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20年08月20日】
受中共病毒侵袭，加拿大的疫情十分严重，其中魁北克省成为疫情重灾区，感染和死亡人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今天，我们来分析加拿大与中共的关系，特别是来自魁省的加拿大官员和大财团，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968年，出生于魁省蒙特利尔的皮埃尔·特鲁多当选加拿大总理。两年后，加中建交，成为最早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国家之一。
50年代，特鲁多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是天主教徒，来到莫斯科是为了批评美国、赞扬苏联。
1949年和1960年，特鲁多两次前往中国。1960年的中国，正值中共所谓“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数千万人饿死。特鲁多却在与埃贝尔合着的《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中说：“我们相信正在见证工业革命的开始。”
1973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七年，特鲁多做为加拿大总理访华。他称赞中共“正在努力为中国人提供尊严和平等的机会。”事实上，“文革”使数百万到2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经济瘫痪，五千年传统文化荡然无存。
1976年，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特鲁多按中共指示，要求中华民国代表团改称台湾代表团。遭到拒绝后，特鲁多竟然取消了中华民国代表队的参赛资格。
1978年，加中理事会成立，作为创始成员的八家加拿大公司中，有四家在蒙特利尔，分别是鲍尔集团，蒙特利尔银行，庞巴迪和兰万灵。
鲍尔集团是一家国际性投资控股与管理公司，拥有上百亿资产，总部在蒙特利尔，由加拿大富豪戴马雷家族实际控制。
前任鲍尔集团CEO老保罗·戴马雷是加中理事会的创始主席，他儿子安德烈是名誉主席，现任主席是安德烈的儿子奥利维耶。
鲍尔集团与加拿大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联邦总理克里靖的女儿嫁给现任鲍尔集团副主席安德烈·德马雷。克里靖和另两位前联邦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和马罗尼，都曾是鲍尔集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另一位前联邦总理马田曾担任鲍尔下属的加拿大汽船公司主席，并在80年代买下了这家公司。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曾是鲍尔集团总裁，退休后他一直住在北京直至去世。
斯特朗自称是“意识型态上的社会主义者，方法论上的资本主义者。”他2010年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仍和联合国保持一些合作，“特别是在中国”。
鲍尔集团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勒梅声称，鲍尔集团是40多年前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投资者之一，多年来一直与薄熙来家族等许多中共权贵保持关系。
而戴马雷家族和薄家的关系可追溯到70年代，时任中共副总理的薄一波，曾到老保罗在蒙特利尔的家中造访。
2004年，薄熙来升任中共商务部长后，鲍尔集团获得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准，成为第一批有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之一。
2019年，勒梅在一份声明中说，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鲍尔集团总部担任业务分析师已有两年半。
加中理事会创始成员中唯一的中国公司——中信集团，与鲍尔集团也有很深的联系。
安德烈·戴马雷在1997到2014年间，担任中信泰富董事会成员，鲍尔集团在此期间收购了中信泰富的股份。目前，鲍尔集团与该集团非直属子公司麦肯锡投资公司，仍然各拥有中信集团附属公司华夏基金13.9%的股份。
前联邦总理马罗尼曾被鲍尔集团定期聘为劳工会律师，卸任后，他还担任过中信董事会成员。
1986年，马罗尼以总理身份访华。同年，戴马雷家族与中信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并投资卑诗省的一家木材公司。
89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发生后，许多西方国家回避与中共的外交关系，马罗尼却表示：加拿大“将准备在未来几年与中国全面接触”。
1994年，马罗尼卸任后，促成了戴马雷家族与加拿大金矿大亨彼得·蒙克合作投资中国金矿的项目。
1997年，加拿大骑警和加拿大情报安全局针对中共渗透加拿大社会进行调查，但随后却销毁了这份关于“加拿大的中国情报服务和金融团伙关系”的报告。 当时，CSIS的负责人是迈克尔·皮特菲尔德的侄子艾寇克，而皮特菲尔德不仅是前总理老特鲁多的知己，在80年代到2002年期间，他还是鲍尔集团的副主席。
1999年，加拿大骑警和加拿大情报安全局的报告部分内容曝光，包括中共设法在加拿大政坛和经济领域培植影响力，收集大量有关工业和军方情报，以及中信在加拿大的地产和资源领域投入几十亿资金等。
(新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