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9月11日】
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上百种酷刑折磨、群体性打毒针、下毒药，以及活摘器官。
明慧网的本系列报导旨在揭示21世纪古拉格的真实面目，让真相苏醒人们的良知、制止罪恶，特此转载如下：
目录
一、逮捕
大抓捕
进京上访
9.9米巨幅
点名重判
突如其来的绑架
命殒京城
二、秘密刑讯
北京七处的特殊任务
攻心术
与世隔绝的日子
从杀心到杀身
百日酷刑
三、法律之上
莫须有的定罪
从公审到秘审
一个字加一年
四、从“监狱城”到“维稳费黑洞”
监狱扩建 薄熙来当“急先锋”
江泽民秘密接见马三家狱警
公开的死亡名额
地狱转世的女魔头
公元9991年的“牙刷帝国”
五、洗脑班: 法外黑监狱
第一起迫害致死案件被外媒曝光
“转化率”：万恶之源
强行进班
心理战
不让睡觉
精神失常
新津下毒
“老赖”的哲学
与劳教所一脉相承
六、超级黑工厂
监狱变公司
敢问出处？
让人唏嘘叹羡的每月60元“工资”
“这样的饼干你会买吗？”
国际谴责
七、隐秘的投毒
致命药物
六次投毒
她的右脚掉落下来
转化针与废功药
花季与噩梦
白衣魔鬼
八、墙国之罪
发声致罪
更长的刑期
无所不在的监控
警察国家
九、精英们的梦魇
诱骗
清华才女之死
当法官遭遇法官
药剂师被灌毒药
“没想到……”
齐白石孙女被逼给劳教所作画
十、难中的孩子
小小“囚徒”
“他、他、他……”
从灵堂被带走
“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
救父之路
十一、被掩盖的罪恶
“被自杀”的鲜活生命
哪天死的？
“释放我妹妹的遗体”
他们缘何成为“无名氏”
十二、活摘！
后腰为何缠着绷带？
“肾来源太可怕了”
在这里，他们成为代号
失踪者：他们是否一息尚存
结语
序言
《古拉格群岛》，是1970年代由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作的揭露苏共集中营的纪实文学，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共产极权灭绝人性的残暴面目，对于生命的随意践踏，纵容恶者欺凌善辈，打着“人间天堂”的幌子，把人群按阶级划分，地主、富人被打入另类，让“古拉格”成为20世纪为人瞩目的“反人类标签”。
1990年代，随着东欧以及苏联解体，更多的真相公诸于世，相当数量的共产政权文件解密。美国历史学者阿普尔鲍姆从大量的史料中，缜密梳理、条分缕析地还原了古拉格的来龙去脉，成书《古拉格：一部历史》。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详细披露了“古拉格”的演变过程，富人、有产者、非共产党人，成为被打击对像，这也是任何一个共产政权暴力夺取政权的出发点，中共三反、五反、镇反、文化大革命、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靠杀戮让人民恐惧，靠掠夺补充经济。
在用谎言及暴力控制一切之后，世人沦为共产邪恶的工具。在斯大林时期，古拉格逐步演变成为开发远东地区的劳动工具。“斯大林始终要求定期了解劳改营的‘囚犯生产能力’，经常是通过具体的统计数字：它们生产了多少煤炭和石油，使用了多少囚犯，劳改营的负责人得到了多少枚勋章。他特别关心远北建设管理局──位于东北边远的科雷马地区的劳改营联合体──的金矿，要求定期、准确地向他报告科雷马的地质情况、远北建设管理局的采矿技术和所产黄金的精确质量。为了保证他个人的命令在遥远的劳改营里得到贯彻执行，他频繁派出检查人员，而且经常在莫斯科召见劳改营的负责人。”
有劳动能力的获取食品，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则只能忍受饥饿，这是造成集中营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整个20世纪，苏共、东欧、非洲、北美、南美，以及窃国的中共，制造的红色恐怖、内战、大规模屠杀、集中营、劳改营，造成的死亡人数数以亿计，难以厘清。
当1990年苏联及东欧解体，世人以为共产主义走到了尽头。中共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及2001年加入WTO，世界认为纳入全球化序列的中共体制将逐渐为正常社会的普世价值所融化、消解。
直至2018年、2019年，奉行普世价值的西方地区霍然发觉，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已无声无息间登上大雅之堂，披着“高福利”外衣的公有制思想在侵蚀整个世界，红色渗透甚至浸染了年轻的一代。
在冷战中退场的共产主义，却在均贫富、纵逸欲的去道德化的物质主义浪潮中，盘踞了迷中世人的脆弱心灵，并开始在意识形态博弈中声调高扬。
中共“画皮”被轰然剥落，令世界震惊的是，百年红祸屠杀了无数的生命，聚集的邪气居然铸就了一个“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体。如果说以前的共产邪恶是以戕害生命为主要特征，而21世纪的中共则不仅害命、杀人，还要诛心。
从1999年开始，中共头目江泽民把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作为头等大事，以仕途升迁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裹挟了各级官员倾力迫害法轮功。亲自发令、亲自拨款、亲自扶持一线打手、亲自点名重判，对于转化（即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数量，作为考察各级官员的首要指标。
在已有的反人类罪行中，有毒气杀人、有人体试验，却从未有过群体性采用打毒针、下毒药的精神性药物致残、致死的先例；更没有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的魔鬼行径。
在极权掩盖之下，真相尚未完全呈现，然而，仅就已经昭然于世的事实而言，足以令人震惊，而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当下这一刻，令人发指的罪行依然在发生着！下面的系列报导，旨在揭开21世纪古拉格的真实面目，真相可让良知苏醒，真相可以制止罪恶，真相可以解开心锁！
一、逮捕
非法押送法轮功学员的车要开走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学员勇敢地冲到马路中央，迎面拦住押送学员的车，大喊：“不许走！不准抓人！”紧接着，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也奔过来，坐到马路中央，拦住押送学员的车……
大抓捕
1999年7月19日，王治文家附近已经悄无声息地布置了几十辆警车。与此同时，上万名武警已荷枪实弹进入北京，周边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是1989年学潮事件以来，军警的又一次高度戒备。
这一切都是针对法轮功这个信仰群体而来。
这一天，江泽民召开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以邪党总书记的身份下令开始迫害法轮功──一个按照“真、善、忍”修炼的群体，据国家体委统计，当时法轮功修炼者近亿人，包括中共高层人士及家属，也包括军队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令江泽民非常不安。此前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被他说成是围攻中南海。
在他的指使下，7月20日凌晨中共警察启动了全国范围的大逮捕，先将全国各地的法轮大法辅导站站长、辅导员强行抓走。
王治文，原为铁道部物资公司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成为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也是“四二五”上访的谈判代表之一，成为重点抓捕对像。
王治文被捕前与女儿的合影。
实际上，“四二五”上访之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就在做准备工作，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调查摸底，到炼功点搜集负责人的单位及个人信息。据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原中共“610”官员、一级警司郝凤军所掌握的情况，在1999年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中南海上访事件发生前，中共就一直在监视、骚扰法轮功，他们收集了每一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的详细信息。
