的是，摇滚唱的歌词内容充满虚无主义内容，鼓励吸毒（所谓迷幻摇滚），鼓励反叛、自杀，推崇暴力与革命，鼓励同性恋，鼓励女人不需要丈夫，鼓励滥交和淫乱，很多都充满了赤裸裸的淫秽歌词或者性挑逗语言，甚至以推崇魔鬼、亵渎神为乐。比如一些号称是巨星的十分流行的音乐，冠冕堂皇地利用歌词对未成年少女进行猥亵，灌输给听众的是令人震惊的性侵文化。还有的歌词充满挑逗和杀气：“嘿，我的名字叫做捣乱/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掉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仆人”（Street Fighting Man里的歌词）。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有一个迷幻摇滚专辑的名称就叫《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还有一首叫《通往地狱的公路》（Highway to Hell）更是让人心惊，“嘿撒旦，付了我的费用”，“我走在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上”。有的摇滚露骨地吹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如有一首极其流行的《想像》（Imagine），挑战听众去想像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没有财产权的共产社会。

就连宗教信仰也难抵御摇滚乐极坏的影响。基督教的教堂音乐原是为赞美神而作的，摇滚乐被认为会纵容罪恶而被排斥。但在摇滚乐风行之下，基督教堂的近代音乐竟然也吸收了摇滚因素以吸引年轻人，由此而产生了所谓“当代基督教音乐（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s）”。[11]

和摇滚相伴的往往是乱性、暴力、颓丧、吸毒、堕落、反神排神，传统道德信仰所不能允许的诸多败坏行为都随着摇滚发生了。

2）吸毒盛行

如今毒品泛滥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运动是毒品在西方社会大规模泛滥初期最大的祸首。反文化运动中，嬉皮士们力图解构一切传统，同时构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们许多人发现，各式各样的迷幻药（如大麻、LSD）、兴奋剂（如安非他命、可卡因）、神经抑制剂（如海洛因）能带领他们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观。此外，反文化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对于东方的灵修有浓厚的兴趣，而迷幻药物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捷径，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炼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药就能在幻觉中感觉到似乎通灵的体验。事实上，吸毒实质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魔鬼、低灵控制，跟修炼没有任何关系。可悲的是，这种荒谬的说法却吸引了一些对精神信仰有兴趣的人，把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导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摇滚歌手年纪轻轻，二三十岁、不到四十就死亡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其中很多都与过量吸毒有关。现代美国最长、最无法取胜的战争大概就是“对毒品的战争”了。尽管数十年的逮捕和锁定、监督数百万贩毒嫌疑人及团伙，政治家们也一再敦促人们对毒品“说不”，但非法药物仍然汎滥，甚至到今天出现了“毒品危机”。自2000年来，有超过30万美国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总统宣布把“鸦片类药物危机”当作“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要全力反击。[12]

据全国青少年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报告，大麻在年轻学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级学生曾经吸食过大麻﹔37.1％的12年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吸过大麻﹔71％的高年级学生认为经常吸食大麻是无害的。[13]

吃摇头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轻人的“时尚”，而且还不断有更新更强烈的毒品被开发出来，汎滥街头。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个合成变种，毒性比海洛因强烈许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够了。[14]芬太尼甚至被称为化学武器。这种毒品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充斥着美国的街头，它杀死了比任何其他鸦片类药物更多的人，包括处方药和海洛因，因为过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国全国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NIDA）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所有吸毒致死的65,000人中，竟有20,000人死于芬太尼。[15]从中国走私芬太尼毒品到美国的案件案常常见诸报端，比如2018年7月当局在费城港进行例行检查时，从中国的一批货物中查获了110磅致命的芬太尼，价值170万美元。[16]

在中国，吸毒也成为社会的毒瘤。中国毒品日益泛滥，尤其合成药物的生产和滥用现象严重。此外，利用网际网路贩毒也相当猖獗。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2015年一份报告称，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吸毒群体正向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17]真实数据可能比这还要大得多。国家禁毒办发布《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禁毒部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起，打掉制贩毒团伙5534个，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9万名，缴获各类毒品89.2吨﹔查获有吸毒行为人员87万人次，其中登记新发现吸毒人员34万人。[18]

吸毒让人失去理智，极易上瘾而难以解脱。很多人因为吸毒家破人亡，身败名裂，铤而走险走上犯罪之路。吸毒贩毒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祸害无穷。用毒品来拖垮、毁灭世人是邪灵毁灭全人类的又一个有效手段。

3）色情汎滥

共产主义宣扬的各种革命中，实现得最彻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说夺取政权是外在的革命，那麽，性革命算是一种内在的革命。败坏的色情现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称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给性解放提供了理论准备，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传统伦理，引发和促进了激进的女权、堕胎、婚前性行为、甚至同性恋运动，对传统家庭观，及神给世人规定的社会形态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的变异观念，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和享乐方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为色情渗透全社会打开了闸门。

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行的成人杂志《花花公子》在性放纵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它使得色情开始走向企业化。“要做爱，不要战争”，在所谓和平反战的背景下，1969年出现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电影《蓝色电影》（Blue Movie）。伴随着迷幻摇滚的挑逗和反叛传统的放荡，西方开始了一个长达15年（1969–1984）的号称“色情时尚”（porno chic）的“黄金时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产业的规模，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据估计，全球色情业的产值接近1000亿美元，仅美国就有100至120亿美元。[19]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现在专门的成人影院的银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录像机的普及将影片送进千家万户，大大地促进了色情影业的发展，90年代后网际网路的普及以及后来的智能手机，将成人录像和各种色情图片送到了人们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产业已经成为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走进超市，整排杂志架上几乎有一半是以塑胶绳封住的成人杂志和成人漫画﹔打开电视，深夜综艺中也经常出现AV（色情片）女优和男优的身影。AV女优被包装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对整个亚洲都有很大影响。

网际网路和智能手机的出现，给色情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一个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触到的色情制品的数量，现在一个小孩子就可以在10分钟内轻松超越。过去孩子们课余也许是在踢球、游戏，现在不少孩子课余的时间更多的是在玩色情游戏。一名12岁的英国男孩在迷上网际网路上的色情作品后，多次强奸了他的妹妹。[20]公诉人说：“这种性质的案件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庭面前，因为年轻人现在不得不接触色情内容。”未成年人接触色情内容带来的后果包括：性行为成瘾，更早开始性活动，更常见的性犯罪以及道德堕落，认为性与婚姻、感情无关，不过是一种可交易的商品，认为色情视频里的那些极端的性行为很常见，对违反道德的乱性行为习以为常。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性交易并不违法。在欧洲民众看来，从娼也是一种工作。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色情合法化的国家。丹麦的邻居挪威，曾是欧洲对色情业绩最严格限制的国家，也在2006年把色情业合法化了。[21]在丹麦买春也能享有政府给予的福利，残障人士只要向政府申请，经审查合格后，就可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妓院嫖妓，由政府“买单”，称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平等的权利”。[22]这恰恰是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傅里叶在19世纪提出的主张。

曾经全社会禁欲、谈性色变的中国，可谓是性革命浪潮中的“佼佼者”。中共改革开放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性解放。如果要问中共什么开放得最彻底？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中国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中国输出到世界各地的还有大量的妓女。日本、马来西亚、中东、美国、欧洲、甚至非洲，都有来自中国的庞大的妓女军团。有报导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里有13,000到18,500名来自中国的妓女。[23]

东南亚、南美各国也不能幸免，很多城市已成性旅游（sex tourism）的重要目的地，虽然不合法，但性交易却成了某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指标。甚至在非洲的埃及、突尼西亚、苏丹等伊斯兰国家，被传统风俗视为“洪水猛兽”的色情业也暗潮汹涌。

色情汎滥对社会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破坏家庭和婚姻，被称为“寂静的家庭杀手”（the quiet family killer）。观看色情内容导致人们对良好的家庭关系失去兴趣。色情制品会导致人产生更大的性放纵，从而导致非婚生育和性病的风险增加。[24]

在2004年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吉尔曼宁博士分享了一些有关色情和婚姻关系的数据。她在研究中发现56％的离婚案件涉及一方对色情网站有着浓厚的兴趣。[25]

201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观看色情内容的比没有观看的同龄人更容易离婚，离婚率多了一倍。该研究称，丈夫看色情的，离婚率从5%增加到10%﹔妻子看色情的，离婚率从6%增加到18%。还发现越年轻看色情，越容易离婚。[26]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无论东西方各国都把婚前性生活看作是不检点，违反神给人留下的训诫。社会的压力舆论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年轻男女不检点，有了孩子的话，就必须为孩子大人及社会负责而成家结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女子因为你而怀孕，就和她结婚。没有其他选择。”[27]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但随着人们的道德下滑,在性开放的带动下，自60年代以来，非婚生育大幅上升。这都是在色情产业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在1964年，未婚生育不到10%﹔到了2014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非婚生育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在美国，非婚生育的平均水平是40%，在黑人中达到了71%。在2016年出生的世界1.4亿新生儿中，大约15％或2100万是非婚生育。[28]

非婚生育、离婚造成的单亲家庭常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这些家庭又成为社会福利的负担。

4）电玩成风

现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玩电玩游戏，许多制造商们把游戏做得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动感，越来越暴力和色情，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让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经成为家长、学校甚至政府很头疼的事情。电玩游戏成为了一种伴随着人成长的大众文化，可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是毁人的文化，和毒品无异。沈迷于电玩游戏中的人根本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到电玩游戏带来的弊端，只觉得好玩、有趣、不赢不罢休。而且现在的电玩游戏从画面到情节几乎都在鼓吹暴力与厮杀，色情挑逗，晦暗冷血，传导的信息也是魔性的。从画面到内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东西。很多电玩游戏让人从杀戮、破坏、暴力、血腥和争斗中得到快感。有些让孩子变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乱性甚至犯罪。

网路化的电玩游戏，或称“网路游戏”，更容易使人上瘾。过去游戏是一个人在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而已，现在的网路游戏成为了一种主动参与的“体育运动”，要多人同时在线玩，也变相成为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社交活动。因为是大量玩家互动，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过度投入，会投入大量精力还有金钱。不玩此类游戏的孩子很可能没有朋友而沦为心理怪癖的孤独人，被同龄孩子看不起，于是，连家长都不得不放手让孩子玩电玩游戏，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跳火坑。电玩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传统的人际交往时间，使孩子们成为了电玩游戏的俘虏。

一位学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十二岁的儿子只能定量玩电玩游戏，做完了作业才能在周末玩几个小时。如果儿子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每天要玩23.5个小时的游戏，很可能连澡都不洗，饭也不吃。他的研究表示，电玩游戏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年轻人的娱乐时间，使得受教育低和低收入的年轻人群通过电玩游戏得到了幸福感，因此减少了他们去工作的时间。[29]这种现像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

这位学者看到的社会现象是，电玩游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去工作，而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样下去的话，到这些年轻人为人父母时，电玩游戏不能当饭吃，年轻时虚度的光阴不会帮助他们技术提升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连依赖父母的机会都没有了。电玩游戏已经达到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状态的程度。

电玩游戏就是“精神毒品”，与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国家禁止的，但是电玩游戏却被一些国家当作推动GDP的重大产业来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国家在制造毒品，用这样的“精神毒品”来毁灭下一代，让国家和人类没有未来。

网际网路和手机的出现为电玩游戏产业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市场。调研机构Newzoo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游戏市场报告，预估2018年全球游戏市场营收将达1,3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3%。超过一半的游戏收入来自手机用户。数字游戏占了全球市场的91%。该报告还预测，游戏市场将在下一个十年内保持两位数增长。在很多国家的GDP增长率在个位数的低端挣扎的时候，游戏业却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机游戏，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报告称2018年全球市场中的前三名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就占了28%。[30]

信神的人们应该知道，神造了人，也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娱乐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将在末世之时得到神的救度。当远离神祇、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则只能被神抛弃，被魔鬼毁掉。传统的游戏、体育活动和其他户外活动受自然、天气、器材和体力的限制，很难让人们成瘾，而电玩游戏基本不存在这些限制，可以让人们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当人们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隐蔽其后的电玩游戏等，那只能和魔鬼沟通，听从魔鬼安排，不知不觉中走进魔鬼设计的圈套中。

5）暴力文化

美国从1960年到2016年，总人口增长了1.8倍，而总犯罪事件增长2.7倍，暴力事件则增长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大规模枪杀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50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枪杀案。从那以后恶性大规模枪杀事件愈演愈烈。[32]从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枪杀案，到2017年屠杀58人的拉斯维加斯枪杀案，每一次进入公众视线的大规模枪杀案都让人触目惊心。

世界范围内，每年恐怖主义事件从1970年的650起跃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从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恐怖攻击事件增加了160%。[33]

现实世界的暴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暴力文化所包围。不但激烈的摇滚重金属音乐中充满了暴力，大多数影视作品甚至电玩也以暴力为主题。许多影视作品都用正面形象的演员和手法来刻画黑社会、帮派、海盗形象，给这些负面形象赋予了魅力和光环，使得人们不但不反感，而开始向往犯罪和黑帮。电子游戏的出现又给人一条双向互动的在游戏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从影视作品的单方面的灌输，到使得人们积极的从游戏中得到暴力的体验，游戏中砍头断肢、血腥四溅的场景往往超过了电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从1985年到2012年之间出品的电影，结果发现从1985年至2012年间，PG-13卖座大片中枪支暴力镜头数量增加了2倍。[34]后续研究中揭示这一趋势持续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调查研究中发现97%的12到17岁的年轻人玩过电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内容的游戏。[36]

面对社会中不断增多的暴力问题，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人们不断提出各种设想和解决方案，从更严的法律限制、更大的执法保护，到提供公众心理咨询。但是这些方案只不过相当于砍掉有毒的树枝，却没有斩断毒根。共产邪灵通过有意的带动大众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让更多的人们接触这类内容而见怪不怪，而部分人被这些内容带动模仿，使得暴力变成社会现实。魔鬼通过败坏传统文化、变异人的道德、让人远离神而追寻无止境的物质和欲望的满足，才是真正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6）变异时尚

今天在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装束、行为，乃至许多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元素，表面看似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时尚潮流”，其实都不是偶然出现的。究其来源，有许多装束、行为的背后往往都打着魔鬼的印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些元素自然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兹举数例。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的女性短发(bob haircut)，其实来源于1920年代西方的“飞来波女郎”（flapper，或译轻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权运动和“性爱自由运动”（见本书第七章）影响，她们穿短裙、剪短发、听爵士乐，画浓妆、饮烈酒、性开放，短发是她们蔑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寻求女性“解放”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发型开始流行之后，一位知名歌剧演员表示：“在我看来，剪掉长发就是摆脱一个小锁链，这是妇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摆脱的许多小锁链中的一个。”[37]之后的三十年代大萧条中这种发型逐渐没落。而在反叛意识流行的六十年代，各种短发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欢迎。

而如今人们习惯的男人留披肩长发，其实来源于“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虽然男子的长发传统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战之后男子一直剪短发。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长发视作对传统的反叛符号，纷纷效仿。

在1920年代和1960年代，社会主流对青年男女这种反传统性别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了，在进步主义看来这是社会“宽容度”增加。事实上在东西方传统中，男女有别不仅仅体现在男女生理差别和家庭、社会角色的差别上，日常生活中还体现在服饰、发型、言语、举止等各方面。共产邪灵的计划是让社会“无阶级差别”，也无性差别，让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恋、女权运动用“平等”的口号从思想观念上大大模糊了社会、家庭角色的性差别，反性别角色的“时尚”再从服饰打扮上进一步模糊、反向扭曲这种差别。这不仅为同性恋等变异观念大规模渗入人心做准备，也是魔鬼败坏传统道德的一步棋。人类社会东西方的传统道德，无论是西方的骑士精神、东方的君子风范还是淑女之贤德仪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别，阴阳各居其位的基础上。魔鬼的伎俩是为了达到让人类阴阳反背，败坏道德，同时让人在没有传统规范中不断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就很容易看出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变异服饰，表面上是“时尚”，其实都是魔鬼变异人类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裤（low-rise pants），追求时尚者认为很“性感”，实质是为更大面积败坏人类性道德打基础。低腰裤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裤（hip hugger），也是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通过嬉皮士大面积流行起来的，其后到1970年代一度在迪斯科舞厅流行，最后在1990年代一位“时尚设计师”从这种低裆裤发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级低腰裤（bum pants）。[39]

“追星”（groupies）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时尚”，究其本源，也是反文化运动的副产品。1960年代摇滚乐风靡西方世界，一些少女迷恋于摇滚歌星，追随他们的演出，甚至组成粉丝团为歌星提供生活服务、性服务，乃至和歌星群交乱性狂欢。[40]她们成为“追星时尚”的滥觞。此外现代许多追星族追捧反性别装扮的“明星”，如越来越多男星以女性气质装扮受到追捧，也是魔鬼通过大众文化败坏人类，模糊性别观念的伎俩。

很多“时尚”的来源和庞克（punk）亚文化有密切联系。类似于嬉皮士，庞克同样推崇反传统、虚无主义。嬉皮士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对传统的反叛，庞克则属于底层人士对社会传统的反叛，所以很多庞克乐队和社会主义有紧密联系。[41]为了表达更彻底的反传统态度，庞克经常剃各种怪模怪样的发式，或者用支离破碎的材料制作衣服、服饰，看如一堆垃圾，或者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刺青、穿孔挂上装饰品，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饰的身体部分﹔庞克在穿着上经常没有性别区分，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诸如此类。庞克们为当前许多“时尚”提供了“创意灵感”。

庞克们崇尚享乐主义，一个流行的庞克口号是，“活得快，死得年轻，留下一具好看的尸体（Live Fast,Die Young and Leave aPretty Corpse）”。这充分体现失去对神的信仰，被魔鬼引诱掉进物质主义深渊的可悲，也应当引起被各种反传统变异时尚吸引的现代人的警觉。

除此以外，在魔鬼的带动下，人类社会出现了很多末世乱象，如流行的服饰上印着骷髅或者妖魔鬼怪的形象﹔很多人选择丑恶的形象作为纹身图案﹔很多装饰品、工艺品、小孩的玩具、甚至节日饰物都越做越丑陋﹔以妖魔鬼怪、巫术魔法为主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大量出现，人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网际网路上各种魔性信息泛滥﹔人们在娱乐时追求强烈的刺激，等等，这一切都是魔鬼统治世界的表现。

结语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但这种追求必须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内进行。超过这个限度的过分追求必然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灾难和痛悔。

