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02月02日】
第六章 天将倾孤木难撑
重庆会谈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立即开始受降准备工作。十一日，蒋委员长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令他率部“就原地驻防待命”，被朱拒绝。中共要抢先受降，接管日军占领区及人员、装备。当时国军主力分布在西南。而共军在敌后的华北和东部沿海省份，占地利优势。
历史学家辛灏年发现，共军真正的对日军事行动始于日本投降之后：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对日本占领军“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用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中共的解放区”。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又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其目的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
毛泽东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军队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强行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他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只能向中共军队投降”。八月十二日，中共军队在华北用运动仗包围3万不愿意向他们投降的日军，打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抗日大战”。[辛灏年讲演录《谁是新中国》（下篇之五）]
美、苏出于各自的战略考量，却都希望中国避免内战。蒋介石审时度势，决定邀请毛泽东谈判，先礼后兵。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蒋介石3次致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大计”。毛推诿再三，不想出席。斯大林希望蒋介石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他致电毛泽东，严厉要求他“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面对斯大林的指令，毛极不悦，却别无选择。八月二十五日，他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回到山西以后，放手攻打当地国军，“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
二十八日，毛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飞抵重庆，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感谢。”一幅“和平使者”派头。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中重申建国方针：“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还政于民。”“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一九四五）
为时四十一天的“重庆和谈”，于十月十日结束，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其中写道：“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蒋主席所倡导之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会谈期间，毛泽东竭力向蒋介石表达诚意，多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离开重庆前，毛泽东发表演说：“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一九五六年，蒋介石回顾当时的情形：“毛泽东口头上说他不作‘其他打算’，但事实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此后的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复。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协议及其一切诺言都彻底破坏无遗了。”（《苏俄在中国》）
会谈期间，刘伯承、邓小平部果然在山西发动上党战役，阻止国军阎锡山部对日军受降，重创国军。
蒋介石说：“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蔽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并威胁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苏俄在中国》）
重庆谈判为中共军事胜利打下基础，也使毛泽东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蒋介石。他发现蒋介石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他对胡乔木说蒋“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还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蒋介石深知中共不会甘心。《双十协定》签订第二天，他在日记叹“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但他依然给中共留下改邪归正的机会。
中共为夺权，也大肆鼓吹民主。美国出于自己的国际战略，也极力鼓吹国共合作，实现轮流执政。为阻挡国军北上接受东北，中共在华北扒铁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共的主要武器是严重破坏华北的铁路线；在重庆谈判之后的后续谈判里，中共许诺假如国军停止进兵的话，共军则停止进攻铁路交通；然而国民政府拒绝这项建议，因为他们认为进兵受降是国民政府的权利，故冲突不断且持续扩大。因此大使馆认为情况几乎是无望的。”
美国亲共人士也大造舆论，褒扬中共，诋毁政府。杜鲁门、马歇尔之辈竟相信“蒋介石侵吞美援”之谎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蒋评价马歇尔：“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又云：“要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身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
宋美龄多年后谈到当年的情况时说：“罗斯福总统就是极受其所接近的幕僚以及外交人员欺蒙之害，他甚至告诉我，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土地改革者’而已。”“在与中共或是俄共打交道时，不管是周恩来抑或是史达林，美国这些政治家就如同森林中的小娃娃一般。”“周恩来扮演的角色诚可谓极具戏剧效果，他极擅于在最恰当的时机，利用失声痛哭来吸引观众。他亦即以此种高水准的演技，博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情；马歇尔将军甚至曾经告诉过我：‘除非受到极端的委屈，任何男子汉是不会轻易流泪的。’”（宋美龄，《阅读魏德迈将军〈论战争与和平〉》，一九八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