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风烛残年、骨瘦如柴，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身上插满了大小针管和各种监护仪器，时而从昏睡中醒来，用可怜巴巴的眼睛望着病床周围的人……，时而又沉沉入睡。每当出现这样的情景，我总是不忍目睹，就觉得人的一生要遭多大罪呢？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几乎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他的一生，所以我几乎回忆不起他笑的表情。

划入“黑五类”

1921年，父亲出生于北方的一个农村家庭，因兄弟姐妹多而家境贫困。在他刚刚成年后，经人介绍就到山东济南的一家鞋帽店做学徒。这段时光可能是他这一生中感觉最好的日子，因为后来在他难得有好心情时，就会谈起那时的衣食住行，惬意之情就会溢于言表。也只有在此刻，才会看到他舒心的笑容。家中有两张发黄的旧照片，可以对他所讲的话做个印证：一张是他自己的半身照：四方大脸、鼻直口阔、卧蚕眉、丹凤眼，加上油亮的分头，用漂亮来形容好像还不够，这和我认识的父亲的形象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另一张是他与两位师兄的合影：三个年轻人都身着长袍，身姿挺拔，英俊潇洒……

父亲的家庭观念很强，总想光耀门楣，所以在他出徒后，自己即刻开始外出做小生意。由于他的努力，终于赶在土改前为家中挣到了一驾马车和几亩田地，再加上农忙时曾雇过短工，这样在土改中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被划定为 “富农”成份，从此全家成为了专政打击对象。在文革中被称为“黑五类”的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父亲的伯父在没收田产批斗会上，被瓜分他田产的“群众”活活打死，这对他们整个家族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后这个家庭的成员就开始了各自屈辱晦暗的人生。

父亲带着母亲在远离家乡的一个城市谋生，和无数中国人一样，经历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都有许多人被整肃，甚至被杀掉。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父亲总是小心翼翼的应对着周围的一切。

在我记事后，记得有一邻居夫妇，男的姓崔，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被打成右派，因找不到媳妇，最后娶了一个没文化并且是地主出身的寡妇为妻。夫妻二人备受歧视，成了街道干部的监视对象。有一天晚上街道干部的家门前被人放火（火烧得并不厉害），老崔首当其冲的就成了放火嫌疑犯，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经过一天的拷问后，凌晨被人用门板抬回家，放在门外，他妻子出来看时，发现老崔已经断气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记事后听人说的:我家居住的街道，有一天墙面上出现了一条用粉笔写的“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可能也是街道干部的作用，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二哥，与此事无半点关系，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進派出所，警察让他承认标语是他写的，二哥吓得喃喃地说：“不是我写的。”警察又说：“你承认了，就放你回家。”二哥说：“真不是我写的。”到了中午警察说：“你不承认，就别想回家吃饭。”二哥还是说：“真的不是我写的。”警察掏出手枪拍在桌上，冲二哥吼着“你不承认，就永远不让你回家。”二哥哭着重复着那句话：“真不是我写的。”直到天都黑了，父亲才硬撑着胆子到派出所去找二哥，警察从一个上了锁的小黑屋把二哥放出来。父亲小心的问警察“为什么事？”警察之漠然的回答说：“没什么事？”父亲再不敢多问什么，赶紧把二哥领回家，到家后才发现一天水米未進，在惊惧恐吓中度过的二哥一下子变得目光呆滞，哆哆嗦嗦。经过此事后，二哥性情大变，不再有那个年龄孩子应有的活泼与无忧。后来二哥在读小学时，常被老师和同学当做傻子，经常被同学追打。母亲说，就是那次惊吓落下的毛病。而父亲以后每当想起此事来都会后怕，说当时二哥要是稀里糊涂的承认了，咱们这个家就完了。也正是从那时起，父亲走路就不敢伸直腰板，总是低着头，双手在前面揣在一起，快速的迈着小碎步，一副卑微害怕的样子。几十年的低头弯腰，造成他脊柱严重变形，背后鼓起一个“大锅”来，以致他去世后，遗体安放在木棺中，棺盖都无法盖严，这是后话。

遭遇大饥荒

母亲生了我们姐弟八人，我是出生在公私合营那一年，父亲不喜欢我，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自己做小生意，养家糊口还不成问题。公私合营后，父亲被收编進合作商店，每月工资只有46元，要养活那么大一家人实在太难了，全家生活陡然间变得极其艰难。尤其到了大饥荒（就是我们熟悉的所谓 “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父亲下班后总要到处搜寻买谷糠或一切能充当食物的东西，我的几个哥哥需要到野外四处挖野菜，捡菜叶、剥树皮。记得有一次，大哥骑着家中唯一的一辆旧自行车，到几十里以外的农村地里捡菜叶，当时他大概有十四、五岁，实在太饿了，他摘食了地里的甜菜，被当地的民兵抓住，关在村委会。父母见天黑了他还没回来，正在着急，一个做裁缝的邻居大叔来报信，说大哥被关起来了，因为大叔当时作为支农人员正在那里工作。父亲当时腿上正生毒疮，行走十分不方便，但还是拄着一根棍子，从傍晚一直走到大半夜，终于到了那个村子。找到地方，父亲从外面呼唤着大哥的乳名，大哥哭着自里边回应着。当时已是深秋，父亲只能坐在门外的台阶上等着天亮，直到第二天早上村委会有人上班，父亲说尽了好话，加上邻居裁缝大叔的帮忙求情，大哥才被放出来，父子相见抱头痛哭。

