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零后年轻人的风雨人生

李正昊

【正见网2011年08月12日】

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架银色的飞机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四个多小时后，伴随着轰隆隆的机鸣声，飞机徐徐降落在位于太平洋和菲律宾海之间，隶属美国的塞班岛。一个高个俊朗的年轻人走出舱外，他叫张廉鹏，一个简单的旅行包就是他在这里生活的全部。

塞班岛玻璃般的海水晶莹剔透，银白色的沙滩洁净而温暖，还有五彩缤纷的珊瑚礁，另外这里还有其它海岛所没有的宁静，偶尔海鸥的一声鸣叫或者汽笛声，才能发觉这里是人间。

张廉鹏八十年代初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渤海湾也有美丽的大海和沙滩，少年时他虽然也时有欢笑，但在一段时间内，他却尝尽了大海般的苦涩。如果你了解他的故事，就会觉得，那也许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都不曾经历过的人生变故，更别说那些八零后的年轻人了。

时间就是一根线，事件就是一颗颗的珠子，用线把珠子串起来，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明鉴善与恶，苦海登渡船

在张廉鹏旅行包中，有一张他珍藏已久的照片，让我们就从这里说起吧。

张廉鹏和妈妈王秋霞在大连市金州县唐王殿的合影

这是张廉鹏十四年前和妈妈的一张照片，是在辽东半岛南部的最高峰，金州城大黑山唐王殿照的。照片中的妈妈面带微笑，那是她和儿子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就在一年多前母子二人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当时不止是风靡大连，而且洪传全中国的秉承真、善、忍的气功。上面提到的唐王殿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大连办班期间去过的有名景点之一。

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曾在中国办了五十六期学习班，三次到海滨城市大连，一次是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一次是在大连机车厂体育馆，当时学员约有一千五百人。当五个月后李老师再去大连的时候，就有六千多人在大连体育馆听了报告。那是李洪志老师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次公开大范围的和法轮功学员见面。从那以后，法轮功也在渤海湾迅速口耳相传。

廉鹏小时候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在他五岁的时候，爸爸突然因故被抓起来，被判了六年徒刑。这场变故给妈妈王秋霞带来的冲击最大，她一方面要去探视身在牢中的丈夫，同时要照顾好年幼的小廉鹏，娘俩相依为命，其中所经历的辛酸可想而知。廉鹏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刑满释放，家里又开始恢复了往日的欢笑。

之后，爸爸妈妈开始一起做生意，开过酒店和商场，生意运转的不是很成功。爸爸妈妈由于感情不和后来就分手了，廉鹏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命运的坎坷让妈妈苦思不解，每天闷闷不乐，后来还患了风湿病，每逢阴天下雨身体就开始疼。

一天，商场的一个业户给王秋霞介绍了瓦房店福州城一个算命先生，算了几次命以后，算命的向王秋霞推荐了法轮功，说这个功法很好，很快母子二人都开始修炼法轮功。看过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之后，王秋霞内心积攒的种种人生不解都找到了答案，性格不像以前那样急躁了，身体的病也好了。以前，王秋霞曾被人骗了二十万元钱，这回也想开了。她一下子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地，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返本归真。

每天早上五点多，母子二人就到大连沙河口区的中山公园炼功点炼功，那是一个上百人的炼功点，和其它气功团体相比，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是最多的。每天晚上，一些法轮功学员就到王秋霞家学习法轮功的书籍。

当时法轮功在大连可谓是家喻户晓，市区至少有234个炼功点。据一名法轮功学员回忆，他们单位从处长到科长，人手一本《转法轮》。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也推动了当时道德的提升，《大连日报》曾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古稀老者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1100多米的事迹。《大连晚报》还报导过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三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的事迹。

一九九八年二月，6478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大连修炼法轮功健康调查报告》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修炼前后身体健康变化的幅度十分显著。疾病症状消失率90.12%，修炼法轮大法人群思想健康、心理稳定。6327人每年节省医疗费用达1524.47万元，医疗费节省数额显著，

两次生死难化险为夷

廉鹏开始学法轮功的时候才十五岁，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他向我们描述了在他身上曾发生了两次很神奇的事情。“那时我刚学法一年左右，一次我骑自行车过马路，我看的是绿灯，可过的时候却变成了红灯。突然一辆面包车开过来把我给撞飞了，撞出十多米远，一下子掉到停在对面的车的前角上。自行车大梁都弯了，撞我的汽车整个挡风玻璃前面都碎了，前面一个大坑進去了。我当时脑子里清清楚楚记得师父说过的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撞的案例，人家也是被撞出十多米远，但是站起来，一点事都没有，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没有事情，结果奇怪的是扑了扑了身上就是没有土，身上一点毛病没有，就头上破了一点皮。司机还大声责备我说，红灯你也闯，你不看着点吗。我直给对方赔礼道歉。”

