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一)

沉静


【正见网2005年10月31日】

冥冥中缘份的牵引,让我们相遇、分离,又殊途同归。

(一)

程老师是我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她三十岁左右,一米五八,朴素的短发,红润略带雀斑的脸,褐色的瞳仁闪亮,亲切又热情,唇线刚直利落,是人称能言善道的“铁嘴”。她特别高兴时,笑着微垂眼皮,脸更红了,晕染出温厚的羞涩。

她极其认真。上课时总是尽全力讲解。我至今还记得她讲李白的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情景,真动人。为了让我们理解算术应用题,常拿吃的打比方。为了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她让我们天天写日记,她也天天批改。她很会表扬和委婉地批评人,而且很及时。清扫、军训、跑步,排练节目,她和我们在一起。

班主任的活儿很庞杂,很负责的话,就没完没了。有人偷东西、打架、骂脏话……不断出现的琐碎事,做思想工作,她诲人不倦,不厌其烦。谈心啦,家访啦,我想她那张嘴若是铁做的,也早就磨透了。

她早晨六半钟到校,晚上七点多还没下班。我常到学校楼上托儿所去接她的儿子,那孩子又黄又瘦,饿得吃传达室老大爷的饭。在那没有任何奖金利益的年代,工资只有三十多元,一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一个女人,多么辛苦不易啊!然而她毫无怨言,积极乐观,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们班学习、纪律、风气都是全年级最好的。

那时还常有紧跟形势、兴师动众的大批判会,“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啦”等等,小学生也要写批判稿、讲用稿。虽然是照报纸抄的或是写些老掉牙的决心口号,老师每次都给我们批改,我代表班级上台发言的稿件都是她帮我改的。

有一次,她对全班同学说:“好几个同学把毛主席画像写成毛主席花像了。注意不是花朵的花,是画画的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有人因为写错了这个字,被打成反革命。我们班没有坏人,我都了解。也不要问是谁写错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大家一定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旗帜鲜明地跟党走,要跟上形势,不留污点。”

她是党员,而父母都不是,当时叫我很崇拜。家访时,我爸妈笑着对她说:“现在我们说话都不大听,什么都是听俺老师的。老师在她心目中是第一位的。”

我是老师的好帮手,老师布置什么任务,我总是积极认真地完成。

一次办壁报,天黑了,我还在用粉笔认真抄写辽师大批判组的文章,在四边画装饰图案。爸爸在教室找到孤零零的我,摇头叹气:“怎么这么认真,回家吧!”我是宣传委员啊,老师同学信任我,我怎能不把它做好?

我们小组同学都是住在一个楼的,六、七个,轮流到各家学习,写完简单的作业,就学会儿毛主席语录,然后一起参加活动。

学雷锋,做好事,为人民服务。积粪,支援农业学大寨。爱国卫生运动,灭蝇挖蛹。凡是学校老师要求的,我们都会尽力去做,不怕脏,不怕累。

我们是一群鹦鹉学舌,懵懂无知的孩子。那些来自外界的灌输啊,我们是全然相信,无条件接受。标语口号对我们影响很大,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到底!”“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

还有那些斗架式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共产党号召闹革命,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强化脑际,回响耳畔,渗透肌肤。

放学后一进家门,大军就兴奋地对他妈道:“妈,你懂吗?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

不远废品收购站有个古怪的老头,小脸上疤痕累累,耳朵没了,两眼凶光,整天闷声不响地骑三轮车拉着破烂跑。孤身一人,行踪诡秘。有时半夜还在广场上遛圈子。“象个坏蛋!”“说不定是特务。”小伙伴们议论着。“对,我们就要抓特务。”我们分头行动,跟踪老头,看看他与什么人说话,有没有后台,干没干坏事。我们捕风捉影,绞尽脑汁。一个星期过去了,郭永辉大叫:“哎,弄错了!那老头的脸是在救火中烧伤的,他光棍儿一个,脾气不好,可人好。”“谁说的?”“老黄大妈,她在这儿住二十多年了。”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放大炮。”除此以外,有时能看到阿尔巴尼亚影片。

亚非拉朋友手挽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大幅宣传画上的各种肤色的人挽手并肩,笑逐颜开。

面对世界地图,我真的感到迷惑。除了跟朝鲜、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还有非洲几个小国友好外,那么些别的国家呢?怎么能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呢?那么些别的国家的人是什么样呢?

假期和几个同学到程老师家玩。她正在走廊边的锅台上做饭,丈夫是工人。她家的房子只有一间,九平方米,又暗又小,窗口向内走廊开着。门框上挂着个圆塑料的毛主席像。我看到她当红卫兵时的照片:身着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臂裹红袖章,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两根搭肩辫子,腰束皮带,英姿飒爽。手举红语录,双目熠熠生辉。“那时串联,可苦啦!”她笑着告诉我,“举着红旗,背着包,步行走到北京,脚起血泡,拿针、拿头发丝扎、挑……见到毛主席,真是激动人心,我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嗓子都喊哑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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