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7年04月03日】
【原文】
李密《陈情表》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
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
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
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
急如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徇私情，则告诉不许。
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赏析】
李密原是蜀汉后主刘禅的郎官。纪元263年，司马昭灭蜀汉，李密成了亡国之臣。仕途己失，便在家供养祖母刘氏。纪元265年，晋武帝请李密出来做官，先拜郎中，后又拜为洗马(太子侍从官)就是文中说的“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晋武帝为什么要这样重用李密呢?第一，当时东吴尚据江左，为了减少灭吴的阻力，收拢东吴民心，晋武帝对亡国之臣实行怀柔政策，以显示其宽厚之胸怀。第二，李密当时以孝闻名于世，晋武帝承继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的策略。实行孝道，以显示自己清正廉明。同时也用孝来维持君臣关系，维持社会的安定秩序。正因为如此，李密屡被征召。
李密为什么“辞不就职”呢?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李密确实
有一个供养祖母刘的实际困难问题，象文章中说的“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第二，李密是蜀汉旧臣，自然有怀旧的思想，况且他还认为汉主刘禅是一个“可以齐桓”的人物，对于晋灭蜀汉是有一点不服气的。第三，古人讲：做官如履薄冰。皇帝高兴时，臣为君之心腹；皇帝不高兴时，臣为君之土芥。出于历史的教训，李密不能没有后顾之忧。晋朝刚刚建立，李密对晋武帝又不甚了解，盲目做官，安知祸福。所以李密“辞不就职”，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此时此刻不宜做官。
李密不想马上出来做官，而在晋武帝方面，却催逼得很紧。“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轻慢皇帝，违抗皇命是要杀头的。为了摆脱这个困境，达到不出来做官的目的，李密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李密是蜀汉旧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古人讲“一仆不事二主”，“忠臣不事二君”。如果李密不出来做官，就有“不事二君”的嫌疑，不事二君，就意味着对晋武帝不满，这就极其危险了，所以李密说自己“不矜名节”，“岂敢盘桓，有所希冀”，意思是：我不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供养祖母刘，是为了“孝”。但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事父为孝，事君为忠。李密供养祖母是孝，但不听从君主的诏令，不出来做官，就是不忠。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韩诗外传》卷二记载：“楚昭王使石奢为理，道有杀人者，追之，则父也。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于是刎颈而死。”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为孝子不得为忠臣。李密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即先尽孝，后尽忠。“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等我把祖母刘养老送终之后，再向您尽忠。这样，晋武帝也就无话可说了。
李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在“孝”字上大作文章外，还以巧妙的抒情方式，来打动晋武帝。从文章中可以想见，李密在构思《陈情表》时，有三种交错出现的感情：首先是因处境狼狈而产生的忧惧之情；其次是对晋武帝“诏书切峻，责臣逋慢”的不满情绪；最后是对祖母刘的孝情。但是当他提笔写文章时，便把这三种感情，重新加以整理，经过冷静的回味，压抑了前两种感情，只在文中含蓄地一笔带过，掩入对祖母刘的孝情之中。而对后一种感情则大肆渲染，并且造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情境，即“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从这样一种情境出发，作者先以简洁精炼的语言，写自己的孤苦，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作铺垫，然后反复强调祖母刘的病：如第一段的“夙婴疾病，常在床蓐”；第二段的“刘病日笃”；第三段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样，李密的孝情就不同于一般的祖孙之情，而是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孝情。
《陈情表》是写给晋武帝的，是为了达到“辞不就职”的目的。从这个目的出发，李密并没有把孝情一泄到底，而是用理性，对感情加以节制，使它在不同的层次中，不同的前提下出现。第一段先写自己与祖母刘的特殊关系和特殊命运，抒发对祖母的孝情，“臣侍汤药，未曾废离。”如果从这种孝情继续写下去，会有许多话要说，如对祖母的感激，对祖母的怜惜等等。但作者却就此止笔，转而写蒙受国恩而不能上报的矛盾心情，写自己的狼狈处境。第二段表白自己感恩戴德，很想走马上任，“奉诏奔驰”。为什么不能去呢?是因为“刘病日笃”，这就从另一方面，反衬了他孝情的深厚，因为孝情深厚，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所以才有“实为狼狈”的处境。前面抒发的孝情被节制以后，又在另一个前提下出现了。第三段作者转写自己“不矜名节”，并非“有所希冀”，不应诏做官，而是因为“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在排除了晋武帝的怀疑这个前提之下，再抒发对祖母刘的孝情，就显得更真实，更深切，更动人。
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动机下，以适当的方式而发生的感情，才是适度的最好的感情。”(见《尼科马科斯伦理学》)李密正是运用了最恰当的抒情方式，通过有次序的抒情，打动了晋武帝，使他看了表章后，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在赞赏的情况下，“乃停诏”。
古人有言：“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也！”笔者深然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