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12月03日】
河北保定退休幼师高玉珍于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多次遭绑架、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遭受非人迫害。现年五十三岁的高玉珍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高玉珍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进京为大法鸣冤，遭到的迫害包括：多次被绑架，一次被非法拘留，两次被关看守所，两次被囚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关押期间，我遭到了酷刑摧残、精神折磨，身体上的痛苦与伤害、各类侮辱与羞辱人格的对待以及其它虐待。被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都是平常人想都想不到的。
多次遭绑架、关押、酷刑折磨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北京和平上访。第二天，回到满城被满城县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非法审问，还做了笔录。现在才知道那笔录成了迫害我的证据，我也上了黑名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中午，单位领导通知我到教育局看央视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还逼我写与法轮功的所谓决裂书、悔过书、保证书。我拒绝，并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下午我坐车去北京和平上访，被便衣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后又被劫持到丰台体育场，最后被连夜劫持到保定市拘留所。八天后才回家。家中所有的大法书全部被单位的人搜走。这之后我成了迫害的重点。
我在幼儿园中午值班时，还有人所谓的陪伴。经常我正上着班，院长逼我写保证书，我不配合。院长还经常调换我的班，最后把我调到伙房，上全天班。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单位把我弄本县党校洗脑班，敲诈五十元饭费。除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强制洗脑强迫转化，单位人员也受株连当所谓的陪教，逼我转化。因我对法轮功的坚定信仰，我丈夫被他们煽动、恐吓，去洗脑班对我拳脚相加。单位幼儿园园长戴玉梅也去洗脑班，对我进行讽刺、挖苦、动手打我。
二零零零年腊月，我去北京和平上访，被去北京找我的亲戚看见，袁振江和“610”头子梁民得知后，强迫我亲属把我送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张振岳把我非法劫持到县看守所。第二天，看守所所长王增志指使手下人，强行给我戴上一尺左右长的铁链连着的手铐、脚镣，弯腰90度，走路时我的脚腕被脚镣磨破，钻心的痛。我绝食反迫害，他们才打开。我绝食八天，瘦的皮包骨，奄奄一息了，看守所怕担责任，通知“610”头子梁民、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梁民、赵玉霞敲诈我家属七千元钱，两人各分三千五百元，才被家人接回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单位领导戴玉梅、王秀英要绑架我去本县东马乡洗脑班。