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12月04日】
《九评共产党》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一文，揭露了共产党超越了一切底线的邪恶，其一切都是反宇宙理的：逆天叛道，善恶颠倒，几代中国人在其歪理邪说的熏染下，扭曲了天性，背离了天理，在无知中助纣为虐，同时在无尽的苦难中偿还其造下的罪业。
宇宙之理即天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无处不在，季节更替，春播秋收是大自然表现的理，而天理在人中则表现得更复杂，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冥冥之中一切皆有定数”,等等。上个世纪的苏联及东欧的共产党一夜之间解体，并没有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或政权被颠覆，何故？就是因为万事万物皆有定数，而天理却是永远不可违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管历史被颠覆时暂时出现什么怪象或异象，最终一切是受天理的制约，违者最终遭到天遣。
中共当初发动暴力革命时，主要是利用了一些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并用消灭有产阶级、瓜分他人财产等伎俩，煽动人性中恶的一面：好逸恶劳、贪欲、嫉妒等在暴力运动中发酵，用暴力与洗脑灌输摧毁古老的传统价值观，但是这种明目张胆的违背天理的行为是否最终达到了目地呢？让我从一个家庭的历史说起。
我小学毕业那一年，即70年代的初期，有一天父母极郑重的对我说有事要相告，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父母以如此“平等”的身份说话，晚饭后门窗紧闭，确保四周无人偷听后，他们开始用压低了嗓门的声音说：你爷爷是“恶霸地主”，是被共产党枪毙了的，你外公是“反动的资本家”，“三反五反”时畏罪自杀，你的爸爸、妈妈叫“血仇子弟”，但你千万别背包袱，要听党的话，小心做人，你的前途靠自己了，最好有点真本事为人民服务……其余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觉得头晕目眩，在家庭出身决定一个人的一切的时代，这些太可怕了，我家竟然还有“黄世仁”，怪不得家里从来不准出现“爷爷”、“外公”这样的词，我的“前途”完了，那年我刚好１０岁！
过了几年，已是“文革”后期，我的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些亲戚，他们是父亲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我更困惑了，天哪，那个“恶霸地主”还有两个老婆？我自己一天比一天惶恐，担心自己的前途，小小年纪竟然常常夜不能寐。然而峰?路转，我高中还未毕业时，中国即恢复了高考，我很幸运的考上了大学，那是1979年，9月里艳阳高照，去上大学报到的同一天，刚好我的祖母从农村迁到了城里来和我们住一起。以后父亲的那些弟妹们来我家更勤了，多半是来探望我的祖母，对她很敬重，这有点令我吃惊了，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后来知道在过去我的祖母对他们都很照顾，疼爱关怀备至，渐渐我知道了“恶霸地主”爷爷的故事：
他是一名旧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毕业后便回到家乡重庆，继承了祖辈的田产，尔后娶了第一个妻子。这位妻子出嫁时带来了更多的良田与果园，使爷爷家更加殷实，但第一个妻子过了很久都没有孩子，于是爷爷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即我的祖母。不久我的祖母生下了我的父亲和一个小弟弟，接着第一个妻子也连续生下了五个孩子，这一家变得人丁兴旺，共有七个孩子。
我爷爷为人慷慨，乐善好施，曾为乡里出钱修路，建小学，加之有文化，成为远近受人尊敬的绅士。有一点令我跌破眼镜的是地主并不意味着是恶霸，不存在中共宣传的那种“黄世仁”式的雇佣关系。
爷爷有许多果林、良田，家里自然会请一些雇工，所以家里每天吃饭时至少有两桌以上的人吃饭，其规矩是雇工、客人一视同仁与爷爷在桌上吃饭，小孩儿绝对不准上桌子。我爷爷为了锻练孩子们，甚至将他们送到孤儿院，并规定不准探视或送东西去，以至于我父亲在那里得了重病，还是家里工人偷偷把他弄回家才免于一死的。
有一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租赁爷爷家田地的佃农找到我祖母，希望照顾一下他们，我爷爷知道后，二话没说，一把就把租约扔进灶里烧了，不仅如此，还奉送一些粮食给他们暂度难关。４９年初有两个“地下党”被国军追杀，躲进了爷爷的深宅大院，我爷爷不仅保护了他们，还外出打听风声，直到安全后才让他们离开，并且提供了一笔盘棵。尽管我爷爷是国民党员，但救人于难从未含糊，那两个 “地下党”离开时千恩万谢。４９年下半年，眼见国军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人劝其远走台湾，我爷爷没有听，一是故土难离，再则对共产党报有幻想，因为之前已有“地下党”与他接触，实施统战，宣扬挂羊头卖狗肉的“三民主义”什么的。
果然共产党的军队很快开来了，我爷爷作为有名望的乡绅这时仍是共产党的“座上宾”，大批的部队人马来到地方得有人提供衣食住行等，方可安营扎寨。如何得到这些必须的生活品得靠有实力、有声望的爷爷这样的人去筹集，我爷爷果然一马当先，因为他心存幻想，同时被统战时没有少听共产党的“民主专政”等甜言蜜语。
