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9年09月16日】
七、隐秘的投毒
中共中共中共在数十年前的三反、五反、文革中，有着酷烈的杀人手段，然而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共用精神药物毁人神志相比，显然后者更让人不寒而栗。
高淑英清醒一点的时候，发现自己衣服被扒，双手、双脚、头发都被紧紧地用绳子捆在一个铁床上，身体呈大字形，一点也不能动。
几个陌生男人围着她问“还炼不炼”，高淑英好不容易说出一个字“炼”，就又失去了知觉。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高淑英再一次醒来，头很痛、很沉、睁不开眼睛，大脑一片空白，发现自己还是呈“大”捆绑着，只是换了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有十来个年龄不等的怪异女人。后来才知道这是北安精神病院。
中共将精神病院也变成迫害法轮功的地方
高淑英，塔河三中高中英语教师，是从家中被绑架到这里的。2001年1月，黑龙江省塔河县“610”主任李智华、塔河三中校长石宝申、工会主席李亚军开车把塔河县法轮功学员高淑英从家中劫持到黑龙江省北安市，中途李智华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青年男子，把高淑英按倒强行打了不知什么针，高淑英立刻就失去了知觉。
精神病院的许多大夫和护士很粗暴，高淑英越解释，他们越是强硬地灌药，强行打针，还不让她走出病房一步。高淑英开始绝食，他们就几个人把她摁到床上插胃管继续灌，灌得肠子都翻个，口、鼻出血。
高淑英被灌食后，胃难受就全吐出来了，灌水也吐，身体很弱。护士大夫们给高淑英每天打7瓶点滴（每瓶500ml），不知什么药，打上药浑身骨头都钻心的痛。24小时都被打着点滴，头一天的药还没等打完第二天的药就插上了。高淑英的双手、胳膊、双脚、腿被扎得青一块紫一块找不到血管。
最后高淑英被摧残得食水不进，灌什么药、打什么针也不能吸收，奄奄一息。北安精神病院怕高淑英死在那里，一遍遍地给塔河公安局、“610”、及塔河三中打电话催人赶快来接，他们都怕承担责任，互相推托。家人知道后赶到北安精神病院，被勒索1万元，才把人接出来。
高淑英被灌的什么药，没有人会告诉她，但药效极强，一针下去就能让人神志不清，但手段又是如此隐蔽。在中共不计其数的迫害伎俩中，药物迫害可以说是非常狠毒、立竿见影、同时也是很隐蔽的一种。有时把药下到饭里水里，谁能想像，一碗面、一碗水、几片药，就能使人精神失常，很快浑身难受、失去记忆、思维不清、走路歪斜，甚至夺命，可谓“借药杀人”，而这种迫害竟然是系统性的。
中共中共中共在数十年前的三反、五反、文革中，有着酷烈的杀人手段，然而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共用精神药物毁人神志相比，显然后者更让人不寒而栗。
致命药物
据明慧网统计，在4287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827人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包括药物迫害、注射不明药物。
1999年9月12日，谭桂华去北京为法轮功请愿后回到了家，还没来得及坐下，她工作单位和政法委的一些官员闯入她的家中，警察用武力把她拖入山东省胶州精神病院。那时，他们已经准备了大剂量的注射剂，打算一来就给她注射，但谭桂华拒绝注射。一个高个子护士出去了，带回8名精神病人。
酷刑示意图：打毒针
他们把她按倒，强行给她注射。仅几秒钟，她开始感到虚弱和难受，心脏开始急速跳动，不得不把头顶在墙上，两手用力地撑着地。在极度疼痛时，她用力地咬住被子，尽量不出声，嘴咬出了血，然后失去了知觉。
后来，一个女医生经常问谭是否继续修炼法轮功，谭说：“是”。医生就用电针电她，她总共被电了七次。另外，她还被灌食药物，并每天注射三次，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一天，女医生让一个姓马的护士给她注射另一种药物，据说是进口药物，药效能持续一个多月。那次注射后，谭桂华的例假停了，她的眼球不能转动，而且变得反应迟钝。几天后，他们在注射中又加入了另一种药物。在这次注射后，她全身剧烈颤抖，甚至拿不住一个碗。她就这样被折磨了二十天。
当她的家人最后来接她时，她的头脑完全是糊涂的，而且看不清东西。她的头脑完全空白，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失去记忆。全身肿胀，目光呆滞，反应迟缓，说一个字都要很长时间。
山东济宁市法轮功学员卢冬梅1999年被送进济宁市精神病院迫害，被强制注射药物后，不由自主地想走动，不能入睡，全身无力，什么也不能干，脑子一片空白，一分钟像一天一样漫长，眼睛不能集中视物，心里承受地狱般的煎熬，后来身体开始变形，胳膊和头都扭到一边去，不能自主。
黑龙江省宾县松江镇法轮功学员谭广惠，2001年6月在万家劳教所被狱警强行打毒针，后被抬进男牢遭羞辱，被犯人强暴。谭广慧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又被狱警关进万家劳教所医院每天打毒针，让她失去知觉，后再遭警察强暴。
被迫害致疯后的谭广慧每天迈着小步在屋中的小夹空里走