我上北京和平上访讨公道，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被打人熟练的警察拳打脚踢，边打边逼问家庭住址、姓名。不知是一拳还是一脚打在我的心口上，痛的我喘不上气来，好象心要掉出来了。我的脸、胳膊、腿伤痕累累，头昏目眩，差点晕过去，便衣警察连夜把我拉到驻京办事处。司机伪善的诱骗我说出家庭住址、姓名。我认清了他们的伪善用心，我不配合。天快亮就放了我。回家后，单位不让我正常上班，也不让我女儿上班，强迫她在家看着我。女儿对我坚持信仰不理解，对我闹气，我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
四月二十五日，我再次上北京讨公道，当天被便衣绑架。在前门派出所被警察打得伤痕累累，又用大巴送到平谷看守所。警察用脚踢、扇耳光，逼着弯腰九十度，用竹竿打后背、屁股、腿，逼迫说出那儿的人。我绝食抗议，警察野蛮灌食迫害，先扇耳光，打懵后再把人踹倒，野蛮灌食，灌完后，强制绕大院转圈。第十天便衣警察又把我从平谷看守所劫持到驻京办事处。
十天后，被满城县“610”头子梁民及教育局工会主席，从驻京办事处直接送县看守所。我在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天天被狱医贾瑞芹野蛮灌食，每天灌两次。每次灌食打开铁笼子时，铁门“哗啦”一响，贾瑞芹身后跟着七、八个小伙子，气势汹汹的一拥而入，让人感觉阴森、恐怖。每当这时，同监室不炼功的姐妹们都为我们捏着一把汗。将我们五名法轮功学员一个个连拉带拽拖出铁笼子。贾瑞芹、李更田心狠手辣，指使手下揪住我们的头发，一把拽倒，按住胳膊、腿，死死压着。贾瑞芹用二尺长、手指头粗的皮管子使劲往我们鼻孔里插，有时插得我们鼻血往嘴里流。皮管子另一头接上漏斗，将满满一小盆半生不熟的玉米面粥加菜汤子灌进去。有时我们肚子胀的受不了，就往厕所里吐，被贾瑞芹看到，就冲上去连打带骂：“叫你吐！吐了还得灌！”然后，将我们拽出来铐在铁笼子上。有时灌完后怕我们吐出来，就将我们一个个反铐在铁笼子上，还不让上厕所。那时正在剜草莓把儿获取经济利益。送草莓的客户都亲眼看到看守所是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灌食时，我们不配合，经常遭到李更田、贾瑞芹的恶毒暴打。贾瑞芹脱下我们的鞋，用鞋底儿“噼噼啪啪”抽脸，打胳膊和上身；李更田拿硬木棒打我们的下身、脚踝子骨、手腕等处，边打边骂下流的话。我们被折磨的浑身是伤：脸肿、眼窝青紫；胳膊、臀部、两腿青一块紫一块；两腿肿起很粗，脚面肿得像小馒头一样。当时正是摘草莓的季节，看守所还让我们这些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人做奴工。
被非法劳教
经过一个月的残酷折磨，我们个个瘦得皮包骨，脸脱了像，瘦得吓人，但没少挨一顿打。五月五日满城县“610”、国保大队将我们非法劳教一年。在送保定劳教所的前九天，“610”头子梁民就办理了所谓的劳教手续。送我们去劳教所的那天，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贾瑞芹再次骗我们，说放我们回家，催我们收拾东西。我被赵玉霞骗出看守所大铁门后，没有见到家人，国保大队副队长张振岳递给我一份被非法劳教一年的劳教书。还逼签字、按手印，被我拒绝。
