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20年05月10日】
“当初让我下决心修炼的一件事情是，我几乎失明的右眼，在修炼法轮功以后完全恢复了视力，这让我见证了目前的科学治疗效果根本无法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相比。”法轮功学员王志勇说，“这也是之后，无论遭受中共怎样的迫害，我都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原因之一。”
修炼后失明的眼睛复明
1996年的一天，26岁的王志勇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但却不由自主的改道进了市内的音乐广场，在那里，他看到很多人在炼法轮功，“我觉得挺好，就跟在人群后面炼。那天以后，我开始走上了修炼的路。”王志勇回忆道。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告诉王志勇，他年迈的母亲在市场上被人欺负。他急忙赶到市场，对那人还没来得及动手，却被对方用酒瓶砸向脑袋，在躲闪的时候，酒瓶砸中了他的右眼，“当时眼睛疼痛难忍。上医院检查，眼角膜破裂，眼底有瘀血，无视力。手术后，只感到有光，图像模糊。出院时，做手术的大夫说，保持好了能维持现状，保持不好晶体萎缩。”那时候王志勇还没有成家，“我心情非常沉重，谁愿意嫁给一个缺一只眼睛的人。”
不过，王志勇没有忘记每天的炼功，“每次炼完功，都会从眼睛里淌出一些泪水来，眼睛就不那么肿胀疼痛。之后还发现，眼睛里还有东西在转，像电风扇一样不停地转，有时候像是几个风扇在转，层层叠叠的（其实这是法轮在帮我修补）。这样，眼睛慢慢有了视力，也不那么怕光了。再后来，医生诊断，失明的眼睛复明了，我还去考了驾驶证。修炼确实太神奇了。”王志勇说。
按“真善忍”做好人生意越来越好
修炼法轮功之前，王志勇在大连已是一家鞋店的老板，作为商人，当然利益在先，总是想方设法从顾客处多赚钱。然而，尽管卖的都是外贸出口的名品鞋，可顾客却越来越少，甚至有时一天也卖不出一双鞋，昂贵的租金和货物成本，把他急得捶胸顿足。
修炼法轮功后，经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转变了经营观念，站在顾客的角度上想问题，明码实价，多买有折扣价，新鞋子包换包退，鞋子免费维修。”王志勇说。
一天，一个顾客拿着一双坏了的鞋来找王志勇换新鞋，他发现坏掉的地方是被故意弄开线的，就不给那个人换，那人就找来工商所，所长为了维护商场名誉叫他给那人换一双，结果那人拿到新鞋后，又把旧鞋同时也拿走了。“我愣在那里，心想这是来要账的吧，那就把以前欠的都还给他吧。”
王志勇说，他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个好人的时候，生意越来越好，“买鞋的顾客越来越多，有的人一次就买两三双，甚至买四五双的都有，有的人看见我家店里聚的人多，也过来看看，最后也买一双，慢慢回头客也多了，还有的店家长期来我这里批发。”顾客都评价说“买他的货放心”。很快王志勇又开了两家新店。
为法轮功讲公道话遭奴役般迫害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打压法轮功。作为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王志勇三次去北京上访，讲述法轮功的真相。2000年5月，他却被以“非法聚集罪”关押到大连看守所。
“这已经是第三次的关押。我绝食反对关押迫害，狱警张某就强行灌食，我反抗，他就拿来给死刑犯戴的手铐、脚镣给我戴上，并且给我固定在床板的铁环上，让四个犯人看着我，不让上厕所，大小便也不给打开手铐脚镣。”
40多天的迫害，王志勇身上长满虱子，虱子多得眼睛都能看到从内衣里往外爬，奇痒难忍，手搔到的地方皮肤都被抓破，直到当局要送他去教养院劳教的时候才解除他的刑具。那时的他已瘦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站都站不起来了。
