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08月23日】
六月二十六日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范庆军向最高检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今年四十六岁的范庆军原就职于石家庄市河北制药厂（后更名为石药集团中润制药），一九九四年他修炼法轮功后，身心愉悦，长期不愈的关节疾病一扫而光。在工作中不计个人得失，吃苦肯干，被提升为带班班长后，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并无私的将业务技能传授给新老职工，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可就是这样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整天乐呵呵，从不大声说话的憨厚青年却遭到江氏集团长期的残酷迫害。
以下是范庆军自述修炼法轮功受益事实：
一九九四年夏天，当时我在石家庄市原河北制药厂工作，听同事说法轮功如何如何好，可以使人心向善，身体健康。于是，我开始炼法轮功了。
修炼后，我为人处事尽量按大法要求的“真、善、忍”去做。我在石家庄上班时，工作中不计个人得失，吃苦肯干，不久便被提升为带班班长，后来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得到了同事的认可，受到了领导的器重。
上班期间，自己租房住。几年来，别人的房租涨了几涨，而我的房租几乎未涨，按房东的说法，我这个人比较仁义。
现在我做小生意，师父要求我们做到“公平交易，把心摆正”（《转法轮》〈第四讲 〉）。遇到多找给我钱的，无论多少都一律退回。有一次一个客户多给了我三百元，当时我很坦然的就退给了她。
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有严重的腿关节炎。上厕所只能半蹲着，刚一入冬就得戴上护膝。修炼后全好了，无病一身轻。工作上尽职尽责，没有私心，自己的技术经验、技能也毫无保留的和本班新、老员工共享，这样工作效率提高了，看到同事们拿到了丰厚的奖金我真替他们高兴啊！
以下是范庆军自述遭江泽民集团迫害事实：
我于二零零零年春天，去北京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上访。想向政府说句公道话，说说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鉴于当时打压法轮功的环境极其恶劣，临行前为了减少上级给单位施加不应有的压力，我写了辞职报告并说明原由。去北京后还未进入信访局就被劫持到石家庄驻京办事处，后被石家庄建设北大街派出所接回，单位迫于上级压力，借故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后回到老家井陉县秀林镇南张村。
（一）派出所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九点三十分左右，井陉县秀林镇派出所马文辉、梁三保、和一名司机在我村治保主任带领下，敲开我家大门，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不顾我妻子和我的强烈抵制抗议，强行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由于我不配合他们的无理要求，在指导员窦永生的指挥与带动下，他们轮番使用警棍对我毒打。以致我的臀部与大腿呈紫黑色，当时我几乎昏倒在地下，脸色煞白，那么冷的天气，我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落，当时派出所所长田永丰也在旁边看着。在后来的几天中我几乎无法行走，坐卧不安，伤痕很长时间也不褪色。
