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08月04日】
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张晓萍，曾经患多种慢性疾病：乳腺增生、子宫肌瘤、肾虚、胃炎、胆囊炎、附件炎、神经衰弱等，到处医治无效。一九九六年九月初，张晓萍修炼法轮功，两个月后，全身的疾病都痊愈了，体重一下增加了二十多斤，脸色红润。家人也被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震撼了，她丈夫见人就说：法轮功真好，张晓萍的身体好了，脾气也好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残酷迫害运动。张晓萍多次被绑架、关押、抄家、抄店；曾被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被非法劳教三年、判刑五年半；曾被迫害长期流离失所；她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各种折磨毒打、背铐、强行灌食、关禁闭、“熬鹰”等酷刑折磨；在银川市看守所，她一度被折磨的病危，身体各种机能衰退，体重由原来的近一百二十斤降到七十多斤，人整个脱相、精神恍惚、失忆等；因迫害她的两处理发店被迫关门，损失大约九万元；二零零二年三月，她的丈夫因承受不了压力与她离婚。
日前，张晓萍已经向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递交《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下面是张晓萍叙述自己十六年来所遭受的迫害中的部分事实：
被绑架、非法劳教
宁夏公安厅黄建忠等人、银川城区分局马希明等人、市公安局李存等人、文化街派出所李慧涛，玉皇阁北街、前进街派出所的警察，还有社区居委会的人三天两头到美发店骚扰；李慧涛每天给我打骚扰电话；还有监视居住、跟踪的。由于这些人的骚扰，我始终处于惊恐之中，时常精神恍惚。来美发店的客人有时也无端被盘问，渐渐许多老顾客都不敢来了，生意受到很大影响。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店里坐满了顾客，我和三个店员正在忙碌。突然，宁夏公安厅黄建忠、银川市公安局张安忠、李存、银川市老城区公安分局张顶生、马自力等七八个人闯进来，其中还有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这些人进店后象土匪抢劫一样到处乱翻：把我的包打开，将《转法轮》和电话号码本抢走，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乱翻了一气。他们冲进店里时，有的客人烫发正烫了一半，有的正在上卷抹冷烫精、有的理发只理了一半。他们边到处乱翻，边对顾客说：赶快走，还等着干啥？要把客人都赶走。有位顾客打抱不平说：张晓萍干什么了你们这样做？一个警察说：谁再敢说话就一起抓起来！他们翻完后，把顾客都驱散了，将我和三个店员绑架到老城区公安分局，审问后将店员都放了。随后这些人又押着我到我家抄家。因为没有钥匙，几人在我家门口押着我。张顶生带几个警察去我丈夫单位——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骚扰并威胁恐吓他配合抄家，丈夫拒绝了。押我的警察打电话叫开锁匠来将门打开，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张安忠抄到几张资料，砸到我的脸上并辱骂我。当天晚上七点多把我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每天都干着奴工撕胶。有一次，一个关押人员的手铐铐的太紧，她手脚冰凉麻木了，疼得又哭又喊。我和法轮功学员王晓慧帮着给她挪松了一下，恶警米海英发现了，叫来几个男服刑犯将我和王晓慧、潘艺园三人强行架起来打上背铐。不久我就手脚冰凉，疼晕过去了，米海英才叫服刑犯给我取掉了背铐。王晓慧被铐了四十多分钟，潘艺园疼的呕吐起来了，也不给她们打开。
我被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后，与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全被非法劳教三年，女的转押到女子劳教所，男的转到白土岗子劳教所。在宁夏女子劳教所期间，我被迫干超时奴工：拣脱水菜、拣甘草、拣豆角、扛麻袋包等。