据曾和她一起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谭广惠曾说：“不知道他们给我打了什么药，我眼睛看着男警察在强暴我，可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一次看到，谭广惠被拖上床，紧接着进来五六个穿白大褂的人，给已经神志不清的谭广惠打了针，还有人给她录像，她被带走了。在巨大的精神打击和药物毒害下，谭广慧精神失常了。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钢铁厂法轮功学员蒙潇，2003年11月19日蒙潇被关押在金堂县看守所，看守所警察多次将她送到201医院强迫输液，所用的全是破坏中枢神经的药品，包括两支安定和一支冬眠灵。每次打针回来都昏睡两三天后才有所清醒，然后又马上送去医院。
后来蒙潇对医生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医生拒绝再给她注射有毒药物，劳教所于是就将蒙潇改送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继续输液，输液后蒙潇又出现昏迷两三天才苏醒的症状。家属请求公安局放人，成都市“610”办公室答覆说：宁可让她死在医院或看守所，也不释放。2004年1月8日，蒙潇再次被送到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之后再也没有回到看守所，遗体在不通知家属情况下被强行火化，年仅37岁。
据明慧网统计，在4287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827人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包括药物迫害、注射不明药物、与精神病人关押在一起等等。山东的范秀芹、徐冰；广东的黄伟、上海的马新星、重庆的张英琼、陕西的魏欣蓉、江西的殷进美、黑龙江的鞠亚军、董连太、湖南的杨舜英、张志明、郭名高、李甲菊、童顶庆；四川的谭金会、袁永文、高光崇、吴义华、祝艺芳、邓建刚等法轮功学员都是被药物摧残迫害致死的。
东三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多
在4287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827人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
在4287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827人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
在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被酷刑折磨、药物迫害而致疯或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有数十人，精神失常后致死的达8人（苏菊珍、张海燕、杨景芝、于秀春、张晓敏、王岩、柏淑芬、田绍艳）；被迫害精神失常的女性有57人（李景华、律桂芹、李春兰等），男性3人（李国刚等）。马三家的警察在摧残法轮功学员时毫无人性地说：“不放弃转化，有多少得精神病的！”
在马三家劳教所，一个负责“转化”的人给律桂琴端来一碗水，骗她喝下去。她喝完后吐了一夜口水，人不太清醒了。当天夜里来了好几个人，她在朦胧中听到她们小声嘀咕，意思是看她死没死，推她一下一看没死。从那以后，她没有了记忆。2011年3月17日，她已精神错乱。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前所镇古城法轮功学员苏菊珍，在马三家教养院被强制施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而离世。遗体火化时，头盖骨、小腿骨、肋骨都是黑色的，无法烧化。向专业人士谘询得知，这是药物中毒的结果。
据和她关押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回忆，更为残酷的酷刑就是“龙头扣龙尾”，狱警将苏菊珍的手指尖与脚尖扣一起，然后犯人坐到她背上去。那是半夜了，就听见苏菊珍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那是四十多天第一次听到她那么惨的叫声。她是特别坚强的人。第二天，狱警邱萍非常高兴，因为她终于得到了苏菊珍的只言片语，但是苏菊珍就再也没开口说过话。过了两天，邱萍就带苏菊珍去看病，回来说她是脉管炎。从此，一个健康的苏菊珍走路就瘸了，而且她再也没说过话，劳教所每天都逼她吃不明药物。
六次投毒
当她把菜放到嘴里，说不出是什么味，她赶紧吐出来，吐出东西是杏黄色的东西，她把吐出来的东西扔到窗台外，毒死了好多苍蝇。
2008年4月28日这天晚上，被关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宋彩屏接到家人电话，简单的谈话中，她提到一句人间地狱的话语，三大队的黄旭红大队长立即中断电话，大骂她两个小时左右，并在第二天早上，把她关进仓库重地的小黑屋子，门窗全封起来了，与外边隔绝。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洗漱，不让换洗衣服。用双铐子铐住双手，用拔军姿罚站，强制写“三书”，还强迫骂人，白天黑夜的站了七天。
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恶警告诉她，如果不写“揭批书”，仓库里放的八十四个人的衣物等日用品，都不让拿出去换衣服和使用，采取株连别人的办法，挑起事端。
劳教所谎称宋彩屏有心脏病、高血压，强制她吃药。她不吃，队长就指使人在她的水杯里放不明药物，她就不喝水，所以劳教所的这一招就行不通。
一招不行，又来一招，搞个移花接木，把别人的病历移给宋彩屏，谎称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就在2008年5月4日一早，劳教所把她们自己写的“揭批书”交了上去，在宋彩屏的早饭里放上毒药，想毒死宋彩屏，但她没吃饭。饭后大约十分钟左右，黄旭红大队长领着人来看了一下，就走了。在早九点钟时，就组织三大队人员到医务室抽血化验，把宋彩屏也叫去抽血化验。