“还有一次我做啤酒，那个很大的啤酒罐，本来用硫酸刷，那天硫酸用完了，准备用一百度的热水刷。我去开阀，那个阀坏了，在我头顶上，一罐子热水喷出来，从我的头顶上浇到脚底下。当时旁边的人都吓坏了，然后我也是一点事情没有，就耳朵后面皱了点皮。当时我也记起了师父说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

回到家里，廉鹏说给妈妈听，母子二人都坚信在灾难中，一定是法轮功的师父保护了廉鹏，使灾难化险为夷了，从此二人更诚心实意的学习法轮功了。

风云突变上访被抓

法轮功迅速在神州大地传播，也引起了中共高层个别政治投机者的注意。从一九九六年的《光明日报》的舆论攻击开始，就有预谋的系统实施对法轮功的打压了。九九年四月，由于何祚庥在天津杂志《青少年科技博览上》上发表文章诽谤法轮功，四十五名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该事件直接触成了北京“四・二五万人上访”事件。四月二十五日当天，王秋霞得知法轮功学员被抓后，独自一人也去了北京上访，但到北京时问题已得到解决，又回到大连。

接下来在公园炼功时，时而会有警察来“拜访”。七月二十日，在大连，一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全面迫害开始登场了。凌晨大连市警察在610办公室的指挥下，对全大连市的八到九个法轮功义务联系人开始了统一抓捕。当天，大连市的很多学员在得知学员无故被抓后，不约而同的到位于人民广场上的市政府上访、请愿，要求市信访办转达心声，要求放人。王秋霞母子知道消息后也去了，当时信访办前大约有一千名法轮功学员。

下午一点左右，一群准备就绪的警察约二十多人，从市政府东侧开始强行驱散法轮功学员。一男学员手抓栅栏，抗议这种驱散暴行。警察抓住他的衣领，头发，狠命的撕扯，猛砸其抓栅栏的手。更有甚者，对被绑架的学员，有的警察欲掏枪相威胁，被学员制止。第二天还发生了很戏剧性的一幕：警察们正准备毒打学员，突然来了一辆高级轿车。一身穿便服、头目模样的人，厉声喝斥正准备行凶的警察，“干什么！”行恶警察骤然停手。在这位领导的命令下警察、摩托骑警整齐列队，之后电视台录像出场了，警察立即放下凶恶的面容，变得和颜悦色，每两个警察挽扶着学员缓缓的送上准备好的十几辆公共汽车。当录像一停止，警察立即撕下伪善的面具，对学员大打出手。有的学员被打的满脸是血，有的围观市民也被殴打，一个女学员的两只胳膊被打的大面积淤血。

维护信仰身陷牢笼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面开始，全国过报纸、杂志、广播、电台超负荷运转，短短半年之间，对法轮功的诬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超过三十万篇。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左右，王秋霞在家里被警察绑架。廉鹏回忆说：“当时很多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被抓起来，没去的也被警察和街道不断骚扰，通过各种手段强迫放弃修炼法轮功。我和妈妈去沈阳躲了三个月，妈妈先回家了，不久就被绑架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我天天往家打电话也找不到人，非常着急。妈妈被刑事拘留三十多天，刑事拘留比较严重，可能警察认为我家是学法小组或者知道了妈妈四月二十五日的时候去了北京，因为当时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首先被问的就是否参与了四・二五的和平上访和大连本地的上访。”

看到电视和报纸上的对法轮功的负面宣传，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非常希望政府能倾听法轮功学员炼功后的体会，正面认识法轮功。当时大连很多年龄大的法轮功学员很想去北京上访，但是他们很多都没出过远门，更找不到北京的信访办了，很着急。二零零零年九月末，王秋霞知道这个事情后，就租了一辆大客车，准备一起去北京上访。当大家来到客运站上车准备走的时候，突然有警察上车查身份证。当时廉鹏也在车上，他回忆说：“当时车上有二十多人，最大的有六、七十岁的老人，那是一辆卧铺车，我在后面，看到有警察上来，知道不妙，马上打开窗户，和同修A一起跳了出去，逃走了。警察强迫司机把车开到了大连市富丽华大酒店后的停车场，把剩下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非法绑架，妈妈被非法绑架到大连市戒毒所，我大姨是失去一只手的残疾人，被非法绑架到姚家看守所。后来，我和同修A坐火车去了北京，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十月一日左右，我们去了天安门广场，那里的同修太多了，全国各地的都有，一会这边一群人喊“法轮大法好”，一会那边一群人打横幅，此起彼伏的。很多便衣和警察都过来打法轮功学员，把他们一批批的抓到广场旁边停着的六七十辆大客车里面。”

