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03月14日】
宗教信仰
蒋公在《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中将他的智慧分享给中国人：西方民主科学的发达是来源于西方人宗教信仰的基础。“我还要特别提出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倡导新文化的人士，皆崇拜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独对于其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根本问题何在，则不加研究，而且始终置之不问。现在西方民主制度及其科学越是发达的国家，而其对于宗教——上帝——神的信仰，亦随之迫切；无论他们的政府、社会、学校、旅馆、家庭，乃至于军队，至少都存有一本圣经，无论男女老幼，其每人都有一句‘但愿上帝旨意成功’的传统口号，不论其生活饮食和议会祷告，都不肯忘了这句口号。”
蒋公观察到西方理学学问高深者反而信仰虔诚，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发现，西方的发达进步是以西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为基础：“天文学家以及一般理科学者，其学问研究越是高深的，而其对于宇宙，只有一位主宰——上帝存在的信仰亦更是虔诚。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实说，凡是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即使他们学者自己，不论其为教育家、政治家或社会学者，都不能不承认其国家社会之进步，以及其民主科学之发达，乃是由于其基本教育与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为其唯一基础。”（同上）
被公认是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与牛顿都相信神的存在。图为1921年演讲中的爱因斯坦。（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蒋公指出，中国的教育家和新文化人对西方的发达只知其表而不知其根本，同时抛弃了中国的传统，是不可能达到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我们中国的教育家和新文化人，既要仿效他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发达，来求我们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而为何对于他们民主与科学的根本问题都不愿一顾，甚至对于我们本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亦弃如敝屣，不肯回顾反省一下。如此虚有其表的民主与科学的皮毛，而没有精神的躯壳，乃欲求其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岂非缘木求鱼？”（同上）
痛定思痛
蒋公到台湾后，回首往事，忧患和辛酸不绝。
“本人自民国十四年总理逝世以后，四十四年间，忧患备尝，耻辱重重，极人世之辛酸与难堪，可谓至矣尽矣。当民国十五年北伐开始，对党内则肃清共党分子之叛乱，对国内则消灭北洋军阀之遗孽，凡袁世凯卵翼而成所谓直系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奉系之张作霖、张宗昌以及中途投机附党之冯玉祥，在北伐期间临时依附本党之李宗仁、与湖南之唐生智、云南之龙云以及川、贵等省诸军阀，皆一一消除。及至本年李宗仁在北平暴毙以后，可说凡与我国民革命军为敌之叛逆，完全消灭殆尽。甚至日本军阀自东条英机、白川义则以至土肥原等不可一世之侵华罪魁，皆已为我十四年抗日战役之胜利所灭绝。所有百年来国际对华不平等之耻辱条约亦完全取消矣。
“国民革命自总理领导以来，至此我国已取得平等独立之地位。不幸抗战初告胜利，而俄国强占我东北，卵翼其共党毛匪背叛国家，出卖民族，发动全面内战，以致我民心涣散，士气消沉，我政府不得不自大陆撤退，播迁台湾，至今已十有九年矣。”（蒋介石，《纪事手录》，一九六九）
兵败如山倒，剿共战争失败之速之烈，大大出乎蒋公的意料。看到中国面临的大劫难，蒋介石痛心不已。他在一九四九年的日记中说：“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只能戴罪补过，以求自赎。”蒋介石在公开讲话、文章和日记中，对革命失败做了多次反省。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在台北“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一九五零年，蒋公总结失败说：“大家也提到军队腐败，政治贪污，但这些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军队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为什么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一九五六年，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再次列举若干教训。其中有对苏俄以诚待诈：“我们中国处处以诚信对俄共的诈欺，因而每次对苏俄的交涉，终至陷于被动的应付。”
苏联成功离间美中关系，“斯大林为了离间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对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战术，企图促成中国的中立化；另一方面又在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处过程中，他以中立战术促成美国对华政策之中立化”。一九四四年，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说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斯大林的烟幕弹迷惑了罗斯福，他认为中共可以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这种误导从罗斯福、马歇尔传到杜鲁门，严重误导了美国对华政策。
蒋介石也认识到国民党“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的兽性与暴行”。“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因而对待他都是以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蒋介石反省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亡羊补牢，着眼于未来的反对共产党斗争。
