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2年11月03日】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经过整理的。所谓的现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共文学的改编史。我们从小到大，所接触的就是这些被包装的东西。
大陆史学专家曾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划分了几个阶段。鲁迅、郭沫若、茅盾就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大巨头，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享有崇高的地位。事实上他们三人基本概括了此后大陆文学的三大类型。
鲁迅出世偏早，在中共建立之时就已趋成熟，后来也没有加入中共，给人以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的假象，所以文章才能被更多社会阶层的人接受。他的文学活动以1927年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到1927年离京南下，可算为早期。这一时期是配合新文化运动，与当时的文化精英们，共同诋毁传统文化，动摇古文明的根基。通过激烈愤恨的文字，猛烈抨击传统文化，矛头指向整个民族，将绝望的情绪覆盖了五千年历史，使人在恐惧中，对传统文明彻底丧失信心，使国人在迷茫中陷入极度绝望。为各种混乱思潮的流传创造了条件，更为马列邪恶主义的涌入扫清了障碍。新文化运动是宇宙负生命安排的以毁掉传统文化为目地的大灾难，华夏文明的一次大劫。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攻击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灭汉字、废中医、打倒“孔家店”，激進成度，让人震惊。并恶意歪曲历史，极度丑化儒家和道家创始人，抹黑承传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毁掉了人们对神传文化的敬畏和信仰，摧毁了人的道德，在魔性带动下，滑向罪恶的深渊。鲁迅就是这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也正是旧势力特意选中的人。
为何生在传统文化氛围里，一生接触古文化，还如此激烈呢？其实他们就是来做这件事的。对古文化的掌握，更加迷惑人，带着对传统文化刻骨的仇恨，利用古文化摧毁古文化。为邪党后来的更加系统的破坏打下基础。
这一时期，与文化精英们擂鼓呐喊、舌讨笔伐，鲁迅则更多创作了大量白话小说，先后结成《呐喊》和《旁徨》两部集子。
鲁迅小说有一个特点，描绘的人物大都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要么就是落魄书生、或者麻木不仁的农民和愚昧善良的妇女，形象愚昧、麻木、懦弱，其实这些人物根本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却片面的将其无限放大，作为攻击传统的时代背景，由于形式的新颖而影响巨大，成为反叛传统最大的业绩。
《故事新编》则用了异常荒诞、杂糅的手法，嘲讽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和圣贤。以极不严肃的态度，甚至滑稽的笔墨戏虐女娲、大禹，对老子、孔子、伯夷、叔齐进行恶意丑化。正是今日恶搞文化的滥觞。
1927年鲁迅到从广州到厦门，最后定居上海，称为后期十年。此时以文坛主将的身份，被化妆成進步青年的导师，自称看了几本科学的理论，明白了先前弄不清楚的东西，并说：“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维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实际受命于中共，一方面继续诋毁传统，更多的精力放在杂文上，将斗争文学发展到极致，先后写了十六本杂文。向传统开战，向国民政府开战。鼓吹苏俄专制暴力文化，在所谓的论战中发展和积累了争斗经验。领导中共的文艺组织“左翼文艺家联盟”，对宣传苏俄文学、扶植和发展中共左翼文化，立下汗马功劳。
鲁迅表面上不曾加入中共，却一直被中共视为自己人，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鼓吹的专制文化，正是中共所需要的。毛的高度评价，使鲁迅成了专制文化神，一些御用文人按照政治需要，塑造了后世人心中的一个形象完美的中国文化旗手。
而郭沫若，作为正牌的邪党文人，一生荣耀，冠有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等一系列头衔。但由于人格的低下，实际是文化流氓的代表。
先看看他的为人，郭沫若一生结过三次婚。原配夫人张琼华系父母包办婚姻，婚后5天郭便离家。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1916年结识日本佐藤富子，不久同居，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撇下安娜和5个孩子不辞而别。第三任妻子是被誉为“抗战夫人”的于立群。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就是其中一个，被抛弃后自杀。