阴险的投毒
5月12日晚上12点左右，一个夜班警察，到她床前反覆看了好几分钟时间。看她没动静，就到她床下拿水杯。她一下子起来了，那警察马上就走了。
当天后半夜2点左右，警察又派值班“小哨”（吸毒劳教值班的）往她水杯里放毒药，她知道，从此，她再不喝热水了。
5月19日晚上12点左右，值班“小哨”又往她的水杯里放毒药，被屋里吸毒人王某某发现，赶走了。宋彩屏一直很警觉，识破了她们的诡计。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姓常的大队长。
2009年4月22日，宋彩屏绝食抗议，要见所长和检察院长，警察不但不让见，还把她关进小黑屋里，让吸毒人加害于她，加重迫害。
在5月4日中午，劳教所指使人在宋彩屏的菜碗里放上毒药，当她把菜放到嘴里，说不出是什么味，她赶紧吐出来，吐出东西是杏黄色的东西，她把吐出来的东西扔到窗台外，毒死了好多苍蝇。她把大个苍蝇捡了二、三十个，几经周折，反映到小黑河检察院，让他们看到毒死的苍蝇。然而，事后劳教所没有对投毒者作任何处理。检察院也不了了之。
警觉的宋彩屏，被劳教所先后六次投毒。
她的右脚掉落下来
黑龙江鹤岗市一名农村妇女宋慧兰，在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以后，多次遭到迫害。特别是在2011年被绑架后，在汤原县看守所遭到非人的折磨。2月23日，汤原县看守所所长闫勇、李狱警、穆占国、姜继武、杨丽等人，凶狠地将宋慧兰按在铺上，给她戴上手铐，快速静点一瓶不明药物。随即宋慧兰感到剜心地难受，满地打滚，话都说不出，痛苦得生不如死。之后，膝盖以下全部失去知觉，身体发硬、僵直，舌头发硬，不能行走，身体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大脑反应迟钝，记忆断断续续。2月28日后半夜，她的心脏异常难受，煎熬到极点。
狱医张俭红第二天看了宋慧兰的右腿后说：“这条腿废了。”当时宋慧兰的右腿起了大紫泡。回家后，宋慧兰身体僵直、眼神发呆、不会说话，手、腿直挺挺的，不能回弯，像木头人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和知觉，右腿以下，脚面、脚趾全部坏死，呈黑色，淌血水，摸上去硬邦邦，像铁板一样，一敲砰砰响。一天比一天恶化，越来越黑，越来越硬。一动弹，就顺着腿淌血水。
她分分秒秒都在巨大的痛苦中煎熬。姐姐和女儿轮流将她抱在怀中，生怕她就这样离去，亲人心碎万分。5月25日，宋慧兰的右脚掉了下来。
被黑龙江汤原县看守所打毒针，宋慧兰右脚焦黑、溃烂、脱落。
转化针与废功药
为了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狱警把毒针、毒药称为“转化针”、“废功药”，这确实就是他们的邪恶目的。
狱警们如此不遗余力地给法轮功学员投毒，为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发现，他们采取阴险的手段，指使包夹、卫生员在水里或饭里下药，甚至佯装对你好，把药放在牛奶里，或者是骗你吃药，比如板蓝根，但实际上是毒药。这种药一碰水就化掉，无色，稍有苦味，吃的时候不太容易察觉到，但吃后会导致精神错乱。他们往往三倍、八倍甚至十倍超大剂量下药，令人痛不欲生。
打毒针，有的是在输液时加入药物，更多的是强行把人摁倒、捆绑，注射毒针。目的就是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所以将毒针和毒药称为“转化针”、“废功药”。
使用的药物多种多样，如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的用药包括：酊剂、胶剂、粉剂；还有喷雾的杀虫剂类和有硫化物之类的化学药剂；还有针尖样的黑色颗粒、白色颗粒；有带有病源的生物制剂；也有专门破坏人的五脏六腑各种器官的药物。法轮功学员服用后会出现各种病状，最典型的是使人出现心脏衰竭、肾衰竭、脑血栓症状，破坏人的神经系统、排泄系统、消化系统，使人出现皮肤病等等。恶警与犯人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药物来源于监狱总医院或监狱医院。
山东省女子监狱是一座新建的监狱，是2012年从工业南路老监狱搬迁过去的。里面楼房、道路、花草树木，一派光鲜。可是就在这外表光鲜的背后却掩盖着极其邪恶、恐怖的迫害，用药物迫害服刑人员简直就是常态。
据明慧网报导，监狱在法轮功学员的入监档案上，都写着“家族有精神病史”，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都下药，慢性中毒。短期没有反应，时间长了，会出现幻觉、记忆力减退、乏力、反应迟钝、焦躁、甚至出现精神病人症状等。监狱以法轮功学员“有病”为藉口，逼迫法轮功学员去医院打针或吃更多的药，在打针和吃药“治疗”以后，很多人情况越来越坏。
被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的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份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氯氮平、氯丙嗪、丙戊酸钠之类的药物是专门用于治疗精神病或癫痫病的，将这些药物大剂量的使用于健康人身上，起到的作用不但迫害人的中枢神经，还将人的肉体摧残，有的人就真的被迫害成了精神病。