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认为：“当时世俗的国民党军队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失败注定不可避免。”（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中共的“强烈理想主义”说白了就是“共产撒旦邪教”经过“政教合一”的洗脑结果。
三、名垂青史
从中国计
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其间，美国人曾多次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共，但蒋介石却反对。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一日日记：“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蒋介石反对是觉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总祸根乃在俄国也”。
美国政府为了挽救法军在越南的败局，准备以氢弹、原子弹袭击越南和中国大陆。美军出于多方面考虑，便派太平洋总部霍华德参谋长去约见蒋介石。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蒋介石拟定的《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其中第三项写道：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日，蒋介石日记云：“召见叔明，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共军驻福建沿海炮兵部队，突然猛烈炮击金门，史称“八二三炮战（金门炮战）”。国军反击使共军重挫收场，彻底粉碎共产党赤化台湾的企图，奠定了台澎金马今日的安定基础。
蒋公常巡视金门、马祖等前线军事基地，并主持各项演习；另外与由日本军事顾问组成的白团以及美军顾问团合作，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并协商防御与反攻大计。一九六零年代初期，蒋亲自主导“国光计划”，纸上作业之余，也曾进行多次实兵演练。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数日之后，蒋介石在台北石牌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王丰 ，《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始末》）
当时美国拒绝和中共作战，而苏联因为和中共失和，于是与蒋经国谈判，提供经费、武器和军事基地。蒋介石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苏联可能不怀好意，不能做吴三桂、洪承畴，不能引苏联趁机进入中国。
蒋介石没有放弃将大陆从中共手中光复的决心，由于国际形势和军力对比，终不得成功。
毕生反共
一九二七年清党后，蒋介石曾引述朋友的话：“我们反对共产党恐怖政策的举动，还嫌早了一点，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设如中正任大家常受军阀的压迫，帝国主义者的摧残，或是因为国民革命而将中国暗送给共产党的恐怖政治去处分，是中正蔑弃革命军人的天职，为千秋万世的罪人。”（《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 ）
一九五零年三月，蒋介石在台湾复职总统，他宣布：“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复职的目的与使命》）
一九五一年，韩战升级。蒋介石指出：“今日共产集团已成为世界的公敌，而我中华民族已成为世界反侵略的先锋。我们反共抗俄的号召，就是唤起全体人类自救的木铎；我们民主自由的台湾省，就是复兴中华民族光明的灯塔。”（《中华民国四十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一九五二年元旦，他告诫同胞：“正义与暴力是截然相反，无法并存，无法融合的。我们坚强屹立于正义的一方，尽管世界上有些国家暂时徘徊观望于正义与暴力两阵线之间，……但这个徘徊绥靖的政策，决不能持久苟安。”（《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在蒋总统与韩国总统李承晚的倡导下，亚洲反共联盟在韩国成立。中华民国、韩国、菲律宾、泰国、越南五国参加。蒋总统呼吁美国出面，领导所有东亚反共国家，缔结类似《北大西洋公约》之反共协定，遏止共党在远东之扩张。
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蒋总统对美联社记者说：“共匪来犯台湾，……将予国军以迎头痛击敌人之机会，我军已有充分准备与信心，并有全体人民之拥护。”“倘今后苏俄露出真面目，出动俄军在大陆作战，……吾人有本国人民之充分支持，必可击败俄国。”（《我必能战胜大陆中共匪军》）
一九五六年，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倒行逆施，颠覆传统。蒋介石痛斥说：中共“祸国殃民的罪恶，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卖国汉奸，更非满清帝制，丧权辱国、横征暴敛的苛政所能比拟其万一。最近几年，共匪更在大陆上以残忍无比的手段，推行其所谓‘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公私合营’与‘思想改造’、‘文字改革’等等暴政，实际上就是要将我们大陆人民从精神至肉体，从个人至家庭，紧紧捆绑在俄帝的刺刀尖上，作为俄帝奴役人类，和征服世界的侵略工具。”（《中华民国四十五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同年，中共突然决定纪念孙中山九十诞辰。蒋介石怒斥：“共匪窃据大陆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之中，共匪所纪念的只是他们的马、恩、列、斯，而其所加于我们国父的，只有难堪的侮辱。”“而他们到今年又倒过来大举纪念我们国父的诞辰，大家一望便知这是他们无耻的手法。”
“更可笑的一点，就是共匪今日还想曲解我们国父的三民主义，并且将……‘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一并曲解，更改称‘容共’为‘联共’，藉掩盖当年的事实。”
“只要一看当时中共代表李大钊的声明，就可以解答任何的诡辩。这声明中有下面一段原文：‘……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国父九一诞辰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五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