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困境

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自由主义主张价值多元、尊重人的自由和相互宽容，认为应该设计一套制度对人性恶进行防范。

我认为，自由主义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自由主义认为，只要不妨碍和侵犯别人，任何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事实上，评价人的行为的合理性，不仅仅要看他是否妨碍和侵犯别人，而且要看他是否遵守人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体现在宗教传统、习俗和法律之中，并且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就建立起来了。

第二、自由主义试图在不同的人生价值之间保持“价值中立”，却没有在人的行为标准、人生价值、人格修养、终极关怀等实质问题上给人一个确实的答案。一谈到自由主义，人们往往觉得个人追求理应受到尊重，这本身似乎就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社会习惯和行为标准了，却回避和掩盖了人的行为是否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的问题。这样，空洞的自由主义事实上替代和排斥了实质性的道德标准，自由的字眼迎合了所有的人。自由主义貌似“宽容”，但宽容不意味着没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没有原则的宽容可能意味着好坏不分和对错误、邪恶的姑息和放任。

自由主义主张设计一种对恶的行为进行防范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因为它无法提供一套人们一致接受的关于美好人生的标准。虽然一些宗教或文化传统都对美好人生有自己的理解，但自由主义不相信能够统一人们之间的不同认识，自由主义更相信制度而不是道德。

第三、自由主义主张维持社会的自然发展态势，尊重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这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我认为，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传统实际上是一种与基督教有关的道德老本。自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越来越衰弱，没有人能够扭转这样的趋势。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西方国家如今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吃数世纪以来留下的道德老本而不再有新的注入？这些以往的老本钱在多大程度上已被严重蚀空？

既然自由主义和传统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自由的问题也不是通过单纯的制度建设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实际上，自由主义制度在产生和运作时都依赖于其它道德资源和具有一定道德感的民众。自由主义既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单枪匹马地解决它面对的问题。

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在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之前，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维持着人与人、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衡量和评判着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如果人人讲究道德，就不会出现欺负别人的问题。后来，欲望不断膨胀的人们推翻了古老的道德原则，只能求助于制度上的约束来防止自由的丧失并通过倡导自由主义的理念来减缓人们之间的冲突。

在中国大陆，儒家传统已经不存在了，政治说教既约束不了统治者也打动不了民众。革命、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都解决不了自由的问题，结果是适得其反。在“文革”中，人们可以为了自保出卖别人；在民众的苦难面前，很多人视而不见；在权力滥用和社会不公面前，人们已经麻木不仁。没有正义和道德，哪里会有自由？当然，文明的衰败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发展到今天似乎谁都无力回天。

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人类背离神并走向道德堕落的产物，是一种变异的人类观念。随着法轮大法在人间的流传，人类的道德水准会回归到符合人类本性的状态中去，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美好、和谐的关系，自由主义的理念将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