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10月23日】
吉林省榆树市优秀教师陈荣辉，因修炼“真、善、忍”法轮大法，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惨遭中共不法人员酷刑折磨，多次身陷囹圄，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其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日前，陈荣辉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以下是陈荣辉自述被迫害的情况：
我是一名有高等学历的中学教师，我深爱我的祖国和人民，更爱我的教育事业，我曾兢兢业业的为此而付出，按着“真善忍”大法的标准做人，与人为善、事业有成，方圆百里的学生家长无不称道。我的教学与为人是同事家长都赞颂的，曾获得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与各种奖励。曾经的我是一个被几大医院判了死刑、身患多种疾病不能上班、婚姻濒临破裂的人，是法轮大法使我重获新生。
一、合法上访遭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八月，我进京上访遭警察绑架被带回当地，非法关押在榆树拘留所。我和其他五名同修，因不签保证书惨遭警察毒打，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在一个监舍里被严管，整天坐板，闭一下眼睛，或坐不直就挨看守所的狱警打骂。
同年九月，我第二次上访又被带回当地非法关押拘禁迫害，每天被强迫奴役：罚重体力劳动，给拘留所盖房子、挖鱼池、铺地面、背土、抬木头、抬石头。被关押在那里的同修，每天从早干到晚。记着中秋节那天，我们向拘留所所长反映情况，可不一会却来了十来名警察，拿着白塑料管子，冲进女号将我们一阵毒打。我和几位同修又被拉到看守所，关在又潮又冷的监号里，在看守所黑窝我被迫害三十多天，他们也没放我回家，却构陷将我非法劳教。
二、在劳教所遭酷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从榆树看守所被非法关进黑嘴子劳教所迫害。一开始我和同修都被分在劳教所四大队。四大队的张大队长外表斯文，可是为了名利，使用阴毒手段迫害大法弟子。
我们每天被狱警唆使的犯人梁亚杰、冯国晶等严管，早上三点钟把我们全拖进走廊，打开窗户让我们只穿线衣线裤，赤脚站在寒风里挨冻，直到狱警上班再继续迫害。有一次把我和另一名同修拖进水房，地上放满水让我们穿单衣泡在水里冻着。又一次我和张立平等同修因为炼功被恶徒梁亚杰从距离地面二米多高的二铺拽到地上，摔得浑身如散架子一样的疼痛，还不罢休，又一阵拳脚，打得我几天都直不起腰来。
后来我善意的告诉她不要这样打法轮功学员，她说：“我也不想打你们，可这是狱警让我管你们，不然我就得加期。打完你们我身体也不舒服。”因为我要坚持学法，炼功，却遭受四大队狱警任枫，刘莲英，张丽兰的各种迫害。一次我炼功，被叫到管教室，刘莲英等七八个狱警上来就是一阵猛打猛踢，说“这里是强制机关，就不允许你炼”。我被打倒在地，恶警们凶神般还在猛踢毒打。我的身体从头到脚青一块紫一块的，多少天内衣内裤粘在伤口上不敢动。一位负责看着我的犯人非常同情的说：“你这么文静，他们也能下手这么狠！”
还有一次也是因炼功，恶警刘莲英先是拿着很宽的竹板照着我们的脸、头猛抽，猛打，左右开弓，眼睛睁不开，泪水血水一起流下来，直到我和几个同修的脸都变了形，肿得很高，才罢手。接着是上死人床，我们的双手、两腿被抻成大字，浑身肌肉抻得剧痛难忍，四肢被绳子紧紧固定在床上，绳子勒进肉里去，不答应写保证就不让下来，大小便全在床上。冬天穿得又少，又不让盖被子，又冷又疼，分分秒秒如扒皮般惨痛。
有的同修被绑在床上二十多天还不让下床。学员田秀花，樊秀营从床上下来时，胳膊不敢放下，上来人硬往下放，田秀花惨叫着差点疼昏过去。我们因向上级反映情况，每月十五日刘莲英如发疯般开始用电棍挨个长时间电击，整日听到的都是管教室里的吼骂声，电棍的嘶鸣声，学员的惨叫声，还有肉被电焦的气味，阴森恐怖。