山东省精神病院的药物迫害，在全国是最严重的。除了山东省女子监狱，济宁精神病院、泰安精神病院、临沂精神病院、潍坊昌乐精神病院、山东王村劳教所、山东省胶州精神病院、蒙阴县中医院等都采取这一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所以它是系统性的迫害。同时又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的迫害政策，中共在“转化的实施方法”中，毫不掩盖的宣称：“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
除了下毒药，打毒针，还放毒气、喷毒液、撒毒粉等等。四川遂宁市新民街年近七十的法轮功学员廖邦贵曾被警察喷射不明液体药物，右耳根上顿时感到奇痒无比，灼痛难忍，他忙用纸巾一擦，鲜血直往外流。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林南仓镇丁官屯村法轮功学员徐翠云被绑架后，关入铁笼子，恶警梁超向其脸、鼻孔喷洒腐蚀性很强的药水──一种叫OC的药水，他们自己的皮肤都不敢碰。之后恶警又把药水喷到毛巾上，再将毛巾蒙在徐翠云脸上从脑后用力拽。
酷刑示意图：关铁笼子
一位山西法轮功学员记述了她在晋中女子监狱遭受的无所不在的药物迫害。2008年10月的一天，吃早饭时，杀人犯李丽荣给了她一个鸡蛋，上午是一缸汤面条，到了下午两点钟以后，她就有中毒的症状。11月21日晚上，在李丽荣的指挥下，几个犯人把“药”洒在她的被子、褥子、吃的食物、衣服、毛巾、牙刷、裤衩、鞋、袜子、卫生纸等一切用品上。而副指导员王彩平，队长王季玲，还叫她脱棉衣睡觉。可是一睡下，浑身像触电一样。这年的除夕上午洗澡，女犯陈运英说把“洗发水”倒在她头上，结果，她的头皮被抹上洗发水的地方就肿了起来，有一寸多长，两厘米宽。有时她喝水，水中被下了毒。刚洗了裤衩、袜子，趁她上厕所时，恶人又把药倒在这些东西上。
还有一种恶毒的“细菌疗法”，是贵州都匀监狱的迫害手段，竟把肺结核病犯吐的痰拌在饭菜里让法轮功学员吃。因长期处于禁闭状态，饭菜全由犯人操作。有五位法轮功学员宋彬彬、王寿贵、周顺志、胡大礼、杨秀敏都被传染上了肺结核。
花季与噩梦
谁能想到，公安局的一碗面条就能把20岁的女孩赵冰迫害得精神失常。
对她，2009年4月17日是噩梦般的日子。早晨五点多，几辆警车和二十几个警察把赵冰家团团围住，然后砸门，再用撬棍撬破门锁。
六点钟，三个警察闯进屋把赵冰母亲魏秀英按住，铐上手铐，用抹布堵上她的嘴；又有三个警察闯进正在熟睡中的赵冰屋中，把她从被窝里拽出来，裤头、背心被拽掉，在这万分惊恐中被铐上手铐。警察又将赵冰父亲、大姐赵红都铐上手铐押上警车。
赵冰一家被劫持到凌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遭隔离非法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多名恶警对赵冰进行低级下流的语言侮辱、羞辱、谩骂、恐吓，还给她抽血。
审讯到半夜时，警察强行给赵冰一家人每人一碗面条，魏秀英吃到1/3时发觉面条有味，就不吃了。赵冰因一整天没吃东西早就饿了，将一碗面条全部吃光。赵红和她父亲没吃，什么反应也没有。魏秀英吃过后不长时间出现头晕、呕吐、嗜睡、抽风、神志不清，就这样还被判刑七年。
赵冰回家后精神恍惚，时而理智不清，不长时间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胡言乱语、大喊大叫、把自己关在屋里不与任何人接触，曾半夜从三楼跳下，失踪一天一宿。几年来不知洗澡，不洗漱，来月经都不知垫卫生巾，家里的被、褥没有一个不带血。吃饭都得她父亲想办法从窗户往里送，有多少吃多少，胖得吓人，后来从饮食上给她控制，一身肥肉总算减了下来。五年中一头长发都生了虱子，身上的衣服都穿烂了，指甲长得吓人。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毁了。
2010年，刚读大学一年级的19岁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郭宝阳被绑架至青岛市大山看守所。警察在郭宝阳的饮水和食物中下放不明药物，还对他释放不明刺鼻气体、噪音和刺眼的亮光，一次一狱警见郭宝阳闻到奇怪气味后，阴笑说：“闻闻是什么味，好闻吗。”
19岁的郭宝阳险些被害死
被非法关押七天，郭宝阳一回到家，药物效应就开始在他身体显现，出现精神失常，神智不清，头痛，出现撞墙、跳楼的行为，每天发作数次，其母悲痛欲绝，寸步不离守在儿子身边。青岛市“610”警察是有计划的导演郭宝阳自杀、发疯的事件，并已事先邀请媒体记者，但最终阴谋没能得逞。郭宝阳数次被母亲救起。
郭宝阳回家后，部份邻居受警察、居委会指使，监控郭宝阳一举一动，参与迫害郭宝阳。如警察通过永平路居委会，让郭宝阳的一个小学同学L到郭宝阳家打探情报，表面是关心，实质是企图在郭宝阳精神异常期间促使他跳楼自杀。郭宝阳的母亲开始时没在意，后有所觉察。一次L说带郭宝阳出去放松一下，散散步，结果下到单元楼四楼时，他推开走廊的窗，轻声的对郭宝阳说：“下去吧！”因这时发现有人，阴谋没能得逞。之后L又叫郭宝阳回家在插座上便溺，企图令他触电自尽。
据郭宝阳在恢复神志后的回忆，大山看守所好像一个人体试验室，他们给被关押者做试验，下药、释放不明气体等，然后观察受害者的反应。药力发作时，受害者会感觉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指令的控制。
白衣魔鬼
把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折磨成“精神病人”，这就是他们要干的，从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到苏联古拉格，都从未用过如此惨绝人伦的阴毒酷刑。