被绑架至洗脑班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六日早上九点多，我和店员申冬梅（也是法轮功学员）正忙着给顾客吹头发，城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孟长义带着王满、张顶生、吕建荣、马建忠、贾玉斌（音）等人突然闯进来。我善意的上前打招呼，让申冬梅给他们倒茶，这伙人不理不睬的在店里店外转悠。申冬梅出去买来纸杯，烧开一壶水提在手里，正准备给他们沏茶。有一个警察看到申冬梅兜里的长方形的东西（电子书），就威胁申冬梅说：把你兜里的东西掏出来！申冬梅不掏，他边往前走边逼迫申冬梅，一直把申冬梅逼退到了店外。那个恶警打翻了水壶，开水一下烫到了申冬梅身上。申冬梅疼的乱喊，把壶扔了。几个警察上去打了申冬梅，并强行将她推上了车。屋子的几个警察就开始在店里翻腾，没有抄到他们要的东西，孟长义抢走了我店里钥匙，把我也绑架到车上。
随后他们仍不罢休，把我已出租给别人的房子也抄了，把房间里的柜子锁撬坏，把租住几个房客绑架到新华街派出所关押了一宿。
我和申冬梅被绑架到城区分局，张顶生、王世元对我们逼供。晚上张顶生、王世元、贾玉斌要把我和申冬梅铐在床边，我们不从，贾玉斌把申冬梅按在地上，拿着手铐要强行铐申冬梅，致使申冬梅惊恐过度昏死过去，半个多小时后才苏醒过来。我俩被关押了四十八小时后，我们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手续、要求立即释放我们，他们置之不理。
第三天，孟长义命令吕建荣、张顶生、张安忠等人，开两辆车把我俩强行劫持到了消防总队内宁夏“六一零”的洗脑班。
位于银川市北京路消防总队四楼的洗脑班十分隐秘，整个楼层铁窗铁门，大门有武警把守。我们进去后里面空无一人，随后，他们带来几个女的分别看守我和申冬梅。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这些人的监视之内。
关到五月二十二日早上，孟长义和吕建荣再次提审我。孟长义象疯了一样，又喊又叫逼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不签，孟长义使劲扇耳光，又把我按在床上，吕建荣过去帮着按住我，孟长义还是不停的扇我。负责看守我的两个女的吓的赶紧躲开了。我的下颌骨被孟长义打的错位了，疼痛难忍。孟长义要将我关到看守所，我晕晕沉沉走不了路，孟长义命两个女的扶我下楼。我走的慢，孟长义辱骂我并抓住我的头发，提着从四楼下到一楼，用力把我甩进了警车里。贾玉斌还在旁边嘲笑、辱骂我。我被警车直接拉到了银川看守所，当天申冬梅也被关到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被酷刑折磨致命危
到看守所，我全身疼痛发抖、下颌骨疼的不能说话。一名值班姓刘的警察看我站不住，对孟长义说：她有病不能收，并问孟长义要拘留手续。孟长义嬉皮笑脸的回答说：没有手续，我们是自己人，手续随后补上，她是炼法轮功的，反党，你收下吧！他们就这样串通没有任何手续非法关押了我。
六月六日早上，孟长义、王满、张顶生、吕建荣等人从看守所强行给我头上套个塑料袋（捂的我喘不过气）、戴上手铐带到城区分局。孟长义一伙给我从新换了一副手铐，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打上背铐（见演示图一），我的肩膀和胳膊咯吱作响，疼得我直冒汗。他们又把我按到一个文件柜旁，头顶文件柜半蹲着。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孟长义进来说；我看还是太舒服了，换个铐法。便伙同王满、张安忠、吕建荣、张顶生把我架起来，准备打开手铐另施酷刑。这时手铐已经嵌在肉里无法打开、手腕卡的出血了，手肿胀青紫。他们几个折腾来折腾去，我的手铐还是打不开。他们商量，要再打不开只能找钢锯锯开。又折腾了一阵子终于打开手铐了，孟长义用力抓住我的双手边甩边说：让血液循环循环再铐上！甩了几下接着将我双手铐在后背。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张安忠手拿几份笔录打我的脸说：这是你的证据，你还抵赖；王满上前猛跺我的脚；孟长义威胁说：“看共产党的手铐硬还是你的嘴硬，今天准备折磨你一天一夜，再看你说不说。”