渐渐军队取得了所需的一切，“土改”开始了，农会主席是乡里的一个出了名的懒汉，一个一无所有为人不耻的流氓，军代表是一个长年光着身子只披一件浑身油污军棉袄以证明自己革命资格的毫无人性的冷血。过去有求于我爷爷，现在一切到手后已是今非昔比。我爷爷听到风声，没有逃，而是堂堂正正踏进农会找他们评理，据说当面拍桌子骂了他们，当然结果是枪决。
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为激动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尽管我的“臭老九”父亲对此从来未置一词，可是我的叔叔、姑姑们为之终身自豪。也就从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爷爷的名字：王开育。
“土改”斗争大会结束了，接着就是执行枪决，我爷爷毫无惧色，仍是那样威风，以至农会主席等倒是做贼心虚，微微发抖，我爷爷仍以老爷般的气势告诉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们：“给老子搬把椅子过来，老子要坐着”，“共产党你这狗X的，过河拆桥，我王开育四十年后仍是一条好汉。”枪声响起，年仅四十出头，当晚“贫下中农”便占领了他的深宅大院，两个大字不识的妇女与七个孩子当晚便一无所有了。我父亲是最大的孩子年仅13岁，最小的不到1岁。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否则天理就不是天理了。
爷爷被枪决后，家便解体了，我的祖母那年三十岁不到，爷爷生前乐于助人，有不少朋友在城里，这时一位市立医院的院长的妻子生孩子需要请人帮助，我祖母便离开了已一无所有的乡下，进了城。值得一提的是当祖母要进城时，农会主席不允，这时受过我祖母帮助的人们都站出来为她说话，我祖母虽然大字不识，但一生为人善良，克已奉献，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体现其一生。我从没有听见她骂过一次人，也因为此，在最残酷的年代，她没有被挂牌子，被揪斗，被游街等。
祖母进城后，含辛茹苦，靠给别人做家务养活了我父亲两兄弟，爷爷的另一位妻子带着五个孩子不久也去了城里，但那些分了宅院与田地的“贫下中农”们，被共产党的政策折腾得死去活来，几年以后，“大饥荒”开始，村子里的人有一半以上饿死，而我爷爷的后人们虽然过着悲惨的生活，但至少在城里侥幸保留下了性命。
以后我父亲还读了大学，虽然生活坎坷，背负沉重的地主出身，但亦是“吃皇粮”领工资的工薪阶层，我的祖母最终被从城市赶到乡下，但是她没有回到爷爷生前的那个乡里，而是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成都郊区的乡下。在那个年头，那片土地是当时蜀中最富饶肥沃的土地，在大部分四川农村农民难以果腹时，我祖母每年能有上千斤的粮食节余下来，甚至喂猪养鸡支援城里的我们。
我父亲因为是“臭老九”未敢再踏上爷爷的土地一次，而他的几个弟妹们因为在城里成了“工人阶级”，大大方方地回去，那时能戴得起手表的都是属于农民们羡慕的阶层了。1974年，爷爷的第一个妻子去世了，要在乡里安葬，贫下中农们争先恐后来抬这个“地主婆”的棺材，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混上一顿饱饭，得到一点报酬。
在共产党这个流氓关照下，贫下中农成了名副其实的贫下中农，一无所有，土地贫瘠，被层层党的专政机构压榨，哪儿还有往日与地主老爷同席吃肉的好日子呢？又有谁当了家作了主？但见他们一年四季辛苦劳作，到秋收时把所有的粮食交到了公社，反而还倒欠国家多少多少，吃的粮食称为国家恩赐的“救济粮”。他们见王老爷的孩子们回乡，个个衣裳鲜亮，气宇轩昂，不禁窃窃私语：“啥子新社会？妈的越共越惨，远不如王开育在的时候呢？”“还真龙生龙，凤生凤”。
以后就更不能对比了，我的祖母但见儿孙成才，颐养天年70多岁以后才去世，生前台湾的弟弟、美国的妹妹都曾多次探望。这仅仅是中国人中最平凡的一个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多了，也许不妨把自己身边的发生的历史解读一下，就会发现，没有一样能逃得过“善恶有报”的天理，宇宙的理在均衡着人世间的一切，一个人的荣辱贵贱由其德来定的，强制的“平均”或不择手段的攫取可以暂时得逞，不会长久，而后患却是绵绵无尽。
共产党中的始作俑者陶铸在土改时叫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不知坑害了多少家庭，但结果怎样呢？他女儿的《一封未发出的信》风靡了70年代末期的中国，我们看到了他在文革时的惨死遭遇，能说这其中没有因果关系？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每晚端一杯清茶悠闲地听着汇报逼死多少资本家时，他没有预料到“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同样是生不如死，熬到了即将出头的时候却又因兴奋过度而毙命。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自己内部的无数次清洗，能说那不是天理下体现出的业力的轮报？所谓共产党的目标从来都未真正实现过，其自己也明白这只是为了蒙骗，但在那些伤天害理的过程中却让几代中国人成为了牺牲品，而它也从来没有真正逾越过天理，相反，它作为一股宇宙中的最邪恶势力不断被天理惩罚，被天理清算，不断偿还其欠下的一切，中共的灭亡天定了，指日可待，愿被卷进的世人赶快清醒，揭露其罪恶，脱其苦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