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和平上访的现实意义

朱硕


【正见网2009年04月24日】

几天前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说是全家来美国了,我不由得脱口而出“是潜逃还是移民?”话太硬,又忙不迭地道歉。记得不久前国内还有报导他出席什么经济活动,老友二十年前用自己的发明,与人合作创立公司,在国内混得也算是风生水起。当年不屑我在国外作“二等公民”,吊我胃口说:“回来跟我混,赏你口汤、肉的。” 当然第二句我不敢问得太重,殷勤地说:“怎么想的?”老友似乎犹豫了一下说:老总被当年挂靠的单位以"贪污罪"判刑,挂靠单位准备提他当老总,前提是帮助夺回公司的所有权,约几亿人民币的动产和不动产。我知道那位老总对他有知遇之恩,一度还想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但老友仍然和前女友结了婚,不受几千万块嫁妆的诱惑,自此我愈敬重他,那位老总亦是,也就没有妨碍他做到副总裁。我接口道“这缺德事你哪能干。”老友说缺德只是其一,我要干了,那也是“贪污”,那是贪污老总的财产,一旦干成了,最终也会被打成“贪污犯”、“行贿犯”或什么不知道的罪名给收拾掉,最后一句老友恨恨地说。我听了哈哈大笑说:你最后一句可称为现代中国人命运的偈语。

说起“现代中国人命运”,就不得不从中国的农民说起。中国农业的历史大概就是农民的历史。在中国,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在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6500年前古人种植的粟子;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7000年前古人种植的稻谷。如果说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那么农业就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母亲。农业的丰收,促進了生产的分工,然后有了文人学者,贵族官宦,贩夫走卒。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有多么辉煌,中国的农业的文明就有多么灿烂。作为农业基础的土地所有者“地主”,多是杰出的农民,耕作收成好,会经营会管理,发家致富成为农业生产管理者,“地主”自然也是农业文明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居功盛伟。五十年代的中共“土改”运动,杀了地主五百五十万,有罪名有判决书的没几个。杀人的理由不过是笼统地“刘文彩”,“周扒皮”而已;杀地主的实质是夺人土地,占人钱财。到了今天,刘文彩的“地牢”查无实据,周扒皮的“半夜鸡叫”也非源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而“共产者”最后霸占了被枪毙的“地主”的妻女到小老婆、房产到金银财宝倒是有据可查。中共的这一套程序不论如何冠冕堂皇,说白了就是“谋财害命”。什么是罪名?“土地所有者”就是被共产党肆意屠杀的“地主”的罪名。

被剥夺的土地如果真的归属了农民,共产党还可以看成是“糊涂”的“劫富济贫”,可实际上此后的农民也成了中国的二等公民,和农奴无异,不能自主种植作物,不能自由买卖收成,连养个鸡卖个蛋都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所谓的“解放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在“土地改革”后的不到十年里达到顶峰,1959年之后的三年,中共剥夺农民生产的粮食之残酷,直接导致5000万中国人饿死: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仅四川大饥荒“死了1000万人”,河南信阳最终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食人”现象。古书记载的人们“易子相食”在40年前的并无战争的"社会主义"时代重演。如果你是农民的后代或者你来自农村,这一段历史是你不容回避的现实,你有权利而且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追究事实,从而思考未来。而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中共,因此制造了一个罪名给自己的“共产主义”老师苏联―“掐脖子”,一个罪名给无辜的老天爷“三年自然灾害”,企图洗脱责任。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过去四十年了,当时的惨象仍然是中共钢枪守卫下的机密,互联网上封锁的关键词。

中共在给了农民“农奴”的命运之后并没有忘记城市,城市里的资本家,工商业者控制的资产如何不让“中共”眼红?于是开始美其名曰的“公私合营”。什么是“公私合营”?1955年,毛泽东与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时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進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工商业者必须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并鼓励他们把自己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好一个“必须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就是说小到"茶店"“布店”大到纺织厂银行,共产党白手入股是方向,资本家的资产被无辜剥夺是改造。从195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当年将500个私营厂矿转化为公私合营企业,私方股息与红利占25%;自此共产党一文不出占去另外的75%的股份。资本家,也就是今天的公司股东,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别无他法的“股东们”只有“跳楼”。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询“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资本家跳楼死了,那25%的“私方股息与红利”自然也就被共产党的“陈毅”们“共产”了。即使屈从合作公私合营,之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把这些“股东们”屈打成招,来个“贪污公款”的罪名送進监狱,或把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公司里开除。如果有胆敢拒绝“公私合营”,罪名是“反革命”那是死路一条。当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股东们”不是自杀,就是气死,活下来的也没几个拿到那25%的股息,就更别说股本啦。至于“共产党”的所谓基础“工人阶级”,在用完之后,都下了岗。当然也给了一个罪名,社会主义把他们“养懒”咯,丢工作是因为他们“懒惰”。

