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8月22日】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59）
1956年和1968年的大暴动及其被苏联摧毁的事实，揭示了镇压逻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的事件会在其它地方产生反响，尤其是当有军事参与的时候。由于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后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人，准备好了从捷克斯洛伐克派出部队到匈牙利。与此同时，它加强了国内的压迫，把刚放出来的一些政治犯又送回监狱，并起诉了同情匈牙利起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1,163个被拘禁的人中，多数人主要是口头上表达（与匈牙利的）团结，有53.5%是工人。然而，判刑很少超过一年的。阿尔巴尼亚那个时间的镇压要严重得多，在1956年11月25日，霍查当局宣判并处决了三名“铁托份子”领导人：盖加（Liri Gega）──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会成员（当时在怀孕）、莱如（Dale Ndreu）将军和布利（Petro Buli）。在罗马尼亚，乔治乌-德治开始在他与苏联的关系中打中国牌，宽大处理了受迫害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煽动了一场针对参与国际贸易的高级实业家的大型审判，其中许多是犹太裔共产党员。
1968年，许多共产党政权，包括苏联，都担心布拉格之春的思想蔓延开来，而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干预前后强化了镇压。福斯科洛（Alfredo Foscolo）的命运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精神。福斯科洛的母亲是保加利亚人，父亲是法国人，直到1949年都在保加利亚任教。福斯科洛本人经常在保加利亚度假。1966年，他在巴黎学习法律和东方语言的时候，在法国自己打字制作了500份小册子，带给他在索菲亚的朋友。上面写着要求选举自由、新闻自由、行动自由、工人自治、废除华沙条约，以及恢复镇压受害者的名誉的内容。同一年，他和保加利亚人Raina Aracheva有了一个女儿，两人于是申请要求获得官方许可结婚，但是很久没成。然后1968年的事件发生了，福斯科洛描述了以下内容：
1968年初，我被选中服兵役。 7月份保加利亚大使馆告诉我，如果我去索菲亚，我会获准结婚。我有一个十四天的休假，赶紧过去。但当我到那里时，又被拒绝了。这是1968年的8月，在8月21日，苏联人开进了布拉格；一周后，还是两手空空的我，上了返回巴黎的东方快车。但好几年后，我才回到家。我在边境被来自国家安全部（Darzhavna sigurnost）的人逮捕了。被关在国家安全总部的两周中，我实际上消失了。在那期间，纳德科夫队长（[A.] Nedkov）告诉我，我有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者没有人会再听到我的消息。我接受了，希望真相可以在审判中出现。
审判于1969年1月6日开始。我的两位朋友，还有Raina，出现在我身边的证人席上。当检察官要求判我死刑时，我的律师回答说这实际是我罪有应得，但他也在恳求宽大处理。整个审判都是假的，纯粹是出于宣传目的的作秀。我被判处27年徒刑，包括15年因间谍罪的单独监禁。我的朋友被判了10年和12年，Raina对这些小册子一无所知，也被判了一年。另一位朋友是巴黎的政治难民，被缺席判处死刑。
在索非亚中央监狱死囚室（第七分部）被关押一个月后，我被转移到位于Stara Zagora的监狱，那里关着保加利亚二三百名政治犯中的大部分。在那里我了解到了共产主义保加利亚前25年监狱历史的很多东西，并很快明白，我的经历与成千上万保加利亚人所经过的根本无法相比。1969年10月8日，我还目睹了一场暴动，导致了一些囚犯死亡。同时，在我们被拘押期间新发出的结婚许可的请求，再次被拒绝了。
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我于1971年4月30日被释放并被送回法国。我们在1968年被捕以及随后的大审判是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背景的，显然都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势力”牵扯进在东欧集团国的自由运动中。但是到了1971年，随着赫尔辛基协议谈判的进行，世界再次的改变，我存在于保加利亚监狱里就没用了。不幸的是，我的两个保加利亚朋友没有得到新的宽大对待。
当我回到巴黎时，我尝试了各种方案让Raina和我的女儿来与我团聚。最后，在1973年12月31日，我秘密前往索菲亚，用了假名还有两本假的护照。感谢这些文件和很多好运气，我们成功地在1974年1月1日至2日晚上的穿过了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两天后，我们到了巴黎。
在1955年至1989年期间，镇压沿袭了一个相当可预测的模式：一个强大的警察队伍不断骚扰反对派，无论反对派采取的是罢工或街头抗议这样自发的社会运动的形式，或者是刻意组织的、有着计划好的要求和一个组织良好的网络。在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镇压的机器发展出了一个日益庞大的线人网络，来渗透和摧毁从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中受益的反对派运动。这种形式的控制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本身，无疑标志着这个系统的衰落。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在1954至1958年，正式招募的告密者人数约为13.2万人。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0万。
后恐怖时期的镇压逻辑，也反映了具体的国家特征和有关国家内部权力斗争的轨迹。当局行事的不同，取决于他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心或是政治和经济项目的成败。1961年8月13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ED）领导的倡议下，并在苏联领导层的批准下，柏林墙，一个明显地表明东德政权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恐慌的标志，被竖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