二零零一年五月五日到劳教所，犯人刘建举等人上前揪头发、扇耳光，有的用打蝇拍儿乱打，我被打的昏迷过去。劳教所大队长李大勇（满城县神星镇的惠阳厂人），用铁钉子狠狠的扎我的脚心、人中。晚上三、四个已被所谓转化的犹大围上来，灌输歪理邪说，诽谤我师父与大法。我绝食抗议，劳教所队长张国红指使几个犯人，象拽麻袋一样从三楼拖拽拉到平房医务室野蛮灌食。后几次在班上灌食，等全班人都出工时，狱医杜宝川身后跟着犯人班长小芳，与犯人中品质恶劣的四五个人，狱医杜宝川进监号阴阳怪气的问“你是吃，还是灌？”不等人回答，一只手揪住头发，从床上拽下来，另一只手抽几个大耳光，用脚使劲踢到，再指使手下再抻起来，死死按在椅子上，先揪住头发让你昂头，脖子杠在椅背楞上、后面一个人用布条使劲勒着肚子、张红（吸毒犯，保定人）用毛巾垫着手捏住我的鼻子、四肢被三个人死死的按着，全身一点儿动不了。杜宝川用开口器（象钳子一样）撬嘴，小芳将浓盐水和少量的奶粉，用饭盆盛着，一连灌几勺，连吸气、喘气的机会都没有，随时都可能被憋死，五脏六腑快要炸了。灌完后，喘息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我的胃、喉咙被浓盐水蜇得干痛，不停的咳嗽、呕吐、头发胀，脸憋得通红，这样的惨状经历多次。二零零二年劳教所用这种卑鄙的方式已灌死两名大法弟子。
二零零一年七月份一天晚上，夜已静时，我看师父的讲法，被巡夜的犯人发现，立马把我拽到办公室，逼问谁给的。劳教所队长刘紫微、闫庆芬指使两个犯人扇我嘴巴，啪啪不知打了多少，打一会儿就逼问一遍。最后我被她们逼在走廊里罚站，夏天蚊子、虫子太多，被蚊子叮的全身奇痒。一直到天亮，怕别人看见，闫庆芬才让回去。
二零零一年曾被整到四楼攻坚组，“狱中狱”，强制“转化”二十多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八个人轮换给我洗脑。闫庆芬见我不配合“转化”，指使犯人张建英逼迫我罚站，必须鼻子尖、肚子、脚尖都挨着墙面，如站累了蹲下，犯人包夹张建英在身后拳打脚踢。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让睡一个小时的觉，早五点让睡一个小时，六点又连推带叫起来。几天后又让我坐着，也是二十几个小时，屁股坐的疼痛难忍，闹心，屁股上的皮一层一层的脱落；又逼着抱蹲，脚后跟并拢，上身挺直，两手抱后脑勺，两臂架起来成一直线，头抬起来。时间一长，两只胳膊酸痛，脖子沉痛，两脚被身体压得麻木失去知觉，两腿胀痛、腰痛，上厕所时站起来后五分钟都站不稳。回来后还继续抱蹲，如两只胳膊没架起来，立马就被犯人张建英拳打脚踢、扇耳光、拽头发、辱骂。三拨人轮换灌输歪理邪说，昼夜不许合眼。
那些被指使的犯人也很可怜，怕我不配合，整天盯着我，怕大法弟子之间说话、互相看一眼被包夹发现就大骂一场，重时连打带骂。她们怕劳教所队长给她们加期。
二零零一年，我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被吸毒犯、同性恋者包夹。一次全体人员上楼，我与同乡殷凤芹相互看了一眼，被紧跟在身边的包夹犯人崔娜看见，上前一拽，把我连拽带推，进班里后，拳打脚踢，打倒了再拽起来打，还说：“让你们看……”犯人白洁也上手打，用脚踢，拽着头发往墙上撞，我被打的晕头转向，大声喊“打人啦！打人啦！”警察听到后来了，白洁、崔娜当着全班的人说没打，警察也装模作样的说：“没打就算了，干活去。”转身就走。警察走后，白洁、崔娜两个人又接着打，别的班的大法弟子听到后向警察反映情况。我被打的起不来了，躺在地上痛哭。这下来了几个警察，见我被打的起不来了，躺在地上痛哭。警察为了不让我哭喊，指使吸毒犯、同性恋者拿胶带按着我的头把我的嘴粘上。警察刘军辉还拿来录像机要给录像，诬蔑我说：“她炼法轮功炼疯了。”我不配合。警察还下令，把几个班的人叫来，让她们观看，警察刘军辉又拿录像机录像，还逼班上的所有人表态，逼她们说没打我。几名大法弟子义正词严的揭穿他们说“如果她们不打，她能成这样吗？我们都听到了。”
整整迫害了我一上午之后，把我拽到床上，警察和别的班的人走后，犯人白洁嬉皮笑脸、洋洋得意。我就开始绝食抗议。第二天白洁给我分了一大堆缝帽子的活儿，被我拒绝。白洁奸诈的说：“你不干，把活儿分给你班的人干，你们炼法轮功的不是做好人吗？不是忍吗？自己不干，让别人替你做。”煽动其他人对我增加仇恨。第三天就给我灌食。犯人白洁、崔娜还有几个人，她们把我按在地上，狠狠的按着头，胳膊、腿，全身按的死死的，鼻子被捏的紧紧的，灌食时一勺接一勺灌，感觉快窒息了，真想一下跳起来。上衣、脖子全被稀奶粉湿透，灌完一大会儿，才缓上劲来。一连灌了几天。
