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8月21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58）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12年后，苏联坦克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播散大规模恐怖。1968年的军事干预与1956年的有相当的不一样，尽管目的相同：粉碎一场反“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民间暴动。时间的流逝带来了新的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定时刻。大多数突击部队来自苏联，但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东德这四个华沙条约国也派兵参加。这里还有另一个根本区别：苏军没有像1956在匈牙利那样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匈牙利当时基本上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担心会发生大规模的武装抵抗运动，并导致一场局部甚至是全欧洲的战争。
出于这个原因，（苏军）部署了大量部队。行动于8月20～21日夜间开始，代号为“多瑙河”。行动从4月8日就已经做了精心准备，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Andrei Grechko）签署了GOU/1/87654命令，动员了驻在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部队。其中大多数是坦克军团，坦克现在成了压迫的象征，就像它们1989年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做的那样。第一波派出超过16.5万人和4,600辆坦克；5天后捷克斯洛伐克被27个师占领，有6,300辆坦克、800架飞机、2,000门火炮，以及大约40万士兵。要了解在这里恐怖的规模有多大，要记住1940年希特勒入侵法国时用了2,500辆坦克、1941德国人袭击苏联使用了3,580辆坦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约为1,430万，只是1940年时法国人口的一小部分。
但是战争没有发生，入侵非常平静。入侵者造成9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在布拉格；大约300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受重伤；另有500人受轻伤。入侵部队中的受害者人数（由于处理武器无能、逃兵被枪毙或通常的交通事故）尚不知道。我们确知的是，过程中有一个保加利亚人被捷克斯洛伐克平民枪杀。苏联当局逮捕并驱逐了几个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但几天内，苏联政治局不得不将他们释放并开始与他们谈判。曾经设想在军事干预后会出现的政治局面没有出现，因此，占领军没能按照早先的计划建立起一个合作的“工人和农民政府”。
与这次军事干预有关的镇压并未在1968年停止。有几个人，因为在公众面前自焚，甘当抗议占领的“人体火炬”，而成了标志性的受害者。第一个选择自焚的是20岁的学生帕拉赫（Jan Palach），他于1969年1月16日下午2:30在布拉格中心自焚；他死后三天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2月份，另一名学生塞茨（Jan Zajic）也步其后尘。第三个“人体火炬”是一位40岁的共产党员普罗西克（Evzen Plocek），4月初在摩拉维亚的伊赫拉瓦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镇压把捷克斯洛伐克回复到了旧格局，主要由内部安全部队、军队和一般警察部队执行。苏联占领军施加的压力是巨大的。让形势更紧张的是，在1969年3月28至29日的夜晚，50多万人自发上街游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69个城市走上街头，为国家冰球队在世界锦标赛上战胜苏联队而欢呼；36处苏联驻军营地中有21个遭到袭击。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当时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总书记（直到4月17日），他被告知如果情况未能改善，他就要面对与纳吉相同的命运。
“被正常化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军队和警察里的特殊部队──以及工厂里的民兵组织实施镇压的潜力，在苏联入侵一周年时遭到了检验，但这些武装已经经过精心调教。（他们）与示威者──其中大多数都相当年轻──发生了很多冲突。战斗很激烈，特别是在布拉格，那里有两名年轻人于8月20日死去。在所有主要城市的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坦克和装甲车。军事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是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最大的战斗行动。8月21日又有另外三名示威者丧生，数十人受重伤，数千人被捕并遭到警察殴打。到1969年底，已有1,526名示威者根据联邦议会主席团发布的一项法令被判刑，该法令拥有法律的力量，并由也担任立法机构主席的杜布切克总统本人签署。
1969年，又有一些参与过1968年暴动的人被囚，包括革命青年运动（Hnuti revolucniho mladeze, HRM）里的一个积极准备在1968年事件周年纪念日时举行游行的团体。该团体被秘密警察渗透。尽管有着来自强硬派的很大的压力，政府没有自动给审判1968年有改革想法的共产党领导人开绿灯。分析家经常指出，新的领导层可能对这个过程相当警惕，担心这样做会事与愿违。被苏联领导人选为接替杜布切克的、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胡萨克（Gustav Husak）太知道这一模式了。他本人早在1954年就在“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审判中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监狱里度过了9个年头。尽管如此，莫斯科批准了大规模的镇压，并以一种残酷和阴险的方式进行着，作为一个微妙的策略的一部分来激发恐惧。成千上万的人无法参与公共生活，被禁止从事职业工作，他们的孩子也不许进入中学或接受高等教育，有效地成了人质。当“正常化”开始时，当局猛烈地打击在1968年开始重组的这些社会元素，大约有70个组织被禁，或强行与其它政府组织合并。审查也被严格执行。成千上万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加入了那些在1948年2月之后流亡的人的行列。在共产党统治的40多年间，约有4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有着很好的资质并训练有素，选择从祖国出走。1969年以后，这些人有很多被缺席判刑。
在布拉格之春被粉碎后，政治审判再次出现。对HRM中16名成员的审判于1971年3月举行；其领导人乌赫尔（Petr Uhl）被判处4年徒刑。其他9个审判接着于1972年夏天举行。大多数被告都是1968年的“第二等级”的主角人物，被控在占领后从事非法活动。在46名被告中，三分之二是前共产党员，32人一共被判刑96年；还有16个人在被拘留了好几个月后，一共被判缓刑21年，最长的一个徒刑是5年半，与政权成立初年的暴行相比，这些判决算很温和了。在这一波特定的镇压浪潮中被判刑的几个人──乌赫尔、撒巴塔（Jaroslav Sabata）和巴特克（Rudolf Battek）──在他们刑满的时候再次被监禁，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还在监狱里被关了9年。在那个时代，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欧洲政治迫害最严重的纪录之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