到了中午孟长义要下班了，指使张顶生、王颖（男，老城区公安分局的）把我的手铐打开。孟长义将我左手铐到暖气片底下的管子上，右手铐在暖气立管上。铐好后，又嘟囔说：铐子太松了！指使张顶生把毛巾弄湿把手铐和暖气管紧紧的绑到一起。因左右手铐距离太远，我蹲不下也站不起来，真的感到是生不如死（见演示图二）。从早上提审后一直不让上厕所、不给吃喝。我浑身疼痛难忍、冒虚汗，手和胳膊肿胀、麻木，那种痛苦让人想到了死，我只想把头磕到旁边的窗台上。这时，我想起师父讲的：自杀是有罪的！我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强忍着。直到下午他们上班后，才给我解开手铐又继续审问。就这样从精神到肉体反复残忍的折磨，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极限。后来孟长义又叫来两个女的看管我（孟故意避开）。这两个人一直诱骗我回答问题，我不吱声。到了晚上我开始腹泻。孟长义看一无所获，冲进来对我吼叫：你不说，我可以天天把你提出来折磨你，便指使张顶生等把我押回看守所。
回看守所时我浑身发抖，站不住靠着墙。又遇上那个姓刘的警察值班，他以为又送来一个有病的嫌犯，就拒收。张顶生说：这是早晨提出去的。刘就说：人咋成这样了，你们铐了多长时间？张顶生无耻的撒谎说：半个多小时！我就当面戳穿张顶生的谎言。刘当即汇报了值班领导，领导派了医生做了简单的检查，又嘱咐姓刘的，以后不许将我带出去。
过了几天，孟长义再次带人到看守所提审我。姓张的警察从监号带我时我嘱咐她：如果他们打我就大声喊，你就快点来！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又开始骂我，有人又想打我，我就大声喊起来，他们就没敢动手。
到了七月，石嘴山市大武口国保大队警察到银川看守所再次提审我。
到了十月，有一天晚上我起来炼功，被监号的犯人告发。女看守马爱玲伙同犯人惩罚我让我值班，我不值。马爱玲打开监号门把我连拽带推带到她办公室，左右开弓扇了我几个耳光。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马爱玲召集全女队关押的人员开大会，宣布严管我，罚坐五天“老虎椅”。每天坐在走廊的铁椅子上，手脚被卡子固定，又用麻绳缠绕着脖子、胸、腰、腹紧紧绑在铁椅子背上，全身只有头能活动。连天昼夜的坐了整整三天，每天隔十二小时上一次厕所。那几天正好下了雪，我穿的不多，晚上冻的全身都麻木了。
后来，我觉的我们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真、善、忍”就遭到这样的非法迫害，真是冤枉，于是我决定绝食抗议。十一月三号下午，看守所一个负责管教的警察梁某（股长）逼迫我放弃修炼、服从“管理”，我坚决不从！梁就安排警察马爱玲和雷向丽加重对我的迫害。他们叫犯人给我戴上了三、四十斤重的脚镣，弯腰将两手抱着左腿铐在一起，这样无论是走路、睡觉、吃饭、洗漱和上厕所，只能弯腰佝偻着身体的姿势，还不许任何人给予我帮助。即便如此，他们还鼓动被关押人员来逼迫我干奴工（他们按照每个监室的人头来下达奴工任务，我如果不干，其他人就得多干）装配打火机部件，明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七天后，她们把我手铐打开了，可脚上仍然带着几十斤重的脚镣。马爱玲让犯人头将我分到最苦最累的环节，有时候一天劳动时间长达二十小时。长时间的奴工使手指都麻木了，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烂了，一层又一层的脱皮。牙齿成了劳动工具，时间长了，把半截牙齿都蹦掉了。
二零零五年十一至二份，面对非法迫害和高强度的干奴工，我再次绝食抗议。到第四天，犯人马荣、马晓梅等人在马爱玲的指使下，将馒头堵在监控摄像头上，她们把我拽到监号后面拳打脚踢，随后把我拽到厕所打，又把我拖到床板上掐住我的脖子和两腮，往我嘴里塞馒头强迫我吃，我快要窒息了。她们又把我狠狠甩到地上，脚镣砸的我腿生疼。第五天，恶警用株连的形式对全监号在押人员“严管”半个月：每天每人奴工的定量增加了；每顿每人只给半个馒头、半杯水；监号门窗完全关闭不给通风透气；每天的放风也取消了。警察利用种种形式挑起矛盾逼监室的其他在押人员仇恨我、仇恨法轮功，来参与迫害。我连续绝食第六天，马爱玲叫来几个医生和几个服刑犯硬把我摁到“老虎椅”上，手脚卡住、上身用绳索缠绕捆绑在椅子上，强行给我插鼻管灌食。每次灌完食管子并不取掉，鼻管捅到胃里特别难受。到夜间气温低特别冷。到第九天，一名值班医生劝我吃饭，并说可以提条件，我提出要炼功、不干奴工、无条件释放我。第十天他们把我从老虎椅上放了下来，已经连续戴了四十六天的脚镣给取掉了。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我第三次绝食抗议反迫害。