当时法轮功学员去上访的结果就是被抓，到天安门请愿也是一样。看到这种情况，廉鹏和同修A决定不能主动被抓，先留在北京再说。两个人后来联系到了北京当地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他给这些外地的法轮功学员租了一个房子，七八个人住在一起，很多学员是南方来的，这些人白天除了出去发放法轮功真相，还挂横幅，晚上也出去挂横幅。在街上，树上，围栏上，条幅上写的都是“法轮大法好”，当时北京街头很多警车，到处抓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七天后，和廉鹏住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被邻居告密。对于当时的情景廉鹏记忆犹新：“由于邻居到小区居委会告密，我们七个法轮功学员都被抓了起来。我们在派出所呆了一夜，后被送到朝阳区看守所。晚上提审时，我看见屋子里有一个外地女孩，岁数不大，我看了她一眼，点了一下头，被警察发现，过来就打了我六个耳光，打得挺狠的，还弹了我身上一个烟头。第二天我和同修A被大连来的警察抓到一个宾馆里面，陆续的其他大连学员也被抓到那里。当时还有一家三口人，爸爸叫姜云天。之后的一天晚上我们都被戴着手铐，排着队坐火车被押回大连的戒毒所。在那里我看到了妈妈。”

当时王秋霞被关在楼下，廉鹏在楼上关着，每天早上警察强迫法轮功学员集合到一个大厅里面坐着，从早上到晚上九、十点钟，强迫她们听诬蔑丑化法轮功的录音。当时警察还用烟头和打火机烫法轮功学员的脸。王秋霞被警察定成了组织者，准备给她非法劳教，但是警察私下里却和她要钱，说拿三万块钱可以把她和儿子放回家，遭到王秋霞的拒绝，结果被判劳教三年，廉鹏被判了两年。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两人都被送到大连教养院，王秋霞被送到女队，廉鹏被送到男队，他说当妈妈出去洗澡的时候，才能从楼上的窗户上看到妈妈。当时教养院经常会请一些人到教养院的大礼堂做诬蔑法轮功的报告，强迫学员听，这些报告还被整理成录音成天到晚的放给后被抓来的法轮功学员。一次听报告的时候，突然一名法轮功学员站起来大喊“法轮大法好。”这名法轮功学员叫李茂勋，年近古稀，是市检察院处级退休干部，后来不幸去世。当时现场一片混乱，很快警察跑过来把李茂勋摁倒在地，拉到其它的地方暴力迫害。

教养院的条件非常差，廉鹏回忆说：“被非法劳教的时候我才二十岁，是法轮功学员中最小的，刚开始我被分到羁押新犯人的地方呆了一个月，被强迫背监规，背不下来就挨打，一个月不能刷牙，洗澡，上厕所只要半分钟，睡觉很挤，身上还长了很多虱子。由于条件恶劣，教养院的百分之八十的学员都被感染了疥疮，由于疥疮有潜伏期，我回到家里才得，很痛苦，手指头、胳膊、腿、阴部、屁股上都烂了，早上起来身上的脓包奇痒无比，我身边的两个亲人也被传染。”

残酷的“三・一九”群体迫害事件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共制造、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后，大连教养院就开始谋划了一次极其残酷的群体暴力迫害事件，被当地法轮功学员称为 “三・一九事件”。当时大连教养院男性法轮功学员约有一、二百人，女性学员是男学员的一、二倍。男女学员分别被关押在两个楼里。当时女队大厅挂了一个巨幅标语，新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在上面签字，否则便会遭到毒打。每个室内还安上了喇叭，用来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广播。每个室还安上了监视器（包括走廊、厕所、仓储室）。教养院还购买了一批电视，每室一个，用来播放邪悟者（被警察强制洗脑后配合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的报告录像等。即使这样，他们也达不目的，他们的上司便下达了 “不惜一切手段，只要转化率”的命令。于是，三月十九日在大连教养院上演了最为惨烈的一幕。