还有一件让我记忆极深的事：那天六哥進家告诉母亲，说四哥大便不出来。母亲急忙跟四哥出去，好长时间才回来。进屋后她一边洗手一边无奈的跟家里人说，四哥大便干结的象炭块，怎么用劲都排不出去，自己憋得直掉眼泪，母亲只得找根小木棍，一点点帮他往出抠，干结的便块里有大量人体消化不了的谷糠。这种事情绝不仅仅发生在我家，而是经历过大饥荒年代许多人脑海中永久的记忆。

历劫“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大陆，对所有“地富反坏右”的打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那些“黑五类”稍有不慎就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而遭枪决。我家的外墙上经常贴一些布告，上面被打上红叉的人名就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没被打上红叉的是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市里有一个广场，在那里经常开公判会，每次公判会后，布告就会贴满大街小巷，有时上面打上红叉的人名特别多，密密麻麻一长串。父亲的单位，每次都要求他去参加，以接受再教育，而每次参加公判会回到家，父亲总会双目发直，沉默不语，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一次次的惊吓，使他的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中，他变得越加沉默寡语，再难以见到他脸上有舒展的笑纹。

姐姐读书的中学学校里，有一个五八年被打成右派的王老师，历次的打压，使他到文革时，人已经变得几近痴呆，每天穿着脏破的衣服，只能干打扫厕所、扫大街这些最脏臭的活，还经常被学生吐口水，扔石头。即使这样也未能保全性命。有一天他突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原因是他不认罪，顶撞了校领导。几天后被五花大绑的押上公判会的审判台，宣判后又插上招牌，游街示众后就被枪毙了﹗这件事对父亲刺激极大，因为父亲很同情这位善良而有文化的王老师。

生活在那样的岁月里，使我们家兄弟姐妹的性格都变得胆小、懦弱。因为父亲总是告诫我们：千万别给家里惹事。还有一件关于二哥的事：正上初中的二哥，有一天课间，和同学一起玩扔纸飞机，他的飞机扔出后，摇摇晃晃的冲向教室前面墙上贴的毛泽东像，纸飞机前头用于固定形状的大头针正好扎在了毛泽东像的下巴上，此情此景使喧闹的教室刹那间变得死寂一般，所有人都惊呆了，每个人都吓得失魂落魄，手足无措。还是当事人二哥首先恢复了意识，蹬上櫈子，站在讲桌上，急忙把纸飞机取下，又诚惶诚恐的找班主任老师说明情况。幸运的是，这位老师很通情达理，没有责难二哥，并告诉班里的学生，对此事不要出去声张，最后硬是把这件事给掩盖过去了。据母亲后来说，那段时间二哥行为反常，每天去学校都是早出晚归，正值冬季，他每晚都要准备好生火柴，第二天带上去学校，早早的给班里把炉火生好，以此来救赎他犯下的 “错”，这是他在那个年龄能想到、能做到的唯一办法。后来二哥说，那段时间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这件事给家里带来灭顶之灾。

漫漫十年的文革结束后，父亲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所以父亲的大半生都是在思想高度紧张、惊恐焦虑中度过的。

最后的等待

我在1997年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地，知道了法轮大法对每个生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深深觉得我的父母双亲——两位老人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人生历程，如果不能像我一样得法修炼，那这些苦不白吃了吗？于是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母亲很接受，但是种种原因她没能坚持下来。而父亲却很排斥，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恐惧，只要和共产党灌输的无神论等一系列说教稍有不同，他就会本能的排斥，那些长久的恐惧岁月使他根本就不敢、也不会用自己的大脑真正去思考、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善恶对错。他的思想行为再不敢和共产党有丝毫的异议。他生怕因此再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

我因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邪党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群体的迫害，被诬判五年，在狱中的第三年，慈祥的母亲在愁苦期待中、没等我回来就离开了人世。后来知道母亲总是怀揣法轮大法“护身符”，常念“法轮大法好”，他老人家走的很安祥，对此我心稍有安慰。而父亲在我出狱几月后，最后一次住进了医院。院方对垂危的父亲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而父亲却一直艰难的坚持着生命，冥冥中总像是在期待着什么。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父亲还不明白法轮功真相，还没有认同法轮大法呢﹗面对吃力睁着眼睛看着我的父亲，我站在他的病床前，大声告诉父亲：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父亲的眼睛倏忽一亮，长吁一口气，他的嘴唇翕动着，我一遍接一遍的念，父亲的嘴也不停的动着，虽听不清声音，从口型上我知道父亲在努力的念。最后他伸手紧紧攥住我的手，眼窝里的泪水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此后不久，父亲又一次合上了眼睛，直到第二天中午停止呼吸，再没睁开过。他在平静中告别了这个给了他数不尽痛苦的世界。

就在那一瞬间，我才清醒的意识到，父亲临终前，真的是在等这句话——“法轮大法好”，这应该是他生命真正久远的祈盼，可是却由于我的不负责任，不理智，几乎让这个生命失去这无比珍贵的万古机缘——一个饱受蹂躏的生命，在人生走向尽头的最后时刻，终于登上了被救度的法船，真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