2000年之后，郝凤军被抽调到天津公安局的国保局、“610”办公室工作，在那里看到了天津3万多人的名单，包括每个人的细节、地址、工作、家庭成员等等。所谓的“610”办公室是元凶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于1999年6月10日纠集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
“四二五”之后，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动手。1999年5月22日，河南信阳法轮功学员在正常炼功时，受到当地公安机关的干涉，十几辆警车和上百个警察把炼功者围在中间并抢夺炼功的录音机，还抢夺法轮功简介旗。
辽宁省大连市还出现了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的情况。1999年6月17日下午5点，大连市中转货运公司车辆 B-90743大货车，满载1,700包、约20万册法轮功书籍，在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保安值勤人员的押送下，在东北财经大学印刷厂门前卸入印刷厂仓库。据押送人员称，此书是违禁盗版书，卸入印刷厂准备予以销毁，无视法轮功书籍完全符合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北京周边更是阴云密布，为了防止进京上访，河北各县域的出入口24小时都有人监控把守。6月4日至6月5日，石家庄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段荣欣、周西蒙、苗英志被非法拘禁近24小时。
7月20日，大抓捕在全国铺开。古城西安，7月20日早上6点10分左右，许多警察同时出现在西安城区各法轮功炼功点上，未出示任何手续就强收横幅，非法抢走录音机，还指名道姓地将辅导员或炼功点召集人强行带上警车。下午2点左右，天津市十几位学员被公安人员被警察殴打，强行拖入警车。
7月21日，辽宁抚顺街头惊现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人体拦军车的一幕。7月21日上午，很多法轮功学员来到抚顺市政府，和平理性地要求释放被抓捕的辅导员。市政府拒不接待学员，调来大批警察和武装士兵、武警，威胁学员解散，否则就武力带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学员们坚决不走。政府命令武警强行抓人，很多学员被暴力抓捕，关进车里。
非法押送学员的车要开走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一个学员勇敢地冲到马路中央，迎面拦住押送学员的车，大喊：“不许走！不准抓人！”紧接着，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学员也奔过来，坐到马路中央，拦住押送学员的车……
短暂的僵持后，大批武警开始疯狂施暴：他们野蛮地把坐在路中间的学员揪起来，摔出去，有的被摔在地上，有的被摔在人群中，有的被摔砸在后面学员身上，一时间人压人，人砸人，场面非常混乱。在武警的暴力开路下，押送学员的车缓缓往外开……学员们被摔出去后，又返回来拦车，不允许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抓。
1999年7月22日，各个事业单位党组织内部传达了关于中共所谓“取缔”法轮功的文件，并要求所有党员按要求表态。1999年7月23日，“（邪党）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 ”、“中共公安部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的通告”、以及编造的“因修炼法轮功致病，致残，致死的部分案例 ”和“（邪党）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 、《人民日报》的社论，从当天下午3点开始，在广播、电视上重复播出。
一时间乌云笼罩，迫害一开始就异常残酷，短短几天就有学员被迫害致死。1999年7月22日，原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李宝水，在没有任何罪证材料、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被大庆市公安局非法关到大庆市看守所所谓“隔离审查”。24日，李宝水的办公室、家里均被非法查抄，李宝水本人也从看守所强行押到大庆市公安局，由当时的治安大队队长褚某带人非法突击审讯，好似如临大敌一般。
原大庆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李宝水。
7月26日上午，“里边”传出话来，称李宝水叫其家人送点水去，当时李宝水妻子看到他已经被迫害得憔悴不堪，几乎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李宝水的妻子到家后情绪尚未平静，大庆市公安局急三火四又叫她快到现场。
此时，不到39岁的李宝水，已经横卧在公安局治安大队高楼大厦冰冷无情的水泥地上。而家人连找个问话的地方都没有，没人接待，没人答复。
据明慧网消息，大庆公安局有个警察到齐齐哈尔“办案”，与齐齐哈尔市警察在一起喝酒时告诉那个同行，李宝水不是跳楼死的。“听说李宝水的站长是法轮大法师父亲自任命的，以为有什么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我们朝他要‘委任状’，他说没有，我们就折磨他。”
2000年7月21日晚8点多，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塘镇法轮大法辅导员董永伟在大连被当地警察非法跟踪，董永伟刚从大连市回来，还没等进家门，就被守候在家门外的龙塘镇派出所孙所长、警察张恒海以及另外一个警察强行带走，当晚直接被非法押送到旅顺口区看守所。
董永伟临终前艰难地写下“我没写保证书”。
几天后有人去看望他时，见他坐在铁椅子上，双手被铐在椅子上。8月2日中午，董永伟从看守所放回家，他从警车上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当即呕吐不止，白色T恤衫肩膀上有已经发黑的斑斑血迹。当晚，他全身发热，疼痛不止，人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只能用笔写简短的话，但是意识清楚，思维不乱。家人劝他去医院，他一直挥手，表示不去，并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意思是头掉了算什么，当时他难受得一夜没睡。
8月3日中午，董永伟更加虚弱，疼痛难支，家人强行把他送到大连210医院，入院时，医生已经检查不到他的脉搏和血压，但此时的董永伟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1小时后，刚刚从看守所放出不到24小时的董永伟离开了人世，年仅52岁。在他临去世前，他艰难地写了六个字：“我没写保证书”（所为放弃修炼的保证）。
据明慧网资料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开始迫害以来，至少有110位原各地辅导站义务辅导员、及义务负责人遭迫害致死。
进京上访
有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连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份子、学生、商人到普通农民，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
从7月20日凌晨开始，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从各地涌向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为合法炼功权利申诉。7月21日和7月22日，中南海附近、西单、六部口、北海以及天安门等地均戒备森严。“610”办公室则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代价阻止上访，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严密封锁，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然而，仍有许多法轮功学员步行或骑自行车，甚至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些人在进京途中被当地公安截回并拘留，另一些人则成功到达北京。
一位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描述了当时进京的艰难：火车站已经布满了警察，对准备乘车的旅客进行审问和盘查。不仅是车站候车室内，就是已过检票口的屋子里，都有被强行拘押的旅客。许多法轮功学员有的没走出候车室，或过了检票口没来得及上车，就被拘禁了。