在那个恐怖的夜晚，我妻子（不炼功）深一脚浅一脚的两次到派出所要人。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丈夫犯了什么法？他们没有任何合理的答复就非常粗暴野蛮的把我妻子赶走了。从此，我的家人受到了沉重的心理、精神压力。每天晚上七点不到就吓得赶紧插上大门，很怕警察再来。走到街上，看到警察，听到警笛声就想起了那个恐怖的夜晚。
二零零一年五月八日下午，秀林派出所副所长王计红（音）又带四五个人闯入我家搜查。当我向他们要搜查证时，王计红随即从公文包中抽出一张空白搜查证说：“好，我现在就给你填一张”。就这样，他们搜走了我们一台价值五百多元的录音机和几张传单及法轮功书籍。随后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开始刑讯逼供。王计红在办公室专门搧我耳光，致使我嘴里吐血，脸肿的都变了形，眼睛充血几天看不清东西。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他们还用木棍打我、上背铐、铐到一棵一搂粗的突出来的树根上打，所长刘永斌还出招“坐飞机”折磨我——把我摁坐到地上双腿向前伸直，上身被压弯与双腿重叠，双臂伸直用绳子与两小腿绑在一起，几个警察轮番在我背上颠坐，憋的我喘不过气来并想呕吐，几乎昏厥过去。他们想在资料上查找线索，从而进一步对我进行迫害，被我严词拒绝。在长达近二十来天的刑讯逼供，还没达到他们目的的情况下，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忠勇带领政保科长王喜昌（音），副科长贾惠民亲临督阵。这时，以前没动过手的警察王国强也动手了，把我打翻在地后，脚穿皮鞋猛跺我的腿。他们的阴谋没得逞，于二零零一年六月一日，把我送到了位于彪村的井陉县民兵训练基地洗脑班进行强行转化。同一天，全县近三十名大法弟子也被绑架到洗脑班。
（二）洗脑班
在洗脑班，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步，白天有时候利用军训体罚，在一次军训时，由于我身上有伤，在太阳下一晒，我便昏倒在地，身出虚汗。其余更多时间，则让我们坐在操场上的土地上，不准随便乱动。旁边有各镇陪教看守。直到晚上十一点才让睡，一天坐十几个小时，我的臀部都被磨破了几层皮。
后来610主任王春书还从县委党校调来“帮教”人员，每天给讲诽谤大法的内容、放各种栽赃大法的录像。因我拒绝在造谣本上签名，政保科副科长贾慧民将我拖到教室外一顿暴打，一寸多粗的木棒都打断了。
到了十月八日至十一月八日这一个月里，洗脑班把我单独隔离，晚上不许睡觉，只让四点到六点在桌子上趴一会儿，期间还威逼、恐吓、毒打。
到了十一月中旬，各乡镇值班陪教不让我睡觉，采取车轮战术，由几名被强制转化的人轮番对我围攻，他们一计不成，后又将我年过花甲的老父亲诱骗到洗脑班逼我转化，并逼他自己掏伙食费，在多方的压力下，我年迈的父亲当众给我下跪，逼我妥协。
（三）徐水县刑警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石家庄租住时，徐水县刑警队诬陷我参与电视插播，从租住处将我绑架至徐水县刑警队开始刑讯逼供，用木棍狠敲我的脚踝骨和脚趾头处，致使我的右脚大拇指指甲流血、黑紫、最后脱落。脚肿的老高，很长时间不消。这些事实，被关押在徐水县看守所时，当晚值班干警有体检记录。
电刑：他们将手摇电话的两极分别接在我的手指、脚趾上，将我强行按在一张类似老虎凳的铁椅子上开始行刑。这种电刑据说比电棍要强百倍。一摇电话，随着电流通过身体，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抖动。摇得越快，我抖动的越厉害，并且伴随着窒息，特别是心跳紊乱，对心脏的伤害特别大。当夜十一点多又将我绑架到徐水县看守所。
（四）徐水县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被迫强制去装小火柴盒，期间遭受牢头百般毒打，头撞在墙上，右额撞了一个大坑，鲜血直流，后来，我的家人曾两次给我邮寄共六百元，都被牢头狱霸几人买烟抽、买肉吃了。
