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10月08日】
今年四十岁的北京市顺义区法轮功学员刘巍，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九九年七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刘巍因坚持信仰多次被迫害，劳教所的酷刑让他经历了让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岁月。今年八月二十日，刘巍提交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场迫害的邪恶。
下面是刘巍讲述自己修炼大法的经过及被中共迫害的经历。
小时候我的体质一直不好，两岁时曾经得过病毒性肺炎，那时候得这种病的几乎没有活过来的，我虽然被抢救过来了，有幸捡了一条命，可是却落下了体弱多病的毛病，每年都会得感冒，而且都得打针吃药，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直是家里人的梦想。
上中学的时候赶上气功热，自己也接触了一些气功，可顶多比划几天动作就不练了，坚持不下来，总觉得很难入门。上大学一年级时一次去海边学游泳，当时天气比较凉，回来后感觉两腰发麻，而且咳白痰，晚上总是犯困，开始以为得了感冒，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到医院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自己也尝试过气功治病，可只是当时有点效果过后就不行了，渐渐就放弃了。
98年秋，母亲开始炼法轮功了，每天早晨五点就起床去炼功点儿，精神面貌也变了，好象换了一个人一样神采奕奕的，我有些心动，母亲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没想到这一看便看进去了，我被《转法轮》中的法理所折服。从此，我便走上了修炼之路，一开始便体会到了神奇的变化。一天晚上睡觉，梦中感到两腰有什么东西被人拿走了，醒来后发现困扰我多年的症状消失了，腰不麻了，而且也不咳白痰了，人从此变精神了，也不老犯困了。而且小时候撒癔症的毛病也消失了。那一年国家有关部门开展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的调查，我还签了字。
99年4.25那天，当得知天津有几个炼法轮功的学员因为炼法轮功被公安非法拘留之后，我毅然站到了上访的队伍当中。当时秩序非常好，大家没有标语、没有口号，静静的站在府右街，有的在看《转法轮》，有的在炼功，这次和平上访得到了总理的认可，天津学员被释放，上访的人也和平散去了。
江泽民因为小心眼儿妒嫉而“震怒”，于99年7月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全部国家机器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以下是我的几次受迫害经历。
第一次遭迫害：7.22遭强制洗脑，精神迫害
7月22日，为证实大法我走上了天安门，我和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带到了一个学校内，强制看诽谤我们师父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功的录像，然后强制写保证书，否则以拘留相威胁。
第二次遭迫害：2001年8月15日至2003年12月13日第一次被劳教、延期
一、在分局、派出所、看守所遭侮辱、谩骂、恐吓、人身攻击
我于2001年8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了一条“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随即被绑架到了天安门分局，在那里遭到了警察的谩骂人身攻击，后转到门头沟大峪派出所，在那里遭谩骂、电棍恐吓，之后转到大峪看守所，遭警察的毒打，7、8个人将我拖下车，然后用脚踢，在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喝斥下才罢休。大约两周后我被转到了顺义看守所，同样遭到了预审的谩骂与人身攻击，后被非法劳动教养一年半。
二、在调遣处遭受的迫害
1.人格侮辱。
一进调遣处便被强制低头，双手抱头下蹲，两肘夹在两膝之间，进出门要喊“报告”、“是”，和狱警谈话要下蹲，打饭之前要喊“我是某大队劳教人员某某请求打饭”，接饭时要下蹲，吃饭时也要蹲着。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打报告词，强调自己是劳教人员的身份。走路要低头，双手交叉叠放在小腹上，完全没有做人的尊严。
2.遭普教人员毒打，指使人：李昌鹤。
到调遣处的第一天，法轮功学员就被要求写不炼功、不传功的“保证书”，我拒绝，大队长李昌鹤便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唆使6、7个普教对我拳打脚踢，逼迫我写保证，当时真是天昏地暗，生不如死，打完后我依然拒绝，他们就拽着我一个手指头写，就算我写了。回到班里还让我面壁罚站，我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脑袋冲下，上半身和腿都叠在了一起。
3.强制做奴工——包筷子。
在调遣处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被迫包一次性筷子，这种筷子叫“御割箸”，用纸条将一次性筷子包起来。根本就不卫生，刚从厕所回来没经过任何的消毒措施就在屋里包，厕所的环境很差，便地屎尿。回屋就在地上铺张纸，将筷子堆在纸上，在手上抹上点牙膏（为了防滑）将纸象卷烟一样包在筷子上。有的人得了疥疮还在包。
三、在团河劳教所遭受到的迫害
1.野蛮灌食。
到团河劳教所后，开始给人感觉没有调遣处那么大的压力了，外部环境很美，有大片的绿地，有小鹿、兔子、鸡群、孔雀、小鸟。俨然一个大花园，可这一切都是表象，为的是掩盖其罪恶，是给外人看的。