绝食第五天，马爱玲伙同警察梁某再次把我绑到禁闭室上的老虎椅上。禁闭室里没有暖气，零下十几度，我的脚都长了冻疮溃烂了，后背已经靠烂了，屁股也坐烂了，每天只能上两次厕所。到第五天他们把我放下来时，我面部已脱相、意识不清、腿脚无力、说不出话来。看守所怕出人命，把我送到外面的医院检查。三月二日，副所长王永平把我带到办公室审问。我说：出了人命你们要负责，我要见检察院的。看守所给银川市检察院汇报了，随后就给我办了取保候审。家人得到消息后带着律师到看守所接我。看到我已瘦的皮包骨头、面部脱相、生命垂危，律师就说：人成这样了，我们不能接到家中，就叫了120急救车将我直接送到急救中心。经检查，十六项指标中有十四项不合格，身体各个机能衰竭，医院大夫签署了病危通知书。我才得以当夜回家。
流离失所中被绑架、判刑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号凌晨三点多，在我正在新市区租住的房子里睡觉，王满、西夏区国保大队警察陈建华等十几人象土匪一样闯进屋里，把我摁在床上戴上手铐。所有人就开始乱翻，还有人摄像。他们抄走了电脑、打印机、许多耗材、现金以及我个人的大法书、两个MP3、电子书等，随后将我扯到楼下，推倒在地上。我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个警察将脚踩到我头上，另一个警察跑到小区的草坪里拔了一把草塞到我嘴里。随后几个人慌忙把我扔到警车里。我一直喊到银川看守所。此次先后被绑架的还有赵玉虎、蒋红英、蔡国军、穆志宏几位同修。到看守所，在大厅陈建华气急败坏脱下皮鞋朝我的脸上左右打了十几下。看守所姓邹的值班狱警叫来服刑犯直接把我拉到禁闭室捆到了老虎椅子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下旬，王满、张安忠、张顶生等人从看守所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将我劫持到金凤区刑警大队特审室里轮番审问我。我什么也不说。轮到张安忠值班时，张安忠和王颖将我反向面对着老虎椅，手和脚固定在老虎椅的卡子里，就象蹲着马步一样，由于身体是悬空的，身体的重量都集中在手腕上，很快我就双手肿胀、全身冒虚汗，痛苦极了。他们在旁边下象棋，过了很长时间才把我放下来。我在这里被刑讯逼供长达七十二小时。
二零零七年一月，王满到我住处非法抄走了现金一万多元，没有开具任何手续据为己有。
二零零七年五月我绝食反迫害，看守所警察梁某和马某将我再次关到禁闭室捆绑在老虎椅上。他们为了不让我出声，就用胶带绕头几圈把嘴封住，头被服刑犯摁住，梁某威胁我说：要喊就用臭袜子给她堵上嘴。马警察、医生和服刑犯合伙给我插鼻管强行灌食（演示图五），有一天早上插了八次鼻管插不进，鼻子被捅破流血不止，用掉近两包卫生纸。我快昏迷了，那种痛苦真的让人无法形容。
二零零七年八月，我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关押到银川女子监狱。赵玉虎、蔡国军、蒋红英、穆志宏四人分别非法判刑为七年、五年、四年、三年。
在宁夏女子监狱我被分到二监区，四个犯人包夹我。刚进去，监区长丁冬红唆使三四个犯人将我拉到厕所，一边打我一边将我的衣服扒光，换上囚服。第二天，丁冬红指使包夹将我带到二监区的大厅罚站。此后的两个月中除罚站外，还罚坐“小凳子”。包夹每天给我打的饭，量很少吃不饱，只给穿一件衣服、一条裤子。这就是监狱对我的所谓“入监教育”。期间法轮功学员杨洁无意中听到我的包夹对打饭的人说：这是张晓萍的，给少打点。杨洁责问包夹：为啥给张晓萍少打？既然这样，我不打饭了！并绝食抗议。当天晚上，杨洁被关到洗澡房罚站了一夜，由包夹监视着。
二零零八年一月，我两个弟弟带着我儿子来探视我，一监区监区长王琴百般刁难不让接见。后来听犯人讲：你儿子和你弟弟从早九点多等到下午四点，都不让见，最后让警察赶走了，你儿子可怜的边哭边求接见室的警察：我三年没有见过妈妈了，请您让她看看妈妈吧！在场的人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王琴对我家人说我在里面不服从管理，所以才不让接见。还授意我儿子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服从她们的管理。王琴把条子递向我，示意我要以犯人的身份对警察讲“报告词”，我不说！王琴便暗示“包夹”张书丽等几人上来打我。
