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1年07月13日】
《贞观政要•择官篇》记载：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唯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材，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
唐太宗对官员的选用，是十分重视的，他强调官员不在多而务贤。为此，房玄龄等将文武官员总数减省为640人。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也曾叫封德彝（人名）举荐人材，但一年过去，仍无音讯。当唐太宗追问此事时，封德彝不以为自己失职，却以没有人才为借口。唐太宗马上反驳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意思是讲：前代君子用人是取其所长，当代亦必有贤才，怕的是自己不识才，怎么能说天下无人才。唐太宗这一席话，说得封德彝面红耳赤，羞愧而退。
唐太宗认为，理想的人才应该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义有闻”、“请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要全面、公正的了解其人。在一次会议之后，他对当时几位重臣，曾评价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机敏果断，但用兵非其所长；高士廉通今博古，雅有节操，但不能直言切谏；刘泊为人坚贞而有信义，但重私情。
另外，唐太宗用人，“不私于党”，不计较出身和资历，而且赏罚有据。他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又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贞观政要•封建篇》)例如，唐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对于位居自己（即李神通）之上的房玄龄、长孙无忌表示不满。唐太宗指出，评定功勋官职应该“计勋行赏”，对皇亲国戚“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然后，他对叔父列举出房、长孙二人的才能和功勋，同时指出叔父带兵无能和临阵脱逃的情况，说得淮安王心服口服，情愿当个闲官。
对于高祖时封为郡王的几十个皇亲国戚，除卓有功勋者仍封为王以外，其他一律降为县公。又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了死罪，他知道以后，下诏将赵节处以死刑，并将曾为赵节开脱的宰相杨师道(唐太宗的姐夫)降为吏部尚书。他认为：只有“赏赐不避仇敌，刑罚不庇亲戚”(《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才能把国家的大事办好。再如在一次上书切谏会议上，他发现中郎将常何所提的20多条意见，言皆中肯，文有条理。询问之下，原来是常何的一位孤贫落拓的门客马周代笔。于是，他马上召见这位出身寒素的人，授他官职。常何也因发现人才有功，赐帛三百匹。后来，马周果然机敏正直，敢于谏诤，而位至宰相。
另外，唐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吏的选用，认为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篇》)。为了做到“赏当其劳”、“罚当其罪”，他一方面把各地的都督和州官的姓名，吩咐随从书写于寝宫的屏风上面，将了解到的政绩善恶表现，随时记入名下，以便量才升迁，论功行赏；另一方面，他多次派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地方吏治的政绩，“由是官吏多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猬之伍，皆畏威屏迹”。
（事据《旧唐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