人类的正统文化并不排斥对欲望的合理满足。但是传统文化谆谆告诫人要节制欲望，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从事各种传统的劳作、和睦的家庭关系、参与社会的自治和国家的管理，还有各种传统的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都能够带给人幸福感和满足感，同时对个人的身心和社会都有益而无害。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其中一个必然的步骤是败坏人的道德，使神无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权与否，邪灵都要全面掌控大众文化，把大面积的人群导向邪恶的生活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魔鬼在东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突然面对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诲和道德法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无度地追求享乐。自我中心、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成了流行时尚。变异文化在主导著这个世界，魔鬼在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狂欢。人类已经忘记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摇滚乐和电玩刺激并放大着人的欲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难和不如意之处，却没有想过，这些瘾好只会给自己带来片刻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灾难。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乱性破坏了家庭，使得人们失去了信任和温情﹔电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长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沈迷于这些瘾好当中的人觉得自己在狂欢，其实是魔鬼在利用着他们的身体狂欢，等待他们本人的是肉体的死灭和精神的沉沦。

整个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当大面积的人群沈迷于欲望和享乐时，就是灾难来临的前夜。

神创造了人，也给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毁灭人类的最后关头，人不应该滥用自由，继续走在堕落的不归路上﹔而应该善用自由，选择重新走回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关注着人，呵护着人。人能不能走回来，全看人自己的选择。

 

第十五章 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根源

目录

前言

1.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2.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3.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4.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2）中共与盖达组织的关系

5.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结语

*****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盖达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份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1.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甚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N.Afanasyev）批评列宁的基本国策就是“国家恐怖”、“暴力和无法无天”，“整部历史都是由暴力写成的”。[4]

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奈克、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靠着一路杀来维持统治的。其无法无天无底线的暴力与杀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暴力与杀人只是共产党散播恐惧的手段之一。共产党政教合一，长期的造假洗脑宣传，灌输党文化，在人们心里种下谎言、仇恨、暴力的种子，代代相传，成为维持和滋生共产邪恶的土壤，这才是最可怕的。

2.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共产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人民实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共产国家输出革命到其他国家，或者出于在敌对国家制造混乱的目的，就会催生出恐怖主义的激进组织。

著名反共问题专家、“冲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长布赖恩‧克洛兹尔（Brian Crozier）毕其一生研究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帮助反共阵营包括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等反共领袖分析、认清共产邪恶及其恐怖根源，发表了许多论文、著作，告诫世人共产主义乃是国家恐怖主义及非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5]

苏联格鲁乌（GRU，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鲁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苏联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份子的主要教官”。[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日本突击队、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击队等等，后面都有苏联克格勃的支持。[7]这些极端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袭击。1975年中情局驻雅典总监理查德‧莱尔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约统帅亚历山大‧黑格将军（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车队遭到炸弹袭击，黑格将军的三名保镖受伤﹔1981年美军在欧洲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克罗森将军（General Frederick J.Kroesen）侥幸躲过一次火箭攻击。

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对穆斯林国家输出革命给恐怖主义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东本来是英国和欧美国家的传统殖民地势力范围。随着民族独立，苏联借机挤进中东。但是，中东各个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争端、中东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国利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美苏冷战双方在中东的争夺、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一切让中东的事态变得错综复杂。

而苏联对穆斯林地区的渗透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诡异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相信真主，而苏联的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而且是以消灭宗教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实，共产主义就如同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共产党就初试牛刀，1920年6月帮助在伊朗的吉兰省成立过一个苏维埃政权，叫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称吉兰苏维埃共和国）。在共和国境内展开了一系列激进的行动，例如反宗教宣传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们的财富。因为很不得人心，该政权很短命，1921年9月就灭亡了。

在穆斯林地区，的确也出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是一些穆斯林领袖在调和伊斯兰教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搞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LO）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还有埃及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苏联和中共支持，因为搞恐怖活动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中东的南业门、西亚的阿富汗等国都出现过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时期。前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区扶植起来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打了十年之后，苏联最终放弃了阿富汗。

事实证明，要在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重的地方推行共产主义并不容易。可以说，苏联在这些穆斯林地区的共产革命输出是很失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没有给该地区留下重大的政治遗产。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极端伊斯兰恐怖行动。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扬‧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将，是前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秘书兼对外情报总局第一副局长、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顾问，也是前东欧投奔西方的最高级别官员。帕切帕在《俄国人的脚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产主义扶持中东恐怖主义的内幕。他引述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头子亚历山大‧萨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话说，“在今天的世界，当核武器使得武力过时了的时候，恐怖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里就发生了82起劫机事件，是由苏联克格勃及中共支持并资助的巴解组织干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萨克哈洛夫斯基的办公室，注意到墙上挂的世界地图上有一片插上小红旗的海洋，原来每一个小红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萨克哈洛夫斯基对帕切帕说：“劫机是我自己的发明。”在1968到1978年间，光是罗马尼亚的安全部门就给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每周运送两架货机的军用物资。东德解体后的档案显示，在1983年，东德对外情报局就给黎巴嫩恐怖组织送去了价值1,877,600美元的AK-47冲锋枪弹药﹔捷克斯洛伐克给伊斯兰恐怖份子送去了1000吨的无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头子、后来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决定要发起一场精心策划而又隐蔽的宣传运动，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里播下反犹和反美的仇恨种子。安德罗波夫被西方称为“新的造谣时代之父”（the father of a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输仇恨，并将这种情感武器变成对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的恐怖主义血腥屠杀，让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后的“盖达组织”登上了新闻头版。伊斯兰极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风口。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恐怖袭击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边，共产党严厉钳制言论自由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场景。从网际网路论坛、聊天室，到大学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对此欢呼：“干得好啊！”“强烈支持针对美国的正义行动”……根据中国主要网站“网易”对91,701人的调查，表达“强烈反对恐怖主义”的只占17.8%，多数人或者选择“反美”或者选择“好戏在后头”等幸灾乐祸的态度。[10]

这些为恐怖袭击欢呼的中国人和本‧拉登们素未谋面，但是他们表达出相似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来自同一个毒根的毒素，这个毒根就是共产邪灵。中国人受毒害，是因为从小在魔鬼的党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维框架思维。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战争中，是抗击共产主义苏联的，他的恐怖主义怎么会与共产主义沾上边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些本‧拉登们的恐怖主义思想来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号称“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11]“当代圣战组织教父”[12]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反恐专家、前美国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Military Academy）研究员威廉‧麦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声明他们的动机时常常引用库特布的教导，并把他们自己当作库特布衣钵的承传者。[13]本‧拉登死后盖达组织的继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将库特布的思想看作是点燃了极端伊斯兰圣战运动之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表了中东问题专家汉森‧汉森的报告《伊斯兰国（ISIS）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根源和政治内涵》，在结尾处报告引述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的话来概括伊斯兰国的思想核心：“伊斯兰国由赛义德‧库特布规划蓝图，由阿卜杜拉‧阿扎姆传授，由奥撒玛‧本‧拉登将之全球化，由阿布‧奥玛实现，然后由巴格达迪执行。”[14]

本‧拉登们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国（ISIS）继承和发展了库特布的思想（当然还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这种思想通常被称作库特布主义。通俗地讲，库特布主义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旧世界”，鼓励“圣战者”不惜牺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奋斗到底，要“解放全人类”。[15]

这些“豪言壮语”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是的，因为库特布早年是共产党员，他的思想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烙印。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莱利（Robert R.Reilly）指出，库特布实际上曾经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联络人。[16]

库特布是埃及人，出生于1906年，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学习了社会主义和文学，在4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两年。[17]回到埃及后，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库特布与陆军中校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来。纳赛尔是“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领导人，该组织倾向社会主义。1952年，纳赛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说法是库特布和兄弟会同纳赛尔一起策划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政变。库特布希望纳赛尔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但是，纳赛尔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纳赛尔开始打压穆斯林兄弟会。于是，库特布的兄弟会准备暗杀纳赛尔。计划失败，库特布被指控谋杀入狱。在监狱的头三年，库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后来条件变得宽松，并允许他写作。他在狱中写了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在古兰经的阴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这两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古兰经、伊斯兰历史、埃及和西方的社会等问题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极端主义主张。库特布曾短暂获释出狱，但他拒绝出国，选择了再次入狱。1966年库特布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埃及纳塞尔总统的阴谋，被处以绞刑。

库特布的颠覆性思想就是对伊斯兰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给予了新的诠释。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圣战（holy war）。其实在阿拉伯语中“吉哈德”本身是挣扎、抗争的意思。对主流穆斯林来说，它可以是内心的挣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敌（defensive jihad）。[18]库特布将之延伸为不受限制主动采取暴力的“圣战”。[19]库特布为暴力攻击“圣战”打下理论基础，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绞刑架为荣耀，亲身给追随者做了殉教榜样。

库特布的学说主张，任何遵从世俗法律的社会，或者遵从世俗道德的社会体制，就是非伊斯兰的“旧社会”──贾希利亚（jahiliya，意为对宗教真理的无知，原指伊斯兰教传播之前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算自称穆斯林社会，也属于贾希利亚。实际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会体制就被他视为贾希利亚，应当被推翻。[20]

对库特布来说，这个“旧社会”（即贾希利亚）不仅是个体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获得并遵守伊斯兰价值观和法律的最大障碍。这个“旧社会”是强加给人的，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在“旧社会”的人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隶）。对奴隶（即被压迫者）而言，暴力的圣战是伊斯兰教允许的。库特布主张通过圣战“解放全人类”（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领袖认为库特布走得太远，他的书出版后被视为异端。[22]

库特布进一步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概念（即普通民众接受了统治者的“虚假意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他们没有主动的愿望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生活在贾希利亚中的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和“压迫”，[23]也就不会主动起来参加圣战，“解放”自己。

“怎么办？”库特布从列宁那里找到了答案。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熟悉马列主义的学者在研究库特布的著作时，常常会发现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锋队”（Vanguard）、国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这是典型的列宁主义用语。列宁在写作《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时，面临的局面和挑战，与库布特非常类似。列宁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先锋队（Proletarian vanguard），库特布照搬了这套理论，只是把无产阶级换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

列宁非常强调组织和先锋队的作用，他区分了自发性与自觉性，提出了“建党理论”。他认为如仅仅依靠自发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涨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等肤浅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的所谓“觉悟”。列宁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进份子”（往往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因为只有他们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条件）对工人进行煽动和灌输，使他们认识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觉悟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了发挥这一部分“先进份子”的作用，需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把他们的生活全包下来，为他们创造秘密工作的条件，使他们成为全职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政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4]

美国海军研究院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Robinson）指出，“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圣战主义思想家们没有直接引用列宁作为其思想启蒙，但二者的概念、逻辑，尤其是赛义德‧库特布泄露出其[列宁]影响。20世纪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库特布肯定阅读过列宁的作品。库特布有两个关键概念直接来自列宁：jama’a（先锋队）和manhaj（纲领）。”[25]

库特布从列宁主义里学到的“精髓”，就是要组织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锋队。库特布的理想，几乎就是列宁的理想。

罗宾逊教授阐述道：“库特布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宁]一模一样的论断，大多数的穆斯林沈迷于腐化体系的非正义的和反伊斯兰的统治，所以不知道怎样才能起来拿起武器反抗，一个专业受训的圣战先锋队必须组织起来针对国家机器反抗。”[26]此外，“列宁坚持先锋队的核心，是有一个详细与周密协调的纲领，然后具体实施革命。在库特布的书中也有相似的伊斯兰版本。”[27]

对库特布来说，这一支他认为的“真正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就要担当其拯救伊斯兰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锋队要去打击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虚伪者”，要按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去做，建立一个基于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新国家，并用暴力把伊斯兰带到全世界。

除了先锋队，库特布的学说里也有社会平等、消灭阶级、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类”的内容。[28]这些内容，都会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

库特布死后，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继续出版塞义德‧库特布的书。在1993年出版的库特布的书“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库特布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该书第61页中，库特布直白表示，伊斯兰教“是一个独特的、建设性的、实证主义的教义，它是由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并增加了它们的和谐、平衡和正义。”[29]（方括弧内是本书作者加入的内容，便于读者理解。）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在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时，有学者还指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煽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这种矛盾上升为不可调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决的矛盾。伊斯兰极端主义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策略。想想看，炸毁曼哈顿的世贸大楼就能实现库特布的伊斯兰大同世界了吗？当然不会。极端主义为的是制造西方与穆斯林的矛盾，“加剧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对穆斯林的仇恨，然后用这种仇恨来煽动更多的穆斯林起来仇恨西方。[30]这就是与马克思列宁宣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样，一定要让这个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才有机会发动革命。共产主义这么想，受其影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这么想的。

不夸张地说，库特布的学说更接近共产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义。虽然从宗教上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却吸取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学者这样指出恐怖主义的实质：和自由世界对抗的真正敌人还是共产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穿了件传统伊斯兰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运动使左派思想广泛传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倾向暴力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芬兰政治历史学者安特洛‧莱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认为，现代恐怖主义诞生于1966~1967年，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把基于穆斯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上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学生运动中，许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来观念带回去，为恐怖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32]

开罗的美国大学媒体研究教授施莱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经见过后来的盖达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当时正在开罗大学学医的扎瓦希里对施莱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在精英学院──医学和工程学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莱弗对此并不奇怪，他回答说，在60年代，这些院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的据点。他指出，伊斯兰主义运动只是（60年代）学生反叛的最新发展趋势。施莱弗回忆说，“我说，‘听着，艾曼，我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你说话时，我觉得我回到了党内。我不觉得自己好像和传统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与法西斯联系起来，而出于某种理由不愿提及共产主义根源。其实，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也没有专门的宗教信仰基础。从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全人类观和宗教情结来说，极端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渊源更为紧密。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库特布的著作影响了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学者、后来的盖达组织创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中阐述了库特布对本‧拉登的世界观的影响，并直接将阿扎姆称为库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和追随者来传递影响，赛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传播者。穆罕穆德‧库特布后来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兰的教授，同时也负责编辑、出版和推广其兄长的学说。

本‧拉登在学生时代就读库特布的书，本人也与穆罕穆德‧库特布熟悉，定期参加后者在一间大学里的每周的公开讲座。前中央情报局负责本‧拉登小组的官员、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儿（Michael Scheuer）直接称库特布为本‧拉登的导师。[36]

上文提到的盖达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赛义德‧库特布的狂热追随者。[37]扎瓦希里少年时代就从他叔叔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库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监狱中忍受磨难的“伟大”。[38]库特布死后，扎瓦希里在回忆录中写道：“纳赛尔政权认为处决赛义德‧库特布及其同志们使[极端]伊斯兰主义运动受到了致命打击。”“但表面的看似宁静却隐藏了赛义德‧库特布思想的发酵以及埃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核心的形成。”[39]库特布被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参与组建了一个地下激进组织，决心“实现库特布的理想”。[40]这一年他15岁。此后扎瓦希里参加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后来成了本‧拉登的导师和盖达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本‧拉登被击毙后，扎瓦希里成了盖达组织的头目。

美国海军研究院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Robinson）指出，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库特布是最重要的强调暴力圣战的思想家。[41]几乎所有的逊尼派圣战组织的概念和思想创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库特布的书中找到。[42]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圣战组织，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兰旗号下通过暴力实现其政治纲领。[43]

1981年暗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组织盖码‧伊斯兰米亚（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纪90年代其针对政府官员、世俗知识份子、埃及基督徒和旅游者发动袭击）等都奉行库特布主义。[44]

奉行库特布主义的激进圣战组织也被归类为萨拉非圣战组织。拉特洛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Melbourne）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将库特布称作萨拉非圣战主义之父、伊斯兰国的开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兰国的大脑──ISIS及其哈里发意识形态》中写道：“五十年过去了，赛义德‧库特布被处死刑成就了萨拉非圣战主义的传统，成就了伊斯兰国的思想。未来没有里程碑了，我们已经到达地狱的入口。”[46]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持续的威胁──盖达组织和其他萨拉非圣战者》中概述了库特布对萨拉非圣战主义的影响，同时列举了40多个萨拉非圣战主义组织，影响几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纵观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各种组织，它们之间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采用库特布的主动进击型“圣战”去做斗争，成为了库特布的衣钵传人，也成为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延伸。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美国政府国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报告说：“在可以确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义造成的案件的伤亡者中，过去五年内82%至97%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美国国务院在2016年的报告中说，2016年发生了11,072起恐怖袭击，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袭击的肇事者）。虽然这些恐怖袭击发生在104个国家，但它们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发生在5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奈及利亚和巴基斯坦）。[49]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国家。

相比而言，恐怖袭击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于2016年9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从1975年到2015年，外国出生的恐怖主义造成了大约3,024名美国人死亡（这一数字还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2,983人），[50]平均每年约有74名美国人。

极端恐怖组织虽然最乐于打起伊斯兰旗号，但最终被其伤害最大的实际上是穆斯林社会。对于恐怖主义背后的魔鬼来说，打什么旗号都不重要，通过各种手段毁灭人类才是其目的。

4.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由来已久。阿拉法特是被美国认定的有名的恐怖份子，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导。人们知道本‧拉登主导策划劫持客机发动9．11袭击，但劫持客机的首创者却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阿拉法特从1959年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国，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种武装组织的主要头领。整个中东地区最得宠于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属。他曾十四次造访中国，几乎会见了历届中共党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深得中共赏识。其在恐怖袭击中屡屡得手，又游刃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风光一时。

1964年，阿拉法特组建了法塔赫武装恐怖组织“暴风”突击队后，马上到北京与周恩来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恩来当时就指点他：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提诸如“把以色列赶入大海”之类的口号，因为这类口号不利于巴勒斯坦的斗争。[51]

中共对这个恐怖主义小老弟除军火、经援之外，屡授机宜，指点其如何与美国、以色列等国交战，及如何扩展国际影响等，还特邀巴勒斯坦人员到中国学习、接受培训。向中共老大哥“取经”回来后，1965年1月开始，阿拉法特就以游击队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对以色列开战。1965年5月，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PLO）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共破格承认该办事处享有外交机构待遇，并在国际外交各种场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国。中共立即予以承认，并于同年11月20日与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间，阿拉法特和中共党魁江泽民互访见面。期间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色列一再指责阿拉法特是恐怖主义的“幕后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国抗衡，使得中东地区战火不断。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从事各种公开的、地下的军事恐怖行动，声称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其和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它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员，也是“欧洲社会党”（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观察员”。

美国、以色列一直认为阿拉法特是中东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他所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组织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划刺杀约旦国王海珊‧宾‧塔拉勒，海珊国王幸免于难。[53]同年9月，法塔赫连续劫持英国、德国和瑞士三民航客机并在电视摄像机前摧毁三架劫持的国际班机，在国际上造成轰动。恐怖份子称：“我们劫持一架飞机远比我们在战斗中杀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为其后世界上恐怖份子劫持飞机开了先例。后几十年里劫持民航飞机成了恐怖份子的一个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属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组织制造了一起进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袭击事件。而策划、实施这一起恐袭事件的阿布‧哈桑‧萨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恐怖份子在德国慕尼黑正在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竞赛的奥运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开枪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同时，还射杀了一名德国警察。[55]几十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滥杀无辜平民，阿拉法特对首开对平民的恐袭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中共与盖达组织的关系