2018年12月3日，大陆上访民众在北京被专车截访、直接送精神病院的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片中访民愤怒高喊：“大伙都瞅好了，这里是北京市民康医院，上访的就被往精神病院送，都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干的），精神病院送来多少上访的了？……”并指车上标示的“救助专用车”，其实就是截访专车，精神病院成为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
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迫害，在这里“被精神病”
“精神病院”就这样成为中共迫害民众的隐形工具，这与中共自己的规定背道而驰。早在2010年5月，《武汉晚报》报导，公安部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在武汉结束，有23个省市分管领导参加，要求“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也就是说，除非警方批准，否则安康医院不得收治其它来源的社会人等。同时，公安部要求各省至少建立一所安康医院。
安康医院名义上是强制收治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医院，但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就被用来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由公安部门控制的安康医院，披着“安康”的外衣，却远远躲在公众的视线之外。在中国，有二、三十家安康医院运转着，它们不与外界接触，鲜为社会所知，即使是在公安内部，多数人也对其所知甚少。
南京浦口监狱精神病院官方名称为“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精神病院”，2005年12月15日从常州溧阳市竹箦镇整体搬迁至南京浦口，承担全省监狱系统精神病犯的鉴定、治疗、康复，是全国监狱系统第一家精神疾病专科医院。
看着身着白衣大褂的大夫，在院内走来走去，然而他们阴郁的表情，匆匆的步伐，谁能知道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打下去的那一针，从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到苏联古拉格，都从未用过如此惨绝人伦的阴毒酷刑，他们不仅仅是屠杀生命，而且还让人生不如死，丧失意志。
对于中共公检法人员而言，来自江泽民的指令明确、简单，所有的目标就是一个，判不判刑不重要，人是死是活不重要，重要是的让这个人放弃信仰，转化才是第一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任何可以想像出来的手段都可以动用，打死白打死，打杀算自杀，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在明慧网一则又一则的实时报导中，却如铅坠地般的表明，基层警察对于这个“原则”，早已在各级“党委”的宣贯中烂熟于胸。
然而，当这些消息在明慧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刊载出来之后，这样的事实从二十年前直至今天，却仍然在发生着。这样的悲哀，也仅有1944年，从奥斯维辛逃离出来的鲁道夫﹒弗尔巴，才有的切身体会，在弗尔巴近9个月的呐喊与呼吁中，几乎无人愿意相信他所述说的事实，甚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菲历克斯﹒富兰佛特也不相信此事。
弗尔巴经过9个月的无奈与煎熬之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正式解体，然而在9个月中已有43万人被屠杀。
八、墙国之罪
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国”，却是真正的“墙国”，他们把揭露真相说成“泄露国家机密”，唯此才能封锁信息、禁锢思想。
发声致罪
因魏星艳案，重庆“610”疯狂抓捕信息发布者，绑架了四十多人，将至少十人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五至十四年重刑。
刘范钦被吊了三十多个小时，放下来的时候，双臂、双手早已没有知觉，当即残废。看守所警察还毫无人性地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断手杆”。
她是因为魏星艳事件突然被绑架的。魏星艳是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硕士研究生，2003年5月11日在校园内被沙坪坝区“610”警察抓捕，警察怀疑她在校园里安放了有法轮功字样的气球和条幅。5月13日晚，在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警察唆使两个女犯人强行剥光魏星艳的衣服。一个警察把她按在地上，当着两个女犯人的面强奸了她。事后魏星艳绝食抗议迫害，狱警强制灌食插伤了她的气管和食管，造成她不能讲话，被紧急送往重庆市西南医院。
消息走漏了出来，重庆的几位法轮功学员将魏星艳被凌辱的事件在明慧网曝光，但重庆大学校部、研究生院及校保卫处，不是协助调查事实真相，替受害女学生寻求公道，而是在“610”等机构的胁迫下，否认魏星艳是该校学生，甚至临时修改校网络专业信息，否认有“高压直流输电”这一专业。重庆大学副校长张四平在美国著名沃顿商学院举行的中美教育座谈会上被提问时，公开承认该校法轮功学员会因为其信仰而失学。但几天后，重庆大学发布了一则通告，又更改了那位副校长的答覆，宣布魏星艳不是学生，而是一位“坐台小姐”。