北京车站笼罩着特有的恐怖气氛。三五成群的公安对旅客严肃地审问；而便衣警察对穿着朴素、神态慈善的外地人抓住背兜袋儿就不放手。对询问中央信访办、中南海所在地的外地人，直接被强行带走，推进准备好的警车里。他们被带到了石景山体育馆、丰台体育中心等处，那里被临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达数万人。
由于人员太多，警力不够，当晚很多人又被押送回乡。“在恐怖森严的武警与警察排列的长长人墙中，我们都被押进专列的车厢里。到了目的地，被强行驱赶下车后，只见站台上依然布满着列队的武警和警察，还有录像的人。”
这位葫芦岛学员称，回去后被拘禁在区法院审判庭里，之后每人被强行罚款50元，并要求登记个人信息，而辅导员直接被带走送进看守所。“昨天晚上你家的门差点被敲破了，原来你在这儿！”赶来的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看见人群里的女辅导员就这样咋呼着。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汇集北京城区的上访学员人数，最多时超过30万，而北京城近郊区长期以来都有约70万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份子、学生、商人到普通农民，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有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连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
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在坐车去北京上访的时候被警察截在了辽宁，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她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从漫天风雪的东北，沿路要饭，走到了北京。一个四川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打开自己的包袱，将9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
当时到北京打横幅抗议的至少有两位省部级官员，他们也同样被警察抓到，在询问并核实他们的姓名和身份后，警察吓了一大跳，赶紧让原单位领了回去。
2000年7月9日早上9点钟左右，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坐炼功，向世人申诉法轮功的冤情，警察（便衣）将他们拖上警车拉走。
1999年10月25日，邪党喉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元凶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时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的讲话，江泽民违背宪法，擅自在公开场合诬陷“法轮功就是×教”。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完节目后到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上访而被捕。
1999年10月26日，中共借各大喉舌媒体以“法轮功就是×教”为题在头版头条刊载了中共首恶江泽民的讲话。外界普遍认为这代表着中共以官方名义对法轮功的定性。中共是一个真正的邪教，根本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
1999年10月27日，邪党喉舌《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革式的批斗稿《“法轮功”就是×教》。约600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展开横幅抗议非法定性。17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展开法轮功横幅，其中15名北京法轮功学员被判4个月至2年监禁，另2名外地学员被押回原籍关押。
1999年10月28日，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避开警察层层围堵，在北京郊区一家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外国各大媒体的报社记者，讲述了法轮功的美好及遭到江泽民集团的惨烈迫害。记者们知道真相后，感到很震惊，向世界各地做了很全面的报导。首恶江泽民当时仍在法国，接获消息后厉声喊道：“告诉罗干立即破案，把这些开会的法轮功全部抓起来杀掉！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
《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法轮功发布会的报导。
参与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严重迫害。新闻发布会的翻译，20多岁的北京工商大学英语教师雷晓婷，11月5日夜里，被北京公安七处从学校宿舍中强行带走，从此杳无音讯，直至2000年4月，她的父母才得知她已被秘密判刑2年。参与发布会的蔡铭陶于2000年10月5日被迫害致死，丁延于2001年8月18日在承德监狱被迫害致死。
9.9米巨幅
2000年12月29日，在天安门广场旗杆的位置，一幅9.9米长，1.5米宽的巨大横幅迅速打开，速度之快，犹如天兵突降
据中共内部消息，法轮功进京上访以2000年初到2001年底最多，北京公安局根据新增的馒头消耗量，估算当时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高峰期超过100万人。
据明慧网报导，北京公安内部消息称，到2001年4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83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作登记的。象征权力中枢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再次被染上血色。
法轮功学员在布满警力的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
虽然警力与便衣布满天安门广场，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仍在四处飘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口号响彻云霄。
一个警察说：“法轮功学员抓不完，天天都有。”1999年10月中旬，仅在天安门广场就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大规模的抓捕、酷刑、劳教、判刑、致残致死，从北京开始了。北京各级政府，北京的公检法成了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辽宁锦州法轮功学员李凌，因在天安门城楼上展示“法轮修炼大法义务教功”横幅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她义正词严地说，法轮功学员向政府反映情况的渠道全部被堵死。古有“击鼓鸣冤”，国外有议会听取民意，中国有“信访办”，沟通政府与百姓。然而今天的“信访办”成了拘留所的入口，法轮功学员无处说话，天安门成了我们唯一表达心愿的地方。上天安门展示法轮大法，何罪之有？
2000年12月29日，在天安门广场旗杆的位置，一幅9.9米长，1.5米宽的巨大横幅迅速打开，速度之快，犹如天兵突降，长长的黄底红字大横幅迎风飘扬，分外醒目耀眼，上面书写十八首《洪吟》诗句，百名法轮功学员同声呐喊“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此举震惊了警察和在场的群众，三辆警车气急败坏地向横幅猛撞过去，法轮功学员为了保护横幅并延长展开的时间，不惜用身体阻挡警车，阻止他们的恶行，让人们能够多看一会儿。
警车不得不减速行驶，不管警察如何施暴，拳脚相加，踢倒在地，学员仍然手护横幅，时间持续十来分钟。警察们用剪刀把横幅剪断，用剪断的横幅，把学员分做七八圈，继续拳打脚踢，学员继续呐喊着，持续20多分钟。参与打横幅的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邵强被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10年，在济南监狱遭受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不顾警察围追抓捕，坚持打出横幅，喊出他们的心声。
2000年岁末的一个下午，27名辽宁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一起打出99米巨型横幅，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好”，随即被中共警察殴打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
