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20年03月19日】
《华尔街日报》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刊登文章说，伊朗官员将该国中共病毒疫情的源头追溯至圣城库姆(Qom)，那里有数十处神学院和宗教圣地，也有众多受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由来自中国的许多工人和技术人员负责建造。
文章说，这种以库姆为中心的与中国至关重要的联系，一直是伊朗经济面对美国制裁而不至于崩溃的原因之一。现在，这种关联正受到中共病毒疫情的考验。中共病毒的确切传播路线尚不清晰。但伊朗与中共政权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催生了众多的潜在接触者，从而助长了中共病毒的传播。
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中东项目副主任萨南·瓦基尔（Sanam Vakil）说，中国一直是伊朗最后依赖的贸易伙伴，但在当前疫情下，这种关系已经变成一枚危害极大的炸弹。
伊朗卫生官员表示，疫情的爆发源可能来自库姆市的中国工人，也可能是曾到中国旅行的库姆市伊朗商人。伊朗官员并未透露伊朗商人的姓名，但表示这名商人是从中国转机飞往库姆的。
一旦瘟疫在约有一百万人的库姆市散播开来，它便迅速传播，给受到制裁的伊朗医疗体系增加了负担，加剧了经济困境，并加剧了反中共的势力。
家庭主妇阿什塔里(Ashtari)说：“我们对这些无所不在的劣质中国商品感到不满。” “现在，他们(中共)给我们带来了这种邪恶的病毒。”
根据官方统计，已有三百五十多名伊朗人死于中共病毒。政府说有九千人被感染；流行病学家说，这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已经过万。世界卫生组织和这些国家的政府说，旅行者（其中许多是朝圣者）将病毒携带到了至少十五个其它国家。
自从伊朗爆发疫情以来，数十名伊朗官员和议员已感染中共病毒。 伊朗媒体星期三晚间报道说，第一副总统埃沙克·贾汉吉里（Eshaq Jahangiri）和另外两名内阁成员一起被确诊感染。半官方的Fars新闻社发布了二十四位感染该病毒的官员的名单，其中最重要的是贾汉吉里生。名单上还有工业、矿产和商业部长雷扎·拉哈玛尼（Reza Rahmani）和文化遗产部长阿里·阿斯加尔·穆恩桑（Ali Asghar Mounesan）。
贾汉吉里是目前已感染该病毒的伊朗最高官员。受感染的官员名单中还包括二十多位议员，以及一九七九年包围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伊朗学生发言人玛苏梅·埃卜特卡尔(Masoumeh Ebtekar)，她目前担任副总统，是级别最高的伊朗妇女。在政府中，被确诊感染的还包括卫生部副部长伊拉杰·哈里奇（Iraj Harirchi），著名的改良主义者马哈茂德·萨德吉(Mahmoud Sadeghi)和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负责人莫吉塔巴·宗努里(Mojtaba Zonnouri)。
政府对疫情反应缓慢。在宣布首个感染病例的数小时后，官方就宣布有人死亡，这表明冠状病毒已传播了数周。
二月一日，随着以中国武汉为中心的中共病毒爆发进一步恶化，伊朗政府禁止其航空公司飞往中国。 但是，唯独马汉航空(Mahan Air)例外。马汉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它已于二月一日至九日之间在德黑兰与中国之间进行了八次飞行。
根据飞行雷达(FlightRadar24)的在线飞行记录，自二月一日以来，马汉航空至少进行了四十三次旅行，其中包括二月五日飞往武汉的一次飞行，七十名伊朗学生在那次飞行中撤离了武汉。
愤怒的伊朗人指责该航空公司充当致命病毒的管道。一位推特用户说：“我们不会忘记叛徒公司马汉航空带来的冠状病毒。”而另一位推特用户则呼吁对该航空公司的经理进行起诉。
伊朗公共卫生专家、奥尔巴尼国际卫生与教育研究所联合主席卡米尔·阿拉伊（Kamiar Alaei）表示，伊朗的卫生保健系统一直在努力应对当局因掩盖疾病范围而造成的突发病例负担。他说：“这不一定与医疗保健系统的质量有关。” “这是关于管理不善和提供错误信息的问题。”
尽管伊朗为遏制该病毒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许多伊朗人还是将怒火转向了中国(中共)，是中共首先将这种瘟疫带到了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