之后，在大连教养院王志勇被分到一大队的砖厂，砖厂的机器24小时开个不停，要不断的往砖窑里送煤矸石，“白班要送150车，夜班要送120车，不管风吹日晒，电闪雷鸣，道路怎样泥泞，都要跑步行进。我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在地上大口的喘着气，淌下的汗水在身上结成无数白色的盐粒。教养院的干部却没好气地说我‘你真顽固’。原来他们是想用这种方法让我们放弃修炼。”王志勇说。
酷刑折磨中不屈的灵魂
2001年3月19日，大连教养院为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制造了酷刑强制转化的“三一九事件”。当天，劳教所里的警察集中了全部电棍和手铐，在大连司法局长郝宝坤、教养院院长郝文帅的幕后指挥、副院长张宝林现场指挥下，全体狱警加普犯对集中到劳教大楼的150名男法轮功学员实施暴力强制转化。
狱警闯进王志勇所在的二楼五六班教室，第一个把他拉出教室，“在走廊里，张宝林从腰间掏出一个高压小电棍，电击我的脖子，鲜血马上从鼻子里喷出，接着一群狱警把我拉到大队部，扒光衣服按倒在地，用脚踩着我的头、胳膊和腿，多根电棍同时持续不断的电击后背、脖子、肛门、脚心，我只感到浑身疼痛难忍，从头到脚都在剧痛中颤抖，我不由自主发出惨烈地喊叫，拚命地挣扎，可恶警的脚却把我踩得更狠，一直到我喊叫的声音弱了，没有挣扎了。”
这时，王志勇听到一声“行了”，接着一名王姓恶警上来叫王志勇起来撅着（头朝下，双手向后，劳教所被称为“开飞机”），王志勇没有顺从，就又被拉回教室里，当着其他法轮功学员的面，被用鞋底抽脸及用脚踢腿，试图想让他跪下，王姓恶警边打边说这就是对抗政府的下场。之后，再次用电棍电击王志勇后背，王志勇仍然没有屈服，气急败坏的恶警下死手折磨，直到王志勇倒下不动才停止，之后，王志勇被戴上手铐抬上三楼。
而此时，教养院整个大楼充斥着电棍的啪啪声，恶警的吼叫声、法轮功学员痛苦的惨叫声。被摧残过的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惨不忍睹，“躺在我身边的同修曲辉不停呻吟着，‘帮我翻翻身，帮我翻翻身’，他的颈椎已经被恶警打断，自己没法翻身，瘫痪十三年后含冤离世。”王志勇说，还有的法轮功学员还遭到老虎凳上刑，老虎凳的皮带都崩裂断了，但是，“不管是被活活打死，或是被打残疾，这些都动摇不了大法弟子坚定修炼之心。”
因越狱再招狱警酷刑迫害
“我想出去把这里发生的邪恶暴力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曝光。”4月初的一天，经历酷刑后的王志勇这样想着。一次到楼下晾衣服的时候，他向教养院的大门冲去，可是刚好被上班的狱警堵住，被抓了回来毒打。
“恶警用手铐把我吊扣在铁窗上，脚下的凳子一撤，身体就悬空了，手铐立刻嵌进肉里去，疼的我惨叫。然后它们把我放下来，用凳子骑在我身上，用电棍电击我全身，看我不行了，用水把我浇醒又接着电我，这是最痛苦的。直到8点钟，另一个恶警上班听说我逃跑，进来就用力扇我嘴巴，手表都扇飞出去了，于是脱下鞋，用鞋底子继续抽我的脸，直打得脸都肿了，他也打累了，然后把我关进小号一个月，加期半年。”
王志勇从小号回到教室后，发现原来的教室变成了“严管”班。每个人要干搓二极体的活（把弯曲的二极体搓直），“每天从早晨干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不等，一台录音机整天还播放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后来恶警听说我炼功，又把我关回小号。”王志勇说。
被秘密转移到有死亡名额的地方
10月份的一天，王志勇被从小号提出来，和其他二十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押进一辆大客车，大客车很快离开了大连教养院，不知去向何方，王志勇说，“（当时）生死未卜，因为在大连教养院恶警扬言，不转化就别想活着出去，所以我从未想过我能不能活着出去。”