中共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由来已久，并一直和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约300名军事顾问到当时阿富汗圣战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训练基地外，还在新疆喀什及和阗增开军事训练营，教他们使用武器、爆破、战斗策略、宣传技巧与间谍战等。新疆成为训练阿富汗圣战组织与苏联作战的基地。到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时候，中共军队至少训练了几千圣战分子，为他们提供价值2亿~4亿美金的机枪、火箭发射器以及地对空导弹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权后，包括其庇护本‧拉登盖达组织期间，中共与塔利班和盖达组织保持了密切关系。虽然盖达组织对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海军实施恐怖袭击，而塔利班拒绝向联合国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对联合国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国用巡航导弹袭击盖达组织，中共花一千万美元向盖达组织购买未爆炸的美国导弹，以改进自身的巡航导弹能力。[57]同时，中共继续向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提供敏感的军事技术。[58]2000年底，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关闭本‧拉登在其境内的恐怖份子训练营，但中共投的是弃权票。在那之后，中共继续与塔利班秘密商谈，并达成协议由华为帮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广泛的军用通讯系统。[59]就在9．11恐怖袭击的当天，中共与塔利班官员签署了扩大经济与科技合作的协议。[60]

更令人震惊的是，“9．11”发生后，两个中共军人被称为英雄，因为他们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战》一书，里面提到“若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攻击，对美国而言将会很棘手”，他们还明确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团组织这场攻击行动”。[61]可以说，中共的“超限战”理论是本‧拉登发展恐怖袭击这一手段的理论指导，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诸实践。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对塔利班政权进行制裁时，中共不光投弃权票，而且在美军开始空袭塔利班目标后，仍派出军事人员帮助塔利班政权。9．11事件后，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中共军方的中兴和华为在帮助塔利班军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一个电话网路。[62]

2004年中，据透露，中共情报机构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帮助本‧拉登筹募运作所需的资金并洗钱。[63]

随着柏林墙倒塌，暴力共产主义阵营面临土崩瓦解，中共继承前苏联的衣钵，不得不独立支撑面对自由世界的强大压力。正当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谴责共产主义暴政时，“9．11”恐袭发生，世界格局随之大变，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全方位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其实，这正是共产邪灵为了转移视线，让中共残喘并坐大的伎俩。在西方为反恐疲于奔波的时候，一场中美之间的财富大转移悄悄发生了，共产邪灵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共产主义。

每当世界反共阵营开始围剿世间共产势力时，共产邪灵往往就会指使恐怖组织肇事，让人们无暇顾及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邪党及其毁灭人类的运作，忙于和恐怖组织交战，并花大力气反恐、防恐，却把人世间正邪交战的主要战事搁置一边不顾。

5.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这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位德国音乐家如是断言。他评价的不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9．11恐怖袭击。[64]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的激进左派知识份子和媒体在第一时间为恐怖份子欢呼、辩护和洗脱罪责。一位美国作家夸赞恐怖份子“绝顶聪明”，在他眼里袭击有情可原，因为“美国历史上做错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别塔[指世贸中心大楼]，因此大楼必须被摧毁”。一位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华尔街]的投机者在其中打滚的经济体每年用贫困杀害上千万人，纽约就算死了两万人又怎样？”[65]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难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魁之一）。[66]

为了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动武，各种激进左派势力联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著名语言学家、激进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计划在阿富汗发起“悄无声息的群体灭绝（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于是发起“和平守夜”和抗议集会（teach-in）。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乔姆斯基到接近战区的印度次大陆旅行了两个星期，向上百万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谣言。他说，美国计划用饥饿的方式杀害三四百万阿富汗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9．11”的凶恶和残暴。[67]哥伦比亚大学某教授说他希望美军经历“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之战”。[68]摩加迪沙之战指的是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的盖达组织袭击美军的事件，18名美国士兵死于这一伏击。激进左派发起的反战运动针对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是在拉自由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后腿，客观上成为了恐怖份子的内应。

在2003年2月，在美国进攻伊拉克一个月之前，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了一段录音，号召人们起来抵抗美军，要在巷战中重创美军，里面公开声称“穆斯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在反战上是一致的”，向反战的左派组织发出动员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个反战组织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这是一个典型的左派激进组织，成员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左派或者进步主义者。其主要组织者很多都与“国际行动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有关。“工人世界党”是美国的一个极端的共产党组织（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实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沿部队。参加反战的还有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产党是和中共有联系的马列主义政党。[70]

除了积极为恐怖份子开脱、组织参与反战运动以外，法律界的激进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对“9．11”之后不久国会通过的旨在增强美国反恐能力的《爱国者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联邦调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为恐怖份子提供资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归案。如果有爱国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归案，也许可以避免9．11袭击。[71]

策划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其辩护律师林‧斯图亚特（Lynne Stewart）借着到监狱里探望拉曼的机会，替后者传递信息给其中东的追随者，告诉他们继续进行恐怖活动。斯图亚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惊讶的是，在她的有罪判决之后，斯图亚特反而成为左派的政治偶像，屡屡被邀请到大学、法学院及其他集会演讲。[72]

美国学者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恶联盟：激进伊斯兰教与美国左翼》，揭示了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美国激进左派之间危险的关联。他通过分析指出，国际激进左翼已经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边防战士。[73]

为什么西方激进左翼愿意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西方民主国家？西方激进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为了从内部摧毁西方文明不遗余力，所有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都成为他们联合的对象。虽然左派意识形态在表面上和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冰炭不容，但由于两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标，因此结成了危险的反对西方文明的联盟。由于同样原因，两者都成了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得力工具。

结语

从巴黎公社、列宁的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把恐怖主义作为它的重要工具。不仅如此，在共产国家之外，共产邪灵在不同时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为其实现恐怖主义目的之工具，包括运用恐怖份子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势或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随着科技发展，没有道德约束的恐怖份子越来越容易运用各种手段来制造恐怖，人类时刻处于他们的威胁之下。

恐怖主义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惧来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类普世价值的，要达到的目的是邪恶的。这些核心理念与共产主义同根同源。可以说，共产邪恶因素为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深层的邪恶价值的支撑点，为他们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恐怖主义最大的牺牲群体往往都是那些产生恐怖份子的人群和国家，虽然见诸报端的常常是恐怖份子对西方的袭击，而被极端伊斯兰恐怖份子残杀的最大牺牲群体却是穆斯林。这一点同共产主义残杀的一亿多人几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谓同出一辙。

恐怖主义带来了暴力、仇恨、残杀、恐惧、废墟和悲剧，其受害者是全人类。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密不可分。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同时又扶持了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因此，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恐怖主义相比，共产主义才是对人类的根本威胁。不把恐怖主义的毒根拔掉，世无宁日。认清共产邪灵是人世间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边，走回神为人留下的传统的正路，邪灵才无法利用人类达到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上）（下）

目录

前言

1.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3）生态马克思主义

4）生态社会主义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6）生态恐怖主义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2.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1）科学“共识”的历史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

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甚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11]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联合国环境署的创办人、筹办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亲共记者、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响，他将自己描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家”。有人认为斯特朗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权力追求者”，“他的观点与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街头抗议者一样激进，但他没有在全球会议上对警察设置的路障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而是在会场内部以秘书长的身份挥舞著主持会议的木槌。”[12]斯特朗领导的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土地私有权是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有助于导向社会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权的公有是必须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于2015年去世。

已故前苏联问题专家、对“谣言战”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兰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写道：“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攻击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护环境这个借口，实行一系列破坏发达国家工业基础的措施。它还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产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捣乱的目的。”[14]事实上，环保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于前共产阵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自由世界内部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环保主义的各种学派、团体、运动、政策，很多都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举例加以说明。

3）生态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英国人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和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费边主义者（费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兰克斯特是动物学家，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在马克思晚年时，兰克斯特是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兰克斯特曾写信给马克思，称他正“以极大的乐趣和受益”了解后者“在‘资本论’方面的伟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是“英国生态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深受兰克斯特的影响。[15]

从兰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当然，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并非一回事。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保主义特别关注生态灾难。不过，生态学能够为如何界定生态灾难提供理论基础，与环保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就是从生态学衍生出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危机、双重矛盾理论。用理论性的论述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被称为第一个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条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第二个矛盾导致生态危机。[16]

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反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于是，第二个危机──生态危机，就成了共产主义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学者们给环保运动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是为环保主义的激进化推波助澜。

4）生态社会主义

顾名思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所以，又被人戯称为“西瓜”──外面是绿的，中间是红的，或者“红绿帮”（Red Greens）──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典型诉求，比如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态学中，明确地要用环保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最能表现生态社会主义立场的，就是2001年由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和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发布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维尔曾寻求2000年美国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第四国际”（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员。宣言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必将被生态社会主义代替。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或者派别，而是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维尔出版了新书《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详细阐述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主张用更激进的新方向来改变现状。[18]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当环保主义进入政治，就产生了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称为生态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国成立的绿党，就是绿色政治的产物。通过参与地方和国家选举，企图进入决策圈来实施其理念。绿色政治的范围通常并不完全局限于环保，而是掺入了社会公正、女权主义、草根民主、反战与和平主义等。“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就是这些绿党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2001年发布了《全球绿色宪章》，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打着平等的口号，甚至要把人与动物平等看待。[19]

由于环保主义常常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导，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许多前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残留力量开始组建绿党或者加入现存的绿党，使得绿党中很多人都在意识形态上偏左，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叫“绿左”（Green Left）。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想复出政坛，但极不顺利，于是变身为环保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显然，戈尔巴乔夫会把共产主义因素带入他的环保事业，言辞之间总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环境灾难的意味。[20]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直接参与环保运动的也不少。澳大利亚的“绿色禁令”运动（Green Ban）的发起人之一杰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员，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全国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宁诞辰100周年。是巧合吗？也许。但是在左派主导环保运动的情况下，很多人相信这不是巧合。

6）生态恐怖主义

环保主义受左派影响，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它有许多激进的分支，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比较广为人知的组织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团体，它们采用直接行动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放置炸弹和纵火），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Eco-Terrorism）。

“地球优先！”兴起于1979年，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绝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针对伐木、水坝建设等项目采取直接行动。一个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树坐”──坐在树底下或者爬到树上──来阻止伐木。“地球优先！”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包括具有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地球解放阵线”的分支，手段则是纵火。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中。地球解放阵线，这个臭名昭著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If you build it,we’ll burn it!）”的标语。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阵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22]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普通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上的观点分歧。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份子无异的环保恐怖份子。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23]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24]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25]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26]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界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2.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公众争论也异常热烈，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治圈，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变暖，并将导致危险的气候灾难”。同时强调这一结论是科学家的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在一些环境主义信徒眼中，反对这一结论的不但是“反科学”，也是“反人类”。前述破坏电厂的“绿色和平”成员之所以被判无罪，就是因为请到了鼓吹这种“共识”的知名专家为其提供证词，声称电厂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将导致多达400个物种被灭绝等等。

科学界真的达成共识了吗？美国科学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27]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教授史蒂夫‧库宁（Steven Koonin）也撰文说“气候科学尚无定论：我们远未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制定好的气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读者，“公众基本上对气候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毫无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实验室的会议上我观察到超过100名来自政府或者大学的研究者互相争辩，试图努力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区分开﹔他们争论一些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我们﹝对气候的﹞根本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明显的却出乎意外的过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减缓。”[29]

总的来说，地球表面温度自1880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上升，人类正在向大气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对地球有升温作用──科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变暖是由人类活动的原因主导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纪末地球将变暖多少？人类有能力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吗？变暖是否会造成“灾难”？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界似乎确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形成了某种“定论”：因为反对“共识”的声音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

前美国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国家公共广播（NPR）的采访时说：“我毫不怀疑全球变暖的趋势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去假定它是一个问题，就等于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气候的状态是​​最佳气候，是我们可能拥有或曾经拥有的最佳气候，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它不会改变。”[30]

他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我不认为人有能力确保气候不会改变，数百万年的历史显示气候不断在变化﹔其次，我想我会问哪些人──在哪里和何时──被赋予特权，来决定我们今天的这种特定气候、现在的气候是所有其他人﹝认为﹞的最佳气候。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傲慢的立场。”[31]

他虽然试图表达科学应该采取谦逊的立场，但马上遭到媒体和一些气候科学家的强烈指责，甚至说他的言论显示了“傲慢”的态度。第二天他在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受访时评论道：“我个人认为人们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已经走得过分了，以至于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话题简直是不合法的。它几乎获得了宗教地位，我觉得这令人遗憾。”他对“科学共识”的看法揭示出气候问题上的所谓“共识”，其实不是科学过程。他认为科学向前发展是争论的结果：“你建立一个理论，发布你的数据，完善你的概念，然后别人驳倒它，或尝试驳倒──这是科学共识的发展方式。”[33]很显然，千方百计阻止科学争论，其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院士、前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顿（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变暖政策论坛（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一个挑战气候变暖理论的智库）后，由于其在专业领域中卓著的声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和巨大压力。两周后他被迫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解释道：“巨大的集体压力”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们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联合作者”等等。“在气象学这样一个原本谐和的圈子里，我永远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它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转变。”[34]伯格斯顿的观察是对的，“近年来发生的转变”是该学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纵的结果。

事实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科学共识，已经把一种气候变化理论变成了教条。它也是当代环境主义的一个最重要信条，不能容忍任何挑战。接受信条的科学家、媒体与环境主义活动家共同渲染灾难和恐惧。这个教条是环境主义背后的魔鬼恐吓人类、使人听其摆布的重要工具。围绕这个教条的建立和巩固过程，我们也不断看到共产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骗”和“斗”的基因。

1）科学“共识”的历史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约每隔五年评估已有的科学研究并发布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声明，建立气候问题上的“科学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35]报告中列出了包括领衔作者、参与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数千人名单。从此，报告结论就常常被说成是全世界数千名顶尖科学家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声明，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注意声明首先已经暗含了假设：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引起的，并且会造成危险）。随后，IPCC被赋予一项任务：鉴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危害。[36]框架公约声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设是人类为造成危险气候的元凶，这就等于给IPCC的“鉴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气候变化不会造成危险，或者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政策，为政策制定而设立的IPCC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冲突”也局限了IPCC的关注方向。[37]

结合以上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围绕IPCC共识的建立过程发生的以下事件：

a）IPCC报告删除不确定性陈述

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年）发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贝。塞茨博士发现在评审科学家审核通过之后和印刷之前，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动，有关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被删除。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道：“在我作为美国科学界成员的六十多年里，包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期间，我从未见过同行评审过程比这更令人不安的腐败。”[38]被删除的文字包括：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增加。”

“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

“在气候系统总体自然变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前，任何声称检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主张都可能存在争议。”

虽然IPCC后来宣称所有改动都经过相关作者同意，但这种改动至少暴露了报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评估报告并不进行原创研究，它主要是总结现有的研究。由于现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观点，为了达成既定的“共识”，报告在最终结论中抹去了异议。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分辨的影响。”随后的10月版本变成：“人类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对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变暖有显著作用。”然后在最后的官方总结中，语气更加强硬：“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达90%﹞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发言人被问到有关这些措辞变化的科学依据时，他的回答很诚实：“没有新科学﹝发现﹞，但科学家们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而强烈的信息。”[39]

简而言之，框架公约给IPCC布置了有明确答案的家庭作业，IPCC按照要求递交“满意”的答卷。

b）IPCC报告强化“灾难共识”

法国巴斯德学院的教授保罗‧瑞特尔（Paul Reiter）是一位疟疾和其他昆虫传染病方面的权威，由于不同意IPCC的报告，他不得不威胁要对IPCC发起法律诉讼，才把自己的名字从所谓支持IPCC报告的“2000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作者名单中拿掉。他说：“IPCC（报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顶尖科学家的共识，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说：“辩论中令人痛苦的是，这种虚假的‘科学’在公共论坛上得到了有影响力的‘专家’小组的认可。我这里特别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五年，这个联合国组织就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发表‘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共识’。除了遴选科学家的过程令人生疑之外，这种共识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41]

环保主义者一直宣传疟疾等昆虫传染病将随着气候变暖而肆虐。这也是IPCC的主要论调。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报导，“根据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变暖将使数百万人面临疟疾和登革热的风险。”[42]但瑞特尔教授不接受气候变暖和传染病扩散的简单联系。

他指出，疟疾肆虐并不局限于热带。大规模的疟疾爆发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甚至北极圈附近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都有3万疟疾病例，造成了上万人死亡。[43]根据《自然》杂志2011年的一篇报导，科学家发现蚊子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其疟疾传染性反而会降低。[44]这证实了瑞特尔教授的立场。

另一位科学家退出IPCC的经历也表明，后者的“灾难共识”成为其运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国海洋大气局飓风研究专家克利斯朵夫‧兰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开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过程既受到预先设想的议程的推动，又受到不健全科学的影响。”他恳请IPCC确认该报告将坚持科学而非故意危言耸听。[45]

兰德西对于飓风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与所在小组的领衔作者（飓风研究非其专长）有分歧，后者不顾事实地强调气候变暖会引起更强烈的飓风。兰德西指出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历史记录上看不出这种联系，从理论上说，即使有联系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大卫‧德明（David Deming）因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历史温度资料，而被“共识”理论提倡者视为同道。一次IPCC领衔作者之一发电子邮件给他：“我们应该﹝从历史记录曲线中﹞抹掉中世纪温暖。”[46]中世纪温暖指的是大约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暖时期，在气候变化历史曲线中抹掉这一变暖现象可以凸显当今的变暖是“前所未有”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很多。美国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霍尔纳（Christopher C.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热的谎言》（Red Hot Lies）中列举了原IPCC作者反对IPCC结论或者其政治化运作的许多专家。[47]他们对IPCC的所谓“共识”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挑战，可悲的是，在现在的学术和媒体环境下，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鱿鱼，因为尽管被老板警告，他还是向询问的新闻记者和本州公民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关于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记录，而不是挑选其中（看起来显示气候变暖）的部分记录。[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气候学家的专长领域──气候科学问题而不是州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家里，政治粗暴干涉科学的情形不少见﹔在西方国家里，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学术自由。

对“共识”教条有所怀疑的学术研究很少见诸学术期刊，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迈克尔斯教授在1990年英国四频道的电影《温室阴谋》中谈到：一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会有麻烦。他的论文被不止一家学术期刊拒绝发表，他曾经向学术期刊编辑询问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论文必须通过比别的论文更高的评审标准。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报告，当时的认识是：全球变暖的幅度“和气候自然变化相当”。所以迈克尔斯的观点虽然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异端”。但是建立“共识”的目标早已经定下，魔鬼指挥各方面朝目标努力。

政府资金的倾斜对“共识”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类引起全球变暖并会带来灾难的假说把气候变化研究推到了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自然就会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相应的大量学术文章也会被发表。反过来讲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向其他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美国飓风研究先驱比尔‧格雷（Bill Gray）教授由于对气候理论“共识”教条的批评，突然发现他的飓风研究项目基金申请计划接连被拒，原因是：他提议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52]