二零零八年一月的一天，警察任翠玲发现我炼功，就把我铐在床头的栏杆上，正好狱政科的检查人员经过监号的走廊，我就大声喊，也没人理睬。任翠玲挑动犯人仇恨我，每天让包夹二十四小时轮番监视，一直铐了七天七夜到大年初三才给我解开。
二零零八年三月初，监区逼迫我写思想汇报。我就写了“我的心声”，内容是劝“三退”保平安的。我给一个犯人看，被包夹张书丽看见抢去上交了。王琴、任翠玲把我调到九号监室，不许我出监室的门，吃喝拉撒都在房间，让同监室的犯人整我。我开始绝食。此后，每天二十四小时犯人，轮番监视，我的手反铐在床头边的栏杆上，在小凳子上坐了四天四夜不让睡觉，不让洗漱、换衣服，我全身发出异味，同室的犯人忍受不了就辱骂我。为了让我放弃绝食，几个犯人按住我掐两腮和脖子，掐的我快要窒息了她们才放手；她们用牙刷把、钢勺把我的嘴捅、撬破流了血；几个犯人把我按住，杀人犯刘治红把咸盐在我嘴里抹来抹去；狱警指使几个犯人摁我，把我双手铐在床头栏杆上灌食（演示图六），他们用自制的管子往我鼻孔插，我一呼吸管子就在我咽喉里上下活动，磨的嗓子疼痛难忍、恶心，我被折磨的精神恍惚，那种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后来他们又变换姿势铐我，其中八天中我白天站着铐在床边的铁栏杆上，晚上铐在床头的栏杆上，我的腿都站肿了。
监狱的教育科和狱政科在主导并监督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天，警察任翠玲到监室给我打开手铐，准备再铐上。就这一会儿的间隙，被狱政科检查的发现我没戴手铐，便立即下令处罚任翠玲，调离监区。那个看过我写的“我的心声”的犯人被加刑三个月。
五月，狱警王琴和马新英到我儿子就读的学校进行骚扰。当时我儿子正准备考高中，情绪受到影响，心理压力很大，结果没考上。
五月十二日下午汶川地震发生后，狱警刘志琴、马新英指使犯人将我衣服扒光强行给我换上囚服双手反铐，拖到楼下的车间呆了一下午。
在九号监号被迫害的三个月期间，每天除了上厕所外基本都戴着手铐，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包夹犯人做记录，汇报给狱警，狱警王琴、刘志琴还有教育科的几次找我谈话，要我放弃修炼，服从她们管理，我坚决不从。我还用被铐着的手，写了一份严正声明交给狱警。
在九监号关了三个月后，我被转关到一号监号，被迫装卸蚕豆筐、剥蚕豆（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有毒）、制作各种手工艺品。长时间的迫害、干奴工、看诬蔑大法、诬蔑我师父的录像片，不断洗脑和精神摧残。我的后脑勺的头发掉光了一大片，精神恍惚、记忆力减退。
监狱把所有被关押、“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关在一监区，每天由包夹看管着，强迫反复观看诬蔑大法、诬蔑师父的录像片和书籍，不断的对我们洗脑迫害。
二零零九年四月下旬，宁夏女子监狱来了北京前进监狱的几个所谓的“转化”专家。把坚决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单独关起来，利用酷刑“熬鹰”迫害，逐个进行所谓“转化”几个月后，我承受不住邪恶的迫害，接受了“转化”在此我严正声明：在高压下所说、所做、所写背离法轮大法的言行一律作废，坚修大法到底！
家人遭受严重伤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多次遭迫害，儿子和我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儿子从小学到中学，同学和邻居的孩子都歧视他。他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自卑、消沉。儿子对我说，有一次一个同学当面侮辱他：你妈妈是炼某某功的，并远离他。儿子多年来一直和他奶奶生活在一起，欠缺母爱。二零一二年的一天，儿子给我打电话我没接上，他马上跑到我的住处，进屋就搂着我哭着说：妈妈您可不能再有事了，我已经承受不了了，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抱住儿子也哭了。
二零零八年五月，狱警王琴和马新英到学校骚扰我儿子。我儿子当时正准备考高中，受到很大压力，结果没考上。
因我频繁的被警察迫害，我家、我的店、我丈夫单位被公安、派出所的骚扰，单位开大会点名批评我丈夫、施压。我们无法正常生活、工作、经营，我丈夫承受不了打击，二零零二年三月将我起诉到法院离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