后来我被关押在严管班强迫劳动。缝半成品毛衣、帽子。做假花枝、花叶、花朵。每当上边来检查时，劳教所队长赶紧下令，让包夹把我们的活儿赶紧收藏起来。检查人员走后把活儿马上拿出来，接着干。
在劳教所的一年零一个月，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号里度过的。期间不“转化”不让孩子们接见。孩子们去了也不让见，女儿们看其他孩子们与爸妈见面，她们只好抹眼泪回家。
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一个月，工资卡被单位工会主席王秀英骗去，一年多的工资非法扣发。总数一万九千多元，至今未给。
洗脑班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六月五日非法劳教一年到期，“610”副头子张雪冰、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教育局工会主席从劳教所把我接出来，用骗术把我劫持到涿州南马洗脑班。当场“610”副头子杜永禄用铐子把我铐在一搂粗的杨树上。他们临走时张雪冰走到铐我的大树下假惺惺的说：“你在这好好学习几天，过几天再接你回家。”我从下午被铐到吃晚饭，他们才打开手铐。
我心如刀绞，心里惦记着家人，心想家人知道我今天回家，这些人是否在欺骗家人，家人一定在等我回家。晚上一点饭也没吃，一滴水也没喝。恶人把我关在一间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房间。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一个高个年轻小伙子，把我叫到一个所谓的谈话室（里面有四个人）进屋后，朱建华问了些简单的问题，还做了所谓的记录后，朱建华阴阳怪气的问：“你还炼不炼？”我说了一个“炼”字，“啪”一个大耳光扇在我脸上，“叫你炼！”，“噼啪”一连扇了二、三十个大嘴巴，打的我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直到打累了，他才住手。我又被推到沙发上，停了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把我从沙发上一下拽起来，用厚书象雨点般的“噼啪”“噼啪”打脸。打累了才停下来，又把我搡倒到地上，停了不到五分钟又从地上拽起来，又一个大汉从里屋拿皮带浑身抽打，边打边逼问还炼不炼，我的嘴脸都肿起来了，眼睛睁不开。最后，另一个彪形大汉拿一根象警棍样的胶皮棒，其他人把我头按在沙发上，两个人按上身，凶狠的打臀部、腿，边打边狂喊“还炼不炼？”这时我已奄奄一息了，嘴张不开，眼睁不开，痛得全身哆嗦。一直打到我快昏死过去了他们才停手。
十分钟后，那四个人把我连拉带拽拖进了那间房子，扔在床上，又由朱建华与另一个姓杨的开始用洗脑的方式，歪曲事实，侮辱大法，妄想改变我对法轮功的坚信。一直到天亮，他们俩才离开。这时我全身动不了，出馊主意的杜永禄不停的在屋里走来走去。下午他说：“你等着吧，你们园长下午就来了。”
傍晚，园长黛玉梅才来到我所被关押的房间，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你真不要脸，要不是看你这样，我来了就掏死你，你给我找麻烦。”黛玉梅又说：“要不是看你亲戚的关系，我才不来看你。”晚上，姓杨的打手又把我叫到打人的那个所谓的谈话室。一个打手在黛玉梅教唆下，侮辱我说“你在单位不务正业、没人缘、与婆家娘家关系不好等。”说着他们又用昨天晚上那残酷的手段打我，痛的我浑身打哆嗦，用胶皮棒暴打屁股时，痛的我差点窒息。我半死不活时他们把我架出来，我浑身瘫软用铐子铐在一搂粗的杨树上，一直到天亮。黛玉梅就住在隔壁，她听的一清二楚，她见我被打的死去活来都不转化，下午她就匆匆回满城了。第三天派单位两名办公室主任来了。黛玉梅共派四名，一名是出纳，轮班二十四小时监管我一个月。第二个月，黛玉梅、王秀英又雇了一个佗南乡某村一个年轻媳妇儿看了我一月。她们的吃、喝、费用都是我的工资。