2008年3月许多怀疑气候问题“共识”教条的科学家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这些科学家们表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遇到各种障碍。前美国气象学会主席、气象专家约瑟夫‧达理奥（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害怕被解雇。他认为“气候学、气象学和相关科学‘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谓的‘共识’立场”。[53]

前乔治亚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参议院作证中谈到，一位受雇于NASA的科学家告诉她：“我参加了美国宇航局相关机构科学家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的高级经理表示，他的NASA老板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发布与当前全球变暖论调相反的论文，因为他（美国宇航局的老板）很头痛将不得不反击﹝由此引发的﹞‘令人反感的’舆论。”[54]库里教授（Judith Curry）在证词中揭示，“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表达不确定性或某种程度的怀疑，就被归类为‘否认者’﹝来自于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或‘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业界的资助）。其动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因为受到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我自己就因为公开讨论IPCC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被贴上背叛同事的‘气候异教徒’标签。气候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于所谓‘共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家，还来自联邦资助机构、大学和专业团体，以及作为绿色﹝环保主义﹞活动家和倡导者的科学家们。来自金钱、声誉和权力的动力大大强化了这种共识。”[55]

库里教授是美国气象学会院士，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气候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尽管她学术上成绩卓著，也因为不愿继续承受压力而选择提前退休。由于她近年来挑战IPCC的“共识”，被贴上各种污名标签，如“系列气候假信息发布者”、“反科学”、“否认者”等等，这不光来自媒体，也来自科学家、国会参议员。某国会议员甚至专门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质疑库里的动机。[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简直无法告诉学生和博士后们应该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的疯狂”中探索。[57]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曾经和库里教授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该校环境科学合作研究中心（CIRES），尽管他认同IPCC“共识”的大部分结论，但仅因为指出数据不支持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面临类似压力。他最终转行到科罗拉多大学的体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尔克教授指出，库里的经历表明，“拥有终身教授职位也不能保证学术自由。”[59]无怪乎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前NASA大气科学家乔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后才宣布自己对“共识”教条的怀疑态度：“由于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资金，我现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话……”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保持怀疑态度。”[60]

 

第十七章 全球化背后的共产主义黑手

目录

前言

1.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2.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3.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4.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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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各个国家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开始剧烈动荡，同时社会结构、思想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统信仰式微，人类道德滑坡，社会失调，人的行为失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应劫而生的。

1917年俄国布尔甚维克革命以后，第三国际企图把共产革命输出到全球。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产主义势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发生的现象。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给共产主义注入动力，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纷纷左转，苏联站稳了脚跟，中共趁机发展，十几年后的1949年，中共篡夺了中国的政权。暴力的共产主义一度大行其道，苏联和中共一道挟持了数十个国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西方世界形成对峙之势。冷战格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暴力共产主义的阴云威胁全人类之时，西方自由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自身内部潜滋暗长。且不说苏联的渗透，单是西方内部的各种变形的共产主义思潮、理念及共产主义分子、费边社、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透进政府、企业界、教育文化界、各种社会团体当中。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兴起，是魔鬼操纵下共产因素的一次总爆发。70年代以后，西方反叛青年发起“体制内长征”，企图从内部侵蚀传统文化，夺取社会体制的领导权。可悲的是，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成功”。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有人欢呼“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有人担忧“文明的冲突”，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以新的面目、打着新的旗号，迅速征服整个人类社会。

这个旗号，就是“全球化”。

随着工业革命与科技的发展，不同国家间人口流动、经济往来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今天，现代化的通讯、运输工具、电脑、数字网路使得过去几千年人类很难逾越的广袤时空及地域变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变得很小，各国间的合作空前紧密，越来越融为一体。这种全球协作的加强，是技术发展、生产扩张、人口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是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

但是，还有一种全球化，是共产邪灵为了毁灭全人类而利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的结果。这种邪灵操纵的全球化是本章将阐发揭示的内容。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的实质是，集中所有共产国家和非共产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的邪恶变异因素，利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运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迅速推广到全球，在短时间内摧毁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传统文化的堡垒──这一人类赖以生存、能被神救赎的最后屏障。这是邪灵毁灭人类之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

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邪灵，是有生命的，其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共产邪灵并不固守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条件允许时，邪灵甚至利用与通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旗帜上往往写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团体的抗议。但这些左翼团体却不知道，共产邪灵正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纪议程（Agenda 21）、各种环保公约和国际公约，都成了邪灵控制和毁灭人类的顺手工具。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又称“全球主义（globalism）”，正在全球范围内，沿着多条路线、以多种方式推进其计划，在若干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本章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全球化进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个方面，汇合而成“全球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高度相似的特征。它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基础，许诺给人带来美好的乌托邦，一个富足、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地上天国，鼓吹和推动世界大政府。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排斥以信神、重德为基础的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以左派的“政治正确”、“社会正义”、“价值中立”、“绝对平均主义”为其具体内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各国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价值下奠定的传统，而国家主权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承传、民族自决、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强权和共产主义渗透起着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产邪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正在起著破坏人类的传统和道德、姑息纵容各种邪恶、滋养左派力量和共产主义全球扩散的恶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根源、全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构性，是一个棘手但又极端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著作中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用了内涵十分接近的“世界历史”一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产生数量巨大的无产阶级，然后随着席卷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1]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共产革命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虽然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提出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一环（俄国）率先发动革命，但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苏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党支部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列宁说，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3]美国思想家G.‧爱德华‧格里芬总结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的五个目标：

①混淆、瓦解并摧毁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势力。

②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③强迫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

④将世界划分为区域组织，作为建立世界政府的过渡环节。

⑤之后地区性的组织都可被一路带入单一的世界无产阶级专政。[4]

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Z.Foster）写道：“共产主义世界将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世界。根据苏联的规划，这个有组织世界的经济体系将是一个伟大的组织。美国苏维埃政府将成为这个世界政府的重要部分。”[5]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福斯特，一直到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共产主义绝不满足于在少数几个国家掌权，共产主义思潮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征服全人类的野心。

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并没有到来﹔他眼中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反而一路高歌猛进，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轰然解体，只留下了中共和几个小兄弟，共产主义似乎已进入弥留之际。这表面上是自由世界的胜利。

但就在西方认为共产主义行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思潮却又在全世界风生水起。共产幽灵未死，它藏身在各种主义和运动背后，腐蚀、渗透，使共产理念及意识扩张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

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全球化看似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但共产邪灵的黑手在其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全球化的指导思想之一。

二战后，欧洲各国左翼力量不断成长，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包括了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党，这些政党在各国执政，这种情形甚至蔓延至大部分欧洲国家。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影响着整个欧洲。全球化导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缩水，收入长期不增长，贫富分化，社会撕裂，这些都大大地推进了左派和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成长，使得最近十几年来全球政治光谱大幅左移。而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宣称全球化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并借助“反全球化”而迅速发展，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冷战之后，共产邪灵借助经济全球化、经济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削弱国家主权，破坏民族经济基础。其目的是充分调动人的贪婪本性，由西方金融财权实施财富大挪移，用人类几百年积累的财富迅速催肥中共，再让暴发的中共用金钱把各国的道德紧紧捆绑在无底线下滑的轨道上。

中共作为当今全世界共产主义势力的龙头老大，其经济成长和力量的不断增强，为各国的左翼和共产党注入一剂剂的强心针。中共利用极权统治，破坏世界贸易规则，在全球化中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中共经济实力的爆发，又带动了其政治和军事野心，企图在全世界输出共产模式。所以，从全球范围看，不管是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还是占尽全球化便宜的中共，都是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崛起的。事实上，今天的世界现状与斯大林当年提出的目标已经非常接近。

2.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经济全球化是指上个世纪40∼50年代开始、70∼80年代成形、9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国际资本流通、国际生产、贸易一体化，其主导推手是跨国机构及跨国公司，要求放开国家监控和管制，让国际资本自由流通。从表面看是西方主导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途径。不幸的是，全球化客观上成了共产主义的播种机。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给中共疯狂输血，同时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极权经济高度融合，互相依赖，让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放弃道义良知和普世价值，而共产极权更是挟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步步紧逼，俨然共产主义将一统天下。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全球化把全球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型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大型国际组织、公约和规则。这表面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扩张，但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经济管控机制，可以对很多国家、产业发号施令，对很多国家和企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相当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机制，也与上文所说的斯大林的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高度一致。国际金融组织建立后，也形成了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经济援助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斯大林提出的第三个目标。

国际金融组织在经济援助上往往对当事国经济采取宏观干预，手段是独裁而单一的，不但强制而且不考虑当事国的情况，这在客观上是在助长共产主义因素。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博瓦德（James Bovard）总结道：“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大力推进了第三世界经济的国有化，并且增强了对贫困者的政治和官僚统治。”[6]

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性的经济体，形成越来越趋同的消费倾向与统一的产销机制，小企业尤其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很多民族产业和小企业被全球化浪潮冲垮，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由生产的条件和可能性，落后国家往往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这样导致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和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体面前的失败。一个国家往往因为赤字和利息的支出变成国际债务的奴隶。这实质上是在瓦解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中美洲的小国牙买加，在开放市场之后，廉价牛奶大量涌入，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牛奶。但是，当地的奶农成为了牺牲品，他们的牛奶根本无法与进口牛奶竞争，于是当地奶农纷纷破产。墨西哥曾经吸引了很多制造业，不过都是低端产业。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就一窝蜂从墨西哥转移到中国去了，完全没有高端技术的墨西哥成了牺牲品。非洲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之后，把资源开采出来运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收益甚微，而且外来资本腐蚀了政府官员。全球化宣称要带去民主，却造成了腐败的独裁政权。事实上，非洲的贫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资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增加了900万，每天有4.13亿人的生活费不到1.90美元。[7]在人们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把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统开放给国际资本，迎来了暂时的繁荣。但是，当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资本一撤走，泰国整个国家经济停摆，甚至还波及了周边诸多邻国，后果十分严重。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听起来是服务于这个“地球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把经济成果和民主价值推广到整个地球村。但是，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提出的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这三个目标。[8]这是全球化的内伤，也是共产邪灵能够钻空子的地方，把全球化变成了邪灵的工具。

很显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为地加剧了不平等，没能提供解决贫困的长期措施，同时削弱了国家主权，造成地区动荡。全球化过程制造出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的阶级对立的角色。全球化带来的“压迫”、“剥削”、“不平等”、“贫困”，正是左翼利用来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这种“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和反抗，是共产主义的经典套路。共产主义的财富平均主义与斗争意识也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扩散。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大量产业和工作外流，使得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产业领域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拿美国为例，大量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制造业大量流失，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从2000年到2011年，美国有570万制造业工人失去工作，有65,000家工厂关门。[9]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三十年来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工作的穷人”是指一年中至少有27周在工作或寻找工作，但收入仍低于官方贫困水准的人。2016年美国有760万这样的“工作的穷人”。[10]

贫富分化是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经济的困境，不会只限于经济这个领域，会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求解决收入不平等、要求“社会公正”，导致社会主义思潮汹涌，也极大地影响着其他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同时也人为地造成了对福利制度的需求，而福利制度会导致更多的贫穷，恶性循环。美国在2000年之后，政治光谱迅速向左移，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时，社会主义的呼声不断高涨，党派利益的对立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发达国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看，西方民主社会陷入的麻烦越大，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势力就越得逞。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就是“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图发生的针对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的大型暴力抗议，就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爆发。2001年的三次大型国际会议（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瑞典哥德堡欧盟峰会以及意大利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都遭到“反全球化”的游行抗议，2002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反全球化”大游行。

全球化滋生出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其中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力量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包括工会组织、环保主义者（也是被共产主义广泛渗透和劫持的），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可以说“反全球化”成了凝聚和激发左翼势力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运动，成立了诸多的国际组织，借着全球化的“东风”，把左翼和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全世界。这使得人们不管拥护还是反对全球化，都成为共产邪灵达到其目标的助力。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很多学者在评价全球化成败的时候，常常举出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好像得到了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在短时间内蹿升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多人认为其取代美国的地位指日可待。

与墨西哥那种只是引进低端制造业的模式不同，中共从一开始就酝酿了极大的野心，就是要获得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最后取而代之。所以中共要求先进国家与其合资办企业，强制要求先进国家转让核心技术换市场，使用各种手段，从明目张胆强制转让到骇客盗取技术。中共获得技术之后，利用自己的制造业优势，再加上政府的出口退税补贴，将廉价生产的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国，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打垮所有的竞争者，严重扰乱自由市场秩序。

与其他那些放开国内市场的不发达国家不同，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利用其游戏规则却不遵循游戏规则，利用全球化把产品倾销到国外，却对国内市场设置重重壁垒，以破坏规则的方式来赚取全世界的财富。中国的通信、金融、能源等重大行业根本不对外开放，使中共占尽全球经济好处而不履行义务。

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听之任之。在中共大肆侵害人权的时候，国际社会却将千万恩宠集于中共一身。

中国社会的道德全面沦丧，在全球化中得以壮大的中共，在其全球扩张中迅速把西方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冲击得七零八落。

中共就是这样以规则破坏者的角色来攫取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给中共输血，让濒死的共产势力死灰复燃。共产邪灵操纵全球化的一个隐藏目的就是通过财富大挪移给中共输血，让中共在人权迫害最严重、道德最坏的时候暴富起来。全球化是挽救中共的过程、给中共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过程。当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并且看到西方在走向衰弱之后，极大地增强了对共产极权的信心，进一步扩张了它的全球野心。

中共的崛起，也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兴奋不已。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幕后的安排。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共也加强对世界经济组织的渗透，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中共官员出任这些组织的重要职位时，积极推动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合作，为中共的图谋背书、为中共的政策辩护。

中共不断利用国际经济组织贯彻自己的经济意图和行事规则。如果中共的野心不被遏止，一旦其力量足以操纵那些经济组织，必定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以上只是罗列了几个经济全球化被共产邪灵利用来推广繁殖共产主义的例子。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总会超越国界，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被共产邪灵钻了空子，把全球化变成了魔鬼统治世界的跳板，现在是人类深刻警觉并采取紧急行动的时候了，把全球化中的共产因素剥离掉，回归一个首先确保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的经济发展模式。

3.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层面的表现是各国加强政治合作，出现各种新的国际组织，制定各种政治议程和国际条约，限制国家主权，把主权国家的权力逐渐让渡给国际组织。这种具有超越国界管辖权的国际机构、规则和管控方式出现后，开始对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渗透，管理权力向某种类似全球政府的国际机构集中，有演变为“世界大政府”的趋势。它侵蚀了国家主权，削弱了人类社会的传统信仰和道德根基，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正常的国际规则，正在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共产邪灵的图谋。

在此过程中，共产邪灵一直在推动和利用国际组织扩张共产势力，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变异的人权和自由理念推广到全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理念，进行财富再分配，并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政府，把人类带向极权与被奴役之路。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当初是为了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协调。作为一个超国家概念，联合国符合了共产主义消灭国家的目的，因此成为共产邪灵觊觎的对象，被利用来充分扩张共产主义势力。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苏联所主导的共产阵营利用的工具，变成了共产党大展身手、推动共产主义“世界政府”的舞台。

在联合国成立并起草宪章时，当时的苏联是发起国及其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起著决定性的作用。宪章的起草者、联合国宪章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的代理秘书长、罗斯福的重要顾问、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11]联合国宪章和公约隐藏的对共产政权有利的“后门”跟这有很大关系。

联合国很多重要机构的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多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如第一任选举产生的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是挪威社会主义者，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其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共拉入联合国。其继任者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šld）是社会主义者，对世界共产革命持同情态度，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大肆吹捧。[12]第三任秘书长吴丹是缅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的理想与联合国宪章一致。[13]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14]这就不难理解，红色政权的头子受到联合国极高的礼遇，很多联合国公约成为直接或间接推广共产主义理念、扩张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

联合国的最高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维和部队由“政治与安理会事务副秘书长”负责，而从1946年到1992年担任此职务的14个人中，竟然有13个是苏联人。苏共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扩张共产势力，也不可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出力，因此，虽然喊的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实施的却是符合共产政权利益的做法，扶持的是亲社会主义的组织。

共产势力在联合国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红色间谍在联合国到处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1963年说：“在联合国的共产外交官代表了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的骨干力量。”[15]即使在前苏联共产政权解体后，共产遗毒仍在联合国普遍存在：“很多在联合国工作的西方人发现他们被共产黑手党所包围。”[16]

中共利用联合国作为宣传平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名额。尽管理论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但代表中共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利益的秘书长却为中共的意识形态背书，他在2018年1月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中共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被很多国家认为是扩张霸权，让很多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债务危机。如斯里兰卡不得不把一个重要港口租给中共使用99年，以偿还债务﹔巴基斯坦因为债务问题不得不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但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下，“一带一路”却受到一些联合国高官的吹捧。[17]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在联合国宗旨里，有一项是改善人权与促进自由。这本来是一项普世的原则，但中共却伙同其他腐败政权，否定人权的普世性，把人权变成了国内事务，即所谓的“内政”，以此来掩盖其在国内的人权劣迹，甚至以生存权作为自己的功劳来标榜。中共也在联合国攻击西方的民主价值，凭著与第三世界小国结盟，颠覆自由国家推进普世价值的努力。由于共产邪灵的操控，联合国事实上在人权方面不仅鲜有作为，而且常常成为共产政权粉饰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工具。

不少学者翔实记载了联合国是怎样背叛它自己的理念的。比如“老”联合国诞生于二战对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阴影之中，但后来“新”的联合国对大规模杀人事件不作为﹔联合国最初的目的是打击侵略者并保护人权，道德判断是采取行动的必要前提，而联合国拒绝作出道德判断。[18]

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多尔‧哥尔德（Dore Gold）断言：“联合国并非一个动机良好但是效率低下的世界组织，它实际上加速并传播世界混乱。”[19]哥尔德用大量事实证明联合国的诸多弊病，包括错误的“价值中立”、不道德的“道德对等”、“道德相对主义”﹔腐败现象普遍，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当选为人权委员会主席，不民主国家拥有多数票，共产政权有更大的操纵空间。[20]哥尔德说，联合国是一个“卑劣的失败”，“被反西方势力、独裁政府、扶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以及美国最坏的敌人所主宰”，“背叛了联合国创建者们的崇高理想。”[21]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实行的是多数票原则，而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也能成为成员国甚至人权理事会主席，让人权审查失去意义。中共更是用利益收买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让美国在联合国发起的对中共人权问题的谴责案屡屡搁置。联合国“以多暴寡”的原则，使其在很多事情上成为共产邪灵对抗自由国家的工具。这导致美国多次退出人权理事会。西方想要推广人权、自由，却屡屡被共产国家阻挡。最后人权理事会被流氓劫持，通过的所谓国际公约，对极权国家没有约束，这些国家把它们当作幌子却不实施。