原在大连钢铁公司工作的辽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李德相，也是其中一员。当晚在丰台看守所里，他被警察操控的犯人打倒在地，拳打脚踢。警察又将李德相踹倒在地上，不停毒打和肉体摧残，致使他的身体极度虚弱。然后被送到北京公安局专门审讯法轮功的七处审讯。
后来这些法轮功学员全都被非法判刑、劫持到全国各地监狱继续迫害，李德相被判4年，他两次遭受冤狱迫害，于2012年10月1日去世。
清华大学热能系1995级硕士研究生俞平，1997年3月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1999年6月初完成学位论文，并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但因6月20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清华大学搁置不授予学位，以博士肄业处理。已获俄亥俄大学全额奖学金，却失去深造机会。
三位清华学子控告江泽民，孟军（左1）、谢卫国（左2）、俞平（右1）
2000年下半年，俞平和赵玉敏夫妇带着儿子先后七次去天安门广场和平抗议，在广场上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2000年11月，夫妇俩被北京朝阳区三间房派出所警察抢劫并绑架。俞平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遭受种种迫害，后被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赵玉敏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
点名重判
部队召开秘密会议，下达首恶江泽民对军队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密令，“军人不许炼法轮功，违者不必上报，抓着就地枪毙。”
军队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迫害手段更为残酷。一位来自军队的法轮功学员称，1999年6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送了“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的谈话要点”，许诺给法轮功修炼者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并对社会上流言进行所谓的“辟谣”。因此我们就在所居住的地方进行炼功，但是，立即就有部队政治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出面干涉。我们问为什么部队不允许？
他们说：“新闻联播是给广大群众看的，部队有部队的规定。”并宣读了军委的文件和部队的规定：一、不准部队人员（包括职工、家属、离退休干部及企事业单位人员）炼功；二、不准在部队营院内炼功；三、不准在部队企事业单位印刷《法轮功》书籍。并一再强调军队营院要执行军委规定。
原河北张家口的中尉军官刘会民，来北京“四二五”上访时被录像。4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全军散发他的像片和录像带，寻找穿军装到北京上访的军人，并将他停职、隔离审查。政治处主任威胁说：“如果不放弃修炼，就回去种地，” 刘会民说：“种地就种地。”他说：“你说种地就回家种地了，还要判你刑呢！你往中南海那一站，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并威胁说：“咱们骑着驴看账本，走着瞧，我当不成团政委，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怎么样？现在还有你选择的余地。你写还是不写？”刘会民说：“我什么也不放弃。”
北京丰台75号院的法轮功炼功点，有位老红军名叫李其华。他写了一篇《原则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科学更需要探索和实践》的文章，讲述自己的修炼经历及认识。这篇文章后来落到了江泽民手里。
原解放军301医院院长李其华。
李其华是80多岁的老红军，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就开始修炼了法轮功。起因是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沉痾即消，他惊叹于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课，深感法轮功是真正的、更高的科学。
据说江泽民对“四二五”气急败坏的一个原因是，他坐在防弹车里暗中巡视时，亲眼看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中有身着军装的军人。之后他给政治局和军委写了数封信和谈话，决心要彻底清查法轮功。他特别点了部队里的3个人，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份最高的李其华。于是这位80多岁的老人受到高压，组织上天天找他谈话，逼其检讨并放弃修炼。
大连的老将军丁翰，原海军旅顺基地政治部的代主任、军级老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病都好了。他一生研究马列理论，从一个无神论者成为法轮功修炼者，在军内外影响很大。中共一开始打压，大连老虎滩干休所就连开三次党小组会，对他实施高压迫害，强迫他放弃修炼，导致丁翰出现脑血栓，数月后离世。
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于长新，曾是空军第一代飞行员，后任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副军级的军队离休干部。“四二五”之后，于长新便失去自由。7月1日，单位保卫处马某与干休所刘某将于长新从家中骗走，总政和空军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专案组，对于长新进行隔离审查，采取诱骗、威逼、折磨等卑劣手段，长时间不许他睡觉。
北京军事法院于2000年1月6日，秘密冤判于长新17年重刑，将这位年逾七旬的空军功臣关进军队监狱，于长新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当时军队高层对于长新被判重刑反响强烈，一些高级将领为他鸣冤。
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于长新。
解放军后勤学院英文教授刘锡珍是位博士生导师，军官。2000年“十一”期间，几名法轮功学员在她家交流，想去天安门向世人证实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还没去即被人诬告，被警方抓捕，随后被设在北京的全军军事法庭以“预谋去天安门搞法轮功活动”为名，非法判刑五年。据明慧网报导，内部消息称，她因级别较高，遭到江泽民亲自点名重判。因军队无女子监狱，2001年，刘锡珍被关押到“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囚禁。
据明慧网报导，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2000年元月，他在福州军区的亲戚回家探亲，刚到家没两天，忽然接到部队电报，要立即返回部队，以为有什么紧急军情。谁知是召开秘密会议，下达江氏对军队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密令，“军人不许炼法轮功，违者不必上报，抓着就地枪毙。”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这简直没有了军纪国法，随意杀人！
军官亲戚说：这是千真万确，他们师7月开始进入紧急备战，随时准备开往北京抓捕法轮功学员，当时回家探亲、因事出差的都立即返回部队。他们部队一名师长就因炼法轮功而离队返乡。
突如其来的绑架
“我当时流离失所，刚和一位法轮功学员一起租了房子，晚上回家就没看到她。我周围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被绑架，你不知会突然发生什么。”
国保大队的设置等同于前苏联的“契卡”，又称“国家政治保卫局”，从1999年至2000年，江泽民在成立“610”的同时，合并了此前的政治保卫部门，专门镇压法轮功，是公安部门拥有特殊权限的一级部门，不着警服，秘密行动。
跟踪、监控、抓人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可能会长期跟踪一个人，也可能根据你的手机把你定位，把你从家中带走，从工作单位带走，或者正在家中与其他学员学法时带走，甚至在人多的公交车上把你找出来带走。他们只在你的眼前把工作证晃一晃，并不想让你记住他们的名字，以免登上明慧网的恶人榜。