他一边骂国民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忏悔，写诗吹捧江青，歌颂文化大革命，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人品恶劣，是丑陋的政治投机者。
1955年他作为文化界的权威在胡风案中栽赃扩大，将一大批作家置于死地。1950年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反右运动时期，郭沫若在1957年5月27日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此次访谈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目发表，作为毛在反右运动期间“阳谋论”“引蛇出洞”等论调的辩护。
他的诗人光环来自于早期的诗集《女神》，但通篇充斥着狂妄和变态，妄想变作一条天狗，吞掉日月、吞下宇宙。宣泄着破坏传统、毁灭宇宙的快意和疯狂。在《匪徒颂》中热情歌颂各类匪首，崇拜暴力。
1949年11月，写《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杀人恶魔斯大林。大跃進时期，郭沫若曾经发表众多紧跟邪党形势的应景新诗。例如在《咒麻雀》中使用“你真是些混蛋鸟”、“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等恶劣的词句，在《四害余生四海逃》、《钢，铁定的一○七○万吨！》、《向日葵》等诗作中，大量使用当时的标语口号。写诗阿谀吹捧江青，写《水调歌头》歌颂文化大革命，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欢呼粉碎“四人帮”。真是一个文化的败类，开创了无耻文字的极致。
后来的戏剧创作，也是同类风格的延续。为迎合政治，甚至歪曲历史，创作了大量翻案历史剧。文革期间创作《李白与杜甫》，在书中扬李抑杜，为迎合毛而肆意歪曲历史。
就是这样一个跳梁小丑，爬上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盟主地位。其实正是中共流氓本质的真实表现，在恐怖专制下，作为文人的榜样被推崇和确立，犬儒文人和奴性文字，风行天下。形成当今无耻文人竞生的局面。
茅盾，长期领导邪党文艺工作，并亲自创作大量作品，他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模式，实际代表并引领了第三类文学的发展，体现了邪党文化的日趋成熟。表面上不象前类那么张扬，文学作品更纯粹。他们开拓各种文学样式，提炼带有民族特色的各类风格，精心锤炼语言，从各个方面为邪党歌功颂德。其危害更大，更具迷惑性。貌似客观的纯文学，提炼更纯熟的白话文，实际上是邪党文化成熟的标志，并承担了灌输邪党理念的更大任务，诸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李家庄的变迁》、《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风云初记》等等，以优美的笔触，描写大变革中的人和事，美化邪党的杀人暴政历史，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编织了人们心中邪党的理想化形象，成为认识邪党的强大障碍。成为反思中共时内心深处顽固的心结，甚至是邪党最后的一层面纱。
被鲁迅痛骂的胡适、梁实秋、林语堂，以及女作家谢冰莹、张爱玲等，因不属于中共文学范畴，而往往被排斥在大陆文学史之外。较为中性的闻一多、朱自清，后来却变成了所谓的民主战士。比如朱自清1947年以后也开始亲近中共文艺，事实上死于胃病，却因毛的一句“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而成为了民主战士。老舍一个创作丰富而较有特色的文人，偏偏不远万里跑回大陆，满腔热情的为中共唱赞歌，炮制了大量的小说和话剧，最后自沉于太平湖，真是鬼迷心窍。而所谓的边缘文学，1949年之后，便不能再生存。比如同是作家的沈从文，就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只好研究古代服饰去了。
当时无论依附于中共，还是游离于政治之外，不管如何的乱象丛生，各路文人如何的竞相表演，骨子里无一不是反叛传统的。其实都是新文化运动所滋生衍变出的文化现象。是大历史背景下，邪党文化产生并成熟的配合过程。是在反叛了传统之后，充实变异观念的实际安排。其中也包括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摩”也就是魔嘛，泛滥的情感，放纵的人生，所谓的诗歌也只是其中的道具罢了。36岁死于飞机失事，当非偶然。
从中可见旧势力安排的细腻和有序，正是经过这样的异化过程，才走到了今日文化的堕落。今天的文化实际已经成为低俗恶劣的表演，是道德没落后的魔性展现；在金钱和情欲的诱惑下，反过来带动人走向道德的全面崩溃。现代文学实际是勃于传统的附体文学，是原本就不属于华夏文明的魔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