与此同时，重庆“610”疯狂抓捕信息发布者，绑架了四十多人，将至少十人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五至十四年重刑。卢正奇被指控是这篇网上文章的作者，袁湫雁据说是帮助卢正奇发表这篇文章，他们两人都被判10年徒刑。黎坚曾在法轮功网站上发表文章，他因此被判13年徒刑。陈庶民是卢正奇所在公司的领导，被判12年徒刑。殷艳被判5年徒刑，可是关于她做了什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刘范钦被怀疑在其中传递消息，2003年6月21日夜，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的警察砸开房门将她绑架，27日从看守所用小车拉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在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波等人的指使下，公安分局主任华勇、国保支队长文方火现场指挥，警察李轲、谭旭、胡彬、黄小月等人分成两组，轮番对她进行酷刑折磨。
刘范钦自述称：“他们将我双手强制吊铐在窗户外墙的铁栏上，人站在室内背靠着墙，双手被吊铐在头顶上方往窗外斜拉，中间隔着几十厘米厚的砖墙，腰部正好被窗沿顶着根本无法站直，整个身躯只能向后仰，脚尖着地。半小时不到，我就已经气喘吁吁。由于腰椎向后弯曲承受不住，我只能艰难的不断左右微微侧身，但双手被拉抻吊铐，腰部又被窗沿顶着，身躯也动不了多少。而恶警却根本不顾我的死活，也不准吃饭、打盹、上厕所。就这样，在身躯变形扭曲的高强度拉抻吊铐下，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撕心裂肺的剧痛和多次昏迷后，恶警才把我放下。”放下来时，上肢已整残废，毫无知觉。但是，公安丝毫不顾及我上肢残废，仍将我移交检察院，被冤判九年。
刘范钦被怀疑传递信息，被重庆市大渡口区法院冤判
更长的刑期
国际社会的调查显示，对这些懂互联网技术的法轮功学员，迫害非常严重，他们的刑期也更长，这正体现了中共对人们听到法轮功声音的极度惧怕。
据明慧网报导，多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上网披露迫害真相而被判刑，清华大学教师褚彤也是其中之一。
褚彤曾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她和丈夫虞超都毕业于清华大学，虞超是网络工程师，在北京一家外企担任主要职务，收入颇丰。褚彤在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任教，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虎虎。
褚彤因在明慧网发表署名文章揭露迫害判重刑
这个清华之家同时也是一个法轮功修炼之家。虞超当年曾两次参加法轮功创始人在北京、天津举办的学习班，他的妻子褚彤、姐姐虞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还有老岳父──一位部级劳模，都修炼法轮功。
镇压之后，褚彤夫妇到天安门打“真善忍”横幅被公安抓捕，褚彤遭到警察的野蛮殴打，2000年初秘密审判后被判18个月。2001年夏天褚彤出狱后，冒着被再次抓捕的危险，在明慧网上发表署名文章，以自己一年半的铁窗生涯，揭露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宣布由于高压迫害下所写的所谓“保证书”作废。
为了避免遭到进一步的迫害，褚彤只得把不满四岁的儿子虎虎托给朋友抚养，母子分离的场面令人心酸，小家伙懂事的说：“妈妈，等坏人没有了，你就来接虎虎回家。”
不幸的是，褚彤在明慧网发表署名文章揭露迫害，被定为“大案”。2002年8月，褚彤夫妇在北京被秘密绑架，被判十一年和九年重刑。
天津离休老干部程科在天津颇有声望，被誉为 “冬泳一枝花”。她因接受香港记者电话采访，讲述1999年4月23日去天津教育学院澄清事实而被警察的殴打事实，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刑拘。程科后来被劳教两次，最后是在天津河西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期间遭野蛮灌食身亡。
2013年12月20日，雾霾中的江城武汉，在凛冽的北风中显得更加阴冷。江汉区法院广场四周早早布满的警察，路口警察对过往行人侵权录像，广场上游弋的江汉区各社区指派的工作人员，使得江汉区法院显得更加阴森、诡异。武汉市各社区草木皆兵，早上，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社区人员盯梢，还有一些学员遭到社区人员的上门骚扰。这一切仿佛在告诉人们武汉市“610”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做最后垂死挣扎，显然是困兽犹斗之举。
这一天，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当天上午，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不法人员在武汉市“610”的操控下开庭，以所谓“有组织的、向海外大量投稿”是“泄露国家机密”、“企图颠覆政府”，非法指控四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64岁的崔海女士和三名大学老师沈学武、赵虎、陈岗。
崔海因给海外投稿被判刑，最后含冤离世