大客车翻山越岭，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了地处荒郊野岭的关山教养院（也叫关山子劳教所，属省级劳教所，这里收留了省内各劳教所的所谓的“反改造”人员，如，不服从管理的、酷刑都无法使这个人屈服的、逃跑的都集中在这里，这里被认为是鬼门关和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代名词）。开始关山教养院并不接收他们，是大连教养院以每人倒贴五百元、半车白面、两台彩电为代价，关山教养院才接受。“关山教养院原先是个监狱，院子里长满了野草，墙上架着铁网和岗楼，环境阴森可怕。”
为什么把我们转到关山？“因为劳教所里没有死亡名额，打死人他们怕担责任，这里是有死亡名额的地方，就是转化不成如果把你打死了，可以算在意外死亡的名额里。”
在关山教养院，狱警强制法轮功学员读洗脑教科书《爱国主义》，每天要去走正步，还要看它们播放的电视节目，“用它们的话讲就是不让我们脑子闲着，从精神上摧残你，要你放弃修炼。我没有按它们的要求读，被恶警用电棍电击了一下午，并关入小号。”
关山子的小号一米多宽，三、四米长，三面墙下方离地20厘米高处有一圈铁环，押在小号里的人被用手铐固定在铁环上，24小时都铐在上面。铁门是大拇指粗钢筋焊成的，缝隙非常密集，方孔中能插进一个手指。铁门下边是大小便的臭水沟。小号外边的木门，包括门窗是开着的，所以外边是什么温度，小号里就是什么温度，往往都是零下20多度，下雪天就更冷了。每天两顿饭，每顿饭只给一个窝头、三四块咸菜。
王志勇说，冬天夜里没有被子，只有几块破棉絮围在身上，四周不时有成群的老鼠窜过，“有一天睡觉时，一只老鼠把我的耳朵都咬出了血。这样，一关就是四十多天”。而“因炼功，被进关隔壁小号的同修刘洪友，半夜被拉出去电刑，15万伏高压电棍将他摧残了一个晚上，嘴被电出水泡，肿得不能说话，出去后不久就离世了。”
出狱后仍受到中共监控迫害
2002年5月，被非法关押2年多的王志勇获释回到家中，修养一段时间后他就到商场上班了。但中共仍对他实行严密监控，“在那几年中，家里电话，手机都是被定位监听，无论人走到哪里，都被国安特务跟踪，连跟人讲话，便衣都会来到我跟前亮出警证说，‘不许胡说八道，再胡说就不用在这里做买卖了’。”
“我还几次搬家，他们照样找到。最后一次我搬回自己的家（五楼），他们居然在对面的六楼租了套房子，24小时对我进行监控，我想把房子卖掉，他们居然出面，把来看房子的人撵走，说‘这个房子不卖’。我真搞不明白，我一个草民，为什么中共要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我进行监控迫害，这是为了什么？”
逃离中国加拿大送报继续讲真相
为了摆脱中共无休止的骚扰与迫害，2013年2月，王志勇和妻子成功逃离了中国，2015年11月，辗转来到加拿大。
王志勇说，他到加拿大后参加了分送《大纪元时报》的工作，“这个工作很重要，刚开始送报时，很多报箱被人塞满垃圾或者把报纸偷走，因为大纪元报纸能让人了解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了解香港学生被打压的真相，中共就想方设法进行破坏。”
现在随着真相的传播，看报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出报晚了，民众就在那等着，有的人拿不到报纸就打电话要；有的坐几站车来拿一份大纪元报纸；有的人拿几份报纸分给单位的同事看。”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大纪元订户增加了很多，一些读者都在门口等着，看见我们就说非常感谢，还说，大纪元报的内容很好，别家都看不到这么好的内容。”王志勇说。
王志勇表示，“现在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的环境中，感到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