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9年04月10日】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他写了一篇记叙赵汴的文章，笔者认为很有现实意义，特将全文内容，介绍如下：
宋神宗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夏天，吴越一带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主持越州政事的赵公（即赵汴），在大灾即临、而百姓尚未饿羸之前，就抓紧时机，写书信询问他的下属地方官员：己经遭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能自食的有多少户？应当由官府发给粮食的有多少人？沟渠城防等建筑，可雇佣百姓去治理的有多少处？府库的金钱和仓库的粮食，可以发放的有多少？富人家可募捐出粟的有多少家？和尚、道士吃食后多余的粮食登记在名册中的，其中都还存了多少？命下属各地方官员，用文书回答，赵公据此迅速而又谨慎地作好了救灾的准备。
州县官吏记录老百姓中孤老疾弱不能自食的，有二万一千九百多人上报。按旧例：每年发粮食给穷人，应当给粟三千担就停罢。赵公收集富人输送的粮食，以及和尚、道士吃后多余的粮食，获得粟米四万八千多担，佐助当中的费用，使从十月初一起，灾民每人获得粮食一升，小孩给一半。赵公考虑到灾民众多，可能会造成互相拥挤蹂躏，便下令接受粟米的灾民，男女不同日来领取，并且每人接受两天的口粮；又忧虑灾民将会流亡，就在城市和郊区野外，设立给粟处所，总共五十七个，使各处灾民能够方便的获得救济粮，同时通告已经离开家园的人，不发给粟米。估计官员不够用，就征取吏卒不在职、但住在越州境内的，给他们粮食，任用他们参加救灾工作。因此不能自食的人，就有了这些食物；能够自食的人，为救济事劝告富人，不得关闭出粜米市。
赵公又为了救灾拨出官粮，共得五万二千多担，用平价卖给百姓，开设粜粮处所共十八个，使买口粮的人自己感到方便，好像是领取救济粮食一样。
又雇佣百姓修治城墙四千一百丈，完工三万八千个，计算他们的劳力工钱，又成倍再给与粟米。百姓借取有利息钱的，通告富人尽量给予他们，等待庄稼熟了，官府责成偿还。丢弃的童男幼女，派人收留抚养他们。
第二年春，瘟疫大流行，赵公又及时的开设病坊，使疾病无归的人，能够有居住之所。招募了两个和尚，把巡视医药饮食的事，托付给他们，使病人不流离失所。还规定：凡是死了人，各处都必须随时收敛埋葬。
按法规发粮给穷人，到三月底就应当停止，但这年到五月底才停罢。
事情有不方便行文的，赵公则一切自理，不以此烦累他的下属。有向上请求的，有的适宜，多即施行。赵公在这个时候，起早摸黑，心力疲惫，但从不稍微松懈，事情不论大小，都必定亲自处理。发给病人的药物吃食，多是赵公自己掏腰包，出私钱。
这次，百姓们不幸遭遇上大旱瘟疫，却能够免于流徙死亡。即使死了，也能够立即得到收敛埋葬。
这些都是赵公的力量呀!当时旱灾疾疫，覆盖全吴越，老百姓由于饥饿疾病，死亡的人几乎一半，灾难没有比这次更大的了。
天子对各地官员慰问犒劳，州县官吏尊崇传布圣上恩德，人人尽自己的力量。赵公所抚慰之处，百姓尤其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百姓都愿意来依靠和归附赵公。所以他经营越州绥靖和睦。先后始终之际，底细原委，点滴熟知，没有什么不备办的。他的恩施虽然只在越州，但他的仁义足以昭示天下；他的事迹虽然只实行了一时，但他的方法足以传给后世。
大概灾害的流行，盛治之时，也不能使它不发生，但能够为灾害的发生先作准备。百姓病患后才去图谋，跟事前作出计划，那就有很大区别了。不去熟悉社会，却要有所作为，跟平素就深得民情的，那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之所以来到越州搜集材料，了解赵公所推行的仁政，并乐意为此记写其中的详情，难道只是用以慰藉越州人对赵公的思念?我是想：赵公的行为堪称楷模，他将会使官吏中有志于治理百姓的人，不幸遇上灾难年岁，去学习赵公的品德和处事作风，使某些法令条规在不甚完备、不甚合理、甚至倾斜时而能用官员自身的努力，使之完备而利国惠民；那么赵公的恩泽，就是十分宏伟、十分深远了！
赵公在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退休，家住在衢州城。他刚直端正的道德品行，表现在朝廷，有目共睹。他那平易近人的事实，体现在自身的，我（曾巩）这篇文章都未能去叙述。只写了他在荒年时的政绩，以供后来者去学习。这就是我写《越州赵公救灾记》的用意。
（依据宋・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译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