三月十九日中午，从男队一个房间传出警察的叫嚣声，然后是多人急促的脚步声，后来就是电警棍“叭叭”的放电声音，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一场邪恶的迫害开始了。男法轮功大队大队长乔威以及狱警王军、孙健等人，带领“四防”人员车鑫、于世伟、矫波、梁大海、周文国、孙伟等多人，手持电警棍、胶皮警棍、手铐等刑具逐一闯到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牢房，看谁不顺眼立即架走，然后施以拳脚及各种刑具，拒绝放弃修炼就会遭更加残酷的酷刑。好多学员被拉到办公室，有的腿几乎被打断，只能半躺在地上；有的衣服被剥光，全身、脚心以及下身被电击很长时间，而且警察和打手在学员身上还写了许多谩骂法轮功和师父的话，从中午直至第二天凌晨，狱警的叫骂声、电棍的放电声、惨叫声充斥着整个大楼，从周围的房间传出的各种骇人的声音不绝于耳。大队长乔威开会就大喊：“你们赶快转化，不转化，向前一步就是电棍。”一名警察在用电棍中长时间按动按钮的手指都出了水泡，可想而知迫害的有多竭思底里。暴力下，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违心的写了放弃信仰的文字，廉鹏就是其中一个，他说那种感觉完全是一种精神折磨。

而女队这边也同样发生了残酷的迫害，三月十九日，司法局副局长郝宝昆带领一帮打手对女学员進行强制“转化”。晚上所有大法弟子被强迫弯腰九十度、两手后伸站着，叫“开飞机”，强迫踩写在纸上的师父的名字。轮番被带到走廊里，签“转化书”。走廊里皮鞭声、刺耳的电棍声、法轮功学员的尖叫声及辱骂师父和法轮功的广播声混在一起，一片恐怖，迫害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当时每个学员头发都掉一堆、汗流浃背，脸都是肿的。

妈妈被二十多人活活打死

六月十日晚上，警察把廉鹏带到女队的办公楼，当时廉鹏看到大姨在哭泣，大姨告诉他，妈妈在迫害中被很多人给打死了。第二天廉鹏在中心医院看到了妈妈，尸体上没有衣服，腿上，胳膊上，脸上，都是紫的。看到这一切，廉鹏内心刀割一般，妈妈一直是廉鹏的依靠，廉鹏痛哭不止，大声质问警察，是谁害死了妈妈？而教养院只是应付说帮着找凶手并赔偿了七万元人民币，剩下的就是催促赶快火化。廉鹏和爸爸要了一年半的验尸报告也没要到。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教养院从马三家、抚顺等地找来了几十个邪悟者组成所谓的“帮教队”，对法轮功進行断章取义，向学员進行灌输，干扰学员的正信正念。同时对学员進行体罚殴打。如撅，或双脚并拢整天蹲着，骑在脖子上拳打脚踢、电棍，甚至往鼻孔里塞纸等，一连几天强攻。管教还利用学员之间的情（如谁和谁关系不错）调换牢室，采用车轮战术和体罚并用，对学员進行围攻，几天下来如果还不妥协，就说她有“附体”，并开始進行群体性的疯狂殴打。

一位目击者描述了王秋霞被迫害的过程：“那天，我听到走廊里有人喊“队长”，我一看是王秋霞在喊。当时，狱警队长苑龄月就站在大铁栅门的外边，根本不理。这时，七、八个人跑过来拖打王秋霞，王秋霞大声喊 “救命”，苑龄月没有制止，看着这七、八个人把王秋霞拖到库房里。因为库房和我所在的监室紧连着，所以我能听到声音。就听库房里传来密集的“啪啪”“咚咚”等声音，显然是多人一起打。我趴在监室门口，看到不时有人满头大汗地从库房里跑出来，到水房用凉水冲汗，然后又跑回去继续打，直到把王秋霞打死了。我所在监室的室长段某回室里说：“王秋霞没气了，她们正在做人工呼吸，有人去报告了。”这时，我看到大队长马某来了，到库房里看了一下，满头大汗地匆忙走了。不一会儿，马某领着狱医（男，40岁左右）、拿着氧气袋一起上库房里，不长时间，就看见好几个人用褥子把王秋霞抬出来了，我看见王秋霞的两条腿都是紫色的。在王秋霞被拖到库房里被打的过程中，我再没有听见王秋霞的声音，这是因为，大连教养院的打手们在毒打法轮功学员时，都要把学员的嘴里塞上抹布，再将学员的上衣往上一掀，蒙住头部。我自己就遭受过这种折磨，陈辉等所有坚定信仰的大法弟子都受过这种毒打。参加打人的有：王启娥、曲环、修月、姚慧、张雪梅、孙谦毅、连旭、段某等二十几个人。她们是用装满水的可口可乐瓶子和鞋打的。”