在洗脑班，十月份又逼我们“转化”，用冷冻这种卑鄙的手段强迫转化。寒冷的早晨，洗脑班的打手们把正在绝食的我野蛮的拽出来，棉衣、鞋不让穿，只穿秋衣、秋裤、袜子，铐在一搂粗的杨树上。冻的我浑身打哆嗦、呕吐。打手们才打开铐子，我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整夜手被铐在床棱上，白天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听他们念歪理邪说的书等，看、听后必须写体会、认识。早晨跑操。吃饭、干活、洗漱、上厕所都要站队，如不服从，强制在太阳底下站着暴晒、或被铐在一搂粗的大杨树上。
我在涿州洗脑班非法监禁时强迫种菜、抬大粪汤，浇菜、除草、洗床单、打扫院子、监室，打扫、擦办公室、打人的谈话室。我在涿州洗脑班非法监禁一百六十三天。
我绝食反迫害十三天，食水未进，洗脑班的人见我奄奄一息，怕我死在里面，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洗脑班的人给我家人打电话，让他们去涿州洗脑班劝我吃饭。家人见我不成人样了。说：“她出了事谁负责？”洗脑班的人说：“你们满城“610”和她单位说了算，他们让放人我们不留。”我丈夫找县教育局局长，局长怕担责任，才找满城“610”头子梁民，梁民给涿州洗脑班打电话，家属被涿州洗脑班敲诈二千元钱。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上，我才辗转回到家。
无休止的骚扰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国保大队队长赵玉霞、戴玉梅等人敲我家的门，我没给她开。赵玉霞、戴玉梅就闯到满城二中找我女儿。让班主任谎称：她爸要钥匙，赵玉霞、她们拿到钥匙非法闯入我家，骗我说，要我跟她去派出所问个事。我屡次被她们欺骗，迫害的我险些失去生命。这次我再也不上当受骗了。我当场揭穿她设的骗局。她还赖着不走，我女儿一下明白了，怕我再被她们迫害，吓的大哭，哭喊着要她们走。赵玉霞才带手下离开我家。
二零零三年，记不清那个月，满城县城关派出所警察侵入我家，要我的手机号码，女儿怕我再受迫害告诉给他们了。
二零零五年某月，我正准备大女儿的嫁妆，大女儿从单位急速回家，慌恐的说：“妈你快走，公安局给亲戚打电话说要抓你。”我不想躲，吓的女儿十分恐慌。为了不给她造成精神压力，就跟她走了。女儿的嫁妆被子，都是找人做的。后来得知公安局副局长赵洪祥（已死亡）想找我亲戚办事，就以这种形式要挟，来办个人的事。我曾被多次迫害，赵洪祥就以迫害我为借口勒索亲戚，结果亲戚真的被欺骗，花了不少钱，到现在还不明白谁是谁非。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幼儿园以涨工资为由骗取我的身份证。因为当时我没有找到身份证，幼儿园就打电话说：你炼法轮功不过日子了，还影响我们等一些话。他们还要一天见我一次面，打一次电话，被我拒绝。
二零零九年八月我去保定八里庄劳教所大门前路过，被警察拦截要身份证，随后就遭绑架。拘禁在八里庄劳教所北边的一个警校大院。非法监禁三十多小时。
二零零九年一天晚上，新任园长范红霞和张宝书又急匆匆打电话，说只要见我一面就放心了。原来是江泽民要来保定了，“610”办公室下令她们看着我，不让出门。
二零一一年腊月二十九、三十、大年初一，幼儿园接到满城县“610”和教育局的命令，从皇历腊月二十九就开始每天二十四小时跟踪我，在楼下或楼附近看了我三天两夜，直到初一上午十点才离开。在这期间，我多次劝她们好好回家过年。她们怕教育局查，不敢回家。
二零一一年三月份开两会，幼儿园教师太丽鹏和张宝书又开车在我家楼下监控了我一天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