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12月03日】
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小区的陈军杰女士，曾因身患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强制性脊椎炎等多种疾病造成生活不能自理，丈夫承担了所有家务，本人也痛不欲生。一九九五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后，她一身的病都好了，真正是重获新生，一家人都支持她修炼。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陈军杰女士因坚持信仰，数次被绑架、非法判刑迫害。不修炼的丈夫、儿子也因她修炼受株连，他们也被非法关押，丈夫更曾被非法判刑。今年八月，陈女士加入诉江大潮，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书。
以下是她在控告书陈述的事实：
一、法轮功给了我全家新的希望
因我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心脏病、强制性脊椎炎等多种疾病，只能靠吃止疼药、打止疼针维持上班和生活。那时我生不如死，自己准备了两瓶安定，想如果有一天起不来了就一了百了。我真的想死时，药又找不到了，一问是我婆婆拿走了，她怕我真的自杀。就这样，我一天天凑合活着。
直到一九九五年年底，有一天我看到了《转法轮》，才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通过修炼法轮功，我变得更善良，更宽容更真诚了，以前我因病家务活什么也干不了，都是丈夫一人干，也没法照顾父母和孩子。修炼后，我家里的活都能干了，还可以帮助别人。邻居们也说我是个很善良的人。
修炼法轮功后我身心受益。每天的止疼药止疼针可以不吃不打了，心情也好了。我从修炼到现在十九年来，一片药也没吃过，给国家和家庭节省了不少医药费用。
二、自己遭迫害，丈夫、儿子受株连
我炼法轮功，只是想做个好人，只是想有一个好的身体同时也想让别人知道法轮功好，只因有这个想法，只因坚持了真、善、忍的信仰，我却遭到了中共的迫害。
我第一次被绑架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去国家信访办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石景山体育场一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再次去国家信访办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到朝阳区南磨房办事处，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一天。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去天安门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天安门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天。
二零零一年三月，石榴园派出所的片警李福到我家说：明天早晨送你去洗脑班，你要是不去今天就跟我去派出所。我不愿意让他们做坏事犯罪和遭到迫害，就被迫流离失所了。
二零零二年六一零和北京市公安局，石榴园派出所所长和片警等十几人还到我丈夫的单位可口可乐公司去找他让我丈夫配合他们说出我住在什么地方，被我丈夫拒绝，同时给他在单位名义上造成很大影响精神上造成很大压力。
二零零二年四月，我被通州公安分局在一出租房屋绑架后送到通州看守所，因体检心脏不好拒收。然后我被丰台公安分局石榴园派出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只因修炼法轮功把我非法关押在石榴园派出所一天，强迫我照相，我不配合，他们就几个人按着我照也没照上，后来说算了不照了，可是他们却从我钱包拿走七十元的照相钱，我跟他们说你这是抢劫，然后把我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四十五天，没有通知我的任何亲人。到看守所时看守所的警察让我当众脱光衣服进行检查，这是对我的人身侮辱。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他们用菜汤泡窝头给我进行野蛮灌食，几个人按着我，一人捏着我的鼻子，一人揣着我的肚子往里灌，还到公安医院插管灌食。四十五天后又非法给我关押在丰台区大红门宾馆，由大红门办事处鲍昆、李秀珠等人给我进行洗脑，几乎每天换人给我洗脑，我还是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后来我的家人得知我的消息后，跟他们要人说：我们先把人接回去，等人好了再说（那时因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五十天左右，人已经瘦的皮包骨了）。他们不但不同意还灭绝人性说：不行，人死了算自杀。在丰台区大红门宾馆九天后我自己走脱，流离失所在外。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被大兴公安分局国保人员在一出租房屋绑架到大兴看守所。在大兴看守所我得知，家里不炼功的丈夫和孩子也被非法关押在大兴看守所，我的家和我出租的家被非法抄家，抄走电脑两台，打印机两台，扫描机一台，手机两部，当时的呼机三台（其中还有孩子学习用的电脑等）、现金一千五百多，还有法轮功书籍和录音机录像带等，都全部被闯入家中的人员带走，他们均不报姓名，没有登记被抄走的任何物品，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我和我的家人遭受了刑讯逼供。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他们把孩子和丈夫非法关押在大兴看守所期间，打他们让他们承认给我做法轮功资料了，逼取证人证言，还逼孩子和我丈夫给我写信，劝我放弃修炼法轮功等。孩子和丈夫在大兴看守所期间没有衣服，十～十一月的天气只穿一件单衣，被大兴国保人员打嘴巴子，丈夫在大兴看守所也遭到了犯人的殴打，在他精神和肉体上承受不住的情况下撞墙自杀，头部撞了一个大口子缝了八针。他们完全放任我丈夫的自杀结果，同时这种自杀行为是由于犯人逼迫所致，虽然没死，但已构成故意杀人未遂。孩子非法关押三十多天，丈夫非法劳教两年。