为掩人耳目，他们穿着普通人衣服，专门配备了民用牌照专业车。他们夜晚埋伏在居民楼下，不开车灯，让居委会人员骗开房门或看到房中有灯光或有人接电话就强行闯入抓人，没有搜查证，没有任何手续。家人若反抗，就以“妨碍公务罪”一并拘押。在农村，经常是夜晚翻墙入室，在大人和孩子的哭喊中，七手八脚把法轮功学员强行抬上车。
2001年5月早上8点左右，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条马路上，行人都吃惊地驻足观看，约三四十辆车呼啸而行，一路警车开道，第一辆车是“610”的，后面跟着的车里坐着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最后面是警车押送，这些车都开进了“北京法制培训中心”。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马秀云就坐在其中的一辆车里，她被“610”及太阳宫派出所警察从家里绑架到郊区的一所房子里，非法关押15天之后，那天凌晨被警察拖进警车，当时附近的马路边上，早早就聚集了很多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车辆。
2001年1月3日，张亦洁正在中国外经贸部上班，领导要找她谈话，来到院办后告诉她，指定她参加国家机关党工委举办的法轮功学员转化“学习班”。张亦洁拒绝参加，随即离开院办。半路进了洗手间，从洗手间的镜子里，她看见了一个着便装的高个陌生男人，正虎视眈眈地守在洗手间门口，院子门口早就停了一辆车，站着一个身穿警服的和另一个院保卫处的人。警察上前抓住张亦洁就往车上推，按下她的头硬往车里塞。
在中国外经贸部上班的张亦洁被强行绑架。
2001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宝庆，被所党委书记刘毅约去“谈话”，当场七八个人蒙头、架胳膊、架腿，不由分说把他绑架到预先安排好的车上，送到新安劳教所。
2001年2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人民出版社任副审编王粤，在北京国保大队的指使下，被出版社副社长韩舞凤亲自带人绑架，当时她被扯着头发，强行塞入车里拉走，引来单位许多同事围观，后来她被送到北京市新安女子劳教所洗脑迫害。
更为离奇的一幕，是警察冲到派出所，将修炼法轮功的警察暴打后绑架。2002年5月13日，辽宁抚顺市公安局警察突然出现在永陵派出所，一见到修炼法轮功的警察王晓明就大打出手，从二楼打到一楼，打得王晓明遍体鳞伤，然后将王晓明绑架。
当时，还有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关押。1999年10月16日，明慧网上报导了第一起法轮功学员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案例。江苏省法轮功学员诚种于1999年9月28日被带到武进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被强制服药并上电刑。
1999年12月6日，北京市房山区城关办事处辖区警察，以填表、办学习班等为名，把53名法轮功学员从家中、工作单位、拘留所骗到房山城关派出所，装上大客车押送到周口店精神病医院拘禁。设施非常简陋，一张床、一床薄被、两个碗和一双筷子，除此之外多一件东西都没有。
晚上，工作人员就像对待精神病人一样反复查夜，灯一次次地开，人一次次地数，查夜人的脚步声整夜不绝于耳。精神病人的叫喊声，再加上他们故意放大声的摇滚乐，根本让人无法休息。
每天，早晚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几根咸菜，中午也只不过多了半碗米饭和一点少得可怜的熬白菜，几乎人人都吃不饱。一位负责的人说：“给他们点吃饿不死就行了，江主席有令，对法轮功杀无赦”。53名法轮功学员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十几岁。在精神病院被非法关押了48天，最后大家集体绝食五六天，才勉强把他们放出来。
当时气氛相当恐怖。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我当时流离失所，刚和同修一起租了房子，晚上回家就没看到她。我周围的同修一个个被绑架，你不知会突然发生什么。”
命殒京城
1999年8月16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树人中学高一二班17岁女学生陈英在去京上访被押返途中，被警察打骂、恫吓，被迫跳车身亡。明慧网于1999年10月25日公布了这起死亡案例和陈英母女的合照。“陈英”二字赫然成为明慧网公布的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名单上第一个名字。
陈英（右）和妈妈。
28岁的严永东是沈阳新民大红旗粮库职工，进京为法轮功鸣冤，10天后就被迫害致死。当地公安欺骗家属，称严永东是在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跳车身亡。但是家属见到死者尸体上满是伤痕，面部表情非常痛苦，根本不是跳车摔死，而是被警察活活打死。面对家属的质疑，警方不敢验尸。他是沈阳地区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27岁的齐金胜，2000年11月1日，只身一人到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两天后，北京市公安局把电话打到他所在的公司，人已死。他的姐姐赶到北京，在太平间里见到他的遗体，身上多处是电棍电击留下的痕迹。他的死因只凭警方编造，未经任何法医鉴定，最后警察还逼家人火化遗体。家人明知道是冤屈，但迫于压力，申诉无门，只好含泪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
更多来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押回当地后劳教、非法判刑，长达20年的镇压由此开始。类似“7.20”的大蒐捕也发生过多次，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共打着维稳的旗号，毫无理由地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入狱，奥运火炬达到某个城市之前，往往当地就开始大抓捕。2010年，中共举办世博会期间又发动了大范围的抓捕。
每年3月中共“两会”期间，以及“四二五”、“5.13”、“7.20”这些所谓的“敏感日”，亦或中共召开大会的日子，中共都会层层下达对法轮功学员大面积蒐捕的命令。
1999年至2019年7月，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达86,050人次。
截止2019年7月10日，明慧网报导的绑架总人数为86,050（有的人多次被绑架也只算一人），由于中共封锁信息以及迫害还在持续进行中，这个数字仍只是冰山一角。绑架案例按照地区和年份分布图分别如下。
在地区分布图中（被绑架人的居住地），山东省、河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四川省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在年份分布图中，2001年、2004年、2015年和2016年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
二、秘密刑讯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时间，因为没有人和你说话，也不让你知道日期，他们就是想在精神上拖垮你。
北京七处的特殊任务
在北京，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听说过七处，被判刑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几乎都在七处被关押迫害过。
七处的准确名称是北京市看守所，或者叫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或“一看”，地点在北京朝阳区豆各庄501号，里面的案件都归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审理，也就是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大队负责，久而久之，七处就成了“北看”的代称和别称。
七处有个特殊任务──关押中国特有的“政治犯”。江泽民集团把法轮功列为头号敌人，北京七处首当其冲，形成了一个邪恶的运作机制：所有被认定为重点的、坚持不放弃信仰的、“610”欲加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要从区级看守所送到七处，由七处负责审讯侦查，关押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再转回区级看守所判刑，也有的直接在7处判刑。七处负责的都是所谓“大案要案”，形成了其特有的重压气氛，很多人都被判10年以上重刑。
