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02月21日】
纪元304年，当刘渊在今天的山西建立汉国，称王几个月后，巴氐族首领李雄（李雄在纪元304年建立成国，到347年，亡于东晋。当时属于“十六国”时期），在西蜀自称成都王，改年号为“建兴”，废除晋朝的法制，制定了七章约法，历史上称作“成国”。这是“五胡十六国”中的第二个国家。
说到李雄，他的家族，有一段传说。
相传远在秦、汉以前，在今天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有个钟离山，矗立在清江岸边。山顶有两个大石洞，一个叫赤穴，一个叫黑穴。
赤穴里住的头人叫巴务相，黑穴里住有四姓人，都是原始初民。他们通过比剑和射箭，来决胜负，得胜的就当首领。最后巴务相胜利了，成为部落的统治者，称作“廪君”：意思是“粮食和生活用品的分配人”。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廪君的一支后裔，从巴郡迁到汉中，再转到略阳。到了大首领李特一代，遭受灾荒，他们顺着嘉陵江河谷，慢慢地移到了成都附近。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安下身来。根据现代学者的考察，廪君的后代巴人，就是今天土家族人的远祖。可见，李特虽然在略阳地方和氐族人相处很久，被后人称作“巴氐”，实际上追究起来，倒还是土家族的另一支远祖呢。
李雄是李特的第三个儿子。他趁中原“八王之乱”的时机，建立成国。后来又改称皇帝，国号“大成”，把汉中的百姓迁到蜀中，形成封闭性很强的国家，俨然和东方的晋朝、北方的汉国，鼎足三立。
李雄初到蜀中，资财用度不够，部属有人贡献金银，马上就能升官。尚书令杨褒谏阻道：“陛下设置官爵，是要争取天下的英雄豪杰，怎么可以用来换取金银财物呢?”李雄接受这个建议，把以前因钱财封的官爵，都撤掉了。
李雄在西蜀当皇帝，做了很多好事：恢复生产，尊重人才，兴办学校，设立史官，政治和刑法都很宽大，很少发生冤狱。赋税也很轻，没有什么劳役服务，百姓过得丰衣足食。比起东方的晋朝来，安定平和多了。
有一年，巴郡官吏紧急报告说：晋兵有进攻我国的迹象。李雄听了，却格外高兴：“我一向担心，晋朝的皇帝懦弱无能，只会受人欺侮。没想到还能出兵进攻别人，可见并不昏庸糊涂，真是令我兴奋!”像李雄这样如此关心中原王朝命运的广阔胸怀，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又有一年，凉州(今甘肃西部)守官张骏，想派人和建康的琅邪王司马睿联系。当时汉国的刘曜占住长安，东西方交通道路隔断了，没法通行。张骏就和李雄商量，是否能让凉州的使者，从成国通过，转道去建康。李雄不答应。
张骏派出使者张淳，到成都来，代表凉州向李雄称臣，要求借路。李雄口里答应了，心里却打算在东峡(今长江三峡)一带把张淳杀掉。这件事让蜀中的桥赞知道了，他是张淳的朋友，暗中通知了他。
张淳当即求见李雄，提出责问：“我们的主公叫我穿过荒山野岭，万里迢迢，去建康报告西方的情况，是表示做臣子的敬意；要求陛下给予方便，是相信陛下宽宏大度，能够成人之美。陛下如果要杀我，应当公开宣布，说我凉州人没有忘记晋朝的恩德，向琅邪王沟通消息；幸亏我们成国的君主英明，大臣机警，才把张淳发现，斩首示众。这样，贵国的好声誉才会传播天下，百姓也就赞扬陛下了。若是把我偷偷地丢到江里，不是要埋没大王的威名么?又怎能显示贵国的榜样力量呢?”
李雄听罢，佯装惊讶：“哪里有这种事呢?你也太多心了。”
司隶校尉景骞，劝李雄把张淳留住：“这是凉州的第一流人才，真正的壮士，不能放走了。”李雄便让他试探张淳的口气。
景骞把张淳请到旅馆，关心地挽留：“先生体格肥胖，天气又热，行动不便，还是暂时住下，派个随从先去建康看看，秋凉以后再走吧?”
张淳很郑重地辞谢道：“我们的主公看到皇室遭难，百姓受苦，自己没法拯救，心里不安，才叫我专程去京师，表明拥戴国家的态度，请示今后的行动方向。事体重大，不是一般的属员能够完成的。不然，我就不必来了。刀山火海，我也要去。天气的寒热，算得什么!”
景骞知道没法阻止，报告了李雄，李雄特意接见了这位硬骨头使者。李雄问他：“你们的主公是当今最出色的人物，占据险要地势，军队也很强盛，何不自己称皇帝，也高兴高兴?”
张淳郑重地答道：“我们主公从先祖以来，世代忠诚，只因国耻没有洗雪，日夜不安，哪里有什么值得高兴呢?”
李雄听了，感到惭愧：我家祖父几代，也是晋朝的臣子，适逢天下大乱，带领六郡的百姓逃到蜀中避难，推为盟主，才造成今天的局面。琅邪王如果能振兴国家，我也会带领军队辅佐他的。
张淳加深了对李雄的理解，最后带着成国的礼物和情意，顺着大江，到达建康，完成了西凉州的嘱托，在中原混乱的局势中，建立了东西方的联系。
李雄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在他统治蜀中的年头，没有向晋朝出兵挑衅，两边相安无事。
当时的人，道义水平普遍地高，国与国之间，互相也讲正义。所以出现了上述的事体。
（事据《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