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1年11月10日】
《贞观政要•择官篇》载：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唯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材，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
唐太宗对官员的选用，是非常重视的，他强调官员不在多，而务在必贤。为此，房玄龄等，经过研检，将文武官员总数，减省为640人。
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也曾要求封德彝（人名）举荐人材，但一年过去，仍无音讯。当唐太宗追问此事时，封德彝不以为自己失职，却以没有人才为借口。唐太宗马上反驳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意思是讲：前代君主用人是取其所长，当代亦必有贤才。怕的是自己不识才而遗失了贤才，怎么能说天下无人才？唐太宗的这一席话，说得封德彝羞愧而退。
唐太宗认为，理想的人才，应该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要全面的公正的了解人才。
在一次会议之后，他对当时几位重臣，曾评价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机敏果断，但用兵非其所长；高士廉通今博古，雅有节操，但不能直言切谏；刘泊为人坚贞而有信义，但重私情。……”在座的官吏们听后，肃然起敬，皆想：太宗勤理朝政，明敏知人；皆思：自己如何扬长去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以符圣意。
另外，唐太宗用人“不私于党”，不计较出身和资历，而且赏罚有据。唐太宗曾说：“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又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贞观政要•封建篇》)如堂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于位居自己之上的房玄龄、长孙无忌，都表示不满。唐太宗指出，评定功勋官职应该“计勋行赏”，对皇亲国戚“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然后，他对叔父摆出房、长孙二人的才能和功勋，以及指出叔父带兵无能和临阵脱逃的事实，说得淮安王李神通，心服口服，情愿当个闲官，从此不再有怨言。
唐太宗对于高祖时封为郡王的几十个皇亲国戚，除卓有功勋者仍封为王以外，其他一律降为县公。又如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了死罪，他知道以后，下诏将赵节处以死刑，并将曾为赵节开脱的宰相杨师道(唐太宗的姐夫)降为吏部尚书。他认为：只有“赏赐不避仇敌，刑罚不庇亲戚”，才能把国家的大事办好。(《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再如，在一次上书切谏会议上，唐太宗发现中郎将常何，所提的20多条意见，言皆中肯，文有条理。询问之下，原来是常何的一位孤贫落拓的门客马周代笔。于是，唐太宗马上召见这位出身寒素的人，授他官职。常何也因发现人才有功，赐帛三百匹。后来，马周果然机敏正直，敢于谏诤，而位至宰相。
另外，唐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吏的监督和使用，认为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篇》)。为了做到“赏当其劳”、“罚当其罪”，他一方面把各地的都督和州官的姓名，吩咐随从人员，书写于寝宫的屏风上面，将了解到的政绩善恶表现，随时记入其人之名下，以便量才升迁，论功行赏（这个作法，实古今未有之一大发明！）；另一方面，唐太宗还多次派出黜陟大使（管理官吏升降的大人物，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地方吏治的政绩，“由是官吏多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猬之伍，皆畏威屏迹。”官吏们变得清廉谨慎，国戚们得到制约，豪门贵族的家人们，也都不敢胡作非为。于是，国朝鼎盛，蔚为大观；天下大治，咸赞贞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