45岁的曲德洪是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永安镇永新村人。因为参加1999年10月28日向外国记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被国安绑架，蒙着眼睛秘密送往七处。审讯采取“车轮战”，不让睡觉，不停地恐吓。上楼时，不让自己走，而是两警察架着胳膊，脚基本不着地，气势汹汹地往上拖，到预审室往地上一扔，又抬起来往铁椅子上一推，把夹板一放，狠狠地将锁头一下锁上。
警察往那儿一坐，“啪”拍一下桌子，大声吓唬：“精神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北京七处啊，这没几个能活着出去的，都是大案要案。你现在就是我手中的一鸟，我让你松快点你就好过点儿。问什么说什么，不然收拾你。”
其中一个预审员，30多岁，小个儿，略胖一点。另一作笔录的人20多岁，提审过他很多次，每次都打骂一顿。有一次从别的预审室过来一个“帮忙”的警察，40多岁，寸头，脸挺黑，有疙瘩，恶狠狠地对曲德洪拳打脚踢，用军用大皮鞋在他全身乱踢。重拳加耳光在头上、脸上连抓带打，满脸是血，满身多处青紫，头发被一绺一绺拽下来，揪断的短头发混杂着鲜血，被施暴中喷溅到椅子周围的墙上，他几次昏死过去。
墙上有很明显的处理过的痕迹，但没擦净。当非法提审曲德洪的妻子张永丽时，他们谎称：“啊，那没事，那是腐乳汤”。曲德洪多次被提审迫害，每天两顿饭，每顿一个窝头，度日如年。
1999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所有七处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全都提出来了，在走廊里排队，被分到北京各个区级看守所，参与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全都分到通州区桥庄看守所。在2000年1月16日，在通州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了6名法轮功学员，曲德洪被刑3年半。
清华大学电机系95级博士生李义翔，1999年10月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七处刑事拘留1个月，七处处长亲自审问、逼供，李义翔被绑在柱子上昼夜不停地被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
后来，李义翔在互联网上以真名公开声明退党，震动了中共高层，江泽民亲自命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清华大学党委全力配合，在清华大学蹲点的“610”的头目李岚清，伙同清华校党委副书记张再兴，亲自督阵，组成了公安、宗教、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二十多人的所谓“帮教队”，以酷刑、洗脑等卑鄙手段，炮制所谓的“转化典型”。
为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让李义翔的母亲陪住，把李义翔隔离软禁在200号（清华核研院设在一个偏僻山村的实验基地）办“学习转化班”。二十几个人整月对李义翔施加精神压力，采取疲劳战术、与外界隔离、酷刑及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等招数，进行封闭性、长时间的精神摧残。
在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李义翔被迫违心地谈认识、写检查，但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经文字打手们精心的篡改、加工，出台了报导“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来蒙蔽全国人民，粉饰惨无人道的迫害。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97级本科生柳志梅，当年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2000年8月被清华校方强令休学，2001年3月被开除，2001年5月，在北京海淀区的出租屋内被绑架。
柳志梅被辗转劫持到几个看守所，她的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伤，多个指甲被摧残掉。在北京丰台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警察把一个椅子腿放在柳志梅脚面上，然后坐上去用力捻，用物品打她的腿，致使柳志梅两个月后仍一瘸一拐的。
几个彪形大汉把21岁的柳志梅吊起来折磨，一个警察说：“你再不说（指出卖同修），我就把你衣服扒光。”柳志梅哭着对警察说：“论年纪你们和我父亲差不多，我应该叫你们叔叔，求你们千万别这样……”
柳志梅被转到北京七处后，在一次提审时，被警察蒙住双眼押到一个秘密地点，关进一个长两米、宽一米的牢房，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折磨，两个月里没脱过衣服，因为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监控器，不知后面是男还是女。
攻心术
“你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天敌，就是天敌。”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李桂平是第一个从七处劫持到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迫害的。
2001年8月2日，北京市“610”、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联合绑架了李桂平，连她的孩子、丈夫、母亲也不放过，一同被抓到太阳宫派出所，当时她的孩子还是个没过哺乳期、刚刚9个多月的婴儿。8月4日，李桂平就被投入“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一个秘密刑讯、无人知晓的地方。她的家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半年之久，竟然一点迹象都没找到。
李桂平被绑架时她的孩子刚出生9个月。
当时这个所谓的“培训中心”还未修好，也未正式挂牌，武警也没有派来。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带若干已“转化”的“帮教”来这里负责给李桂平洗脑，北京市国保、太阳宫派出所、团结湖派出所等多地警察轮流看管，直到9月才改由女武警看管。
李继荣喜用攻心术，背叛了信仰的张小洁成了他的主要帮手。张小洁被非法劳教时，她的孩子一岁半，张小洁就不断说有关孩子的话题。李桂平那时还在喂奶期，被绑架后总有奶水流出，李继荣就残忍地说：“孩子想妈时，才会流奶水，你的孩子现在正在哭呢。”李继荣还拿来了李桂平未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企图用“亲情感化”逼她就范。
李桂平看过照片后平静的没什么表示，李继荣就恼羞成怒，指使打手开始又一轮施暴。李桂平高喊：“法西斯！强盗！”她们说：“喊也没用，这里没人听得见！”
见李桂平总是不说话，另一帮凶王玲就紧挨李桂平坐着，不断地点穴。王玲原来学过按摩，会点穴。她用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对准穴位往下一按一拧，点过的部位就会无声息变青紫，又痛又麻又钻心。李桂平拒绝体罚，不蹲、不弯腰，她们就四五个人一拥而上，把她按倒在地上，对着肚子一个劲地点穴。肚子是软的，点下去，痛、痒、麻，难忍。她们还无耻地说：“打你算舒服的”。
李桂平使尽全力，将肚子绷得很紧，她们就点不进去了。据李桂平后来回忆说：“在调遣处被电棍电时，电敏感部位，其难受程度都无法与点穴相比”。那时李桂平一说话，恶徒们就打她耳光；不说话就点穴。她被折磨得鼻青脸肿，一身伤。值班的武警都不忍心看了。
李桂平对李继荣说：“帮教很残酷、很残忍。”李继荣毫无人性地回答：“你说对了。”一个被中共洗脑的朝阳便衣国保说：“你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天敌，就是天敌。”
李桂平在洗脑班经历暴力洗脑、酷刑虐待半年之后，又辗转于丰台看守所、秦城监狱，最后被非法判刑12年。
与世隔绝的日子
有一段时间我早上起来坐在那里，当我反应过来几分钟过去了，实际上一天过去了。不是时间变慢了，是我的思维变慢了，我感觉到时间很短。因为他们不让你知道时间、日期。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是由北京市政法委和“610办公室”直接操控、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北京地区各系统、各区县大规模举办“转化班”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演变为北京市“610”系统办的最高级别的洗脑班。据那里的警察透露，最高峰时每天开支达四五十万元。
