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03月15日】
中流砥柱
蒋介石号召国际正义力量“组成一条反共阵线”，并扫除共产主义处处渗透的邪恶力量”。（《共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一九六一）
一九六七年，亚洲反共联盟扩大为世界反共联盟。在世盟首届大会上，创始人蒋介石致辞：“中华民国是受共产祸乱最早最深的一个国家，亦是揭发共产罪恶最先最力，并且是以鲜血来清洗共产祸害的一个国家。”“此刻我们要努力的，就是要让一个团结的自由世界，去击败一个分裂矛盾的共产集团！”
但自由世界对此却无清醒认识。蒋介石痛心地说：“可惜是自由世界，在对抗共产罪恶……非常缓慢，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驰！”“误以为中共的第二代可能转变；误以为大陆七亿人口，仍然是它可以控制的战争资产；误以为只要和中共坐下来‘谈’，就可以减少它的恣睢暴戾。……中正深知世界反共联盟组成以后，各位反共领袖的每一努力，就都是在‘削株掘根，毋与祸邻’。”（《对世界反共联盟第一届大会致词》，一九六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蒋公的话在今天愈加显出远见卓识。
一九六七年，大陆遭受文革之乱，反传统登峰造极。蒋介石痛心疾首，指责中共“是全人类、全民族的大敌，唯有在时间的考验之下，在民族大义的震铄之前，才能揭穿它欺诈、恐怖、残忍、疯狂的秽乱罪行！”（《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一九七零年代初，为转移内部危机，中共展开了新一轮国际统战，用“笑脸外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骗取国际同情。一些反共国家中招，开始示好中共，疏远中华民国。
一九七零年一月十三日蒋介石接见外籍记者时有人问：“若干西方国家想不顾政治原则，与中共扩大贸易，阁下的看法如何？”
蒋公答：“对共产党来说，政治就是经济，经济就是政治。世界上许多不明了共党是以经济为手段，以达到其政治的目的。”（《共匪决不可能与日本为友》）
一九七一年，蒋公日记中记载着他的担忧与信心：
“自由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皆有研究之必要，惟我三民主义乃可补救其弱点也。”“此为黑暗之时期，痛苦之时期，乃不是耻辱，而是光明在望的时机，自问内心毫无愧色，乃是我否极泰来，奋发图强，打破艰困之时，但心神之煎熬可谓极矣。”（《革命精神修养的指针和依据》，一九七一）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大陆播出一份《公告》，宣布尼克松将访问中国大陆。蒋介石对此没有公开表态，但私下里，对尼氏背信弃义之举，评其为“尼丑”。
尼氏一九六七年曾觐见蒋公，谋求为其总统竞选提供资金。蒋公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云：“尼丑未当选以前，来台北相访，彼满怀我协助其选举资本，因其未先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三年后，尼克松遭遇水门丑闻下台，震惊世界，验证了蒋公“败事有余”之说。
一九七一年双十节，蒋公在中华民国六十年国庆大会上演讲说：“今天的世界，正深陷于邪正不分、善恶不明、以黑为白、积非成是，充满贪婪、迷妄、骚乱的痛苦时代。”“国际姑息份子，虽无视于我们民族的潜在光热，但在自由正义上，却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这个时代中大无畏的中流砥柱！”（《民国六十年国庆文告》）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入联合国成定局，蒋介石发表公告：“我们本汉贼不两立之立场及维护宪章之尊严，已在该案支付表决之前，宣布退出我国所参与缔造的联合国。”“讵本届联合国大会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的向邪恶低头，卑怯的向暴力屈膝，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业已成为罪恶的渊薮。”（《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
一九七三年，蒋公在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海外也有一些盲从者流……误认共匪虚矫的气势，乃代表‘中国’之强大，是为中国人之‘光荣’。……而并不深思中国人究应选择何者为正确之历史道路？更不深思中国人所当爱的中国。究系‘中国人之中国’，还是‘马克斯、列宁、史达林之中国’？也不深思今日共产主义‘中国之强大’，大陆七亿中国同胞究系其‘受益者’，抑为其‘受害者’？也不深思如何确保人民能享受国家强大之‘幸福’，并非换来‘痛苦’，以至于换来如希特勒式之‘毁灭’？”
蒋公说：“我们党的决策，十分明确坚定：此即与匪共绝无‘谈判’、绝无‘妥协’之余地！我们的统一是再北伐的统一！”（《针对世变匪乱贯彻我们革命复国的决心和行动》，一九七三）
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在他最后一次元旦致辞中说：“（中共）重压所制造出来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无数阶级的悬殊与不平，已绝非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所可想像。”（《中华民国六十四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同年，蒋公在遗嘱中总结了自己一生最大的事业：
“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
美国国会前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参加了蒋公的葬礼后说：“蒋先生早于世界任何其他领袖认清独裁的本质和共产党的为祸，并抗拒共党已有四十八年之久。”（李登辉，《蒋中正先生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周以德早在一九二八年就认识了蒋公。
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华裔联邦参议员邝友良（Hiram Fong）在国会悼念蒋公说：“蒋总统名垂青史。在世界领袖中，他反共之长久，抗共之坚决，无人可比。”（“Judgement of History,” 《Taiwan Today》 June 1, 1975）
蒋公不但目睹了共产撒旦的发展过程，还看到了其灭亡的命运，甚至时间。一九七二年，韩国前总理丁一权访台拜会蒋总统。蒋公告诉他欧洲共产主义将于一九九零年崩溃。丁不解，反问：您是指一九九零年代吧？蒋公答：“不；我是说一九九零年。不过中共将要晚一步。”（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一九九八）
蒋公何以作此预言？蒋纬国亦称之“几乎是神奇！”在历史上，有神通的人留下的预言通常不直说，采用暗示、拆字等手法，极聪明的人也只能在事后猜出谜底。蒋介石的预见则是明说，不须任何解读。可见蒋公的神通不在历史上的高人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