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5年12月13日】
五十年代，考古发掘非常随意，定陵出土的万历龙袍竟全部炭化
近日，西汉废帝、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报道，此次发掘，国内首次使用了低氧技术，以求最好地保护墓室中的文物。回首往事，中国的考古发掘中，曾因功利主义思维作祟、文物保护意识不足等原因，发生过许多的“发掘即摧毁”的考古憾事。
1955年，明史学家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他邀请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茅盾（文化部部长）、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范文澜（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张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联名上书中央，请求发掘埋有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指导的工作队认为，长陵是主陵，应先“试掘”其他规模较小的陵，积累经验。经周恩来同意，最终决定试掘明神宗朱翊鈞的定陵。①
经过两年多的发掘，定陵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包括600多件袍服、布料。其中皇帝的衮服、龙袍等，更是巧夺天工，如以缂丝方法织造的衮服，所用材料除大量金线、孔雀羽毛外，还有红、蓝、绿等28种绒线。然而，在定陵地宫开启后，这些原本绚丽多彩的丝织品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以至被空气侵蚀而褪色、变脆，并留下黑斑。②对这些袍服的后续处理，也不专业。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③由于此前明朝丝绸几乎没有实物留存下来，技艺也已失传，因此让定陵丝绸的损坏显得尤为可惜。
定陵的大量文物“发掘即摧毁”。吴晗如愿后，刚刚写完历史剧《武则天》的郭沫若也跃跃欲试，提议发掘合葬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1960年，陕西省向中央提交《乾陵发掘计划》，郭沫若对周恩来说：“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鉴于技术落后，周恩来没有同意。1973年，郭沫若第二次请求挖掘乾陵，又被否决。④
在郭沫若请求开掘乾陵时，定陵的考古工作其实并没有结束。1979年，参与过发掘的赵其昌、王岩等继续编写定陵的考古报告。赵其昌回忆说，“可惜的是20多年的岁月，不少文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棺椁毁于定陵建馆之初，帝后尸骨、头发、牙齿毁于‘文化大革命’，原始资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特别是那些囊括了中华精品的帝后服饰、织品等等，几经翻动，残损更甚，所幸几大册发掘工作的原始记录，尚保存完整。”1990年，他们编写的发掘报告《定陵》出版。
定陵的帝后服饰也相继启动复制。1988年9月，文物专家谢辰生带着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的明神宗龙袍、马王堆素纱禅衣，送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家中，“请他过目”。在交谈中，当李先念“了解到万历龙袍已经全部炭化时”说：“我历来反对挖大墓，挖出来保护不好，就毁掉了。”⑤
炭化的万历龙袍
六七十年代，没有合格技术和保护意识，兵马俑上的彩绘惨遭损毁
但是定陵的悲剧依旧在不断上演。1972年—1974年，徐苹芳参与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时发现，“墓被水泡着，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着，很漂亮，可拿出来一见阳光就烂光了，跟鼻涕一样，只有痕迹，没有样子了”。他回忆，“我们亲眼看见的，马王堆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
1976年，考古队对广西贵县的罗泊湾汉墓进行了发掘。在清理文物时，有人发现了一个看上去像炸弹的“弹形壶”。一个人“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想来十分可惜。⑥
秦兵马俑上原本涂有彩绘——工匠先在烧好的陶俑上涂一层生漆，再在生漆层上涂各种矿物色。但上世纪70年代几次发掘时，彩绘都在考古人员准备拍照的瞬间消失了。这是因为生漆老化后，一旦和氧气接触，很快就会翘起来，导致彩绘脱落。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回忆他在1978年“发现残留色彩，但眼看着它就掉了，非常心疼。”
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反思说，“当年有两个原因造成彩绘消失，一是那时候没有技术和材料，二是没有严谨的保护意识，早期发掘仅仅是把它挖出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考古发掘中，已开始有意识地对易被空气侵蚀的文物进行特殊保护。兵马俑考古队试图用针管把一种加固剂注入底层生漆和俑身之间，不让彩绘随生漆脱落。这样只能保住色块，在当时是一种权宜之计。⑦