“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布局。
该洗脑班原是迫害北京各区县法轮功学员的基地；自2001年8月3日起，开始把绑架到北京七处的法轮功学员劫持到这里迫害。与此同时，北京市还在团河劳教所配合中直机关单位集中办洗脑班，积累了招数，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还要求向全国推广“经验”。
2001年9月，天堂河劳教所经过一番内部装修，正式挂上“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的牌子，公安内部称为“三部”。成为秘密关押一些公安认为很重要的法轮功学员的地方。
同时，他们还调来北京武警部队三师，负责对法轮功学员24小时轮班看守。配备了两个营的男武警、两个中队的女武警，来对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每个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囚禁在一个房间，随时都由两个武警看押。
洗脑班大院的高墙上没有铁丝网，大白天铁门紧闭，大门前有禁止停车、禁止拍照的警告牌，足见是一个害怕曝光的秘密所在。所有的监室都经过一番装修，院子甚至装扮得像一座漂亮的花园，围墙上还有绘画。看到这些，你绝想不到，里面隐藏着无处不在的地狱般的恐怖。
洗脑班的大院里有一个主楼，在主楼的东面，是几排平房，这里就是北京市国保大队非法审讯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平房后面是一个小礼堂。在礼堂的后面、靠墙的地方，是原“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劳教所”集训队原址。
洗脑班用来关押北京市公安局绑架的法轮功“重点人物”。它是一个小的集中营式建筑，内部共有六个房间：三间约12平方米的大监室，分别称作大一号，大二号，大三号。监室的窗户总是被厚厚的窗帘堵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点阳光。屋里靠天花板上的四个灯泡来照明，24小时亮着，这让被关押的人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感觉不到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的区别，从而产生恐惧、绝望的情绪。
三间带小风场的禁闭室，称作禁闭一室，禁闭二室，禁闭三室，也是24小时亮着长明灯。禁闭室仅有约2米长，1.5米宽，前后都是密封的大铁门，风场从来不开放。所有房间都装有监视器，实施24小时严密监控。
“洗脑班由于游离于体系之外，剥夺正义人士的生命，比黑监狱还要黑。”王为宇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每一天都是难以磨灭的印象”。
王为宇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讲述那不堪回首的日子。
王为宇1991年高考时被中国五所名牌大学免试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因在明慧网上发表清华学子被迫害的文章，走在路上被警察突然绑架，被劫持到此。
2002年8月12日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天亮，王为宇在此经历了长达10─11个小时的电刑。“五个身高马大的人把门踹开，冲进来把我的两个胳膊撅起来，把我的头撅到地面，用力压我的脖子。然后把我压到楼外的一个平房，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专门行刑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行刑，叫喊声等不会被别人听到。”
他们开始殴打，开始时跳起来用肘部击打我的头部，很快我就晕厥了。他们又拿来一捆电棍，直接放在我脖子上，五个人按住我，用脚踩在我的头上，不停地放电，直到这根电棍的电全部放完。其间警察甚至还大笑，脸都是变形的狞笑，甚至说你要是女的就好了，我们就有办法了。电棍没电了，他们还不过瘾，找来电线接在墙上的220V电压上，不断进行电击。
他们怕血把我的衣服弄脏，就脱掉我的上衣，用电棍的两极，因为两极很尖锐，直接插到我背上的肉里面去，然后放电。所以我整个背上全是血，同时是被电焦了的那种黑色痕迹。
他们电了我十几个小时，从头到脖子、十个手指，大概每寸肌肤都电过了，所以是很痛苦的，是很漫长的过程。这种电击和人不小心触电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我就在地上被他们踩着不让动，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煎熬，抑制不住地尖叫，不停地出汗，人都虚脱了，进入昏迷状态，被电击的部位在抖，但连叫喊的劲儿都没了。当时我已在生命的边缘。
然后他们把我送进一个特殊的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单独房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个楼有几层，我在一层的一个角落里。房间的窗户都被挡住，只有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户，让警察能监视到你。房间里有个昏暗的小灯。墙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监控器，但在墙壁的暗处、你不知道的地方还有很暗的监控器，他们叫“明监”和“暗监”。墙壁都用软材料包起来，所谓的防止你撞墙。
三个武警轮班倒，每人8小时，不让你有任何动作，我要推一推眼镜，他们推门就打你一顿，因为你没有打报告。其实打报告也不一定允许，比如我要上厕所，大部分是不同意，或者推迟一两个小时带你去，就是想让你难受。
我坐在硬床上，只有10公分高，必须坐直，手放在膝盖上，膝关节非常疼。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折磨，这是一种精神折磨，很多人在这种折磨中疯掉了。很多人会失语，不会正常说话。
当时他们对付我的办法就是任何人不能和我讲话，不让我看书，不让我接触任何人、任何语言、情感的表达都没有。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是与世隔绝。吃饭也是把饭扔进来，他们再拿走。如果武警和我说话，都会遭到国保或“610”的呵斥。他们的目的是摧垮你的精神。
有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说，对我是冲击疗法，据我所知这是对精神病人使用的一种方法，让你的精神彻底崩溃，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他们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早上起来坐在那里，当我反应过来几分钟过去了，实际上一天过去了。不是时间变慢了，是我的思维变慢了，我感觉到时间很短。因为他们不让你知道时间、日期。
武警在门外换岗时有时会说话，当一两个字传到我耳朵里时，我的耳膜像打雷一样，我的心就咚咚跳。他们就是希望你承受不住压力，在大声对你审讯的时候让你承受不住。
在这种地方关久了，人都要发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生死边缘上煎熬，可被关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一呆就是数个月、半年。一个活着从洗脑班走出来的人说：“如果你死在那里，或者被逼疯，不会留下痕迹，也不会有人出来作证，无声无息，自生自灭。回头还会把责任推到你个人身上，说你是病死的，或自杀身亡。”
曾被关押在那里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说，在这里，数月、有的长达半年以上也不准洗澡、剪指甲，指甲长的已经卷曲起来，触到哪里都钻心的难受。无论冬夏，这里从未提供过热水，喝的、洗漱、洗头、擦身所用的，都是墙角水管子里的冷水。没有人的尊严可言。被剥夺了个人隐私权，吃饭、睡觉、上厕所……24小时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器的严密监视之下。
每周一次清监，数个警察把法轮功学员押到另一个房间，脱光全部衣服，检查身体的每一个细部，连头发丝都不放过。等押回监室时，眼前一片狼藉，仅有的那么一点个人日用品、被褥、衣服被掀翻，扔得到处都是，像被小偷、强盗洗劫过一般，你重新一点点收拾好，到了下周又来一遍。
即使在这种精心设计的隔离间里，还是能经常听到其它房间里传出的法轮功学员受酷刑的惨叫声。偶尔会听到承受不住、精神崩溃的人失去理智控制的尖叫。洗脑班附近还有一个火葬场和一个屠宰场。
