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07月31日】
现年七十七岁的杨凤文和七十六岁的老伴李雁翔，以及女儿杨小晶一家三口在一九九四年都参加过李洪志老师办的传法班，修炼大法后一家三口身心受益。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一家三口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均遭受迫害，特别是女儿杨小晶在迫害中去世，老俩口白发人送黑发人，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创伤，身体也每况愈下。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杨凤文、李雁翔夫妇用邮政快递分别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寄发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以下是杨凤文夫妇在《刑事控告状》中叙述杨小晶遭迫害的事实：
新婚蜜月是在恐惧中度过
杨小晶一九九零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信息管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供电设计院计算机室工作，是单位的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丈夫曹东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俩人于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四日结婚。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曹东回甘肃庆阳老家办户口，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同法轮功学员高峰一起被火车巡警无理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内蒙戒毒所十七天。
杨小晶的新婚是在恐惧、焦虑中度过的。婚后不久，杨小晶所在单位北京供电设计院党支部书记王秀岩多次找她谈话，逼写不炼功“保证书”，并以上级单位的要挟：如果你单位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不“转化”，单位领导的奖金扣除、职工奖金、住房福利等待遇消减，对杨小晶施压，将矛盾全部转到杨小晶头上。为避免单位职工受株连迫害，杨小晶被迫离开单位。而其单位却以杨小晶违反劳动纪律为由，非法解除杨小晶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建国门派出所片警杨东到杨小晶家，让杨小晶、曹东去派出所，被他俩拒绝。从这一天起，夫妻二人被迫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家，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第一次被绑架劳教，丈夫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流离失所的杨小晶回家洗澡，被长期蹲坑的建国门派出所警察乌利亚绑架，劫持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临时洗脑班——东城凤凰宾馆强制转化。杨小晶为抵制迫害，绝食抗议七天七夜，第八天杨小晶被送到东城分局看守所关押一个星期，因不“转化”，怕她去上访，非法内定劳教一年半。先是送到了调遣处，过了两个星期后又把她送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
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杨小晶因为不转化被绑在死人床上四十多天，长时间地不让洗漱，不许睡觉，不让吃、不让大小便，经血污物流的满床都是。
历经折磨的杨小晶被劫持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第五大队。大队长叫陈爱华。因为杨小晶没有转化，所以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继续承受非人的折磨，长期罚站、晚睡、早起、喝凉水、吃窝窝头，多次被殴打，被迫观看新闻喉舌对法轮功诽谤的节目。这样的高压生活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杨小晶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她回到家中的时候，思维混乱，身体状况极其令人忧虑。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和亲朋好友的照应下，她一直到二零零三年才逐渐恢复。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底，刚刚从劳教所出来的杨小晶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甘肃平凉看望被关押在平凉监狱的曹东，曹东当时被非法判刑四年半，为了能每月去监狱探视一次丈夫，杨小晶在平凉租住了十一个月，面对塞北孤漠的风寒，她心中的凄凉无以言表。
第二次被劳教迫害二年多
二零零四年四月，北京朝阳区亚运村派出所、朝阳分局国保大队五六个警察非法闯入杨小晶父母家中，非法抄家，而后又抄了杨小晶在东城区的家。杨小晶又一次被绑架，这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关押到北京女子劳教所第一大队。
