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03月16日】
第七章 护文明沧海方舟
一．新生活运动
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思想，扎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沃土中。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行了，恰恰是因为国人偏离甚至抛弃了自己的传家宝。中国要富强，有尊严，必须回过头去寻找这些宝藏。蒋介石认为，要救国必须端正人心，提高国民素质。他要用神传的祖宗传统、古人的智慧，开启国民的良知。
“礼义廉耻”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提出，要医治现在中国人的毛病，“我们除了用这一个药方‘礼义廉耻’，别的方子一定是药不对症的。”（《人格与革命》，一九三二）蒋公给这个药方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生活运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纲要》。“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 “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则，本极高尚；时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状态，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新生活运动纲要》)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真实的描绘出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
“至于社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他们知道社会风气的转移，足以影响国家的治乱与民族的存亡。”“所以历史上虽治乱相乘，兴亡递见；然而社会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社会风气日趋于败坏。我们分别检讨社会上的习尚，立即可以看见一般国民无秩序的恶习，则表现其放荡浪漫的现象；无条理的颓风，则表现其杂乱糊涂的现象。人人不笃实，事事不敏捷。处处皆见其轻浮虚伪，与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顾，丧失信念，不下决心。损人利己，重私轻公，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礼义扫地，廉耻荡然。民族道德之堕落，可以说莫此为甚!”
“国民的日常生活，陷溺于颓风恶习之中。于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以其私欲定善恶。合于私利者为是，合于私欲者为善。于是刁玩者得势于乡里，狡狯者横行于都市，以公共的安全与他人的幸福，供自己欲利的牺牲。学说政论，更从而加以文饰，或进而予以利用。文饰者以利欲为个人的自觉而颂扬之，利用者借利欲为社会的斗争而煽动之。效法圣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风气，不独趋于消，亦且受人鄙弃。更相率以歌颂外国的人物，敝屣祖国的历史。共信沦亡，自信亦失其重心。民族因此成为一盘散沙。国家由是陷于分崩离析。殊不知民族国家濒于危亡，则个人的生存即无所寄托。”
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我中华民族本为‘重礼义’、‘明廉耻’之民族，而‘礼义廉耻’之于今日之建国，则尤为迫切而不可须臾缓也。”(《新生活运动纲要》)
国运悲惨
“中国五千年来，重勤劳，尚俭朴，布衣蔬食，女织男耕的风气，在烟赌娼妓盗匪的租界流风之下，乃洗扫净尽。”（《中国之命运》）
“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百年来，租界流风之所至，一般人士对于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弃。于是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尊卑长幼之间，邻里乡党之际，不复有相亲相爱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谊。遇事惟物质的利益是图，随处无道德的标准自律。义之所在则推诿，利之所在则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无所顾恤，贫病无所济。视骨肉如路人，视同胞如敌寇。甚至于认贼作父，腼颜事仇，逆伦反常，而不自知其非。举中华崇礼尚义之邦，使化为寡廉鲜耻之域。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中毒之深，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道德日就于衰败，且更影响于国民的体格，使其日就于萎弱。”（《中国之命运》）
中国人背离了自己的文化，瞧不起自己的辉煌文化，在外来意识形态中找出路，而不知其内涵，造成了后来的共产党红朝上台，民族面临最大危机。“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中国之命运》）
改造国人恶习
蒋介石提出，“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新生活纲要》）
“一切的学术技能都还是教育次要的东西，最根本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教做人的道理，养成学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使他成功一个明礼义知廉耻的人！具体的讲，就是首先要从他们的衣食住行教起，使他们都能过整齐、清洁、简单、朴索的新生活。如果这个根本的东西忘了，单是教些物理化学英文算学等知识技能，那么，不管你教得怎样好，也没有用！因为知识技能，禽兽也有的，禽兽也可以教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礼义，知廉耻。”(《《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当时的歌曲有：《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等等。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从细节入手，移风易俗，教化民众。
一九三六年，新生活运动二周年，蒋公说：“我们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乃是昨死今生的运动，亦即一种起死回生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八年，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日，南京大屠杀刚刚过去两个月。蒋介石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民族复兴的事业，刚做到了中途，敌寇用凶横无比的暴力侵入进来。”他要求全国同胞“要不屈不挠，不受威胁，宁死不作顺民，宁死不服从伪组织，不与敌人通买卖，相往来。所谓匹夫不可夺志。”（《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九三八）
新生活运动要改造国人百年来的恶习，难度极大，受到各种无知嘲笑和恶意指责。但是有日本人看出其中端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中将曾认为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若外国入侵，民众不会支持政府。”卢沟桥事变后，他却反对扩大战事，说“中国自实行新生活运动以来，全国军民的振奋精神已不可低估。”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战前曾说：“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大事，就是整理军备、整理财政和新生活运动。”（李功勤，《百年大业－－中华民国发展史》）
如果北伐和清党是治疗中国肌体与内脏的疾病，新生活运动则是精神层面的救赎。
蒋介石生活清淡，非常规律，很有节制，突现出他作为领袖的诚意，反映其内在的精神底蕴。他平素完全不吸烟，而且滴酒不沾，餐桌上总是以白开水代酒。
不幸的是，新生活运动因为当时的战乱被打断了，抗日战争以后接着共产党的毁国篡权捣乱，没有给蒋介石足够时间来完成国民的道德复兴。
二．黄金十年
蒋公治下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被历史学家称为民国建设的“黄金十年”。十年间，中国虽然仍无法实现统一，建设资金缺乏，资本逃入租界，这都是建设的巨大障碍。但蒋公在险恶环境下竭尽所能，重建经济，实现建设。
共产主义破坏
蒋公指出，黄金十年受制于国家不能统一，“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
蒋公看到，当时经济学界受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持，共产主义造成资本逃入租界，自由主义反对国家集中使用资源，使得国家建设无法着手。“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命’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暗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
大幅进步
“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
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釐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 (《中国之命运》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战)
这时期中国电力业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九点四；煤矿业为百分之七；水泥业为百分之九点六。（周澹宁《中国近代经济史新论》，一九九一）
一九五一年，前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在国会说：“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中国现代史辞典》，一九八七 )
两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记载这段历史：“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战争爆发前的十一年间，他（蒋公）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日本试图‘打倒蒋介石政府’就是在试图破坏第一个强大的、团结的、现代化的、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国政府。”（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中国的新生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卫的准备在紧张地进行，具体讲来也有以下事例：市制的改革，国家银行的建成，中国财政的巩固，银元在向政府手里集中并运往国外作为中国的储备金；全国巨大的网状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联接起来（一九二一年一一八五公里，一九二七年三万公里，一九三六年九万六千三百四十五公里。）；四条新的铁路干线和四条支线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广东－－汉口铁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间进行的”；“农村的生产与建设恢复计划，特别是在江西；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强制实行保甲制度”，“看来，中国好像终于走上了进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诞生了。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种进步变得可能，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民决心与日寇决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同上）
林语堂景仰蒋介石：“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演讲几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同上）
“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形势的。”（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