《清代皇帝秘史》记载,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江苏镇江的金山寺,见山脚下大江东去,百舸争流,随口问一个老和尚:可知道每天来来往往多少条船?老和尚回答说:“我只看到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共产党怎么标榜自己代表谁,其实它只代表它自己的利益。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有归国家或农民,农民因此而被利用;没收资本家的资产進了共产党的腰包,工人因此而被“忽悠”。最近中共政治局的常委纷纷撰文或讲话,中国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民主;说白了就是不与任何国内其他人分享它的利益,而且还要更加野蛮的从普通中国人身上榨取血汗。君不见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处长于兵受贿四千万人民币,就制造冤狱,把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送進监狱。君不见北京市公安局某副局长包庇通缉犯,把港资企业香港中资企业中铁开发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上亿元人民币资产侵占。今天的共产党及其党徒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例子举不胜举。

如果你腰缠万贯,不要庆幸你把财产和妻儿转移到了国外,你的企业犹如一棵盛产的苹果树,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只不过让你的孩子躺在苹果堆上享受而已;如果能让你的孩子和“果树”一起成长,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生存之道、经营之慧,你的企业精神也能代代相传。其中祸福因果,一看即明。然而必要条件是你的资产不会有一天因为别人眼红而被“公私合营”。其实,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生血汗收入十分微薄,即使这样,中国百姓却要供养两个从上到下的政府 --“党中央”和“国务院”,“省委”和“省政府”,“市委”和“市政府”,“县委”和“县政府”,这是世界上任何民主国家都没有的现象。两个“政府”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长达60年,现在是让“中共”这个寄生虫滚开的时候了。

中国人在中国这片自己的土地上的命运,难道只能是“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宿命?中国的老百姓永远只能是共产党刀俎上的鱼肉?如果我们甘于如此被奴役,逃避自由;甘于被驾驭而且乐于被驾驭,甘于自己的劳动成果乃至妻儿财产被人掠夺,甘于为一块剩余的骨头象狗一样撕咬同类;那么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斩木为兵陈胜吴广的英雄基因,就会被无神论和“進化论”彻底淘汰掉了;悲天怜人的孔夫子学说,也就成了“不知为知之”的文明传说;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消亡在即。中共就是这样利用农民镇压了地主,然后把农民变成农奴;利用工人镇压了资本家,然后把工人下了岗;六四利用军人镇压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然后把整个中国推向道德堕落的深渊。上天有好生之德,可我们的社会却被如此的分割。国人的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何方?

当1949年以来被中共屈死的无数冤魂仍飘荡在中华大地,当六四振聋发聩的枪声仍在长安街上回荡,鲜血仍在中南海的红墙上淋漓。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万多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又走向了中南海附近的位于府佑街的国务院信访办,这是怎样的一群英雄?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一点蝇头小利,他们为的是中国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合法地出版书籍,自由的修炼环境。他们又是如此的普通,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官员商人、军人警察,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共“分而治之”的奴役策略自此失效。他们如此的理性,没有冲突,没有口号,甚至没有留下垃圾。他们却又以如此的胆魄去面对嗜血的魔鬼,为了信仰,坚守尊严。而此去的人群也是沉默的,他们似乎也预知了红墙后阴谋的歹毒。此后的十年,一直到今天,法轮功修炼者在面对令人发指的国家机器镇压,印证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承受了信口雌黄的陷害,正视了屈死冤狱的鲜血,直面了活体摘除器官的屠刀,却仍然直往,争取人的尊严,公民权利;十年过去,仍不能磨灭他们坚韧的志向,中国人更因此拉开了和平反迫害、维护公民出版,结社和言论自由权利的维权序幕。此后象瓮安人民反抗司法不公的群体事件风起云涌,被强占地产的市民,失去土地的农民,以生命为代价维护自己的财产,杨佳庭审前“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

四二五,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勇敢的法轮功学员,为坚守信仰,在沉默中撕开了中共奴役的铁幕,让公民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深入人心。2005年,《大纪元时报》发表划时代的《九评共产党》,揭露中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劫难:“这种劫难,不仅仅是使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破碎的代价,付出了我们民族生存所依赖的生态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九评共产党》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共之下,安能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觉醒。觉醒的国人开始从容地选择退出中共,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在今天,这“三退”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同时展开。虽然表面看起来“三退”非常的平和,可勇敢的中国人正在这平和中创造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

四二五因此而成为中国新时代的灯塔,这灯光冲破独裁的阴霾,照亮未来中国新世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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