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20年06月18日】
近日，自由之家高级中国研究分析师、中国传媒研究总监Sarah Cook，在加拿大知名智库、蒙特利尔种族灭绝和人权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ion for Genocide and Human Rights Studies – MIGS）举办的题为“十字路口的中国：疫情下站起来捍卫人权”的视频研讨会上，揭示了疫情期间，中共加大力度控制媒体和网络的三大趋势。
中共连续第四年成为最严重的互联网自由侵害者
Cook在发言中揭示的第一个趋势是，中国互联网审查力度扩大，而且互联网审查更加自动化。“自由之家”每年在全球65个国家对互联网自由进行年度评估，去年中国连续第四年成为互联网自由最严重的侵害者。
“中（共）国今天的得分与10年前我们启动该项目时相比，显着下降，因此，世界上互联网限制最严的地方不是北朝鲜，而是中国。如今的中国人甚至不如10年前中国人能够拥有的自由、通信和匿名程度，互联网自由空间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大大缩小了。”
据自由之家的调查，2018年和2019年侵害互联网自由方式之一就是内容删除、网站关闭和社交媒体账户删除，其规模正在扩大。
“过去的情况是，如果你写了一些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东西，或者社交媒体公司害怕自己陷入困境，评论就会被删除，而这种评论仍然在大规模出现，但我们看到人们真实的完整账户正在被删除，特别是在微信上。”
Cook表示，微信，在今天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整个账户被关闭，我们也看到在娱乐、约会、名人八卦等网站更多的非政治话题被删除和限制，越来越多中国的应用程序中能够自动化审查更多信息，而且（中共）利用人工智能扩大了审查的复杂性和广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囚禁记者的监狱
Cook女士揭示的第二个趋势是，中共越来越多地诉诸法律报复，“不只是你的评论将被审查，人们基本上被拘留、监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囚禁记者的监狱，我们确实看到案件，甚至最近有一个专业记者因揭露腐败，被判处15年监禁。”
自由之家发现，实际上专业记者仍然占中国公民中相当小的比例。他们因分享信息而被拘留或监禁，这主要是因为媒体的审查制度化，不允许他们报导，甚至出版。当你看到囚禁的记者名单时，会看到很多公民记者、博客作者和活动家、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但就网上发表言论而被拘留的普通中国公民的人数而言，这仍然算不上沧海一粟。
Cook女士在研究中发现，几年前被认为是安全的网络行为，如今遭到打压。她说：“从基层网站和人权团体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法庭的判决，因此，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是，在中国，各类中国公民都在冒着被拘留或抓捕的风险。网上访问或共享信息的法律报复活动也有所扩大——因此我们看到更多使用twitter的人被警方传唤，我们看到那些被拘留甚至被判刑的人，他们要么经常使用各种工具，让人们跳过防火墙，用五花八门的方式经营公民社会或人权的相关网站，都被判长期监禁，所有这些活动在几年前，还被认为是在红线的安全一面。”
她解释说，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的，疫情期间，像李文亮和一些其他医生在相对私人的聊天小组，与同事分享说新病毒出现了，提醒人们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没想到他们将面临某种法律报复，但后来他们遭到报复了。他受到责备，被迫收回自己的言论，并签署非常有“共产党特色的”悔过书。
“很多普通微信用户被判入狱，面临起诉。”她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并没有在微信上写东西，只是主持了一个受欢迎的微信账户，这个账户从中国境外为防火墙内的人提供新闻分享，他就被判处两年监禁。
她举例说，广东省一名教授因张贴有关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图片而被判入狱三年半；一位22岁的藏族僧侣因表达对北京有关藏语的政策担忧而被捕，而新疆的维吾尔人则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拘留和判刑，有一个案例是，一个24岁的前足球运动员，他被送到再教育营，因为他使用微信联系已经逃离中国的家庭成员，Cook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发生在中国，普通用户，特别是微信面临法律的影响。”
中国调查记者减半 团队被解散