沈学武的妻子，一个弱女子，早早就赶到江汉区法院。在旁听席上，当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非法指控与无理提问时，她那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拒绝回答！”响彻整个法庭。惊恐未定的法官恼羞成怒的指使粗暴的法警将她强行拖出法庭。
在正义律师的辩护中，在法轮功学员的慈悲劝善中，庭审草草收场，但最终四人都被冤判。崔海遭五年冤狱折磨，从武汉女子监狱里出来时头发枯白，骨瘦如柴，仅十九天，于2018年1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69岁。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99年7月到2004年4月期间，已有97名法轮功学员由于上网下载法轮功资料，或在网上张贴法轮功材料等而被监禁、非法劳教和酷刑折磨，其中包括中国大陆法轮功网站的创办者张海涛，另有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国际社会的调查显示，对这些懂互联网技术的法轮功学员，迫害非常严重，他们的刑期也更长，这正体现了中共对人们听到法轮功声音的极度惧怕。
逃亡到澳大利亚的原中共“610”官员、一级警司郝凤军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2000年之后郝凤军被抽调到天津公安局的国保局、“610”办公室工作，2001年10月3日，天津市公安局网络侦查处发现有法轮功学员绕过网络安全遮罩登录境外“明慧网”。 国保局“610”办公室一队负责此案，要求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处协助进行监听、跟踪、秘密搜查和抓捕法轮功学员。年底，此“103”专案被公安部列为部级督办案件。2002年年初，“103”案件开始抓人了，一下抓了79名法轮功学员。
原天津“610”办公室成员郝凤军公开声明与中共决裂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微博和微信成为主要发布平台，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在微信、微博上发声而被判刑。2015年初，原广州购书中心的职工黄潜在微博上以《越狱档案》刊文，发表了五条名为《古拉格回忆录》的长微博，因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被非法判刑五年。2017年6月，她被转至广东女子监狱四监区关押。她家人看她时，见她身体虚弱，十分消瘦。她告诉家人：“我快被逼疯了，快叫人来救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黄潜由于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开除公职、劳教三年、判刑四年，历经各种酷刑虐待。
2013年，拍摄酷刑演示图片的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遭绑架，一直被阻止与家属和律师见面。当家属质问，逮捕通知书上的“罪名”是“组织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按照中国现有的法律是具有律师会见权的，办案警察竟然气焰嚣张地当场派人将“罪名”改成了“泄漏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
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为了制造打压的声势，给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们判以最高达十八年的重刑，藉口之一就是这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这些“国家机密”却和国家的事扯不上半点关系，与政治无关、与权力无关、与利益无关，仅仅是在揭露江泽民一伙对于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真相，中共对于法律的践踏可见一斑。
无所不在的监控
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共在网络监控上投入巨大。公安部有30余万网警，国安系统也有3万多人专职网络监控。
2003年2月18日，中国一家官方媒体中新网发表了一则消息：“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开发‘法轮功内容审查系统’”。报导说，“当该系统对输入的文本进行处理时，若文本是鼓吹‘法轮功’的信息，则判定为黑文本；如果是批驳或反对‘法轮功’的，则判定为红文本。”报导还称声学所开发的网络技术还应用于网关过滤系统，实现了单机、网关、政府监督的三级监控过滤系统，为建立单机、网关和政府三位一体的监控过滤机制提供了科技保障。在单机上，一旦用户要访问的网站内容是有关法轮功的，系统可以马上过滤；系统在过滤的同时上报网关，网关上报政府；政府监管监控部门可以全面监控。
到2004年6月底，上海为全市1329家网吧的11万台电脑安装一套全新的监控软件。通过这套软件，管理人员可在办公室里对网吧里任意一台电脑的情况进行监控。据悉，这套软件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等职能部门投资700万元开发。