人们由此不难理解《联合国宪章》与苏联宪法十分相似，却与美国宪法相对立。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如苏联宪法有些条款在列举公民享有权利之后，都加上“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字样。表面上看苏联宪法给了公民一些权利，但实际上很多具体法律又规定了很多“范围”，而使得苏联政府根据具体“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条款，任意剥夺公民权利。这同样是《联合国宪章》、契约和公约界定人们权利的方式。例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一些条款在“人人有权”如何之后，也附加了“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这不是任意地、巧合地选择了某种蓝本，而是共产邪灵有意在最初为共产政权留下的一个“后门”。

问题是，如果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每一权利都可在法律上被剥夺。“暴君们还希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借口？大多数战争和国家犯罪都是以其中之一的名义进行的。”[22]自由国家很难随意剥夺民众的自由，而共产政权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钻人权公约的漏洞。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共产邪灵通过其代理人不断提出全球问题，声称要通过国际化合作和权力架构建立世界政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各种国际条约不断出现，各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和管制，国家主权走向弱化。这种言论出现在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场合中。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共产党人，但他们的主张却与共产邪灵的意图非常一致，就是要消灭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1960年，一位大西洋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发表了《目标是世界政府》（The Goal Is Government of All the World）的演说，并印成小册子，鼓吹世界政府。[23]另一位媒体人在1970年的地球日那天说：“完全主权国家无力应对环境毒害……因此，地球的管理──不管是预防战争还是制止对生活条件的终极伤害的需要──都需要一个世界政府。”[24]1973年的《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也说：“我们已经走到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最好的选择就是超越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为此，我们期待在跨国联邦政府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法律体系和世界秩序。”[25]

事实上，联合国环保署的建立，正是因为1972年一个倡导世界邦联的团体认为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因此呼吁制定全球解决方案并建立全球性的环保机构。其第一任主管是具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

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高峰会（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178个政府投票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个800页的蓝图涉及环境、女权、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一位有影响力的环境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后来联合国环境项目的官员对此表示：“今天的世界，国界已经例行性地受到污染、国际贸易、资金往来与难民等问题的侵蚀，国家主权──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的控制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国家实际上在把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国际社会，并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管理系统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那些问题将无法解决。”[26]

那些世界政府的呼吁表面看起来都冠冕堂皇，但推进共产主义一统天下才是其真实目的。如环保问题，本书“环保主义篇”已详细论述了共产邪灵如何利用它来推进其图谋。

尽管如此，在加利1992∼1996年任秘书长时，联合国开始朝全球政府激进演变。加利呼吁建立永久的联合国部队，并要求有征税的权力。[27]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加利未能连任。否则联合国的现状难以预料。虽然共产党政权总是拒绝他国干涉本国内政，但却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支持扩张联合国的职能，不断推广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5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在一个人类互相依赖的时代，地球公民权（global citizenship）是进步的关键支柱。”[28]曾供职于美国空军、白宫和多个政府部门的战略思想家罗伯特‧钱德勒（Robert Chandler）先生认为，安南所谓的“进步”将摧毁国家主权，为无国界的地球公民社会开路。而联合国的“和平教育”项目事实上由极左派组织和指导，将会摧毁民族国家主权，造成一个无国界的社会主义的极权世界，进行全球治理。[29]

事实上，出版于1958年揭露共产主义的名作《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列举了共产党人的45个目标，其中一条是：“把联合国推崇为人类唯一的希望﹔如果其宪章重写，就要求去设立为一个具有独立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30]很多人意识到，建立全球政府并不是一朝之功，所以共产党人和全球主义者利用各种议题先在各个领域建立超国家的机构，然后推动这些机构的联合，并不断鼓吹对联合国的推崇与依赖，最终建立世界政府。

鼓吹世界政府，刻意夸大联合国的作用，把联合国描绘成解决当今世界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把联合国当成当今世界的救世主，实际上，这是人企图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通过权力操控来安排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正是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是一种人自己树起来的宗教，其结果是毁灭性的。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人类对世界与未来有着美好的设想，这无可厚非，但要设立一个世界政府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则无疑是个新时代的乌托邦，也带来极权主义的危险。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世界政府要想具有真正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必定需要一个强大的政策实施能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全球化推动的世界政府，绝不会是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跟苏联和中共一样的极权超级大政府。

一个世界政府必然会以各种诱人的好处、福利许诺、全人类的乌托邦蓝图来吸引各个国家加入。这与共产主义政治主张一脉相承。世界政府以解决各种问题为诱饵，而当其面对如此众多的国家、如此复杂的问题，要作为唯一的希望来承担各种乌托邦设想的诱人蓝图，不管是全球环保、安全还是福利，必然要求权力的集中以实行各项政策，这无疑将会把政府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对社会的控制也将前所未有。它将不管成员国是否有共识、是否有承诺，而只专注于强制执行力。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正教信仰，也不是自由体制，更不是人权良好、道德高尚的国家，当国家与国家合并形成世界政府时，它们会采用最低的标准，也就是去除信仰、去除道德、去除任何自由人权的要求，也就是不在这些方面作任何评判，用所谓的“信仰中立”、“道德中立”、“人权中立”等说辞来达成联合的最大公约数。“世界政府”必然要推行一套所谓的主流文化来维系整个世界，可是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不同。环视所有积极推动世界政府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大部分都是无神论或者对宗教信仰采取进步主义看法的。很显然，世界政府一定是无神论为基本价值观的政府，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推动的必然结果。“世界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就会强迫实施所谓的思想再教育，甚至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为了防止分裂和独立，“世界政府”将会极大地强化其军警力量和对言论自由的管控。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与文化的国家和政府，只能依靠专制权力也就是极权主义来维系，其结果必然是对各国民众自由的干涉和剥夺。也就是说，世界政府一定是一个极权政府，因为它必须依赖强权才能维持这样一个政府。

到头来“世界政府”就是活脱脱一个共产极权政府的翻版，其结果与当今共产党政权奴役残害其国民毫无二致，不过是从一个国家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听一个命令，变异和毁灭全人类也变得更加容易。在维持这个庞大政府的过程中，所有共产政权使用的邪恶手段都会一一再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一个摧毁人的传统和道德的过程，而这正是共产邪灵期望的结果。

4.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伴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和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共产邪灵在过去近百年打造的各种变异文化形式，包括现代艺术、现代文学、现代思潮、电影电视、变异生活方式、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被推向全球。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被盗用，内涵被阉割，文化形式混杂变异，在达到牟利目的的同时，迅速地败坏所到之处民众的道德。

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中扮演着领头人的角色，这也使得美国文化自然地容易被其他地区所接纳和吸收。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现代社会的信仰失落，技术发展不断推动着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人们想当然地把物质发达和优秀文明直接联系起来。魔鬼正是利用这一点，首先集中力量通过非暴力共产主义攻陷美国。当其在美国的家庭、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媒体和大众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和对传统道德进行变异、破坏之后，再把这种败坏的文化以来自美国的“先进文化”之标签，利用文化全球化向全世界推广和扩散。纽约的“占领华尔街”瞬间便呈现在印度遥远山村的电视屏幕上﹔中国云南保守的边远山村通过好莱坞电影认识到单亲妈妈、婚外恋、性解放都是生活“常态”﹔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编造的“共同核心”教程的思想几乎立刻反映在台湾的中学课本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落后的非洲地区成为爱滋病泛滥的重灾区﹔从南美厄瓜多，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到太平洋岛国斐济，摇滚乐都极为流行……

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提出：“我们必须组织知识份子，让他们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在他们败坏了一切价值、使生活变得不可能之后，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1]在左派看来，“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但对其背后的共产邪灵而言，败坏神留给人的传统文化、让人背离神，是其达到毁灭人类目的的途径。

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变异文化以及来自共产极权的党文化比作垃圾，文化全球化就像狂飙的飓风一样，把这些垃圾吹散到全世界，并无情地扫荡著神留给人的传统价值。这里我们着重阐述西方的变异文化对全球的影响，下一章将会分析共产党文化在全球的扩散。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世界上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带有各民族固有的特征，带有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深深烙印。但不论各民族文化如何不同，人类传统中神给人留下的普世价值是相通的。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给人直接带来物质上生活的便利，再加上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被普遍当作“落后”，用“现代”、“革新”、“进步”和商业价值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所促进的“共同价值”不是传统的，而是现代的﹔而能够形成全球认同的文化元素、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各民族文化中剥离传统、民族特色之后的最低标准或者那些能够被商业化的部分。所谓“人类共同命运”、“我们的共同未来”都是这种“共同价值”的代表。但是邪灵鼓吹的这种貌似高尚的价值，实际上让人放弃传统文化与价值，把变异的价值推向全世界。

在文化全球化中这种全球共用的最低标准，也体现在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成为全球文化主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包装内涵都完全针对消费者，以消费者为中心。魔鬼常用的控制人的手法之一，就是诱惑、放纵和满足人的各种欲望。这种针对人的欲望的消费文化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人类传统的手段，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文化产品为了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消费者，制作和包装过程中尽量不冒犯其他民族，造成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产品却去除了民族文化固有的特点、内涵，也就是利用文化产品的“空心化”或“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剥离传统内涵﹔而非主流社会，消费能力和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为成本的关系，更加受制于单一化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就是只能消费在全球化中成本最低廉的那部分商业文化。

其二，媒体工业的全球化发展造成了大公司的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邪灵非常容易利用文化产品创作者的变异理念，将原有的民族文化题材作为卖点包装，内涵中加入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推广，也就是利用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混杂性（hybridization）推广变异理念。

其三，促进了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广告、电影、电视、社交媒体中流行的文化不断轰炸，告诉消费者：这样的消费方式、这样休闲娱乐、拥有这样的产品等等，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生。于是邪灵大肆利用各种物质和娱乐方式刺激个人追求欲望的满足。人们在放纵欲望的同时与精神的层面渐行渐远，不知不觉间背离著对神的信仰和传统价值。

共产邪灵在全球化背景中迅速扩散其变异理念，另一个有效手段是利用从众心理：在社交媒体、传统广告、电影电视、新闻热点不断炒作各种反传统的变异理念的密集轰炸之下，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变异的观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变异理念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逐渐被视为正常，变异行为甚至可以成为“时尚”、值得“自豪”。吸毒、同性恋、摇滚、抽象派艺术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利用了这种手段扩散全球。

现代派艺术是变异的、违背传统审美价值的，很多人最初对其并无正面认识。当各种现代艺术在全球大都会不断展出、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各种怪异“艺术”在媒体上不断被报导，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没有跟上“时代步伐”，艺术品味“落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审美标准，向变异的艺术靠拢。当然魔鬼能够利用从众心理，也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坚定的主见──人一旦偏离了神给人留下的传统、离开了神留下的永恒标准，则一切都成为相对可变的，使魔鬼有了钻空子的机会。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军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使得“西方文化”不但能够迅速扩展至全球不发达地区，而且被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流和发展方向。共产邪灵恰恰利用这一点，把变异的现代文化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世界播撒，冲击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摇滚、吸毒、性解放等等都是这样迅速扩散全球的。正如本书中多处指出的，这些变异文化都是邪灵在背后推动、发展的，和西方真正的来自信仰的传统价值无关。

各种变异文化以“西方文化”的面目向全球辐射的过程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好莱坞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各种变异思潮的载体。由于电影艺术的特点，它让人潜移默化中接受其承载的价值观，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本书教育篇谈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校园的泛滥，这使得大批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他们回国后又将其进一步传播。这些变异思潮带着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迷惑人的标签，使其冲击、毁灭当地传统文化时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有研究者总结，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在有着深厚传统的社会中获得通过，主要原因都和全球化的大环境分不开：首先是大量在西方留学生活归来的留学人员接受了“同性婚姻权利”的观念，促进了民间的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其次极力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进步主义政客，其实也都是在西方留学期间培养了其进步主义思想。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和宽容成为主流。共产邪灵利用这一特点任意扩展了“宽容”的概念，让价值中立成为“全球共识”，从而借机鼓吹各种变异思潮。尤其是同性恋、性解放等等变异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严重冲击和腐蚀著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

2016年某大型全球连锁零售商宣布，店内的更衣间和厕所将是“对变性人友善的”，也就是说任何男人可以随意进入女厕所或者女更衣间，因为他可以宣称自己其实是个“女人”。美国家庭联盟呼吁消费者抵制这一政策，因为这可能造成对妇女或者儿童的侵害。[32]事实上2018年确实发生了一个男人进入店内女厕并公然面对一个小女孩暴露自己身体的事件。[33]

面对遵守传统观念的消费者对该连锁店的抵制，有人总结了全球获得“公司平等指数”（衡量对LGBT的态度的指标）满分的四百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发现这些与该连锁店站在同一阵营的企业涵盖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这种抵制已经不现实了：从几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到各大名牌汽车厂，从各连锁速食店、咖啡店，到各大百货公司、各大银行、各大电影制片公司，到各手机、电脑品牌等等。[34]换句话说，变异的观念已经借助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的所谓“企业文化”，变成无所不在的“主流”了。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性恋不属于精神疾病。这极大鼓励了世界各地的同性恋运动。在全球化条件下，爱滋病扩散全球，爱滋病易感者中最主要的群体──同性恋者不断成为社会关注和公共讨论的对象，魔鬼乘势推动同性恋运动不断扩张﹔医务工作者鼓励同性恋的爱滋病患者不要耻于就医，而魔鬼则借机宣扬社会应当从道德上认同同性恋行为。因此我们看到，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际社会针对爱滋病的资助促进了同性恋运动。[35]

南非首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引入了新的公约，要求把性倾向、性别认同作为衡量人权的一个指标，并最终获得认可。这是第一个直接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的联合国决议，[36]它实际上偷换了天赋人权的基本理念，把变异纳入正常。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3条要求，“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资讯和思想的自由。”[37]

有学者质疑，这是否表明如果父母不允许孩子穿着带有魔鬼标记的T恤衫进行自由表达，将构成侵犯儿童的权利？是否儿童有权利选择任何他们愿意的方式对父母说话？[38]儿童未必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如果做出暴力或违背伦理的行为，是否父母就不能管教孩子呢？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父母不得否定儿童自愿的性别表达意愿（即儿童可以自己“选择”性别，男孩可以“选择”做女孩，反之亦然），否则父母被视为虐待儿童。[39]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变异摧毁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全球化中的主体国家、企业、国际机构都被其利用，各种现代通讯手段也都被纳入。人们陶醉于全球化生活所带来的表面上的快速便捷、光怪陆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与意识也在迅速被改变。在短短几十年里，各种变异文化像汹涌澎湃的海啸，所到之处，山河变色，文明失守，连最古老、最封闭的国家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根，是人类能够维系道德水准的重要保障，是人类能得到创世主救度的关键。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都被共产邪灵的有意安排所变异甚至摧毁，文明的航舟面临空前的危机。

结语

人类社会自古就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特质，但都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这套普世价值观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创世主为各个民族奠定的。

共产邪灵出现之后短短一百多年里，分别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大面积破坏传统文化，已然使人类走到了危险境地。

十月政变后，共产邪灵先后在东方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屠杀传统文化精英，用暴力摧毁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共产国家渗透、控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滥用“以多暴寡”的民主程序，用金钱利益拉拢小国，企图借用联合国大政府，将整个世界拉向腐败、堕落。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共产邪灵利用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扩大，绑架、控制全球化，把变异因素推向全球，系统地破坏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时至今日，共产邪灵这个魔鬼已经在统治著整个世界。

如今的跨国政治和经济团体掌握了天文数字般的巨大资源，其影响力深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环境、经贸、军事、外交、科技、教育、能源、战争、移民，小到娱乐、时装、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无不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主义者”的操纵。一旦世界统一政府完成，人类整体在一个号令下被变异、被毁灭，都成为很容易的事。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配合其他全方位败坏世人道德的安排，在短短上百年间把人类社会败坏得面目皆非，东西方世人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神是慈悲的。神不希望落下任何可以救度之人。人类只有走回传统，不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交往当中都重新引入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才能在神的呵护下，摆脱共产邪灵，走向光明的未来！

 

第十八章 魔鬼安排下中共的全球野心（上）（下）

目录

前言

1. 中共野心是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1）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一以贯之
2）欲称霸世界，必打败美国
3）全方位渗透和围堵美国
4）长期煽动仇美情绪，为战争作舆论和心理准备
5）放弃韬光养晦，对美国高调“亮剑”
2. 中共称霸全球战略
1）“一带一路”──以全球化的名义扩张版图
（1）“一带一路”登台
（2）“一带一路”的全球扩张
2）“大周边外交”战略圈──把美国挤出亚太
（1）澳洲是西方薄弱环节
（2）中共觊觎太平洋岛国之战略价值
（3）中亚五国：用债务陷阱掌控和掠夺资源
（4）打造支点国家，不顾道德抢占资源
3）对欧洲分而治之，分化欧美同盟
4）殖民非洲──输出“中国模式”
5）进军拉丁美洲──在美国后院挖墙角
6）中共的军事野心

*****

前言

上世纪初，魔鬼安排其人间代理苏共以暴力夺取政权，同时为其在世界舞台的最后一出大戏的主角做了铺垫──这就是当时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一手建立的中共。此后数十年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苏共，和西方自由阵营正面对抗的是苏共，西方人也一直以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为样本来认识共产主义。这给了中共充分的时间发展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初苏共解体，中共登上国际舞台替换苏共唱主角，用难以察觉的非暴力方式利诱人们与之共舞。此时的中共摇身一变，宣称不再纠结意识形态之争，而以“改革开放”的旗号极力拥抱全球化、发展极权制度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许多西方学者、企业家和政客们因此并不把中共当作共产主义政党看待，至多认为它是一个“另类”的共产党。

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共产主义的“假、恶、斗”和人类几千年政治权谋中最狡猾最阴险的部分，用利益诱惑人、用权力控制人、用谎言欺骗人，把这些魔鬼的工具掌握得炉火纯青，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的传统文化，世界上很多人具有很深的中国情怀，对那片古老的土地和中国人民抱有好感和敬意。中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其篡取政权后，绑架了中国人民和整个国家，混淆“中共”与“中国”的概念，把自己的野心隐藏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外衣下，这也构成了国际社会识别中共的难度。

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共的经济合作策略只是为了用“资本主义肌体的营养”[1]养肥自己的社会主义躯体，为稳固其统治、实现其野心服务，并非为了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其具体做法处处与普世价值相悖。

人类正常国家的立国之本来自于历史上的先哲、来自对神的信仰，要求遵循创世主所定下的行为规范、保持高尚品德、保障私有产权、恪守普世价值。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也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准支撑。魔鬼有意在中共党国里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共道德最败坏时，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邪灵并不是为了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而是要利用人对金钱和财富的崇拜，让全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

中共对内用暴政和资本主义中最不好的部分来运作这个体制，颠覆人类的道德，赏恶惩善，让最坏的人在社会中最成功。其政策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放大，又用无神论造成人无所畏惧的彻底堕落。对外则极力在全球鼓吹“中国（共）特色”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利用经济利益诱惑，让自由世界的人们放弃道德原则、默认其在中国实行的大规模信仰迫害和人权侵害。很多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大公司为了利益向中共妥协出卖良知，按中共的规则行事。