（五）冀东监狱
1、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野蛮灌食
我是在徐水县看守所绝食九天的情况下，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被转到冀东监狱一支队进行非法关押，进去后就被直接关进了严管队。
因我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狱方采取了车轮战术，白天放污蔑大法的光盘，且把音量开的很大。每晚派两名值班干警对我转化至半夜，只让睡四个小时，稍一打盹两名包夹就往我的眼中抹清凉油。
为抵制这种迫害，我继续绝食抗议，狱方开始灌食，且美其名曰——“人道主义救援”。
一般灌食分为两种，鼻饲和口饲，口饲，人的痛苦重，且容易窒息。那些灌食的都是一群犯医（犯人当的医生）大部分根本不懂医术，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调到监狱医院的，只是简单的培训了两个月，更无医德可言。
灌食时，三名犯医，四名包夹齐上阵。带到室外，把我的上衣脱光，（那个时候已经是北方的十一月了，那几天还下了一场大雪。）把我强行按在一张靠背椅子上。靠背后上方绑一根横木，把我的两个胳膊伸开绑在了横木上，两条腿叉开绑在椅子的两前腿上。一人在椅子背后双手使劲扳住我的头，仰面向上不让我动。用撬口器撬开我的嘴开始插管，因为我长时间没有进食，干呕的很厉害，管子插不进去。气急败坏的犯医使劲撬我的牙，好几颗牙都被撬的松动了，还掉了许多碎牙块。而此时此刻那个分院带队的杨院长一直躲在屋子里面不露面，任凭几个犯医折腾迫害我。这次被折磨了一个月。
2、黑牢房，黑头套
我第二次被关严管队是在二零零四年夏天，因我拒绝做奴工。那天下午收工后，刚进了监狱大门，我就被两个严管队的犯人戴上了一个又黑又脏的棉头套，押着我的胳膊一路狂奔，跑到小号（禁闭室）门口。开始搜身，只听见乱哄哄的。几个人把我摁在地上连踹带打，最危险的是头套里面的间隙很小，趴在地上很快我的口鼻给捂严了，马上就窒息。
进小号时，一个犯人挡在门口让我大声喊报告。我不喊不进，他们气急败坏的扇了我十几个耳光把我推搡进去。进号后，几个犯人把我摁在一《监规》前大声让我念。这里是对被关小号人员的一套邪恶程序，先给个下马威，因我不跪不念，又遭了一顿毒打之后才关了进去。
小号长一点八米左右，宽五十至六十公分，高不到两米，里面没有灯，周围墙上严严实实的包了海绵或者泡沫板，防止撞墙。早晚只给两个小窝窝头和一小条咸菜。整个关小号期间，不让洗脸、刷牙，上厕所也要强行戴着手铐和黑头套。晚上睡觉时，值班犯人一小时喊我一次，说是怕自杀，这次被关了将近一个月。
3、最苦最累的活——扒盐
监狱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扒盐。扒盐耙子长近两米，高约一米，经过卤水一泡足有百来十斤重，两手拎着耙子来回扒盐。扒盐的大部分是中队挑选的精壮彪形大汉，九中队主管警察贺晓强为消磨我的意志，让那两个扒盐的做我的包夹，跟他们一同干活。由于天气炎热，我们的衣服整日让汗水浸透，几乎没有干过。同时人喝的淡水给不够，几个人才给一桶水。若满足一个扒盐人的淡水需求量一天能喝一大桶水。
4、身体被盐水长期浸泡
我于二零零四年四月份被强制出工，因我不认罪，不干活，贺晓强就指使当时的包夹戴贵友，李印强和组长张东强，将我强行按在结晶盐池里坐着，一泡就是一天，不让上岸，四月的卤水还是很凉的，因此我落下了关节炎的毛病，经常腰、腿痛。而他们三人都穿着靴子。并且收工后，不让我洗澡，穿着又潮又硬的卤水衣服将我单独关在九中队一间私设的反省室内，除两包夹外，不准与他人接触、说话，进行虐待。
5、大施烙刑、曝晒
二零零四年六月份，天气热了以后，贺晓强又唆使包夹戴贵友，汪国才将我仰面摁在盐道上躺着，脸朝直射的太阳曝晒着，不让戴帽子，一晒就是一天。致使我的视力急剧下降。我要是不从的话，两包夹说他们就会挨收拾，约一星期以后，贺晓强看我还不干活，就丧心病狂的指使那俩包夹，六个点数的再加上组长张东强共九人，将我的上衣剥光强行野蛮的摁在经太阳曝晒了一天的苫塑苫用的废旧铁滚筒上大施烙刑，严重摧残了我的身心健康。