屠宰场的声音正好用来遮盖受酷刑的声音。有时，受酷刑时的惨叫、警察的高声叫骂、背叛信仰者在主楼里唱着“同一首歌”的“狂欢”、屠宰场里杀猪的嘶嚎，这一切混在一起，构成了这个人间地狱的特殊音响。
从杀心到杀身
比起上述非人的监禁生活，洗脑才是洗脑班的核心部分。
这个被称之为“转化”的洗脑过程大致要经过几道程序，它从杀心开始，杀心不成就杀身，杀身的目的还是杀心。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逐步升级：第一步：蒙骗、车轮战式围攻、逼迫写“三书”； 第二步：体罚、折磨、侮辱；第三步：种种酷刑折磨；第四步：“转”审结合。
在上海读大学的谢戈，因进京上访，2001年4月被绑架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秘密审讯室，被警察用胶皮棍连续殴打数小时，上“死人床”8个月，谢戈的体重从170多斤降至100多斤，心跳微弱，被天堂河医院的医生诊断为濒临死亡。他的整个背部和大腿都被打得乌青发黑，布满了伤痕，伤势严重，不符合接收条件，医生建议退回北京市公安局。但是北京市法制洗脑班的领导不同意，仍然将他关进来。
谢戈从当日起绝食抗议。2001年12月12日，洗脑班的警察伙同天堂河医院的医生对他进行强行灌食，数名武警将他按在木椅子上，后来又将他绑在一张特制的铁椅子上，只要他稍一挣扎，就对他拳打脚踢，将橡皮管从鼻腔经喉咙顺食道插入胃中。整个鼻腔像烧着了火一样，拔出来后管子上全是血，有时一次插不进去，就反复插好几次。
洗脑班一名国保警察对谢戈说：“你不是觉得灌食插管很难受吗？那我们就天天给你插，一直插到你屈服为止”。就这样，谢戈在洗脑班期间，被强行插管灌食达200多次！肉体遭受了极大痛苦。国保还想过给他的胃里灌二锅头酒。
2002年1月的一天，晚上8点左右，七个警察闯入监室。当时谢戈已绝食50多天，身体十分虚弱，警察们长时间罚他站着，然后当着他的面践踏李洪志师父的法像，嘴里还说着侮辱大法师父的污言秽语，其行径与地痞无赖毫无二致。
然后他们用凉水将谢戈从头灌到脚，并打开门窗用冷风吹，谢戈被冻得浑身发抖，牙齿不住的打颤。警察们毫不理会，继续施虐，整夜不让他睡觉。直到第三天，谢戈呕吐中出现了血块，警察们怕承担责任，才停止了“熬鹰”。
2002年4月，谢戈已经绝食120多天。医务人员检查发现他的血压只有40／70，心脏功能也很差，情况很危险。但洗脑班仍不放人，也不通知家属，而是将他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医院继续迫害。在办入院手续的时候谎称他是刑事拘留人员。入院10天后，当得知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就迫不及待地将他抓回“洗脑班”。
洗脑班国保处一名胡姓警察见谢戈始终不屈服，就把监室里原来的木床换成了铁床，然后用手铐将他的双手铐在床的一端，再用布条将他的双脚分开绑在床的另一端，使他整个人成“大”字型。
绑完后对他说：“我就不信整不了你，告诉你，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把你从床上放下来，要不然你就准备死在这张床上吧。” 谢戈24小时被捆绑在铁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长达8个月的连续捆绑对人精神和肉体的巨大摧残，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这个警察还经常带领国保处的其他警察对他进行殴打，连续抽耳光用拳头猛击胸部，穿皮鞋猛蹬大腿。他对着谢戈疯狂叫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魔头！”
2002年12月，天堂河医院给谢戈做检查的时候，结果显示：由于长期捆绑和绝食，他的身体已极度虚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且四肢肌肉严重萎缩，再捆绑下去将导致终身残疾。洗脑班害怕承担责任，才将他从铁床上放下来。刚放下来的时候，他几乎无法站立，手脚均不听使唤，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恢复了机能。
北京海淀区八一中学美术教师秦尉，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2004年，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遭洗脑和酷刑折磨五个月。其中有一种酷刑是闻所未闻的：每天夜晚当他睡着以后，就会被一种极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那是装在房顶天花板一角的一个奇怪的仪器发出的。它每隔二三分钟或三五分钟就尖叫一次，整夜持续不断，声音直刺人的心脏，使秦尉心脏乱跳，难受之极，手脚冰凉。
第二天，警察会特意来给他检查心脏，一天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观察他心脏有什么异常变化。心电图、彩超等，各种检测手段都用上了。
秦尉会被一种极端尖利刺耳的噪音吵醒。
五个月中，天天如此，夜晚噪音尖叫，白天两次检查。很快，秦尉的心脏就出现了各种症状：早搏、停跳、间歇、心律不齐、房颤。后来秦尉回忆起这段经历，觉得很像是在拿他身体做某种试验。为了达到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中共警察干了日本侵略者和纳粹法西斯都没干过的事情，真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干不出来的！
国家检察官学院哲学副教授李莉，曾担任法轮功石景山辅导站义务站长。2002年11月，李莉在深圳发真相光盘时遭警察绑架，劫持到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洗脑班头子说：“李莉，你知道吗，你睡的这张床刚死了一个你们法轮功，你怎么样？”经过一个月狂轰滥炸式洗脑，李莉没有任何改变，又被押回丰台看守所，后非法判刑9年。
法轮功石景山辅导站义务站长李莉。
百日酷刑
在里面100天，各种酷刑连着来。你不是要打坐吗？腿双盘捆起来，后背也捆起来，脖子上吊着绳子，通宵地捆着。
除了北京法制中心外，全国各地都在建类似的洗脑班。广东军区特运办任正营职参谋梁婷婷，少校军衔，同时也是测绘专业工程师，1995年从广州军区转业，曾被中国保利集团保利南方总公司任命为广东保南能源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她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第一次被绑架到广州东山区洗脑班，后转到广州市洗脑班，公安的人都说这是人间地狱。”她说。
梁婷婷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回忆在洗脑班所受的酷刑折磨。
“在里面100天，各种酷刑连着来。你不是要打坐吗？腿双盘捆起来，后背也捆起来，脖子上吊着绳子，通宵地捆着。前面桌子上放着法律，意思是你向法律低头认罪。后来又送到严管房，6个人24小时值班看着你，通宵让你罚站，和你谈话，看你哪有破绽，让你屈服。
他们说，我们就是要采取一切高压手段让你屈服，让你转化。这样四天四夜没阁眼。罚站时脚肿，肿了还被他们捆住，用有弹性的橡皮筋捆住，捆起来很紧，非常痛。我还是挺过来了。”
酷刑示意图：捆住全身。
有一天，他们让我手伸到地上24小时弯腰，怕我起身，就在我脖子上吊上绳子，把绳子拴在椅子腿上，他们用脚踩住椅子。
100天不间断的酷刑，今天这个酷刑，明天那个酷刑，我从130多斤瘦到70斤，人的整个系统都垮了，没法吃东西，吃了就吐，喝水都吐。我被迫害成这样，他们说我是厌食症。后来我听到他们议论说我快死了。
2003年2月底，把我送到医院10天，医院说没有办法，他们开会商量是让我死在医院里还是死在家里，三个人从广州把我送回江苏娘家。
我当时已经瘦得不成形了，皮拉的很长。我躺在床上，慢慢撑起来打坐，在我把腿盘上的瞬间，我感到一股暖流，一股力量往我身体里注、注、注。我感觉就像沙漠里的小草快要枯死了，这时一股清泉、一股生命之水注进来了，小草变嫩、变嫩，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我知道我可以了，我妈妈再给我东西吃，我真的不吐了。我只打了一次坐就好了。
第二天“610”系统9个人上门，我从房间走到客厅，当时给他们非常大的震动，他们内心是佩服法轮功的。我在家炼功，身体完全恢复了，体重到了120多斤。
我一个人回到广州，又被绑架了，这次是绑架到广东省洗脑班。在一个人工湖上，有六个楼，进来根本没法出去，大门一关就与世隔绝。
他们给我灌食，11个人给我插管灌食，使劲插管。鼻子流血，每次灌食被子上都是血。我又吃不下东西，整个系统开始垮掉。里面的医生说我神经系统已经完蛋了，免疫系统没有了，体重也就80斤，生命垂危，走路艰难。他们又把我弄回家。
以前系统紊乱没有月经，我打坐一个星期来了月经，掉头发的地方又长出新的头发，感觉师父把我不好的地方换成了好的，我又一次获得了新的生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