西方国家希望对中共进行和平演变，中国表面上的确现代化和西化了，但是中共的核心从来就没有被演变过。几十年下来，真实的结果却是中共成功地和平蚕食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和人心。魔鬼就是要在精神道德层面上摧毁人类的普世价值。

中共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它为了毁灭人类而来。中共是当今世界文明的最大威胁。魔鬼让中共扩张全球的直接野心是将其毒素散布世界，并最终以强制形式胁迫人背叛传统、背叛神。其直接的全球野心即便没有得逞，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被它用经济利益诱惑放弃道德原则，或者被它的金融圈套勒索控制，或被它在政治上渗透，或被它的大外宣迷惑，或被它的军事威慑恫吓而不敢谈道德原则，无论如何，魔鬼都同样达到了其目的。

面对如此巨大的危险，人们不能不仔细考察中共的野心、策略、手法及其背后的目的。

1. 中共野心是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1）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一以贯之

中共不满足于做一个地区大国，而是要争霸世界，这一点是由中共的本性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中共的本质是反天、反地、反传统的，要用暴力打碎“旧世界”，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这注定它一定会不断扩张，要以共产主义形态一统天下。因此，共产主义从一出现，就必然是一种“全球主义”的学说和实践。由于传统文化的力量曾经相当强大，在某些具体时间、地点，共产邪灵不得不采取渐进的、迂回的方式，宣称“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不同，中共一党独大，其战略目标常常以几十年、上百年为时间段，分步骤实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很快就喊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搞“大跃进”，后来迫于国内和国际形势，曾经长期采取低姿态蛰伏。“六四”屠杀之后，中共遭到国际社会的围堵。当时中共评估形势后认为尚无法和美国抗衡，因此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方针。这并非是中共改变了其目标，而只是在争霸的不同阶段采取的不同策略、不同姿态而已。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观察，共产邪灵“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扶植的是苏联，其真正目的是要把中共锻炼“成熟”，作为最后时刻毁灭人类的利器。

2）欲称霸世界，必打败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警察。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必须打败美国。因此，在大的战略方向上，中共必然以美国为主要敌人。几十年间美国一直是中共的假想敌，中共从没放弃对美国的全方位“进攻”做准备。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中分析，中共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计划，那就是在中共建政100年时，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称霸世界。在中共国防大学制作的电视片《较量无声》中，明确表达了与美国较量的野心：中共在实现其主导世界的“伟业”的过程，“必然始终伴随与美国霸权体系的磨合与斗争，这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纪较量。”[2]

中共的全球战略布局围绕着对美战略展开。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林蔚（Arthur Waldron）2004年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陈述：中国军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对抗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3]事实上，不仅在军事方面，中共的大部分外交活动、国际战略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针对美国的。

3）全方位渗透和围堵美国

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企图，中共进行了全方位的布局。其在意识形态上和美国以及自由民主国家进行竞争；在经济上企图以强制技术转让和盗取知识产权实现“弯道超车”，用经济发展证明“制度自信”；在军事上和美国进行静悄悄的无声对抗，以“不对称作战”、“超限战”为战术基础，积极发展军备，在南中国海等地小试锋芒；扶植朝鲜、伊朗等流氓国家，牵制美国和北约。

在外交上，中共推动“大周边战略”、“一带一路”计划，对周边国家、欧洲、非洲、澳洲、拉丁美洲各国同时下手，迅速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企图在国际上扶植一批附属国，建立势力范围，孤立美国。中共以多种方式，在国际上合纵连横，比如建立上海合作组织（1996）、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发起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2012）、热衷于金砖五国合作、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争取工业标准（如5G网络）的制定权，不断扩大影响力，争取话语权。

与此同时，中共利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媒体言论自由，发动统一战线、大外宣、谍报战等手段，企图最大限度地从内部操纵与和平演变美国：建立私人关系收买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外交官和退役军官；用经济利益驱使美国资本家当中共说客，来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强制高科技公司配合中共的网络封锁和信息审查；威逼利诱大多数华人社团自动成为第五纵队；渗透美国智库和学术科研部门，按中共的要求自律，为中共说话；收购和投资美国的媒体和电影业，同时制定“大外宣本土化”战略，喉舌媒体大举进军美国本土，力图掌握舆论，控制美国对中共的话语权……中共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建立包围美国的战略圈，另一方面在美国本土步步为营，全线出击，广泛培植代理人，分裂美国社会，兴风作浪日甚一日，成为美国的心腹之患。

4）长期煽动仇美情绪，为战争作舆论和心理准备

作为共产邪灵在人间最重要的代理人，中共从仇恨当中吸取维持其自身存在的能量。中共所宣传的“爱国”，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爱国”就是恨日本、恨台湾、恨藏人、恨新疆少数民族、恨独立教会、恨异议人士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恨美国。在中国网民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小事找日本，大事找美国”，意为中共政权遇到小的麻烦就煽动民间的反日情绪，遇到大的麻烦就煽动反美情绪，以转移民众视线。通过煽动排外渡过统治危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中共建政前曾多次称赞美国对中国的友善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建政之后，立刻利用中国近代的积弱和中国人急于自强的心理，挑起仇美、仇外情绪，把自己吹捧成民族的救星。事实上，中共根本不在意中国民众的死活，也不在意中国的领土，更不在乎中华民族长远的健康发展。中共迫害中国民众、出卖国土、破坏道德与传统文化、毁掉中国未来前途的罪恶罄竹难书。中共对外煽动仇恨，其真正动机有四：一、为自己贴金，标榜功劳，为其残暴统治制造合法性；二、在遭遇困境时转移民众注意力，通过挑起仇恨和民族主义情绪来渡过难关；三、为中共扩张的野心做准备，把其邪恶图谋隐藏在所谓的民族自强、强国雪耻的幌子之下；四、用仇恨为未来战争做舆论动员与心理准备，为毫无道德底线的非理性手段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

被中共灌输了满脑子仇美思想的青年一代，成为中共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驯服工具。一旦时机成熟，中共必将利用他们，以各种手段渗透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国家，必要时不惜发动惨烈的战争，包括超限战乃至核战。“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网民一片欢呼，说明中共的这一贯穿其执政始终的宣传战略已经开花结果。在中国的各大时政论坛和军事论坛上，“中美必有一战”的叫嚣不绝于耳，也是中共仇美宣传成功的标志。这是中共处心积虑进行的长时段、渐进式的对美战争动员。

中共的仇美宣传不仅限于国内。在国际上，中共与那些反美国家沆瀣一气，统合全球反美势力，煽动国际仇美情绪，成为国际上仇美阵营的“精神领袖”和“带头大哥”。它或明或暗地支持流氓国家、恐怖主义组织与美国作对，给它们提供经济援助、武器装备、理论基础、战术培训和舆论支持。中共是当今世界不折不扣的邪恶轴心。

5）放弃韬光养晦，对美国高调“亮剑”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在这一年的北京，史上最贵的奥运会把一个包装成“盛世”的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在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逐渐空心化的美国，经济上面临困难，不得不请求中国伸出援手，于是“美国靠借中国人的钱过日子”成为了中国大陆街头巷议的话题。“美国在走下坡路，中国将要取而代之”，这种舆论主宰著中共的媒体版面，甚至也成为了西方媒体和学界的流行看法。

2008年后，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呈现出颓势：经济上，重点在推全民医保，扩大福利，以气候话题为执政基石，加强环保监管，扼杀传统制造业，而新能源产业又被“中国制造”打得一败涂地，产业持续空心化，缺乏有效措施遏制中国在贸易和知识产权上对美国的巨大伤害，消极接受“中国崛起”和美国衰退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军事上，开始削减军费，主张弱势外交；政治上，美国社会主义思潮日益兴起，社会分裂加大，民主政治变成政党利益的游戏，动辄瘫痪政府职能。相对于中共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专制模式，美国的民主制度反而成为让中共看笑话的反面例子。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201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或将超过美国。[4]在看到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为美国衰败之势已不可逆转之后，中共终于抛弃了三十多年的“韬光养晦”，要针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高调“亮剑”了。中共官方、媒体和专家渐渐口无遮拦，大肆鼓噪“中国梦”，更加露骨地表露其野心。2017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于同年举办“全球政党大会”，制造“万邦来朝”的假象，急于向世界输出“中国（共）模式”，这种野心趋于顶峰。

目前中共提出的“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等等，打的是中国的旗号，但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中共要成为世界领袖，建立以中共政权为轴心的世界新秩序，并为此在方方面面做了长期精心的准备。这个世界新秩序如果实现，将会出现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恶轴心”、“邪恶帝国”。世界各国领袖和人民都面临着一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更为严峻的抉择。

2. 中共称霸全球战略

1）“一带一路”──以全球化的名义扩张版图

（1）“一带一路”登台

2013年中共正式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倡议称中国将投资数千亿美元，在数十个国家主导桥梁、铁路、港口和能源建设，要打造有史以来由单个国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动。

一带，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上的，有三大走向，一是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大走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

陆地上的“一带”的主体框架目前有六大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具体地说，新亚欧大陆桥以从中国到欧洲的铁路运输“中欧班列”（China Railway Express）为依托。海运从中国到欧洲，花费三十多天，而通过铁路只需十多天。中欧班列从2011年开始运行，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的大型工程计划，是一带一路的枢纽和旗舰项目，包括修建一条从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高速公路。瓜达尔港（Gwadar Sea Port）2013年交中方运营，是巴基斯坦通往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大门，战略位置重要，扼守着承担全球40%原油供应的霍尔木兹海峡通往阿拉伯海的海上通道。

海上“一路”的主体框架是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争夺海运控制权。对实力较强的国家，采用先参股或合作经营码头建立关系，对相对贫穷的国家则用经营带动其经济，力图取得港口或码头的控制权。仅2013年一年，中国企业就至少获得了17个海外港口或码头的经营权。其中，招商局港口公司通过收购法国Terminal Link港口公司49%的股权，获得了该公司旗下四大洲8个国家15个码头的经营权。[5]中共这些年入股或者收购的港口还包括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口和泽布吕赫码头、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码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康普特（Kumport）码头、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新加坡巴西班让码头、素有“欧洲门户”之称的荷兰最大港口鹿特丹Euromax码头、阿联酋阿布达比的哈里发港二期码头、意大利的利古里亚瓦多港口码头、马六甲海峡的关丹港、非洲的吉布提港、巴拿马运河等等。除了投资，中共还通过一带一路制造的债务陷阱获取战略要地。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公司的债务，2017年底签署了一份有效期为99年的租约，正式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港移交给中国。

中共2018年又提出了“数字丝绸之路”，目标是要重塑全球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数字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高级阶段，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最新动力。“数字丝绸之路”的重点是光纤电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数据信息服务、国际通信以及电子商务。很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没有完备的信用制度，中共希望借助“数字丝绸之路”把中国的电商模式和电子支付手段，比如支付宝，推广到这些国家，把西方的电子商务彻底排除在外。封锁网络的“防火长城”是中共的独门绝技，也将随着“数字丝绸之路”走出国门，将中共的网络控制输出给更多国家。

中共的战略范围从它在全世界的基建投资规模上可见一斑。据《纽约时报》2018年11月的总结，中共在各国修建了或者正在修建四十多条管道和其它油气基础设施，二百多座（条）桥梁、公路和铁路；近200座用核电、天然气、煤炭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电厂，以及一系列大型水电大坝。中共在112个国家有投资项目，大多数属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计划。如果画在一张地图上，密密麻麻都是中共投资的项目。中共的触角已经布满了全球。[6]

随着“一带一路”逐渐成形，中共的目的和野心也在不断扩大。通过“一带一路”，中共企图打造出一个自己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来抗衡甚至取代美国：货币用人民币，信用依赖中共的支付系统，通信采用中国铺设的网路和制造的手机（包括5G技术），交通用的是中国高铁，建立起一套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独立于目前西方标准的中共标准。

（2）“一带一路”的全球扩张

“一带一路”初始时期，以中国周边国家为对象，最远也就到欧洲，不过很快就超越了这个范围，把非洲、拉丁美洲甚至北冰洋都包括进去，扩张到了全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本来是两条，后来增加了第三条──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北极航道，号称“冰上丝绸之路”。在非洲和拉美，中共早就有广泛的经济活动，现在也都统一到“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里，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速度在非洲和拉美进行经济甚至军事布局。

中共“一带一路”最直接的动因是出口过剩产能，就是把“铁公基”（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战略从国内推向国外。沿线国家有很多资源、能源，中共帮助其修建铁路、公路能够一箭双雕，一是为产品更快更便宜地出口到欧洲打开一条陆地通道，二是获取必要的资源和能源。因为前提不过是为“世界工厂”扩大出口，所以中共并不是想在“一带一路”国家扶持制造业，把中国的制造业拱手转移到这些国家。中共真正的野心是以经济为先导，逐渐控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脉，把它们变成中共的势力范围甚至是殖民地，成为中共全球布局上的棋子。作为副产品，“一带一路”向周边国家输出腐败、债务、邪恶和专制，把共产主义病毒扩散至全球。所以，“一带一路”从根子上就是一个陷阱和骗局，不会给当地国家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有很多国家开始警觉，对“一带一路”项目叫停或者重新审视；中共自己也不得不表示，要针对外界指责的债务陷阱问题做出修正并增加透明度。但是，中共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其野心的决心不可小觑。对西方企业来说，在一个动荡的国家里也许不会有长期的作为，而中共盘算的不是几年的计划，而是上百年的计划。它可以不计成本，在一个动荡的地方长期经营下去。它要的就是培养亲共的政府、可以在联合国为它站台的帮凶。中共要做“亚非拉”的盟主、要对抗自由世界继而取代美国的野心，使它可以不计自己百姓的死活。西方的私人企业承受不起的代价，中共可以很轻松地让十几亿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就扛过去了。在这场世界霸权的争夺战中，不是中共本身多么“厉害”，而是中共以十几亿中国人民为人质，用牺牲中国人民来扛起任何代价。

曾任白宫首席策略师的班农对“一带一路”战略有个独特的解读。他认为“一带一路”的大胆之处，就是将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Mackinder-Mahan-Spykman）三种关于如何统治世界的地缘政治理论整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7]英国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麦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提出谁控制了中心地带（中亚）就控制了世界岛（欧亚）；谁控制了世界岛，就能控制世界。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控制海权的战略：谁控制了维护全球贸易的海道、要塞和运河就能控制世界。而耶鲁大学教授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则认为，环绕亚洲的海岸线比中心地带（中亚）更为重要，谁控制了海岸线就能控制欧亚；谁控制了欧亚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班农的观点反映出西方对中共“一带一路”和中共野心的警惕。

其实，中共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一带一路”也并非仅仅以占领陆权、海权或者要塞港口为着眼点，它根本就是无孔不入地满世界去钻空子。亚、非、拉许多从殖民宗主国独立出来的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自然就成了中共的目标；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国家，削弱了宗主国的控制，也成了中共的目标；一些因为动荡战乱和冲突而让西方企业望而却步的国家和地区，中共也是悉数囊括；小国、岛国、经济落后国家、具有战略利用价值的国家等等，都是中共眼里的佳肴；就算是在西方传统版图中的国家，因为经济不景气，债务缠身，也都成为了中共的俎上之肉。从地缘政治上讲，中共就是不知不觉把美国包围起来，用经济利益来控制当地国家，把美国慢慢地从这些国家中边缘化，最终剥离出去，从而建立起一个不同于现行国际秩序的、以中共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这种手法，俨然与中共的老伎俩“农村包围城市”一样，最后是要取代美国，服务于中共的全球野心。

2）“大周边外交”战略圈──把美国挤出亚太

什么是中共的大周边战略？按照中共智库的定义：“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6个海上相望国家；再延伸出去，东面是亚太，西面是整个欧亚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周边的辐射面占了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周边外交的布局不只是一个地区战略，更不仅仅是一个周边战略，而是一个真正的大战略。”[8]

（1）澳洲是西方薄弱环节

2017年6月，费尔法克斯媒体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发布了为期五个月的联合调查，以纪录片《权力与影响：中国共产党如何渗透澳大利亚》披露中共在澳洲渗透、控制活动之猖獗，引起全世界关注。[9]六个月后，澳洲工党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宣布辞去参议员一职，因其被曝出收受中共红色商人金钱，继而就南海问题发表有利于中共但与其政党乃至政府立场相左的言论。[10]2016年9月澳洲媒体SBS曾刊登文章，披露一个中国富商在澳洲提供政治捐献，直接影响澳洲对华商贸政策。[11]不仅如此，中共媒体机构近年来还与澳大利亚媒体签了协定，同意澳洲媒体分销中共媒体的内容。[12]

实际上，早在2015年，澳洲就把达尔文港租给一家与中共军队有联系的中国公司，租期99年。达尔文港是澳大利亚防卫来自北方的攻击的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当时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表示，这令人感到“震惊”，这个举动令美国感到措手不及。[13]

2017年，澳洲学者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撰写的《沉默的入侵：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完稿，但是一连有三家澳洲出版商拒绝出版，因为他们怕得罪中共。最后第三家出版商重新考虑出版，此书才得以面世。此事更令澳洲人担心中共对澳洲的影响和操控。[14]

更多的人想知道，中共为何如此看重澳洲？中共在澳洲的操控和渗透在其战略远景中起何种作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于2017年12月初发表的报告《锐实力：正在上升的威权主义的影响力》（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指出，中国（共）以利诱和渗透影响和改变澳洲政界与学术界，一个主要目的是削弱美—澳联盟。[15]

“在整个澳大利亚二战后的历史中，美国一直是我们地区的主导力量。今天，中国（共）正在挑战美国的地位。”2017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白皮书如是说。[16]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国防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指出，北京试图在澳洲地区获得战略优势，其目标是“最终结束（美澳）联盟”。[17]

澳大利亚是中共最早拓展海外软实力的试验地。[18]作为大周边战略的重要一步棋，中共对澳洲的渗透可以追溯到2005年。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抵达堪培拉，向中共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传达中央的新战略。他说，将澳大利亚纳入其大周边地区的第一个目标是确保澳大利亚成为中共未来二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可靠和稳定的资源供应基地。长期目标是撬开美澳联盟。与会者的任务是弄清楚中共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实现所谓“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澳大利亚的综合影响力”。[19]

中共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澳大利亚在包括军事和人权的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用经济利益培养密切的人际关系，同时加上惩罚的威胁，是中共迫使人就范的标准运作方式。北京希望将澳大利亚变成“第二个法国”，一个敢于对美国说“不”的西方国家。[20]