二零零五年二月，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杨小晶被送到了“百分之百失去自由”的“攻坚队”。这次她面对的不是“死人床”，而是“坐高板”。“高板”是一个六十多厘米高的塑料方凳，这样的凳子，人坐在上面，双脚不能沾地，就这么耷拉着，很快大腿根儿就会被压麻，脚就会因为控血太多而肿胀。杨小晶每天晚上十二点后睡觉，早晨五点前起床后，睡觉时负责“包夹”法轮功学员的吸毒劳教人员在警察的授意下经常推打刚要入睡的她，使她几乎整夜无法入睡。白天她又被要求坐在这样的凳子上，两脚并立，两脚、两腿之间不能有缝，有缝就得挨打，两手五指并拢放在大腿上，双目直视，再困也不能合眼，眨一下眼睛没有事先喊“报告”，都要被打。长时间这样坐着，血液不流通使两条腿的重量越来越重，塑料椅子又非常坚硬，很快屁股上的肉就被坐烂，再坐上去就是如坐针毡。有的法轮功学员才坐几天就由于疲倦和疼痛从“高板”上摔下来。
这样的姿势坐不久就会十分疲倦，但只要一闭眼就会遭到殴打，杨小晶在犯困的时候经常被包夹她的吸毒犯用图钉扎醒。在此期间，吃的非常少，一顿只给一两米饭或一小块儿馒头，主要的目的不是提供食物，而是维持受迫害人的饥饿感。人长时间不吃东西饿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敏感了，每顿饭给一点，反而让人更觉得饥饿。这是劳教所总结出的迫害经验。
恐怖的小黑屋是一种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黑屋的地上放一个小板凳，强迫被关的人坐在小板凳上，恶警还在地上泼上凉水；指使吸毒、卖淫犯打骂法轮功学员；强迫超时、超体力劳动；精神强奸，这是最残酷的折磨，逼迫大法学员看侮辱大法的录像，看辱骂大法的“教材”，再强迫写所谓“认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反复“洗脑”；还有另一种摧残人的手段是长期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大小便，只能便在内裤上，来例假也不给卫生用品。小晶同众多的大法学员们每天都在承受这种黑暗、无人性的关押。
直到二零零五年中，与杨小晶一起被关押在“攻坚队”的法轮功学员刘桂芙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终于能够得到家人的探视，刘桂芙在接见时顶着警察的压力向亲人透露了一些“攻坚队”的内幕，“攻坚队”的迫害手段才被国际社会得知。在国际压力下，八月“攻坚队”解散。
二零零五年九月，饱受折磨的杨小晶被送回一大队，她身体已极度虚弱，在大队长陈立的直接驱使下，被逼做奴工劳动，她因为眼睛近视，不得不长期低着头，造成严重的颈椎病痛。
二零零六年七月劳教所来了两个北京安全局的人，告诉杨小晶说：曹东出事了，让她给曹东写信，劝曹东“转化”，被杨小晶拒绝。
为丈夫申诉，遭骚扰、恐吓、绑架
二零零六年八月底，遭受了两年多牢狱的杨小晶回到家中；而曹东当时正在被非法关押迫害，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了营救当时正遭受关押迫害的妻子杨小晶，曹东冲破层层阻力在北京与前来调查中国人权问题的欧洲议会副主席史考特见面，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并指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曹东在接受完采访后回家的路上，被北京市国安局二处便衣突然绑架，并在北京秘密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期间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每天用手铐把曹东铐在审问室椅子上十几个小时，曾六天五夜一百三十多个小时铐着不让睡觉，同时每天七、八个人轮流对曹东辱骂、恐吓、威胁，不断进行精神围攻，其罪恶目的是不让其合眼，并将曹东左眼打伤；后来在曹东抗议下说让其睡觉，但半夜十二点又将其叫醒，俩人强行把他按在距离电视机不到一米的地方，把音量调到最大，强迫他看攻击法轮功的碟片给其洗脑。
在残酷折磨下，曹东开始吐血，每天大量便血，曾昏死过去一次，三次被送往医院。国安还把曹东送到北京市朝阳区洗脑班实施精神洗脑，北京市公安局和“610”的人对曹东诱骗说：只要曹东配合国安二处帮他们做事就一定放曹东出去。国安坐飞机到庆阳找到曹东父母，威逼其父母到北京给曹东施加亲情压力，迫使曹东就范。当这一切都没能达到目的后，为了逃避国际社会的关注，三个月后偷偷地把曹东转到偏远的甘肃省，秘密的关押在甘肃省安全厅看守所。
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对曹东的所谓“逮捕令”交给了他在甘肃庆阳的父母，而杨小晶直到十月底才知道。
杨小晶从离开劳教所就为曹东的案子四处奔波，在劳教所她已经被折磨的身心交瘁，出来后为了曹东的案子，她更是没有片刻的休息。为了上诉，她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奔波于北京、兰州、平凉、庆阳之间，为曹东找辩护律师。他们的朋友于宙也鼎力相助。于宙是著名的民谣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鼓手，这个乐队被业界评为二零零七年中国不可错过的民谣组合中的第一名。他们的部份原创作品当时正被著名国际性音乐频道ChannelV向亚洲各国推广。因为娱乐圈的工作关系，和于宙乐于助人和幽默的天性，他结交甚广，对杨小晶的帮助也很大，在艰难的岁月中，他和妻子徐娜是杨小晶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朋友。
甘肃庆阳安全局接手了曹东的案子，对他父母实行消息封锁，不让他父母找人，说越找判的越重；而对曹东却诱骗说，只要他诋毁法轮功，就让他出来。二零零七年二月，对曹东的非法迫害在甘肃兰州开庭，律师做了减罪辩护，较成功，并同意接手替曹东继续上诉，然而在安全局的压力下，律师在二审时不敢涉及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还帮安全局恐吓杨小晶说：越上诉判的越重，致使二审没有开庭，三月份以书面裁决了事。
在杨小晶的再三要求下，二零零七年十月，律师才将经过修改的辩护状传真给杨小晶，内容完全与法院的说辞一致，颠倒黑白，完全掩盖了曹东被抓的真相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华的目的。
为了阻止杨小晶营救丈夫曹东，国安局警察用戴黑头套手段绑架了杨小晶的律师李和平，并殴打数小时，将杨小晶给李和平律师的曹东案件资料全部被抢，陪同杨小晶去向律师咨询的北京法轮功学员庄偃红、项桂兰也被抓起来非法劳教。