1988年，在对位于哈尔滨的金朝“齐国王墓”发掘时，出土了一批丝绸和服饰。考古队首先将它们“剥离起取后经消毒灭菌入库”，然后邀请国内专家研究保存方案。专家认为，需要解决的“一是洗涤，请有关文物保护专家协助和指导，洗涤原则上是药物洗涤，既无损于文物原貌，又可起到延长其寿命作用；二是固定，洗涤后放在永久性保护物体内，基本不再挪动；三是特制有机玻璃或其他质料匣盒存放；四是库室湿度控制在70℃左右，调解适宜温度等。”由此，“这批珍贵文物短时间得到了较好保存”。⑧
向西方学习经验，也是完善中国文物保护技术的重要途径。兵马俑博物馆通过同德国、比利时等国进行技术合作，在1998年出土了8个彩色俑，陶俑上粉红的脸、朱红的甲带、褐色的铠甲，都留了下来。
留有部分彩绘的兵马俑
九十年代，技术手段日趋完善，但外行干预，依旧使文物极易受损
除了考古人员自身的问题外，外行对发掘的干预也常常导致文物受损。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出土了一批商朝青铜器，“矿化得严重，腐蚀得厉害，表层看似硫酸铜，实际是粉状铜锈，保护难度较大，应尽快开始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因此要“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把全部文物运至南昌，文物不运回省城，一切都是空谈”。但是新干县领导希望把这批宝贝留在县里，迟迟不肯同意运往南昌。
这些质量、数量在江南罕见的青铜器，出土几个月后，依旧没能被保护起来，让考古工作者们忧心如焚。江西的考古专家彭适凡只好向时任省长的吴官正求助，向他汇报了新干县青铜器至今没能运回南昌的原因，吴官正表示：“这怎么行呢？应有全局观念嘛！”第二天，吴官正亲自给新干县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并由副省长张逢雨出面，召见了该县县领导，宣布了省政府关于文物全部运回省城，统一修复、珍藏的决定。1990年2月，在严密护卫下，这些青铜器全部运抵江西省博物馆。⑨
1993年，在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汉墓群的6号墓中，出土了一批记有西汉时郡政府文书的简牍，价值巨大。当文物清查结束后，考古队向东海县、温泉镇的领导汇报工作。这时“镇里的一位领导伸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没想到，“就是他这一拿，给我们以后释读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疑难。他取看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为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正按在右上部，轻轻地一带，就把这方木牍最重要、最关键的记有这片案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以至于“今天给这片案簿命名时，有说是吏员总簿，有说是定簿……后来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处理时，再也没有显现出它的庐山真面”。
当考古人员要将这批木牍尽快运走修复时，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支付给村民的开工补偿费没有到位，村里的民工不让他们带走木牍。事情拖了一周才告解决，当考古人员回来时，“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简牍，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泛着金黄、闪出油光的简牍已经完全变黑，而原来清晰可读的墨书，现在已经十分模糊。一堆发黑霉变的简牍已经失去了他生命的活力”。后来用了5年时间，才让木牍恢复原貌。⑩
略言之，在考古发掘中，只有在参与人员具有足够专业性，并掌握相当科技手段的情况下，才能使文物在发掘过程中免于蒙受不必要的损坏。
尹湾汉墓简牍
注释：
①赵其昌：《定陵发掘简记》，《昌平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19—329页；②胡汉生：《明十三陵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396、399页；③张悦：《挖，还是不挖——帝王陵风雨飘摇50年》，《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第1185期；④陈明：《周恩来与新中国博物馆文明工作》，《淮安周恩来纪念地研究文集（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47、248页；⑤《致张德勤》，彭卿云主编《谢辰生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⑥蒋廷瑜《重见天日的南越文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发掘记》，朱启新主编《考古人手记》（第一辑），三联书店2002年，第112、113页；⑦启明：《兵马俑色彩保护秘档》，《文明》2009年第12期；⑧朱国忱：《罕见的近代贵族墓葬——黑龙江阿城金齐国王墓发掘记》，《考古人手记》（第一辑），第186、187页；⑨彭适凡：《撩开古代南方青铜王国的面纱——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发掘记》，《考古人手记》（第一辑），第167—170页；⑩刘洪石：《重现西汉档案文书的风采——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发掘记》，朱启新主编《考古人手记》（第二辑），三联书店2002年，第182—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