高挑个儿、短发、白皙的皮肤、丹凤眼儿，说起话来，清脆的嗓音还不时地发出笑声，坦率而又真诚，这是王秋霞留给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形象。她为了维护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致死，终年四十八岁。王秋霞去世的第二天，廉鹏和他的大姨都立即被释放了。截止目前，大连地区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达到九十九人，其中包括一名高度驼背的残疾人郑巍。

孤身一人漂泊在世上

试想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每一个家庭都会非常美满。但是是命运曲折坎坷，还是好人多磨难？年轻的心总是没有任何准备的一次次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廉鹏每年去看妈妈的时候，都会燃起一柱香，因为他相信妈妈做好人遭到迫害，灵魂去的地方一定是非常美好的。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人觉得心痛无比，廉鹏回忆说：“我被释放之后，和爸爸一起住了一年多。二零零二年九月中旬，一天爸爸突然得了心肌梗塞，当时我正在酒店上班。急救车来了后，爸爸不是被抬下来的，是自己走下来的，在救护车和医院开始都没做心电图，医院的值班大夫根本没当回事，当作急性胃肠炎处理了，结果是急性心肌梗塞，我连爸爸的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

用什么样的词语能描绘一个年轻人失去双亲的痛苦呢？世上还有什么样的痛苦能比这更让人觉得悲伤难过呢？又有谁能知道他是怎样走过那每一天痛彻心肺的磨难呢？这样年轻的心该怎样承担这么沉重的苦难？廉鹏十六岁开始工作，干过饭店、桑拿服务员、歌房、酒吧服务员，干得时间最长的是汽车司机。失去双亲后，在中国大陆那种高压下，他没有再修炼法轮功，但是内心还是相信真、善、忍的，他的生活也是飘忽不定，唯一能让他觉得心里安慰的婚姻，也在刚刚开始八个月后走到尽头。

帮助好人再陷磨难

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海外明慧网站报道了辽宁省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高蓉蓉被毁容之后的照片，高蓉蓉被龙山教养院队长姜兆华连续电击七小时，致使其面部严重毁容，满脸水泡。这张照片引来整个国际社会的震惊。这就是中共所谓“春风化雨”般的“转化”，面对高蓉蓉的照片，中共再也找不到掩盖迫害的借口了。更让中共感到惊恐的是，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多名法轮功学员成功地解救出已被严重毁容的高蓉蓉，法轮功学员竟然能在严密监视着的警察的鼻子底下把高蓉蓉解救出去，他们不畏生死和舍生相助的精神令中共惊惶失措。

高蓉蓉遭电击前

高蓉蓉遭电击毁容

中共司法系统内的人泄露：“罗干（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有指示，这事国际影响太大，让我们‘处理好’。” 罗干一插手，案件的级别立马就提上去了。再次绑架高蓉蓉被定为“公安部26号大案”。辽宁省司法厅厅长于凤升受命于罗干，在沈阳张士教养院小白楼洗脑班成立再次绑架高蓉蓉的“专案组”。辽宁省政法委、610、检察院、司法、公安等部门利用一切手段，监听、侦查、跟踪当地法轮功学员。“专案组”在张士劳动教养院洗脑班（对外称“沈阳市法制教育学校”）的“张士小楼”专设办公室、审讯室，把他们怀疑与高蓉蓉有关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这里，非法关押审讯，并把认为有重大嫌疑的人上网通报、跟踪、蹲坑，非法抓捕。多人被绑架到“张士小楼”進行酷刑逼供。

“专案组”在沈阳张士教养院“张士小楼”迫害高蓉蓉案件相关的法轮功学员

高蓉蓉被营救出来后，法轮功学员也在想尽各种办法替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养伤，后来他们联系到了当时是司机的廉鹏。廉鹏回忆说“一天我碰到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名叫张健（该法轮功学员已经去世），他和我讲沈阳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高蓉蓉的被营救出来，问我如果来大连的话，能不能开车帮忙，我毫不犹豫的说怎么帮助都行。一天我早上上班，下车就被沈阳的警察非法绑架了，抓的时候是两个车。他们把我带到家里，抄家，刨根问底的问我。后来我被拉到沈阳铁西区公安局看守所呆了一晚上，审讯的时候四、五个警察。我和张健都被送到沈阳张士教养院的小白楼，这个被称为‘张士小楼’后来迫害了很多大法弟子，当时三个犯人看着我，两个小偷，一个是贩卖毒品的，他们和我住在一起，还强迫我写转化书，沈阳市司法局局长也来了，又找了邪悟的固定的两三个人天天给我洗脑。 ‘专案组’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说是有电话记录，由于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十五天后就把我放了。张健由于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听说教养院也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