一次电棍电我时，恶徒刘莲英边电边吼，我被电倒爬起来，又被电倒，多少次反复，我浑身是伤。血从我的头一滴滴淌下来，淌在身上。刘莲英叫我让人把衣服洗了，她怕别人看见。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五日，恶徒刘莲英刚电击一名学员后，叫到我时，喊拿最大伏电棍来。我刚进去，她就气急败坏的电我，大伏电棍电流特强，电棍头扎进我的肉，巨大的电流击来，那种痛苦简直难以言表。我被电击得站不稳，直蹦，后来我被电得趴在地上，她就握着电棍顶着我的后脑海不停的电，我当时简直疼得要昏死过去。我被电得在地上翻滚，不一会我的额头鼓起了鸡蛋大的包，眼睛剩下一条缝，整个脸变了形，她才罢手。事后恶徒跟其他人说，她是自己往地上撞的。
为了反抗种种的残酷迫害，我曾绝食抗议，被拖去强行灌食，四肢被固定，劳教所的大夫用非常粗的管子给我们灌食，把嘴撬开，硬往里插痛苦极了。我的嗓子被插破，呼吸困难，痛苦万分。根本不是灌食，而是往死里折磨人。在这种残酷迫害下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恶警任枫、刘莲英找我谈话时说过：“我们这是执法机关，我们就得管你们，这是上边的精神，我们得吃饭”。
身体的痛苦还不算，最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压力，每天的行走坐卧全有犯人包夹看着，说一句话都会招来打骂。吃饭，上厕所限定五分钟完成。吃饭简直就是往嘴里倒，上大号一次都便不完。除了吃饭，上厕所，每天四、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上床全是干活。一会包小鸟，一会打页子，一会叠纸盒。管活的各班狱警不停的叫喊。劳教所给每个大队下产值指标，每个大队又下到个人头上，完不成产值加班，加期。
这种阴森恐怖的折磨，给身心带来极大的压力，没有过片刻的快乐与放松。在这所谓的全国文明劳教所，警察执法犯法、摧残迫害善良！我当时被折磨得瘦弱不堪，脸上、身上经常是伤痕累累。
妹妹每次来看我时，看见我木然呆滞的神情和体弱不堪的身体，就大哭不止，有一次哭昏死过去了。可狱警却说我没有人情味，让家人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弟弟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一次看我后回家，一个堂堂男子汉竟也放声大哭，说：看见我脸上，脖子上全是伤，难以想象在那里是咋给打的！我的丈夫到劳教所黑窝看我，看到我浑身是伤，人几乎崩溃，他恨自己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妻子救出来。
二零零零年五月，黑嘴子劳教所到马三家学习参观，回来后，这里开始了更邪恶的洗脑。由于自己的显示心、名利心，加上劳教所放邪恶洗脑的录像和酷刑折磨，我后来写了“五书”。尽管我没骂师父和大法，可我还是给大法抹了黑，做了我这一生最最不可原谅的大错事。后来我出来后，劳教所又把我们几个写的转化书印成书，未经我们允许拿到其他地方欺骗其他学员。回来后，当我知道我做错了时，心如刀绞，“哀莫大于心死”是这场邪恶的迫害使我做了背叛给了我新生的大法与师父。我和许许多多当时在高压下被转化的学员都发表了声明，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大法修炼。
从劳教所回来后，怕我再被抓，我丈夫害怕，阻止我继续修炼，把大法书都烧了，还要求我在家庭与修炼中做出选择。我说我两者都要，他承受不了这场迫害，提出离婚。是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最邪恶的打压，让我失去了我心爱的事业、和睦的家庭。但丈夫心里还是纠结，因为我走进大法修炼后，我们夫妻感情很和睦，他曾不止一次嚎啕大哭，他因为与我离婚而后悔又无奈，他惧怕中共邪党的淫威，只能选择退却，但当地警察还不断的骚扰他，使他精神承受巨大，不久终于病倒了，在痛苦、无依无靠的绝境下，他离开了人世。