汉密尔顿在多年详细调查之后发现，“澳大利亚的机构──从我们的学校，大学和专业协会到我们的媒体；从采矿、农业和旅游等行业到港口和电网等战略资产；从我们的地方议会和州政府，到我们在堪培拉的政党──正在被中共监管的一个复杂的控制体系所渗透和改造。”[21]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澳大利亚实际上自愿把自己作为中共的资源供应基地，认为中共把澳大利亚的经济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汉密尔顿指出，中共的渗透和影响之所以在澳洲有效，是因为澳洲人“一直允许它在我们的鼻子底下发生，因为我们被只有中国能够保证我们的经济繁荣的信念所迷住，以及我们不敢站起来抵抗北京的欺凌”。[22]

大多数善良的西方人最初即使意识到中共在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特别是对海外华人社区的渗透和控制，也只是天真地认为，中共各种策略的主要目标是“消极的（negative）”──为了消除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的声音。但汉密尔顿指出，这个“消极”目标背后，同时有一个“积极的”野心──利用侨民改变澳大利亚社会的形式，使西方人都同情中共，让北京轻松控制。然后，澳大利亚将协助中共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霸权。[23]

类似地，中共的渗透和控制同样延伸至澳洲的另一个国家新西兰，这里仅举数例说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中国问题专家安-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教授2017年9月发布报告《魔法武器》（Magic Weapons），以新西兰为例详述中共如何在海外影响渗透，发挥政治影响力。其中披露的内容包括数名新西兰国会现任华裔议员与中共联系密切，以及来自中国的红色富商、华商协会等统战组织的巨额政治献金等。[24]布莱迪教授发布有关中国在新西兰影响渗透的报告后不久，她的大学办公室遭入室盗窃。失窃前，她还收到一封匿名警告信，信中详细列出了对那些没有按照北京官方路线走的人所进行的报复措施，并警告她说：“你就是下一个。”[25]

中国还积极拉拢新西兰本土政客：比如以极高的礼遇接待访华的新西兰各政党要员，高薪聘请很多新西兰前政客在中资机构里担任要职，或通过其它方式对他们进行利益输送，以让他们听命于中共。[26]

（2）中共觊觎太平洋岛国之战略价值

太平洋海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每一个岛屿都可能成为重要的海上据点。太平洋岛国“岛小海大”，陆域总面积仅53万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却高达190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的6倍还多。中共明确表示，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是其战略决策。然而，目前这片海域仍属美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等国的势力范围，中共欲在太平洋上发展海军，拉拢太平洋岛国将是首要任务，继之才能让这些岛国倒向中共，排除美国势力。[27]新西兰教授韩德森（John Henderson）和澳大利亚教授赖利（Benjamin Reilly）指出，中共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此地区的霸权。[28]中共在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群岛注入了大笔投资，援建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鼓励大量游客到访以及开放电子商务平台，其动作规模远远超过美国。澳大利亚作家本‧波汉（Ben Bohane）警告，美国正在把太平洋输给中共。[29]

在中共大规模援助、投资这些岛国之后，中共官员表现出的狂妄言行，折射出当中共壮大、自我感觉良好时的真实心态：像对待其极权治下的中国人一样对待其它国家，让其它国家都臣服于中共才是其目的。指望中共遵守国际准则显然是不可能的。

2018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APEC峰会上，中共官员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粗鲁野蛮行为是其野心的一次大曝光，这些行为包括：1）在东道国蛮横阻止记者（包括东道国记者）采访习近平与太平洋国家领导人举办的一个论坛，要求所有国家的记者报导时采用新华社的通稿。2）为了阻止会议联合公报中写入谴责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措辞，中共官员霸道地要求会见东道国外长，但后者认为私下会见中方官员会影响其中立性，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谁知此后四名中共官员竟企图强行闯入外长的办公室，最终因被警察逐出而未能得逞。3）在会议中，当中共官员认为其它国家“阴谋”针对中共，就在会场里大吼大叫。中共在这次峰会上的种种恶行，被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为“发脾气外交”。[30]

（3）中亚五国：用债务陷阱掌控和掠夺资源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共开始努力建立并加强与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关系。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涵盖几个层面：首先，该地区是中共在陆地向西扩展的必经之地，并且中共在为货物进出中国的运输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扩展在中亚地区的商业利益；其次是在该地区攫取自然资源，其中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第三，中亚国家在地缘和文化上靠近新疆，对该地区的控制，可以强化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控制。

虽然中共未明说要主宰中亚，但事实上，中共如今已经成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角色。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小组”（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3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在中亚的动荡不安中，快速成长为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角色。北京把中亚视为原材料和能源基地，以及其低廉消费品的市场。中共也向中亚注入数亿美元的援助及投资，名义上是要促进新疆自治区的稳定。[31]

如今，一个巨大的公路、铁路、空运、通信和油气管道网络已经将中国与中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道路与桥梁公司（CRBC）及其它承包商，已经担负了该地区高速公路、铁路和电力传输的建设，在世界最险恶的一些地形上铺路，并为运送中国商品到欧洲、中东和巴基斯坦及伊朗港口而建设新道路。从199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外交关系到2012年的二十年间，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总额已增加了100倍。[32]

中共在中亚地区倡导以国家为主导、信贷推动的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投资计划。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将在这种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亚是中国外交政策新思想的试验场。[33]

目前，北京倾向于支持该地区腐败的独裁者，且其不透明的投资计划被认为只对一小部分精英有益。“国际危机小组”的报告指：“每个中亚政权都脆弱、腐败，并为社会经济问题所困扰。”[34]北京推动的大规模基础建设不但和钜额贷款挂钩，而且都涉及有利可图的许可与审批，在威权体制中不可避免地助长腐败。

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该国1991年独立之后就一直由原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里莫夫掌权任总统，至其2016年去世前，威权统治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2005年在东部城市安集延（Andijan）的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中共则宣布自己是卡里莫夫的坚定支持者，“一如既往地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及本地区各国为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35]

中亚国家自身脆弱的经济结构，加上向中共大笔举债进行基础建设，导致这些国家被债务陷阱套住。土库曼斯坦面临惨重的经济危机，通涨率达300%、失业率飙升至50%、商品短缺，同时腐败丛生。这个中亚威权政府70%的收入来自天然气出口，而北京目前为其天然气的唯一买家。[36]北京同时也是其90亿美元钜额外债（占2018年GDP的30%）的最大债权人。[37]土库曼斯坦可能不得不将天然气田交给中国以偿还债务。[38]不夸张地说，该国经济命脉已掌控在中共手中。

在塔吉克，因向中共贷款兴建发电厂致使其欠下3亿美元债务而无力偿还，该国已将一座金矿开采权交给中共抵债。[39]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也岌岌可危。大规模基础建设造成吉尔吉斯欠北京大笔债务。吉尔吉斯很可能会将其部分自然资源转让给后者抵债。该国还和华为与中兴合作建设数字通讯设施，加强政府监控，这同时也为中共留下方便的后门。[40]

北京利用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进入哈萨克斯坦能源领域。哈萨克斯坦的整个经济基于生产原油，以美元出售，并用这些美元购买廉价的中国产品。除采掘业外，这个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使得本来不堪一击的哈萨克斯坦的原有工业彻底下跪。[41]

中共在中亚地区扩张的另一个动机，是借此加强打击其境内新疆维吾尔族异议人士。中共牵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章程允许嫌犯在成员国之间引渡，成员国可以派出他们的人员到其它成员国进行调查。中共借此将打压维吾尔人的行动扩展到境外，跨国将境外流亡的异议维吾尔人抓捕回来。[42]

（4）打造支点国家，不顾道德抢占资源

中共的大周边战略实施过程中采用了优先打造“支点国家”（pivotal states），然后以点带面，达到整个区域的战略目标。所谓支点国家，按照中共智库的说法，是具备一定实力、中共有能力和资源来引导其行为、在战略利益上和中共不存在直接冲突、与美国没有紧密利益关系的国家。[43]除了上述的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等之外，这样的支点国家还有中东的伊朗、南亚的缅甸等等。

中共在中东最大的投资国是伊朗。伊朗是中东的重要产油国，同时在价值观上又一直反对西方。于是伊朗自然就成了中共经济和军事的战略合作对象。中共自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和伊朗保持经济和军事交往。199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中共出口铀到伊朗，又发现了中共与伊朗于1990年签订的秘密核协议。[44]2002年，伊朗的浓缩铀项目被发现，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纷纷撤离，这给中共留下在伊朗乘虚大规模发展的机会。[45]中共与伊朗的双边贸易额自1992年到2011年之间呈指数增长，十七年间窜升一百多倍。[46]（其后因国际制裁压力有所放缓。）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伊朗如今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共。伊朗在中共的帮助下发展了从短程到中程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水雷和快速攻击艇。中共甚至帮助伊朗秘密建立了化学武器项目。[47]

另一个受到中共青睐的支点国家是其南亚的邻邦缅甸。缅甸有漫长的海岸线，能提供一个通往印度洋的战略性出口。中共把开辟中缅通道视为规避马六甲海峡风险的战略步骤之一。[48]缅甸军政府的恶劣人权记录一直使其受国际社会孤立。缅甸的1988年民主运动以军队镇压收场。第二年，北京的坦克也在天安门广场大开杀戒。两个被国际社会同声谴责的极权政府同病相怜，从此开始密切往来。1989年10月，缅甸的丹瑞大将访问中国，双方达成高达14亿美元的军火交易。[49]上世纪90年代双方又有多次军火交易，中方售缅装备包括战机、巡逻舰、坦克及装甲运兵车、防空炮、火箭等等。[50]中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成了苟延残喘的缅甸军政府的生命线。[51]2013年，投资50亿美元、被称为中国第四大油气进口战略通道的中缅油气管道建成，虽遭当地反对，在中共干预和谈判后于2017年投入运行。[52]类似的大型投资还包括密松水电站（目前因当地反对而遭搁置）、莱比塘铜矿。2017年中缅两国双边贸易总额135.4亿美元。中共正计划建立中缅经济走廊，其中包括打造一个中方占股70%、出口印度洋的深水港、[53]缅甸皎漂特区（Kyaukpyu Special Economic Zone）工业园等。[54]

3）对欧洲分而治之，分化欧美同盟

冷战中，欧洲是自由世界和共产阵营对峙的前沿阵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显著下降。为了分裂欧美同盟，中共在欧洲采取了因地制宜、渐进渗透和控制的策略，对欧洲国家企图“分而治之”。近年来，欧美在很多重大议题上的分歧渐趋明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的分化和蚕食策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针对欧洲内部的弱国急需外资的弱点，中共乘虚而入，对这些国家注入大笔资金，换取它们在国际法和人权等议题上的妥协。中共用这种方式制造和扩大欧盟国家内部的裂痕，从中渔利。被中共瞄准的弱国包括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等。

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中共趁机大举投资希腊，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并通过希腊把影响力发挥到欧洲。数年之内，中共已获得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2、3号集装箱码头35年的特许经营权，并接管重要转运枢纽比雷埃夫斯港。2017年5月，中国和希腊签署“三年行动计划”，涵盖铁路、港口、机场网络建设、电力能源网络及发电厂投资等。[55]中共的投资已经得到政治上的回报。2016年后，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希腊多次反对欧盟针对中共政策和人权的批评议案，造成这些声明流产。2017年8月，《纽约时报》一篇评论说：“希腊已开始投身于自己最热心的、地缘政治野心最大的追求者中国的怀抱。”[56]

2012年，中共发起与中欧、东欧16国的地区合作框架“16+1合作”。匈牙利是首批加入“16+1合作”机制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和匈牙利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与希腊一样，匈牙利也多次反对欧盟对中共人权状况的批评。[57]捷克总统雇用中国富商做自己的顾问，高调地与达赖喇嘛保持距离。[58]

包括在该框架之内的16个国家，其中有11个是欧盟国家，5个为非欧盟国家。中共别有用心地提出这个地区协作的新模式，分化欧盟的意图明显。此外，在这16国当中，前社会主义国家占据相当比例，这些国家有共产党统治的历史，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保留了很多共产党的痕迹，容易跟中共一拍即合。

欧洲小国林立，单独一个国家很难与中共抗衡。中共利用这一点，各个击破，让这些国家不敢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外交政策发声。最典型的例子是挪威。2010年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和平奖颁发给仍在狱中的异议人士。中共迅速对该国采取报复行动，为挪威向中国出口三文鱼设置重重障碍，在其它方面也多方刁难。六年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挪威开始在中国人权方面保持沉默。[59]

传统的西欧强国也感受到中共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中共对德国的直接投资从2010年开始大幅增长。2016年和2017年，中国都是德国最大的交易伙伴。2016年，有56家德国企业被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并购，投资额高达110亿欧元。这种并购使中国企业得以迅速进入市场或获得西方先进技术、品牌和其它资产。[60]美国胡佛研究所2018年发表的报告称之为中共的“武器化”投资。[61]德国西部的工业城市杜伊斯堡成为中共“一带一路”的欧洲中转站。每周30列满载中国货物的列车来到该城市，再从这里分别运输到其它国家。该市市长说，杜伊斯堡是“德国的中国城”。[62]

对于法国，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采用“采购外交”。如中共党魁江泽民1999年访法时送了法国一笔价值150亿法郎的大买卖，购买了近30架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飞机，由此得到法国政府对中共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法国成为中共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第一个与中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西方国家，当时的法国总统是西方第一位反对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批评中国、第一个力主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为中共唱颂歌的西方政府首脑。[63]此外，中共很早就在法国开始了“中国文化周活动”，规模浩大，实质是借文化之名兜售中共的意识形态。[64]

传统欧洲强国、美国的重要盟友英国是中共觊觎的重点之一。2016年9月15日，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中国与法国财团合资的欣克利角C机组核电项目动工。欣克利角C核电站（Hinkley Point C Nuclear Power Station），是在英格兰的西南部萨默塞特郡筹建的核电站，装机容量3,200兆瓦。该项目遭到含工程师、物理学家、环保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商业分析师等在内的专家的严厉批评，尤其是指其给英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特雷莎‧梅的前幕僚长尼克‧提摩西（Nick Timothy）指出，安全专家“担心中国人可以利用他们的角色在电脑系统中建立弱点，这将使他们能够随意关闭英国的能源生产”。[65]英国《卫报》指“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电厂”是个“可怕的交易”。[66]

与在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中共政府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的活动无孔不入、多种多样。如收购欧洲高科技公司，控股重要港口，收买退休政要替中共站台，渗透大学、智库、研究所，笼络汉学家替中共唱赞歌等等，不一而足。[67]中共政府的对外宣传工具《中国日报》（China Daily）每月在英国历史悠久的大报《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上加入一次插页，登载给中共政权涂脂抹粉的文章。为此中共付给《每日电讯报》的费用高达每年75万英镑。[68]

中共在欧洲的活动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疑虑。欧洲著名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2018年发表研究报告，揭露中共在欧洲的渗透活动。该报告指出，中共拥有全方位的、灵活的政治影响力工具，主要涵盖三个方面：政治与经济精英、媒体与公共舆论、公民社会与学术界。中共严格限制外国思想、机构和资金的进入，而欧洲门户大开，中共却利用这一点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该报告指出，这种不对称政治关系的后果已经在欧洲显现。欧洲国家开始调整政策讨好中共。欧盟国家和某些邻国甚至不惜损害本国利益，采纳中共的说辞和立场。欧盟的统一受到中共“分而治之”的策略的威胁，尤其是在自由价值和人权保护方面。而欧盟内部的一些人士或者为了从中共那里取得经费，或者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同，也自愿配合中共，宣扬其价值观，维护中共的利益。

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渗透以外，中共还在欧洲进行各种间谍活动。2018年10月22日，法国《费加罗报》10月22日以“费加罗报揭露中国针对法国的间谍计划”为总标题，通过独家系列专题报导，揭示了中共在法国的各种间谍手法，包括如何通过职场社交网站特别是领英（LinkedIn）来招募法国人为中共提供情报，意图渗透法国政经、战略领域的，及事态的严重性。报导说，这些真实案例只是中共在法国运作的间谍行动的冰山一角，中共的目的是大规模掠夺法国国家内部和经济财产的敏感资料。[69]同样的间谍活动在德国也出现了。[70]

4）殖民非洲──输出“中国模式”

二战后，非洲国家纷纷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伴随着西方向中国的技术和资金转移，非洲开始失去来自西方国家的关注。而中共在得到西方输血壮大的同时，对非洲的蚕食却逐步发展：中共的势力开始替代原来西方宗主国在非洲的布局，渗透到非洲的政经、生活各个层面。中共一方面用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来拉拢非洲国家，搞统一战线，在联合国与美国等自由国家对抗，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经济收买和军事援助等手段操纵非洲政府和反对派，左右非洲国家的运作，同时对非洲输出中共模式和价值观。

中共控制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在2001年至2010年间向非洲国家提供了627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利息相对低，表面上看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而且相对不考虑投资风险，但因为很多贷款的抵押品是自然资源，中共由此获得大量自然资源的开采权。2003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提供的贷款由石油担保，被称为“安哥拉模式”。于是，在非洲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中国人在非洲采油，通过中国制造的油管和港口，送到中国的油船上输入中国。中国人（中共）武装起一个犯反人类罪的政府，再保护这个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里立足。”[71]

在中共对非洲的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参与之后，中国在2016年成为非洲的最大交易伙伴和外国直接投资者。[72]中共在非洲的经营模式有许多被人批评的弊病：低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劣质产品、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以及对所在国官员的行贿等腐败行为。中国在非洲的开采活动，经常遭到当地民众的抗议。

赞比亚前总统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曾在2007年竞选总统时说过，“我们要让中国人走开，让从前的殖民者回来，虽然他们也曾利用我们的资源，但至少他们会很好地照顾我们，他们兴建学校、教我们语言，还带给我们英国文明。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人类的面目，中国人却只会剥削我们。”[73]中国在赞比亚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从举头可见的中国银行看板，到几乎无处不在的中国人。这使得萨塔不可避免地和中共打交道，得到权力后就马上和中国大使会面，并在2013年访问中国。

苏丹是中共在非洲最早打造的堡垒之一，过去二十年中共在苏丹的投入呈指数发展。除了丰富的石油资源，苏丹在红海的战略地位对中共也十分重要。[74]上世纪90年代，当国际社会对支持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苏丹巴希尔政权孤立之际，中共乘虚而入，迅速成为苏丹最大的交易伙伴，进口了苏丹出口石油的绝大部分。[75]中共的投资帮助了巴希尔极权政府在西方的围堵中残喘甚至发展，中共军方同时还向苏丹输入武器，间接为本世纪初苏丹的达尔富尔种族灭绝助力。中共在国际社会上同时扮演两面角色。一方面向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为苏丹冲突“调停”；另一方面却公开邀请被国际刑事法庭以反人类罪通缉的苏丹总统访问，并称，不管世界有多大变化、不管苏丹内部的局势如何，中共永远是苏丹的“朋友”。[76]