在这里每天就是帮教人员跟你谈话，劝你转化，你若不转一直和你谈，还要被强迫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如果还坚持就会采取一些手段了。2001年12月，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他们将每个坚定的学员都隔离开，每人放单独一个屋，屋里2、3个人陪着你聊天，吃饭也在这个屋里，帮教的人员分三班倒，学员、狱警轮番上阵，满嘴都是诽谤与谩骂的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不转化就不让你睡觉，每天只让你睡2个小时，把你弄迷糊为止。我采取绝食的手段予以抵制，3天后，我被带到医务室，用布条把我绑在铁椅子上，按着我的头，然后用输液用的硬塑料管从我鼻子往里捅，管子任何润滑措施都没有，难以形容的剧痛，说是为挽救人生命，实际是用这种方式迫害人。
2.不让睡觉、四根电棍电击
由于谎言与欺骗对我不管用，他们不再重点帮教我了，每天晚上就寝后让我拿儿童椅面壁坐在筒道里，开始坐到12点，后来坐到2点，再后来4点，最后一直坐到第2天早晨起床，只能在椅子上打盹。可后来盹儿都不让打了，2002年的4月份，我有连续3天没有合眼，连沾椅子的机会都不让你有，整个人的脑子都木了，然后副大队长尹洪松将我带到西边小院里的一个小黑屋，当时在场的狱警是：尹洪松、刘国玺、龚伟、胥成。他们把我绑在地上的床板上，用布将我的嘴堵上，之后医务室的医生进来听了听心脏没问题，他们就用四根电棍电击我的双肩与双腿。
3.体罚、变相体罚与各种折磨人的手段
电刑用完了，他们就用软性的，如夏天阳光最毒的时候让我在太阳底下站军姿一下午，在操场上跑几十圈上百圈做蹲起连续几百个，长时间军蹲不让换腿；一天晚饭后，大队长何宝军让我在空调底下坐着一直到深夜，浑身冷得都打哆嗦了；一次副大队长尹洪松唆使普教杨明华往我脖子里倒冷水；高强度体力运动后饿着我，吃饭时只给一个馒头，给的菜都能见饭盆底儿。
4.长时间超负荷劳动
奴役法轮功学员是劳教所惯用的手段，几乎贯穿始终。我在团河劳教所曾经干过糊纸盒、折纸页、砸钉子等奴工活儿，劳动强度都很大，如在折纸页时，有一段时间其他人都睡觉了，我和几个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却被要求干到凌晨2-4点。
5.延期
我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团河劳教所延期十个月。
6.利用攻坚班全方位24小时高强度迫害
攻坚班是一个专门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我被关进单独一间屋，平时总有两名值班的普教看着，强制20小时坐在儿童椅上，不准与其他法轮功修炼者接触，也不允许和值班员之外的劳教犯人接触，连上厕所都要由值班的普教看着单独上，也不允许值班的透露任何其他法轮功修炼者的消息。他们将每间屋门上的玻璃蒙上只开一个长方形的小口，在小口上贴上单向透光的膜，从外面能看到里面但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狱警经常通过这个小口窥视屋里的情况。
平时都得按规范坐，上体保持正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两膝并拢，小腿与地面垂直，一动不能动。我的屁股的肉都坐烂了，那也不行，不按规范坐值班的就会折磨你，如坐时间长了，想靠一下椅背儿，值班的就会强行让你坐正，如拿圆珠笔扎你的后背，用拳头捶你的后背，用脚踢人，掐人等等。而且还不让人睡觉，你如果想打个盹，值班的就会采取各种手段不让你睡，如往你的脸上抹清凉油，用本儿卷成卷儿抽你等等，总之要达到不让你睡的目的。在攻坚班所有劳教人员和法轮功修炼者都看不到时间，一块表都没有，队长想让谁几点睡就几点睡，当然是越坚定的睡觉越少，一般都要到晚上12点之后，随时间的推移睡觉时间越来越晚，后到最后，恶警会把窗子全部蒙上，一点光都不透，只开一盏灯，使你分不清白天黑夜，队长借帮教的名义轮番与你谈话，24小时不让人睡觉，极其邪恶。
第三次遭迫害：二零一二年七月被诬判劳教二年半
2012年7月10日，我从家中出来去父母那里，下楼刚一上车就有4、5个人围上来，跟我说车胎扎了，让我下车，说着就强行将车门打开将我从车上拖下来，铐上手铐塞入他们的汽车内，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用玉米饽饽堵住我的嘴，用黑头套套上我的头，将我拉到光明派出所，随后他们把过来准备到劳教所接见我妻子的岳母也绑架到了光明派出所（我的妻子也因炼功遭受酷刑折磨）。同时将我母亲也弄到派出所进行所谓的调查。在非法审问我的时候，他们进到我的家中搜查，将大法书和一些空白光盘作为所谓的证据判我劳教二年半，没有给我任何的手续就将我投入到北京市新安劳教所。
我认为对我的劳教是非法的、不合理的，拒穿劳教服，新安劳教所的管教人员就对我实施了酷刑，由所长倪振雄亲自督阵，六、七个队长将我带到谈话室，双腿被笔直的按到地上，两只胳膊被直挺挺的撅到身后，然后按住我的脖子往双腿上压，上半身与双腿叠在一起，非常痛苦，人都快窒息了。他们就这样反复的撅我的腰，导致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起床和躺下都很费劲儿。
“十班”是在二大队楼道最里面的一个屋，是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和十年前的：“攻坚班”一样，由队长操控包夹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他们对我的迫害手段有：
1．不让上厕所，导致我小便只能尿在裤子里。
2．不让吃饱。
3．坐十八小时儿童椅酷刑，不让人站起来。
4．不让人睡觉，睡觉时，包夹人员在床边大声聊天，等你睡着的时候假装给你叠被子、推你翻身，把你弄醒。
5.精神洗脑，强制让人看污蔑大法的音箱制品、书籍等。
由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不但给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给我的家人造成了身心的摧残，我被第一次被劳教之后，我父亲患上了血压高和心脏病，我母亲长期不敢在家里呆着，一听到电话铃就心惊。劳教所的狱警不但给我洗脑还找到我的父母给他们施压，也给他们洗脑，逼迫他们表态，和我划清界限，文革中可笑又可悲的一幕又上演了。
我解教回家后，每年居委会、街道人员都要进行骚扰，使我的父母长期处在恐惧之中，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