我在大兴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天后又被绑架到北京法制培训中心六个半月，他们当时没有通知我的任何亲人，也没有通知我丈夫的单位和孩子的学校。
在北京法制培训中心期间他们从早六点到晚十点，对我进行洗脑和长期坐板，罚站、罚蹲、撕破我的衣服，不让洗澡。还把我非法关押在不足二平米的小屋里，说：“你不是不说吗，让你在小屋里呆着长期不与人交流，慢慢的你就不会说话了”。我说：“你妄想，我们修炼人可跟常人不一样”，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时他们告诉我说是司法部门的，他们让我说出法轮功资料是哪来的，都跟谁接触？，我不回答时他们便威胁我说：“你信不信我们当着你的面揍你孩子一顿”，自称司法部门的人竟然说出这样野蛮的话来。
孩子非法关押一个月后再去上学精神紧张，受到极大的痛苦。丈夫被非法劳教二年，回来后被单位开除公职，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只有自己又去找工作维持平时和儿子的生活。
就这样，二零零八年七月奥运前，石榴园派出所又给丈夫单位打电话说我丈夫炼法轮功，又被后来的单位开除，因为我丈夫是在友谊医院上班，当时是奥运会运动员的医疗单位，接到石榴园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后出于压力把我丈夫开除了，其实他也不炼法轮功只是看到我的身心变化后不反对我炼而已。
三、可疑的抽血、验血等体检项目
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我被大兴国保姓岳的和姓安的非法关押在大兴一洗脑班，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床上三天，三天后十日又非法关押到丰台看守所一年。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审非法判刑三年，我不服判决、上诉，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审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被送到北京市调遣处，刚一进去就是给我们这些新来的法轮功学员强行体检，体检项目很多，抽血、验血、心电图等。到监狱后直接拉到监狱医院进行更加详细的体检，每个环节都不落下，妇科、抽血、心电图。这些抽血、验血不明原因、从不告知结果，有的频繁的抽。这些行为看似是在体检实则不是，因为体检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有目的进行的，而且对结果必须清楚。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个人意志，是强迫性的，所有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被强行抽血及做胸透检查。所有法轮功学员在整个非法关押期间，被强行抽血，从来不会告知本人。有哪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会把这些举动看成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怀”、特别是监狱正在用酷刑、用奴役把法轮功学员的生命逼向死亡的边缘。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滔天罪恶被曝光后，这一切就有了合理的解释：采集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方面的信息，以备摘卖人体器官之需。那些检查都是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人体库做准备的。所以法轮功学员被抓后不通知家属也就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在北京市女子监狱警察强迫法轮功学员看污蔑法轮功创始人和污蔑诽谤法轮大法的谎言宣传片，说违心的话。做奴工、织毛衣、包筷子、糊月饼盒、等等，在那里我感到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痛苦已到了极点。
四、全家再被迫害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八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分局非法闯入我家中，抄走我家中电脑二台、打印机一台、笔记本一台、移动硬盘一个、若干光盘，（包括孩子工作用的电脑）然后把我们全家都非法关押在丰台区石榴园派出所一天，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第二天把我丈夫和孩子放了，然后要给我照相我不配合，他们就几个人按着我照相，二十二日石榴园派出所两名警察把我非法关押到丰台看守所二十多天后又非法转押在丰台拘留所四个多月后非法劳教两年半。（因身体原因保外）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公安分局再次闯入我的家中，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进行抄家，抄走现金一千多，移动硬盘一个，手机两部后又被丰台石榴园派出所把我和我丈夫非法关押在石榴园派出所一天，第二天丈夫放回，我被丰台石榴园派出所非法关押在丰台看守所三十七天，在这其间强迫坐板等。三十七天后又被丰台石榴园派出所张振学和一名警察给我非法关押在丰台区青龙湖公园里的一栋别墅，强迫洗脑二十多天，在此期间他们强迫我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等。在那里我没有人身自由，被多名人员看管。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公安局和石榴园派出所多名警察及保安又突然闯入我家，企图绑架我，因我不在家他们未能得逞。第二天居委会的人又到我家骚扰我的家人，继而石榴园派出所打电话问我的下落，被家人拒绝。自此至今我被迫离家，有家不能回。
我们全家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了关牢房、挨打、穿囚服、戴手铐、拍囚照、按手印、泼冷水、在太阳下暴晒、当众扒光衣服搜身、抽血，等等非人的折磨与迫害。对我们的人格造成了极大的侮辱。尤其是对我们的精神迫害是用什么也弥补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