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09月30日】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有“真大丈夫”之称，是唐高宗、武则天皇后时期著名的诤臣、贤相，时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上元二年(675)，治理地方政绩卓著的狄仁杰，被提升为大理丞，负责折狱断罪。他上任后，立即着手清理以往积压的各种疑难案件，“周岁断滞狱 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时称平恕（当时的人，皆称他公平、宽仁）”。
仪凤元年(676)九月七日，有人告发负责宿卫昭陵的左威卫大将军 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 范怀义，砍伐昭陵柏树。诏命交付大理寺从严治理。狄仁杰受命后，很快查清了案情原委。原来，权善才曾依法严惩过一位违法的飞骑，此人怀恨在心。现在，利用到京城番上戍卫的时机，求见了唐高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了权善才、范怀义砍伐昭陵柏树的大不敬之罪。素称恪守孝道的高宗，听说父皇陵墓的柏树竟遭伐毁，使自己陷于不孝，顿时泪流满面，“悲泣不自胜，命杀之。”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依律断罪，至多判处 权善才 等二人，削职为民而已。但棘手的却是高宗“命杀之”的谕旨。受理此案的狄仁杰，面临着国法与皇权间抉择的困境。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依律上奏：“断权善才罪止免官”。表达孝心很切的高宗，览奏后，勃然大怒，立即发下谕旨，指斥狄仁杰断罪不当，并催促他赶快执行死刑：“令即诛之”。但出乎高宗意料的是，这位小小的大理丞，竟然将圣旨驳回，再次上奏说：权善才“罪不当死”。
高宗遣人召狄仁杰入见，不惜纡尊降贵地当面开导他。但狄仁杰反而说道：“法是陛下法，臣谨守之，奈何以数株小柏而杀大臣，请不奉诏。”高宗流着泪，痛惜地说：“善才斫我父陵上柏，这是我为子不孝，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朕必须杀之。”虽然高宗已如此哀恳，但仁杰仍不退让。僵持间，高宗的脸色愈见阴沉，语气也逐渐严厉，气氛紧张起来。高宗左右的侍臣，唯恐狄仁杰再固执下去，会有不测之祸，急忙向他使眼色，“瞩仁杰令出（叫狄仁杰出去，别再顶嘴）”。但狄仁杰仍然说个不停，恳请高宗收回成命。急得侍中张文瑾，连连挥动手中的笏板，示意他：赶快下殿。此时的高宗也强压着怒火，“作色令出”，冷声说道：“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终须死。”这时候的狄仁杰，因历任地方佐吏多年，宦海沉浮，早已不是涉世未深、不知轻重的书生了，他当然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对众侍臣的良苦用心，也早已心领神会，只是不愿因顾惜自家前程，而屈枉国法，去讨皇帝一时欢喜。但皇帝已令他退下大殿，形成僵局，一味地执拗下去，不但国法难伸，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在此情况下，狄仁杰话锋一转，引经据典地说起历史来。他通过汉文帝时张释之的廷争、魏文帝时辛毗的牵裾（抓住帝衣不放手）而谏，使皇权屈从国法，留下千古美名的故事，阐述了“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的道理，启发高宗应尊重法律。然后，狄仁杰语含玄机地说：“微臣常听人说，顶撞皇帝是很难、很危险的事。但是我认为并不一定如此，如果是处在桀、纣那样昏君当政的时代，当然就很难、很危险；如果是处于尧、舜这样英明君主当政的时代，那就不是什么难事，也没有危险。”接着，他又顺势说了这样一句话：“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以守为攻，期待并迫使高宗行尧舜所行。在顺耳的忠言之下，高宗颜色稍霁（怒颜逐渐平缓），狄仁杰又趁热打铁，将话题转到权善才事上，他说：“今陛下不纳臣言，臣恐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也!”实际上，不是狄仁杰羞见前贤，而是婉言提醒高宗，汉文、魏文二帝屈己从法，已在历史上留下美名，高宗本人将以何面目、见前代帝王于地下，就在当前之举。
高宗听了此番软中带硬的话，有所动摇，承认自己的要求有悖国法，但仍坚持说：“善才情不可容，法虽不死，朕之恨深矣，须法外杀之。”狄仁杰毫不放松，继续劝谏道：“陛下做法，悬于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大意是：您的做法不象汉文、魏文二帝）。岂有犯罪极轻，即令赐死之理?法既无常，则百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二军将，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如主（后世之人，怎样评价您是否明君？）？此臣所以不敢奉诏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一席话，使高宗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帝意稍解”，（权）善才得以免死。权衡得失、转变态度后的高宗，转而赞扬狄仁杰道： “卿能守法，朕有好法官!”并传下谕旨，命史官将此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过了儿天，高宗愈觉狄仁杰所为不易！为了奖励他，向满朝文武宜布道：“仁杰为权善才正朕（归正我的错误），岂不能为朕正天下（使天下归正）耶?”遂破格提拔狄仁杰为侍御史。
狄仁杰折狱断罪，以匡正持法为己任，朝中群臣，都对他且尊且畏， “由是，朝廷肃然”！
许多法官办案，是看上官的脸色行事，他们不是不清楚案件的真相，而是不敢有违上官的意愿，于是便歪曲事实、或者用法不当的情形，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法官之所以不能秉公执法，除了出于对自身利害因素的考虑外，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上面的干预。在皇权至上、“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时代，想要依律办案，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本例中的狄仁杰，面对盛怒已极的高宗，仍能平心静气，坚持认为权善才罪不至死，这除了需要坚韧，更需要勇气。要知道，直言犯讳，顶撞一言九鼎的皇上，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但狄仁杰毫不畏惧，据理力争，终使高宗屈服。这一方面体现了高宗还算识大体，更难能可贵的是狄仁杰不阿上意，秉公执法的决心、勇气和智慧 。狄仁杰智、仁、勇三全，可谓“真大丈夫！”
（事据《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