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1年12月20日】
电影《机缘》4月24日在新唐人电视台首播，许多观众在看了这部电影后给与了很多好评。有人称这部影片是他们近几年看过的最好的影片。
一位搞美编的观众看完后留言表示：“完美！演员每个都可爱！我紧张得不敢看结果！我是一个美术编审，但我也觉得没资格评论，就是好！！！谢谢你们，可爱的人们！！！演什么都好看！！！”
另一位观众说：“非常高兴最近十多年以来看了这么一部干干净净，情节那么吸引人，感动到流泪的影片！真干净，也只有这些人能够拍出这么纯美的电影。谢谢这些演员和制作人员！！！”
对于影片结尾，一位观众反馈说：“虽然我已经很久没看过电影了，但我昨晚付费看完了整部电影，可以说是让我最为感动的一个爱情故事，两人相认的场面催人泪下，大结局很美妙，又令人意外，感叹编剧神奇的构思。”
除了对演员的称赞外，一些观众对故事的编排表示赞赏，一位女士说：“ 真的很好看。好的编剧是影片的灵魂：每一个伏笔都有呼应，每个场景都是点到为止，让人意犹未尽。”
为此，记者采访了该电影的编剧、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章天亮博士，请他介绍影片的创作背景、内涵，及他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以下内容根据章博士书面回答整理：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机缘》的由来？
答：最近几年，我看过很多场神韵的演出。她的艺术之美和传递的正统价值、光明和希望给与我许多震撼和启迪。后来我开始思考艺术对人的影响力。我记得2006年第一次看“圣诞晚会”演出的时候，曾经谈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成为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的起点”，也就是文艺复兴结束了欧洲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不仅带来欧洲艺术上的辉煌，也把“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引入社会。所以我想，正统的艺术确实能从信仰、道德、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改变社会。”
2009年秋天，有一次我要一个人开很长时间的车。路上我突然想：为什么不编个电影故事呢？于是我就开始编。那天我有很多灵感的启迪，等我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故事的框架已经很完整了，当然中间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推敲。编完以后，我特别感触古人的一句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去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开始和一些加拿大的朋友讨论这个故事，于是就制作了《机缘》这部电影。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学电子工程的，是什么使您想涉足和您专业完全不相关的电影这一行呢？
答：因为我看到了电影对人巨大的影响力，我很想善用这种力量。
在戏剧或电影界有一个专用的词汇，叫“移情作用”，就是在看演出的时候，观众常常会把自己摆在电影中人物的位置上去。换句话说，每当电影中的人物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或困境的时候，观众常会不自觉的想：“如果我是他，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这种把“我”放到“他”的位置来思考就是“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对象并不一定是一个好人。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系列电影，在百年电影史上的排行名列前茅，叫《The Godfather》，中文译名叫《教父》，讲的是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科利昂家族在美国的兴衰史。应该说，影片的主人翁并非什么善良之辈，但是观众却情不自禁的会为他们的安危担心。
世界银幕剧作界公认的第一大师Robert McKee在他关于编剧的经典教科书《故事》（STORY: Substance, Structure, 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技巧高超的作家，会让观众移情于一个最不值得同情的人，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他无疑是一个邪恶的人，杀死了仁慈的国王并嫁祸于国王的两个仆人、杀死了最好的朋友、杀死了敌人的妻子和幼儿，但是这个罪不可赦的凶手在被砍头的时候甚至会让观众产生一种悲剧性的失落，因为莎士比亚赋予麦克白一个受到良心煎熬的形象，给了他一段痛苦的忏悔性的独白。在他自责的时候，观众忍不住会想：“我也像他一样做了坏事后心怀愧疚，他就像我一样是个有良心的人……”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想起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借用苏格拉底之口，要把所有的诗人和剧作家逐出理想国的城邦。因为戏剧创作中一定要表现人物冲突，表现人性的善、也表现人性的恶。人性中的善常常是靠反面人物的恶来衬托的。而在戏剧或电影中，人性之恶常常展现的非常充分。即使表达人性中的善也并不是纯善的，比如《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
我们且不说那些本身就是放纵人的欲望或描写社会黑暗的电影，即使制片人想表达一个正的理念，由于手法的限制，影片对社会的影响也未必是纯正面的。另一方面，电影的影响力又如此巨大，方式又如此潜移默化的，它对社会的意义就很不一般了。它所影响的不仅是人的审美取向的问题，还有价值取向。因此，我很希望这种影响力能够被善用。
记者：您对电影的表现手法和当代电影的现状怎么看？
答：电影的表现手法固然有很多。编剧在表达一个意图的时候，是通过“表演”而不是“解释”或“说明”的手法。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对孩子说“你要说真话”，这个在电影中如果就这么演出来并不能说服观众，也许他自己就正在说谎。编剧要设计一个场景，让他在最大的利益（自由、爱情、生命等）和真话之间做选择。如果他选择了说真话而失去了他在意的东西，这时候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说——他说的“要说真话”是真心的。
现代的电影制作基本上已经完全抛弃了人的心理描写，即通过旁白的方式告诉观众这个剧中人到底在想什么。因为这是“告诉”观众而不是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编剧需要的是严谨的场景设计，每隔很短的时间制造一个悬念，引领剧中人一步步走向那个艰难却无可避免的选择，这个过程常常是剧中人发现“自我”本性的过程，甚至也由于“移情作用”成为观众发现自我的过程。
所以当剧中人作选择的时候，就不仅仅是他的选择。观众也会想：如果我是他，我将如何选择。这是电影对人影响最有力的地方——让你爱上主人公，然后你会想如果换作我，我将如何选择。这时候主人公的选择，对观众就会产生示范作用。
因为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所以我就租借DVD或者到电影院去看各种各样经典的或者现代的影片。也许是我比较挑剔，平均看十部影片，也许会有一部我觉得还说得过去。
到了当代，一个好故事已经很难得一见了。Robert McKee在他的《故事》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数据：“美国作家协会剧本登记服务处每年记录在案的剧本多达35万个，这还仅仅是记录在案的数据，仅仅在美国，每年跃跃欲试的剧本数以百万计，但真正称得上上品的却寥寥无几。”
好莱坞每年花5亿美元去筛选剧本，每年制作的影片大概在400到500部之间，大部份昙花一现后就从观众的记忆中消失了。我想要拍出经久不衰的作品，就一定要展现经久不衰的人性、特别是人性中的光辉。
记者：通过《机缘》您想传递什么信息？
答：《机缘》只是我第一次尝试性的编剧。这是个专业性要求极高的行业。我只能谈一点关于《机缘》的思考。
《机缘》实际上讲述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机缘”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了解真相的机缘。故事的主人公因为生活的重大变故决定做一个无情的人，他对事物的计算像机器一样的精准，但是他已经对人、对是非这些抽像的价值失去了兴趣。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曾经爱慕但又竭力遗忘的女友出现的时候，长久压抑的感情渐渐复苏。女主角的出现和她的对话，成为他了解真相的一个“机缘”。
第二个问题就是“选择”，就是在了解真相之后，你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男主角的想法很简单，他想救他的女友。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不得不一步步地把他的事业、爱情、自由、乃至生命全部都押上去，去追求更高的价值——正义和良知。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这样的事当然也有生活中的原型。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抓了，她哥哥就是警察。为了救这个妹妹，哥哥想了很多办法。他不但把自己的妹妹救了，也营救了好几个法轮功学员。后来这个妹妹来了美国，哥哥却被中共关进了监狱。
法轮功在中国已经被镇压将近12年了，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很希望在电影制作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把更多感人的故事讲出来。当然我们的资金、专业人才都是非常匮乏的，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来共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