二零零七年十月，杨小晶的家又一次被北京丰台国保所抄，杨小晶幸好提早离开。但此时她的心情愤懑至极，不得不再次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要为丈夫申冤，又要躲避中共安全局的跟踪、骚扰。中共一向搞连坐，朋友为她的案子奔波而受到牵连，让她非常伤心。她更加疲惫，根本无法静心修炼调整身心的疲惫虚弱。
二零零七年年底，杨小晶在天水监狱见到被非法关押的丈夫曹东，在被限制的接见时间中，曹东断断续续向她叙述了自己被欺骗、被残酷迫害的前后过程，令作为妻子的杨小晶伤痛不已。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杨小晶又辗转回到北京，寻求帮助。十二月二十七日，她回家交房费，被一直蹲坑的居委会人员发现，并报告给派出所，建国门派出所片警刘江、刘涛，当地街道“610”主任杨文仲，东城分局的俩警察一起闯入家中，刘江伙同他人硬将杨小晶抬到楼下，塞进一辆便车。几个小时后到建国门派出所，刘玉刚科长恐吓杨小晶：就是要把曹东关到西北，让你留在北京等没人性的话。而后几个便衣又把杨小晶抬上一辆黑车，关进丰台六里桥一家旅馆里，劫持二十四小时。杨小晶对领头的恶人说：你们仗势欺人。对方非常嚣张的说：就欺负你了。丰台国保警察想找茬将杨小晶关起来，结果因为在家中什么东西都没有搜出来，阴谋没有得逞。
出来后杨小晶才发现家门钥匙不知被谁拿走，父母家楼下停着一大一小两辆车。在寒冷的冬日，无家可归的杨小晶再次居无定所，到处漂泊，心中的悲愤、恐惧难以言表，在临时的住房里，由于担心再次被绑架，经常把窗帘拉的严严的。
杨小晶含冤离世
杨小晶与丈夫十年来，一直遭受着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四年，受尽各种折磨，多年来遭北京东城区分局国保大队长刘玉刚，以及建国门派出所警察吴利亚、刘江，街道办事处“610”人员杨文仲等人的骚扰、恐吓，长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无法正常生活，身心遭受极大的伤害，承受达到极限，杨小晶的身体虚弱下来。
杨凤文、李雁翔因常年遭受迫害，无法颐养天年，为女儿担惊受怕，长期以来街道办事处社区书记李和平经常给家中打电话骚扰、跟踪、敏感日到家监视，街道“610”小头头随意到家乱翻东西。父母用微薄的退休金常年扶持着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杨小晶。二零零八年四月起，七十二岁的杨凤文，颠簸在异地他乡，悉心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女儿，远在北京的母亲李雁翔无时无刻不揪心着女儿，一家三口多么渴望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家。
二零零八年七月，杨小晶左颈部、腋窝被发现有肿块，并伴有疼痛。二零零八年八月初，在西安西津医院检查结果为：淋巴癌细胞。杨小晶在剧痛中煎熬，成夜成夜的疼痛使她无法正常躺下，吃不下东西。她的身体急速恶化，最后导致全身黄染，下肢水肿，腹水，左乳房肿胀、结块，并溃烂流脓，剧烈的疼痛使她根本无法进食，她却以坚强的毅力，始终没有喊叫一声。自二零零九年七月起，根本无法躺下，日夜坐着，在巨大的痛苦中备受煎熬。
就在杨小晶病重期间，警察还在不断的监控、骚扰，致使她的病情极度恶化。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半夜二点，开始休克，在被抱着上完洗手间后，又一次气喘不上来。凌晨五点多，杨小晶呼吸越来越急促，父亲打了120救护车，等到医院时，杨小晶停止了呼吸。
杨小晶离世的当天下午五点多钟，老父亲连夜驱车七小时，赶到甘肃天水监狱，恳求监狱准许曹东去见妻子的最后一面。监狱长周某某、大队长刘江涛以放长假、省监狱管理局领导不在、无人批准为由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十月八日，小晶白发苍苍的父母又一次长途颠簸到天水监狱，再次恳求监狱允许曹东去见小晶最后一面。然而，迎接的是监狱门外布满的便衣和监狱内站满的警察。监狱教育科长董守堂、副科长（大队长）刘江涛，以监狱没有先例为由，拒绝了老人的合理要求。当小晶父母提出单独与曹东见面、商讨小晶的后事时，狱警却根本不顾及老人及曹东的感受，只让俩位老人隔着玻璃拿着话筒与曹东说话。而曹东本人却仍被包夹着，他的身后站满了十几个狱警。
小晶火化后，老父亲再次捧着骨灰到监狱探视曹东。曹东也很希望能见到小晶的骨灰一面，可是连这样的要求竟然也被监狱拒绝。紧接着，天水监狱再次把曹东单独隔离关押，并加大了对他的迫害力度。
杨小晶从二零零零年的十月一日流离失所，到她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的含冤辞世，整整九年的时间，杨小晶和丈夫在一起的日子仅有几周，不是她被非法关押，就是他被劫持迫害。杨小晶两次被非法劳教四年，曹东两次被非法判刑近十年；九年间杨小晶经历了多少生活的困苦魔难和酷刑折磨，这一切只因为她坚持信仰真、善、忍，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坚持要做一个好人。这一切也都是因为被告江泽民滥用职权、诽谤法轮功、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所致。
正是在被控告人江泽民的策划、指挥下，导致我们一家三口遭受了如上所述的严重迫害。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江泽民作为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策划者，其应当对所有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控告人依据《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向最高检察院提起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提请司法机关依法立案侦查其所犯的多项罪行，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