三、出狼窝进虎穴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和同修在长春被朝阳区长久路派出所警察蹲坑绑架。在朝阳区公安分局，我被一个警察猛烈的拳击击中胸口，当时内里剧烈疼痛，后来渐渐失去知觉。他们把我送到大户拘留所，拘留所不敢收。
长久路派出所留下二个年轻警察看着我，他们用拳头手铐打我，用手掐我的肉，穿着皮鞋，把我的手脚平放地上用力碾，用烧着的烟头烫，用棍子往我的鼻子耳朵里插，我的身上留下了许多青紫的伤，整整折磨了我一宿。第二天早晨我坐起来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做是助纣为虐”。我说：“我被非法关押这里，家人都不知道，着急上火，就是山珍海味我也不会吃的，我不是犯人，我不会吃这里的一粒米，不会喝这里的一口水，直到你们放了我。”
就这样我在大广十天没吃没喝。中间几个警察因我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就给我戴上了脚镣手铐，坐不能坐，躺不能躺。犯人们都明白了真相，叫来警察给我卸下手铐脚镣，第十二天他们又把我送进黑嘴子，身体检查不合格拒收。它们还是构陷，非法劳教我一年（监外执行）。可长春朝阳公安分局还向我和另一同修每人索要二千元的罚金，又无耻地向我家人勒索给我检查身体的医药费二百多元，然后又背着我家人向同修的家人又要了二百多元钱，骗他们说我家没有钱，替我交了吧。这样他们又骗走了四百多元，无票据。
四、再陷囹圄遭迫害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和许多同修再次登上天安门喊出了那心中积压已久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后劫持到大兴区鹿圈派出所，我被锁在铁笼子里铐在暖气管子上。
几个年轻的警察对我骂骂咧咧，不干不净。一个警察说：“这个女的有没有种，咱们奸了她，咱给她X上。”另一个也附和着。我坐起来，正视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从小就敬爱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应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可今天在江泽民邪恶打压下，人民警察竟说出这种话，真是亵渎人民警察的称号。我修炼法轮大法堂堂正正，来北京就想说句真话，既然来了，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被我无畏的一身正气所震慑，连连说：“大姐，不是我说的”“我没说”。
一次我走脱又被抓回来，一个又高又大的警察（大概是所长）照着我的脸疯狂猛击，七窍全打出了血还不罢休，一直到打累为止。还有两次，恶徒放警犬来咬我。我当时对警犬发正念：畜牲，我是大法弟子，你敢咬我，你就没有未来！那狗围着我一个劲绕圈，它就是不咬我。一个警察说：“真邪门了，这狗是不咬好人哪！”
我心里难过：现在有的人善恶不分，专门迫害好人，真是人都不如牲畜了。四、五天过后，我被送到大兴看守所。那里关押着许多全国各地来北京的大法弟子。那时，有几位大法弟子已绝食绝水近四个月了，人瘦得只剩四十～五十斤，看守所还不放人。我和刚进去的几名大法弟子继续绝食，大兴看守所的强暴灌食是最野蛮的。男劳动号被唆使拽住女大法弟子的头发拖着走过长长的走廊。恶徒对我每次灌食时，我的头发都被拽掉许多。
在大兴黑窝那段日子里，犯人在警察的唆使下，简直毫无人性。灌食时，四、五个男犯人开开铁门，不由分说一阵喊骂“出来……”。然后冲进号里强行往外拖，厮打，拖打到医务室，然后把我往地上一摔，四肢固定，动一下就拳打脚踢，插管特别痛苦，医生强行往鼻里插，管子粗，我的鼻孔每次都被插破，胃也扎得特别疼，一口一口的往出吐脓血，但还强行插。一个代号叫九一一的大法弟子被插进气管，几乎窒息，脸特青，可旁边的所长、狱警也不顾大法弟子的死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一次看守所所长对正在被灌食的我说：“我们就不怕你死，这么大的监狱，每年死几个人都是正常的。”