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5年08月03日】
一、李勣临终设筵，严峭戒子孙
唐代高宗时，八十六岁高龄的朝廷元老李勣（绩的异体字）卧病在床，势将不起。李勣自隋末，就帮助唐高祖李渊打天下，深得高祖信赖。他本姓徐，之所以后来姓李，就是出于朝廷的赏赐（赐其姓李）。高祖以后的太宗、高宗，也都十分看重他，故他历仕三朝，官至太尉。此时，高宗李治及太子见他病体支离，不觉内心十分忧虑，亲赐药物予以治疗。李勣心怀感激，含泪服下御赐药物。但家人为他求医抓来的药，他却一概不肯进服。他在病榻上，对家人说：“我本是山东一个农夫，如今位至三公，荣耀至极，又已年过八旬，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生死由命，你们不必再为我求医问药!”
其弟李弼，此时正任晋州刺史，得知兄长沉疴在身，忧心如焚，特意赶到他身边侍候。毕竟李勣已是八十六岁高龄之人，染此重病，眼看就快要不行了。
李勣在病榻，思前想后，总觉得有桩心事，难以了结。一天，他忽然对随侍身旁的弟弟李弼说：“我今天觉得：病似乎好了许多，你把全家人都请到，办个酒席，热热闹闹地庆贺一下吧!（这是他设宴戒子孙的一计）”李弼听兄长说出这一番话，欣喜万分，立即催家中仆人置办酒席。未及多时，全家人就齐聚一堂，传杯把盏，欢声笑语，共庆李勣有康复之望。李勣虽不能参加宴席，但也和家人一样，情绪甚佳。
宴集多时，家人各自尽兴，眼看就快散席了。此时，李勣忽然对全家人说：“大家吃喝完了，不要走开，我有话要对大家说。”见全家人都停止嬉闹，专注听他讲话，李勣便神色肃然地对全家人说：“我的病，其实并没有丝毫的好转，眼看着就要和你们诀别了。因为我有话要交代，到时候怕你们光顾着哀哭，不能好好地听我说，所以今天才借这个机会，一是跟你们大家告别，二是把我要交代的话，都痛快地说出来。我亲眼见到：我们大唐王朝，像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他们，生前都在朝廷任高官，辛辛苦苦地立门户，置家业，希望能够传至子孙后代，使子孙们安居乐业。结果呢?家业统统被他们的不肖子孙，给败掉了，落得被旁人嗤笑!”（在李勣眼里，这是非常深痛的历史教训！）接着，他又转脸，向着弟弟李弼，郑重叮嘱道：“现在我当着家人的面，将我的子孙，都托付给你，请你代我严加督察！我虽没有什么家业，但也不希望子孙不肖。今后，如果有哪一个言行不端，随便和坏人交往，你可以立刻加以责罚，直至用家法处死，免得让后人像讥笑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他们那样，来讥笑我!”
听完这番严厉训诫，家人们个个神色懔然，惕然而惊。接着，李勣又交代家人：“丧事要从简，不要大操大办。众妾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则随她们各按心愿离去。”
诸事交代完毕，李勣放了心，便永远地不再说话了…。
李勋死后，高宗知道李勣“性廉慎，不立产业”，身后肯定没有余赀，还特意传旨有司：厚加抚恤。
(《新唐书•李勣传》)
二、王安石计赚悍妻，使其归还公物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考中进士，后入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他任宰相后，积极推行新法，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等。但是，他的新法从一开始，就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人的竭力反对，最后归于失败（笔者这里不评判王安石政治上的功过得失，只讲他的家教门规）。他被罢去宰相之职，退居南京半山园。
王安石自小勤奋好学，喜爱读书。加上天资较高，书读过后，终身不忘，所以后来成为一个大学者。他与自己的政敌司马光一样，生性俭朴，不尚奢华，无论是当了多大的官，也仍然保持朴素平易的作风。
王安石一生，有个很大的缺点，即在俭朴不尚奢华的同时，不爱清洁。《宋史》本传中记载，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石林燕语》中记载更甚，称他不修边幅，长年不洗澡，所穿衣服既脏又破，却不让人洗刷缝补。他和吴充、韩维相处友好，几乎天天在一起。后来彼此相约，每隔一两个月，洗沐一次。这一不爱清洁的缺点，想不到后来倒是帮了他一次忙。
王安石平时为人耿直，不肯阿谀奉承。包拯当群牧使时，一次正逢牡丹盛开，便请王安石和司马光等喝酒赏花。王安石、司马光都不喝酒，包拯当时是他们的上司，拿起酒杯，竭力相劝。司马光虽不喝酒，但碍于上司情面，勉强把酒喝了下去。轮到王安石，他却一杯也不喝，号称铁面无私的包拯，也拿他毫无办法(事见《五朝名臣言行录》)。但是，这样一位职直不阿的朝廷宰相，对他的妻子，却也是毫无办法。
王安石的妻子吴氏，被封为越国夫人，她与丈夫的不洁，截然不同，平时有洁癖，特别爱清洁，几乎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可想而知，这样两个在生活习惯上 有天壤之别的人 生活在一起，是很难互相投契的。
王安石平生十分廉洁，卸职回南京居住时，他将官府中的公物，一概归还。到了最后，只剩下了一张藤床。这张藤床，是他夫人吴氏的心爱之物，她怎么也舍不得归还。家里人都怕吴氏，不敢跟吴氏提起归还之事。王安石对自己的妻子也毫无办法，自料要她归还，她是不会答应的。于是，王安石想出一法，故意赤着脚，爬上这张藤床，在上面睡了很久。吴氏看见了，嫌其丈夫肮脏不洁，再也不想要这张藤床了，当即叫家人，将它送还给官府。
王安石在无可奈何她得之时，忽然想起此计，终于达到了归还公物的目的。
（《宋史•王安石传》《语林•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