6、警察指使吸毒犯对我暴打
当时的包夹更换频繁，同年六月底，贺晓强又唆使包夹戴贵友，陈玉珊又临时派了一名主要负责行恶的打手张秀生（吸毒犯）在二组五—六磅机房前，由戴贵友，陈玉珊背拧着我的两个胳膊，张秀生乘机大打出手，扇了我约三十来个耳光，用拳、肘猛击，用膝盖猛顶我的两条大腿五十来下，此时此刻的贺晓强就坐在离我不到百米的三—四磅机房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看热闹。因为周围还有二组十几个干活的犯人时不时的向我们这边观望，贺晓强为掩人耳目，装腔作势的喊了两声张秀生的名字，张秀生马上心领神会，于是三人扭押着我连拉带拽，连滚带爬（因为我当时极力反抗这种暴行）将我弄到二组大机房后，继续暴打，这期间，贺晓强又指使沟东三个点数的（杨志义等）偷偷潜在大机房的墙角，时不时的伸出半拉头窥探一下。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足足持续了近一小时。下午收工后，又连续四天三夜不让我睡觉，让我坐在厕所旁边的一个为我特制的长二十厘米，宽十厘米高十厘米的木板上进行坐板体罚。当时九中队的人都看见了。一连几天，我的双腿肿痛，连解大便都蹲不下，眼睛充血，听力下降，耳鸣。晚上的两名包夹是王艳新、杜国军，他们都看不下去了，但是还不得不停的同我说话，很晚才睡，即使这样，他也让值夜班的包夹西艳辉，组长张东强时不时的拉扯我一下，不让我睡实。
经过上述无人性的长期摧残与折磨，使我这几年心神憔悴，晚上经常噩梦连连，常被梦魇惊醒，而醒来以后就再也无法入睡。严重失眠、神经衰弱、记忆力下降、头痛、耳鸣、视力减退，再加上腰、腿痛、关节炎，坐了七年冤狱，遭受了七年的迫害，四十岁的我被折磨了一身伤病。
7、可疑的验血
几年冤狱中，监狱不定期的给犯人验血。但是一般犯人都是“犯医”给验血，而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好几次都是部队医院穿白大褂的军医单独给我们验。当时的包夹还风趣的跟我说：“你们的身体比我们的值钱，不用劳改犯给验血”。当时只觉得可疑，出狱后，才听说有大法学员在狱中被活体摘除器官做移植，验血就是做血型匹配，建立血型数据库。
出狱后，我又于二零一零年十月二日正式向河北省中级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相同的控告书，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六）对家庭的伤害——七年冤狱，九年离别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我经历了七年冤狱、近一年的非法洗脑拘禁、半年的流离失所以及失去工作时带来的各方面的压力……七年冤狱，九年离别，家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1、儿子
那时我的大儿子还小，常被不明真相的人幸灾乐祸地恶意嘲讽：“你爸上哪儿去了？……”其实这些人也很可怜，被江氏集团造谣谎言毒害，但是却在我孩子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了阴影。
2、父亲、妻子
在这九年中，我们的家庭开销全靠年迈的父亲在河滩的空地上刨出两亩薄田度日。那时我家无半件农用机械，每年秋收都是我父亲与妻子用手拉二轮木头人力车一车一车地将玉米拉回来。两人再蹬着梯子扛到房上晾晒，晒干后再把玉米粒半袋半袋扛下房（一个年迈，一个妇女，都扛不动整袋，这些也都不是老人与妇女能干的活，但是他们却都在承受着这本不应该有的苦难）。麦收就更难，刚开始还是用镰刀割麦，割完再想办法把麦子拉到麦场统一用脱粒机打。打麦时，没有五六个人根本都无法干活。我的父亲与妻子只好与别人换工，他们先帮别人干，别人再帮我们干。期间的艰辛与苦楚——那是用心血、眼泪、汗水铺出的一条沧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