中共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可谓不遗余力。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于北京成立，之后几次在关键年份举行的中非论坛，中共领导人都向非洲“大撒币”。2000年成立大会，江泽民宣布免除非洲穷国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2006年，北京再做峰会主办国，中共不但宣布免除所有非洲邦交穷国截至2005年底的债务，[77]还送出逾百亿美元的基金、信贷、奖学金及各种援建项目；2015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中共宣布将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同非洲国家合力推行“十大合作计划”。[78] 中共商务部副部长2018年8月28日表示，“对非洲33个最不发达国家，97%的输中产品给予零关税。[79]在2018年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共承诺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专项资金和投资，同时承诺免除“与中共有外交关系”的非洲穷国2018年底到期的政府间未偿还债务。[80]

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中共用商业贸易掌握非洲经济命脉，用经济利益收买了大批非洲政府，让他们对中共言听计从。外界已经注意到中共试图征服非洲，并把非洲作为推广宣传中共模式的大舞台。中共体制内学者宣称：“中国四十年走到今天就证明，不用走西方的道路也可以成功，历史没有终结。这对于非洲的冲击，是无法想像的。”[81]

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效仿中国制定了五年计划，执政党埃革阵的组织形式与中国共产党十分相似。一位匿名的中国外交部人士介绍，埃塞俄比亚执政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大部分高层都曾到中国学习和接受培训，许多要员的子女也被送往中国留学。而埃塞俄比亚的部长级官员更是几乎人手一本《毛泽东选集》。[82]2013年3月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埃塞俄比亚总理表态称，埃塞俄比亚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和发展榜样。目前，埃塞俄比亚被称为非洲的“新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封锁、政治专制、媒体被管控等等与中国如出一辙。[83]

埃塞俄比亚并不是唯一的例子。2018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四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和中拉政党论坛在广东深圳开幕，其培训目标是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孙韵（Yun Sun）表示，这样的政治培训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模式”。她说：“他们的这种政治培训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中共的合法性，试图告诉世界中共是如何成功的管理了这个国家以及这样的成功经验是如何可以在别的发展中国家被复制。第二个目的是推介中国的发展经验，就是所谓的‘交流治国理政’经验，虽然没有输出‘革命’，但是确实输出了中国的意识形态方式。第三是加强双边交流。”[84]也就是说，中共把自己的体制作为样板向非洲输出。

5）进军拉丁美洲──在美国后院挖墙角

拉丁美洲地缘上靠近美国，历史上一直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虽然拉美在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泛滥的时候出现了不少社会主义政权，但外来影响尚不足对美国构成威胁。

前苏联解体后，中共开始觊觎拉美，打着“南南合作”等旗号，从经贸、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渗透。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如委内瑞拉、古巴、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在政治上存在强烈反美的立场，中共充分利用这点，跨洋过海把手伸到这里，挑拨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助长那些国家的反美倾向。这样一方面既可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的后院，扶持拉美的社会主义政权，为长期与美国抗衡、实施中共全球野心做准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对拉美的渗透和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的苏联。

中共首先通过外贸和投资扩大在拉美的影响力。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2000年中国对拉美的贸易只有120亿美金，到2013年已经达到2600亿，增长了20多倍。2008年之前，中国的贷款承诺不超过10亿美元，而在2010年，达到370亿。中国承诺从2005年到2016年间向拉美提供1410亿美元贷款。中国的贷款目前已经超过了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 Bank）的贷款总额。与此同时，中共承诺到2025年将向拉美提供2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将达到5000亿美元。拉丁美洲是目前中国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仅次于亚洲。

对相当多南美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它们最重要的出口国。中国是拉丁美洲三个最大经济体──巴西、智利和秘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阿根廷、秘鲁、哥斯达黎加及古巴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从厄瓜多尔的公路建设，到巴拿马的港口项目，再到连接智利与中国的光纤，中国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影响已相当显著。[85]

中共一直致力于把拉美变成自己的资源基地，如宝钢在巴西有钜额投资，首钢控制了秘鲁的铁矿。中共还对厄瓜多尔的石油、委内瑞拉的燃料与金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中共大量投资拉美的基础设施。在阿根廷，中共承诺在运输粮食的港口投资2500万美元，在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公路方面投资2.5亿美元。[86]

军事上，中共对拉美的渗透正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中美经济与安全小组的研究员威尔逊（Jordan Wilson）发现，中共对拉美从2000年前的低端军售，发展到后来的高端军售，到2010年达到一亿美元销售额。尤其在2004年之后，中共对拉美军售大幅上升。而这些军售的对象都是具有反美倾向的政权，如委内瑞拉。这个阶段同时伴随着军事训练方面的合作。201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阿（阿根廷）双边峰会，其协议内容如果得以实施，将意味着两国的军事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包括先进高端产品的合作生产，协助中共在其境内建立首个南半球宇航器深空测控跟踪站，以及在阿根廷空军部署中国制造的战斗机，总额达到5亿～10亿，超过中共2014年对拉美地区的1.3亿的军售总和。中共与拉美的外交、经济、文化和军事联系迅速发展。中共2015年的军事白皮书要求中共军队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合作，以有效的保证中共的海外利益。[87]

外交上，由于中共的拉拢和威胁，巴拿马、多明尼加及萨尔瓦多等一些与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或地区，选择与中华民国断交，转而投向中共的怀抱。巴拿马2017年6月宣布与中共建交，终止与中华民国超过一个世纪的外交关系。中共三年前就积极筹画投资巴拿马基础建设，如港口、铁路、公路，投资金额高达7,600亿台币。[88]中共已经获得在全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控制权，有可能影响到美国后院。中共还在萨尔瓦多联合港投资将近300亿美金。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马尼斯2018年7月曾在萨尔瓦多《今日报》上提醒，中共在联合港的投资具有军事目的，并企图扩张在此地的影响力，必须密切留意。[89]

文化方面，中共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孔子学院39所，设立孔子课堂11所，学员超过5万人。[90]而孔子学院被认为是中共的间谍机构，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输出中共的党文化和意识形态，给世界洗脑。

中共在拉美的广泛渗透，对美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中共可以利用那些国家对中国市场、投资和军事的依赖来控制那些国家的政策，把它们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与美国对抗。其兴建的运河、港口、铁路以及通讯设施，未来都将成为中共扩张、建立全球霸权的重要工具。

6）中共的军事野心

2018年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的彩虹七型无人战机（CH-7）令军事专家瞩目。彩虹系列战机代表中共无人战机的后发优势。大批彩虹四型（CH-4）无人机已经占据了从约旦、伊拉克到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等一大批国家的军火市场，因为这些国家受限于西方军售管制而无法从美国购买无人战机；[91]最新的彩虹七型在某些方面的配置直追美方最先进的X-47B。观察家注意到，最新的彩虹七型在未试飞的情况下，就急于在珠海航展上亮相，[92]航展中醒目地展示出空基信息系统模拟作战片段，模拟的假想敌为美国。[93]这些都清楚表露出中共与美国争霸的野心。

近年来，随着中共军力的发展，其野心也越来越张扬。早在2009年就发生美国海军海测船“无懈号”（USS Impeccable）在南中国海进行海测任务时遭中共船只尾随与骚扰；[94]随后在黄海国际水域发生类似事件，美国海洋监测船“胜利号”（USNS Victorious）被中共船只骚扰，在大雾条件下中共船只多次逼近，甚至贴近到双方只有30码间距，造成“胜利号”不得不停止原航向避免相撞。[95]最近的例子发生在2018年9月。美国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USS Decatur）在南中国海遭中共军舰进逼，中共军舰在距离美国军舰前方约45码（约41公尺）处从前方横穿，迪凯特号被迫采取技术性闪避。[96]

事实上，中共的军事野心有着长远的谋划。中共军队的战略思想是从陆上强权同时走向海上争霸，最终形成海陆霸权。1980年，中共明确将“积极防御”作为战略方针，着眼于大规模国土防御作战，仍以苏军为主要作战对象。2013年，中共提出前沿防卫，把第一线推出中国国境，向外扩张，开始提出积极进攻的战略理论，提出“把战略进攻作为积极防御的重要作战类型”。[97]2015年，中共军事理论家、《超限战》作者提出，“‘一带一路’要求陆军具有远征能力。”“认为中国陆军必须飞起来，必须实现陆军航空化，这意味着整个中国陆军的一场革命。”“‘一带一路’就是国家利益和需求对中国军队改革的一个巨大牵引。”[98]这预示了中共通过军事手段成为大陆强权的思路。

美国国防部2018年报告指出：中共对其海外利益的关注推进了中共军队向境外和周边的扩张，中共海军的重心从“近海水域防御”开始转向“近海水域防御”和“公海保护”的混合。中共的军事策略和军队改革反映出对其历史上的以大陆为中心的心态的抛弃。其“前沿防御”的战略思想是将可能的冲突转移到中国领土之外，显示出中共军方对日益增强的全球角色的设想。[99]中共的目标是首先突破第一岛链（北起千岛群岛，向南经过台湾，到婆罗洲岛，包括黄海、东海、与南海的西太平洋海域），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公海，最终走向全球的海洋。

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就是为了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中共在南海“填海造岛”与“岛礁军事化”，在岛屿上配备机场、岸基飞机和导弹。目前在南海中永暑、渚碧、美济三个有战略意义的岛礁已经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和机场，客观上已经形成岸基航空母舰。中共的航母也已经形成战力，在战略层面上表示中共海军能够突破“第一岛链”，并开始具备远海作战能力。

美国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Steve Bannon）曾多次表达这样一个忧虑，即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在未来十年内，中美将爆发一场战争。[100]前美军上校、军事评论家塞林认为，“中共现在试图通过与北印度洋的类似强权国家结成同盟，将其国际影响力扩展到南中国海以外。如果被允许完成这一结盟，中共可能处于无懈可击的地位，对全球一半左右的GDP施加权威。”[101]

南中国海问题并非地区性的领海争端，它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每年有将近价值5万亿美元货物经南中国海运输。[102]对中共而言，其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南中国海。中共80%的进口石油经南中国海运输。[103]而南中国海的地区和平，在二战后一直由美军及其盟友维持。这使得准备和美国一战的中共如芒在背。中共把南中国海视作保障其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军事扩张战略的关键性区域。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弗雷沃尔（M. Taylor Fravel）在盘点了中共历史上所解决的领土争端之后指出一个有趣的事实：自1949年以来，中国与邻国发生了23起领土争端。中共解决了其中的17起纠纷；而这17起中的的15起争端，北京在争议领土中作出了显著的让步。但是对于南中国海，从上世纪50年代中共海军极其弱小的时候，就主张对争议区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这种绝对性言论从未出现在其它领土冲突中。[104]

很显然，“寸土必争”并不是中共解决所有领土争端的指导思想。弗雷沃尔教授列举了中共在南中国海强硬立场的多项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共着眼于南中国海的战略价值。从这些岛屿，中共不但可以对可能含有大量自然资源的邻近水域拥有管辖权，甚至可以对外国海军舰艇的某些活动拥有管辖权。这些南中国海岛屿也可以发展为预警军事力量的前沿阵地；此外控制该地区还能阻止其它国家追踪从南中国海进入西太平洋的中共潜艇。[105]

中共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野心与扩张，尤其是近年来单方面采取实际行动改变现状，直接的影响是造成其它国家被迫在军事上跟进，强化地区军事紧张。日本已经逆转了十年来削减军费的局面，而印度则恢复了一度停滞的海军现代化。[106]

中共以其能源、货运通道安全为由，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张、打破原有平衡的行动本身，造成了南中国海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学者指出，中共把南中国海视为一个安全问题的本身，导致该地区的安全受到侵蚀。[107]这一观察和前述班农的观点相呼应。

2017年，中共军方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西方学者认为，中共军方的视野超越了西太平洋，在思考如何把军力投射得更远。[108]比如中共近来在太平洋岛国动作频频，不计成本投资，其长远目标是这些岛国未来可能成为中共远洋舰队的补给站。[109]而中共的军事扩张还不只局限于传统的海陆空，正从陆地向海洋，到太空、电磁空间等全球公共领域拓展和延伸。

中共的军事野心有着庞大的人员、装备与经费基础。

中共维持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正规军，有200万名现役军人。中共军队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及军舰数量世界第一、吨位总数世界第三的海军以及规模庞大的空军，拥有由洲际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潜艇、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

中共还有170万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以及数量巨大的预备役、民兵部队。中共的军事指导思想一直包括“人民战争”，在中共的极权体制下，可以迅速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进行军事化转变，这意味着为数众多的海外华人和本土的十几亿人，作为“民兵”，在必要的时刻都可以被中共挟持成为军事力量。

中国经济总量在1997～2007年间快速增加。中共凭借经济力量，快速扩充军备，升级武库。据估计，到2020年，中共陆军将拥有5000辆现代化主战坦克。海军将拥有至少两艘航母。空军战斗机90%为第四代，甚至开始拥有第五代战斗机。

从2008到2017年中共国防预算平均每年增长6%，2017年达到154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110]而外界估计，中共的实际军费是官方公布的两倍。不仅如此，共军的军力不完全反映在军费上，因为其实际军费高于公开数字，而且中共可以无偿征用很多民用设施和人力，整个工业体系都可以服务于战争的需要，这意味着其真正的军事装备能力远远超过官方数据以及外界通常的估算。

中共将于2020年底前建成由30多颗北斗导航卫星组成的全球系统，具备全球GPS军事定位能力。彩虹系列军用无人机的大规模量产为中共提供更多战术考虑，比如针对台海布局，中共有可能通过无人战机“机海”战术取得优势。[111]大量的无人飞机在卫星和人工智能的控制下形成集群，将易于发挥其数量和低成本优势，在局部形成非对称战争态势。

在珠海航展上高调亮相的隐形战机歼-20，被称是美国F-22的翻版；歼-31与F-35长得非常像。这些都展现出中共在新一代战机上正在缩短与美国的差距。

此外，中共使用各种间谍战，在技术上赶超美国。90%的对美国网络的间谍行为来自中国，中共网络渗透到美国大公司和军方，盗取那些他们自己无法研发的技术和知识。[112]中共无人机技术就是从美国盗取的。

在战术上，中共热衷于“不对称作战能力（asymmetric warfare, asymmetric strategy, asymmetric weapons）”。[113]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新任指挥官菲力浦‧S‧大卫森海军上将（Adm. Philip S. Davidson）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中国不是靠以武器对武器的火力匹配，而是通过建设关键性的“不对称能力”，包括用反舰导弹和在潜艇战中的能力，来赶超美国。他警告：“不能保证美国在一场与中国的未来冲突中能获胜。”[114]中共靠其研发的东风21D导弹（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航母）进行类似狙击手模式的对抗。2018年，中共公开展出陆基鹰击-12B超音速反舰导弹，被称为“航母杀手”，它在西太平洋划出了一块半径达550公里的美军航母“死亡禁区”，可以通过采用超低空突防的火力饱和模式打击美军航母战斗群，这些导弹成为中共“反介入/区域拒止”的重要军事手段。

中共在其军事力量扩大之后，不断武装世界上的独裁腐败政权，如朝鲜、中东的流氓政权等，一方面扩大其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分散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中共在全球散播仇美言论，鼓动反美情绪，也很容易使中共与那些反美政权联合，实现其霸权野心。

同时，中共鼓吹超限战等恐怖主义军事理论。开始鼓吹战争必要（“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暴力恐怖神圣（“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侵略有理（“没有战争权就没有发展权”，“一国的发展就意味着对另一国的威胁，这才是世界历史的通则”）。[115]

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公开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令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就是中共野心的一次公开展示，也是对国际社会反应的一次试探。[116]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共的军事服从于其政治，中共的军事野心只是其整体野心的一小部分。中共的意图是以经济和军事为后盾，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全球。[117]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结束语

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也经历了数不清的挫折和灾难。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社会道德高尚会带来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众安居乐业；而道德堕落则会带来国家的衰亡甚至文明的毁灭。

今天的人类再一次走向了物质文明的高峰，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兴起和肆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不是建立地上“天国”，而是毁灭全人类。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出于恨，它破坏了几千年的辉煌文化；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不同国家里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暴力杀戮、强迫世人不信神的同时，它魔变、渗透西方，引诱世人远离神、背叛神，走的是另一条毁灭人类之路。共产邪灵集合了人世间的各种负面因素，通过共产政权、共产党组织、魔鬼的同盟军、同路人、代理人等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操控和渗透了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媒体、艺术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不知不觉间都沦陷于邪灵的魔掌，令人触目惊心。人类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

反思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轨迹，不难发现魔鬼得逞的原因。人们沉湎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物质享受、任由无神论泛滥，其实是在主动背弃神的眷顾、把大门向魔鬼敞开。人们之所以被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变种和现代变异观念所迷惑，是因为人类已经大面积偏离了神给人留下的传统之路。传统文化是维系人类道德、让人在末劫最后关头能够得救的保障。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人类应该遵守的普世价值，就等于切断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使人无法听懂神的教诲，魔鬼就能无所顾忌地祸乱人间。当人类道德败坏到不符合做人的标准时，就只能被神忍痛抛弃，最终被魔鬼带入深渊。

物极必反，邪不胜正，是人间永恒的规律。共产邪灵逞凶一时，那是因为人们暂时被其狡猾所欺骗、被其表面的强大所恐吓、被各种诱惑所蒙蔽。人性虽然有弱点，但也有善良的本性、千百年来承传的美德与道德勇气。这就是希望所在。

环视全球，重大事件正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发生著。世界在觉醒，正气在回升。

中国虽然集中了共产邪灵最主要的力量，但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坚持信仰和普世价值，和平抵抗共产暴政；在《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运动中，三亿多人勇敢选择从精神上脱离共产枷锁。这种个人发自心底的选择，正在解体共产党于无形。神安排了中共最后的解体。中国的执政者和其他掌握权柄的人，如果有意解体中共，神为其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未来天赋神授的真正权柄；相反，如果死抱中共不放，必定会在最后的过程中遭遇中共解体所带来的一切灾祸、魔难。

在世界上，以艺术形式传播传统文化和“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神韵艺术团巡演五大洲，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精神的觉醒和道德的回归，引领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

西方国家开始反思近百年来共产主义对社会的渗透和对传统文化的颠覆，逐渐从法律、制度、教育、外交等方面清理共产主义因素和现代变异文化。各国政府开始警惕并反击共产政权及其扶植的黑手，共产势力在全球的扩张受到强有力的遏制。

共产邪灵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敌人，无法用武力打败。要想结束魔鬼对世界的统治，就必须从纯净自己的内心开始。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修内而安外》一文中说：“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拙。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慈悲的创世主一直在看护着人类。人们因为背离神而招致灾祸，只有回归神指的路才能获得神的救度。人只要能冷静地识破魔鬼的真实面目，守住心底的善，遵循神给人规定的思想行为标准，重新找回传统道德与文化，神就会帮助人摆脱魔鬼的控制，共产邪灵对人灵魂的侵蚀就无法得逞，它毁灭人类的企图也就注定走向失败。

我们应当感谢神。神为人铺就了摆脱魔鬼、走回传统、回归神的道路，现在就看人自己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