中共在“金盾工程”、“天网工程”等建设上投入巨资， 有行业调研公司估计，中共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预计到2020年，中共将新装约4.5亿个摄像头。而美国只安装了大约5000万个摄像头。
密密麻麻、无所不在的监控
据北京交通管理局科研所所长梁玉庆透露，北京交通管理局在2006年，利用道路实时交通信息监测系统，参与几起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曾被列为北京市“大案”，并获中共颁发的“二等功”。
迫害法轮功的专职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甚至肆无忌惮地把“电子眼”直接安到了法轮功学员家门口。黑龙江省大庆市女技师、法轮功学员宋国琴曝光其居所被摄像头紧密监视，她在对江泽民的控告书中说，“自从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家周围警车不断，楼前后都是摄像头；警察、社区人员蹲坑、跟踪、经常上门或电话骚扰。”过去17年来，宋国琴曾被绑架6次，非法关押2次。
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向“两高”控告江泽民
“610”人员、警察称，为绑架原昆明法轮功辅导站站长王岚等人，警察不惜花费200万元的巨资动用地面卫星跟踪系统，寻找为抵制洗脑班而离家出走的王岚等人。王岚于2012年1月1日被迫害致死。
2014年，中国传统新年前，山东济南市各区出现大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等法轮功真相条幅。山东“610”人员扬言将之作为大案来抓，说济南市区有17处挂条幅的地方被监控器录了下来，并取了照片，给各派出所按照片抓人。随后，济南市法轮功学员林晓艳、徐延江、刘新梅、柴迪云等被抓捕。警察称，这些人在2013年12月31日晚去历城区仲宫挂“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 三退保命”等真相条幅时，被摄像头录下来了。
原辽宁省书记薄熙来可谓监控罪人，在大连和重庆投入巨资搞监控。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以安全为由，大建封闭式小区，利用高墙和摄像头的方式，加强对民众（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使大连市内的街道从1997年的1218条减少到2000年的996条。减少的道路主要是被封堵在小区中或被小区占用。
薄熙来到重庆后，惧怕法轮功真相传播，更怕他已被法轮功在国际上起诉的丑闻传到国内，对监控达到疯狂的程度──耗资200多亿元建设了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系统，仅摄像头就有50万个，遍布全市各区、各单位机构、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等。重庆市每个角落都在被监控之中。
2010年，薄、王又在重庆建起“高精尖”装备的巡警平台150多个，高薪招聘昼夜循环巡警四千名，还收编了许多协警和社会闲杂人员。重庆城高空摄像头星罗棋布；地上各类巡警、便衣、保安、城管、“红袖标”遍布大街小巷，重庆城变成了恐怖的密闭铁桶。
警察国家
正常国家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中共则运用该技术对公民进行监视。
2013年11月5日，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窜到河北怀来县土木镇二台子村，就进一步迫害法轮功进行直接部署和指挥，叫嚣要搞全方位、网格化管理，一个都不放过。
李东生说的“网格化管理”并非一个用来形容管理严格的普通词汇，而是针对共产党成立的一个数字化时代的全新基层组织。在明慧网公布的迫害法轮功案例中，这几年也出现了相应的网格责任人员和机构，包括网格长、副网格长、网格员、网格管理员、网格信息员、网格警察、网格辅警、网格格警、网格警察、网格接处警、网格信息管理中心、网格服务中心、网格办等等。
2012年8月21日，明慧网《长春南关区成立社会服务管理局 实为迫害机构》一文称“南关区的社区都叫网格，每个社区主任不叫主任，叫网格长，而且，每个网格长都配一台GPS定位手机，每台手机24小时开机，政府每月存电话费70元，这个手机和社区电脑及区控制中心的电脑联网，还有一个工作QQ群，前几天还让把每个社区‘未转化’法轮功学员通过手机上传到控制中心。估计长春市都实行了这个‘网格管理’，南关区是全市所谓试点。”
几年过去了，如今网格化管理已全面铺开，成为了中共监控人民的一张大网。据大陆媒体介绍的浙江省乐清市的网格员，“每周至少7个半天、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在网格巡查”。
中共所谓的“网格化管理”，其实就是过去战争年代的“保甲制”加上现代数字化通信技术，再注入中共想要灭绝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邪恶动机，就形成了今天的把全中国变成一张监控网的“网格化”，中国沦为世界最大的警察国家。
2015年，中共公安部等部门以保证公共安全为由，欲设立一个“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国性视频监控网络，而“人脸识别”被纳入用于完善监控网络的技术名单。《华尔街日报》评论，美国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中共则运用该技术对公民进行监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