Cook谈到的第三种趋势是中国记者长期在一个极其严格的媒体环境中，自2013年以来, 调查性新闻的空间缩小了。
事实上，调查记者的实际数量已经下降, 因此一些中国学者的一项研究发现，2011年至2017年间，中国调查记者的数量减少了近一半，甚至自那以后，中国一些真正领先的调查记者团队被解散，很多调查团队都出现在面向商业的新闻媒体上，不是《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国有媒体，而是规模较小的，但能够更自主的部分国有的商业导向的媒体。但这些媒体也有很多被关闭，他们的调查新闻团队已被消灭，甚至记者们写的每篇文章，都将面临各种新的控制。特别是2019年，这个趋势自出现后，在不断演变。
疫情期间中共迫害加剧
自由之家分析了很多中共的审查指令发现，疫情期间，中共审查和被认为是敏感信息的主题也扩大了，从以往的暴露侵犯人权的关键信息如天安门广场、西藏、法轮功、维吾尔人、民主运动等发展到关于公共卫生和安全的信息，系统审查和限制，目前甚至围绕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安全的主题。
Cook认为，中国警察不遗余力地压制独立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在武汉疫情的高峰期，能够从内部拍摄城市疫情状况的一些勇敢的公民记者，被拘留，其中一个已经回家，但两个还是杳无音讯。
Cook解释，这些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已经记录了近900个中国互联网用户，4月初，被以所谓“散布谣言”的罪名被拘留。但从案件的细节，很清楚地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报导他们生活或社区里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武汉，或者批评中国政府的反应，而不是所谓“恶意传播某种有关这一流行病的虚假信息”。
Cook从法轮功大法信息中心的报告了解到，中国各地逮捕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包括许多人只是试图分享有关该流行病的未经审查的新闻或跳过防火墙的工具。
另外，Cook说，像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破解了大量个人账户，许多人分享着无害的事实，国家批准的内容，但这些人的账户在疫情中被关闭，人们被封锁，他们无法联系到家人，他们不得不在网上订购所有的食物，并用这些账号才能与外部世界联系，而这些账号一下子就被关闭了，没有上诉过程，只是突然发生，就是这样，我们看到大量此类报告。
突破网络封锁的抗争
即使如此，Cook女士还是乐观地结束了话题，她说：“真正鼓舞人心的是一些商业媒体和调查的记者，看看他们愿意承担多少风险，以报导发生在武汉的事件？以往更频繁的爆料，现在变得更罕见了，所以这些报道真的是脱颖而出。中国的几个商业化和金融新闻媒体真的试图超越审查，甚至直接违抗中共。”
自由之家发现，许多中共早期掩盖疫情的新闻都是由在中国的记者报导出来的，有很多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内部受到审查。但那时，网民们通过更广泛的方式让信息流通，各种创造性的方式绕过审查机构和防火墙，包括各种编码、表情符号、谷歌翻译等，让这些文章在防火墙内分享，然后通过中国之外、港台等一系列渠道和散居在各地的中文网，以及自由亚洲电台，甚至纽约时报中文网站等；拿到这些故事和信息后的人，再将其传回到中国国内。虽然中共对媒体的审查和控制已经收紧，但重要信息仍然能突破封锁。
Cook则提出三个建议，一、追究中共外交官的责任，因为他们越来越咄咄逼人，他们从事各种更糟糕的恐吓，特别是在中国以外的华人社区，但不仅恐吓广告商远离独立中文媒体，恐吓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越来越多的传播虚假信息。
第二涉及到社交媒体平台，因为很多受到审查的案例。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境外的微信用户也会被审查，现在在中国境外使用微信的账户1亿甚至2亿人，包括散居海外的华人和东南亚和南亚的很多移民都在使用它。微信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大门，操纵各种选举等，所以应该保持民主社会的标准，而不是让中国共产党把镇压和审查带到海外来。
第三是找办法支持不与中共为伍的中文媒体，并找方法支持记者、支持媒体，因为他们真的面临一个艰难的战斗，我认为你知道很多现在香港的媒体也将面临一个更为严格的环境，其中很多媒体提供的确实是中国国内人重要的信息来源。
本次论坛围绕三个话题展开中共在疫情期间极力隐瞒真相，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打压不断升级；对政治犯和少数民族长期持续的迫害；追责中共掩盖疫情和侵犯人权的行动。
拉乌尔·沃伦贝格人类中心（RWCHR）执行主任Judith Abitan主持了中共对新闻和言论自由打压不断升级的论坛。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