江泽民的“肉体上消失”、“打死算自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指令，使这些无知的执法人员凶狠的迫害善良，助纣为虐。在女号，一次几个犯人把代号一二三四的大法弟子拽进厕所凶狠地打了二个多小时，几天高烧不退。几次犯人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向劳教所的狱警反映都置之不理，还说我们闹事。十二月大兴公安局和国安部把我们七个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拉到一个洗脑班强制转化。我们每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由十几名邪悟的犹大强制转化。还说：你们在这里当地得每个人拿出五千元支付这里开支。我们告诉它们，你们是在拿人民的血汗钱干坏事。我们几个说出姓名的他们骗说放我们回家，可第二天都是当地公安局，政法委来人把我们带回，也没放我们。有两名大法弟子不说姓名，被大兴公安局的警察晚上脱去棉衣、棉裤，数九寒冬，只许穿裤头放在室外冰鱼池里冷冻，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大兴公安局这一切都是在背地里进行，不敢公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被三个警察（榆树公安局、政法委各一名）押回榆树。在路上，我们两名同修被铐在一起，怕我们跑。他们吃饭，找好的饭店，大鱼大肉。一次在一个饭店，他们叫上很多菜，都很贵，我都叫不上名。只记得有北京烤鸭，当时那位政法委的人对我说：“吃点吧，别跟自己过不去”。我指着满桌子转来转去的饭菜说：“我这辈子没来过这么高级的地方，没吃过这么高级的饭菜，你们对大法弟子说抓就抓，罚巨款，而你们用我们的血汗钱挥霍，我怎能吃得下”。
我被带到榆树公安局，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嘴里不干不净的说，还挥手打我的耳光，毫无素质。我从北京到榆树公安局有三个多月，基本没吃什么东西，身体瘦弱，可他们还不放人。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又非法判我一年劳教。不足半年连续两次劳教。这还不算，家人给公安局领导、看守所领导送礼，请客吃饭共花掉了五千余元。我的工资被扣，卖房钱全拿出来还欠下的债务。
五、持续迫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正在铁北路租房处做早饭，片警进屋就翻，翻出书就强行把我拖进榆树公安局。他们赶紧凑材料想把我送走，说写上：在某某处撒真相传单被抓。我说：你们造假骗人都不知脸红。那个人却嘻笑也不反驳。
当天他们就把我送进黑嘴子劳教所黑窝。再次来到这里，感觉他们现在的迫害手段更隐蔽，白天用电棍电，晚上就用犹大围攻，不让睡觉，高温高压严管，由犹大两个夹包一个，一句话不许说，一个眼神都会使他们疑神疑鬼。一次几个大法弟子往食堂的检举箱投信，被他们知道后，恶徒魏丹就把所有大法弟子的纸笔全部没收，加期加班长在了他们的嘴上。我们许多大法弟子都被他们超期关押，大法弟子郑小明被他们整整多加期一年。我被非法加期近二个月才被放回。
二零零四年二月，青山派出所、榆树公安局又来绑架我，我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四年四月，榆树国保大队伙同城发派出所恶人再一次非法将我绑架，它们抢走了我一年的下岗费一千八百元（那是我仅有的收入）却不认账，我被国保大队队长锁在铁椅子上三天两宿不让睡觉，他们两个人一班轮番折磨，他们想用强制的手段对我进行摧残，让我交代所谓罪行，往我身上浇凉水。在经历十几天的非人迫害后，他们还强行送往劳教所，看我身体已经被迫害的不行了，他们才放了我。
这就是我的被迫害经历。丈夫在压力下在警察的不断骚扰中病逝，我被单位下岗，被巨额罚款，几次被迫害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几乎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