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2年03月17日】
我是一名八十岁的女大法弟子，一名退休医生，退休前是副主任医师。从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二日得法到现在，一直沐浴在师尊的佛光浩荡下。在大法的修炼过程中有成功、有坎坷、有沉浮、有泪水、有喜悦……
正当我沉浸在得法的幸福和精進修炼中的时候，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和中共邪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开始了。用一个国家的全部机器开足马力迫害着善良的大法弟子。谎言、诽谤、破坏、攻击着大法。我们去市政府讲真相，没人听。我们决定去北京证实法。在当时邪党对大法弟子疯狂的迫害、镇压的形势下，不考虑后果、没有想到会回来。我给两个女儿写了一个字条：“我去北京证实法，不用找我。”
我想，走出去，每天不学法也不行啊。于是我想了个办法，赶快背《转法轮》的目录，然后回想法中的内容。我发现内容太多，想不准确，不行。最后我决定带一本小本的《转法轮》，能保证学法。我在内裤上缝了一个兜，把小本《转法轮》装在里面。
我和另一个同修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遍布军警、便衣，警车不停的巡逻，还有很多的大法弟子。我准备找几个同修一起喊：“法轮大法好”，那样力量大。突然一个便衣抓住了我的右肩：“你是法轮功！”我挣脱着，随即高举右手高喊着：“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我不停的喊着，拼命的喊着，那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我恨我自己只有一个嗓子，我恨我自己喊的声音太小，我想让全世界都听到“法轮大法好！”。直到被警察拖入警车，我已筋疲力尽。这时听到一个警察在警车门口对我喊：“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刘胡兰啊？”我回答：“我不是刘胡兰，我是大法弟子。”
警车将我们送到广场派出所，那里关押着全国各地到北京证实法的大法弟子，屋子里、院子里都满着。我看到一个东北女同修，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人太多，他们又将我们转送另一个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又将我俩送往我市住北京办事处。到了驻京办，他们搜身，将我带的十几元钱连硬币都搜走了。然后给我们带上了手铐。他们没有搜到我的大法书。
之后我单位老干部处副处长从驻京办将我们接回了单位，送我到院公安处关押。在回当地的路上，这位领导很少说话。但副处长看到我一个近六十岁的老太太在红色恐怖下敢走上天安门广场去证实法，很是佩服。司机也连连点头。他认识我的大姑爷，把我接回单位后，他对我大姑爷说：“你老丈母娘遇到什么麻烦时找我，不要让派出所弄走，他们太邪恶。”他发自内心的要保护大法弟子。善有善报，后来时间不长他就被提拔当了正处长。
从北京回来后，我所在单位先是将我送到当地洗脑班，到那也是先搜身，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发现我身上带的大法书。在这儿我们四个大法弟子一个屋，在中午清静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就用我带的这本《转法轮》集体学法。由年轻的弟子在厨子后面小声的念，我们听。有时候也切磋。在这天塌下来的红色恐怖下，有大法每天指导着我们前行。感到无比的幸福。有一天，一同修说：现在邪党对咱们的政策是你表态“不修了”，就放你回家，否则就判刑、坐牢。我坚定地回答：“我宁愿将牢底坐穿！”
一周后，我们系统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全部送到本市行政拘留所進行了行政拘留。我也被送到了那个拘留所。在这，我们九个女的一个屋子。同室一同修的家人在我们屋子的北面的一排房子里关押，那里有十几个男大法弟子。我带的这本书可派上了用场。我们每天都用这本《转法轮》系统学法。我们女的上午学，下午将书由窗户送往男同修那里。在这里关押的十五天中，我带的这本《转法轮》指导我们在危难中正念正行。我们有时候还帮着老厨师做饭，帮着打扫厕所。因为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我们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
在拘留所关押的最后一天，公司老干部处处长来了，问我：“回去后还炼法轮功吗？你说不炼了就回家。”我不说。这样我就被他们又关到单位公安处。几天后，老干部处处长又来了，还有公安处的人、还有我们单位的领导、还有我的家人和亲戚，将屋子都装的满满当当。处长坐在桌子正面，我站在桌子对面，他给我一张表让我签字，我一看，是公司逼迫我女儿为我交了三千元押金，并说我再到北京去这就是罚款了。处长严厉的对我说：“你保证今后与法轮功决裂！”我当时就把笔和那张纸摔在桌子上，推过去坚定地说：“我做不到！”我的正念把在场的人都震惊了，这个处长直接跑了。随后其他人也散去了。亲人们都为我捏一把汗。可是过了几天，公司的那位处长给我们单位的公安处打来了电话，让我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