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6年01月27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底至十一月份，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二屯派出所警察因诉江三次闯入病重的彭才秀家骚扰恐吓，致使其病情恶化，于二零一六年一月二日含冤离世，终年五十八岁。
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法轮功学员彭才秀，自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多次遭到绑架关押，她的女儿青岛大学高材生王燕也多次遭到恐吓骚扰，大一放假时在亲眼看到母亲被绑架劳教后，不满二十岁的姑娘承受不住打击而精神失常，至今已十三年。丈夫为了照顾病重女儿而被迫放弃工作，卖掉房子。全家人只靠彭才秀微薄的工资生活。彭才秀在遭受身体虐待和精神折磨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彭才秀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邪恶集团对她的迫害。但最高检不仅不依法受理，反而将诉状退回到当地，报复原告。二零一五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底，德城区二屯派出所警察在明知彭才秀病重的情况下，闯入她家，恐吓威胁，她丈夫气愤地对警察说：“她都这样了，你们还来，是吃饱了撑的！再来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任。”警察随后又至少两次闯入她家逼迫威胁，给彭才秀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致使病情不断恶化，于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号含冤离世，年仅五十八岁。
以下是彭才秀生前所写的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我叫彭才秀，一九九七年二月份，我丈夫得了梅毒病，使我的家庭陷入了危机，在我们准备离婚的时候，经人介绍我修炼了法轮功，修炼后我十几年的皮肤病、心脏停歇、低血糖病等，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我也主动跟丈夫说话了，所有的恩恩怨怨都消失了。丈夫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象换了个人似的，不抽烟喝酒了，不骂人了，脾气也变好了，丈夫的病不治而好，直到现在也没犯过。女儿也看了书，变得聪明更可爱了，法轮功给我家带来了幸福和安康。从此我的家庭有了欢笑，一家三口真是受益无穷啊，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我们拜读了大法，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得到的。修炼法轮功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这么一部高德大法，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却被江泽民小丑妒忌，利用媒体对法轮功谎言污蔑诽谤和镇压，导致每个学员及家庭陷入痛苦之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这天，我照常出门到炼功点上炼功，刚出门就被厂领导李某、女书记张广茹（也是受害者）堵在家门口。让我和女儿上了车，在市广场转了一圈，平时炼功的场面不见了，只看见警车和警察。而后把我娘俩送回家，张书记叫着我女儿的名字问：“王燕你还学吗？如果再学就把你送劳教去”。我女儿当时才十多岁，从小胆子就小，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只得违心的说“不学了”。过了几天，我的家就被公安警察给抄了，搜走了大法书、师父的法像，一夜之间我们的修炼环境没了。
在我遭到无理不公正待遇，在没有任何地方说话的情况下，七月底我去北京上访，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截住，问我你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便衣就把我带到一个大厅里，这里关了很多学员，晚上又把我劫持到驻京办，一个年轻警察恶狠狠的说：“你给我蹲下”。第二天，当地公安局人员和我丈夫单位（德州市十三局）保卫科田建国等人把我拉回本地，关押在德城区东地派出所一宿。田建国勒索我丈夫一千元，说是油钱。而后把我带到公安分局拘留一个月，又把我投到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每天吃的都是硬的窝窝头和咸菜，并受到歧视。
而后又被单位非法监视半年，不让回家，没有人身自由，还叫看门的职工看着我，否则就扣他们的工资，叫他们回家。并且东地派出所的警察经常来骚扰。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单位无缘无故扣留我，不让我回家，住在厂里。十二月份我正在上班，德州公安局警察开车到我单位，由书记张广茹陪着，直接把我绑架到山东淄博王村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理由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我被关押在劳教所的四大队。每天除了晚上睡觉在床上，就逼迫学员坐在一个窄小的小板凳上看电视造假宣传，“天安门自焚”伪案，血淋淋的“一千四百”例栽赃，不让闭眼。而后写思想汇报，逼迫说假话，写所谓的“三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只要在纸上写真话，就把人带到人看不见的地方，电棍伺候。一天我下楼时看见四个男警察抬着一个嘴里喊着“法轮大法好”的女学员，直接把她关入小号，酷刑折磨。警察还经常把法轮功学员聚在走廊里，手提叭叭作响冒着蓝光的电棍威胁恐吓，七八个男警察把敢说真话的学员揪出来，并戴上手铐弄走，不知去向。回来的也是手指头被电的变形，一个叫李雪梅三十多岁的女学员脚面被电的鞋都穿不进去了，还有一个女的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一次我遭到犯人不堪入耳的辱骂，我报告了队长，队长不但不惩治骂人者，反而给我戴上了手铐，带到厕所里铐在暖气上一宿。当时我身体出现不适状态，干呕，吐不出来，非常难受，警察才打开了手铐。不但使我身体上难以承受，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让我生不如死明明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最正的，还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师父，检举同修，每当想到此我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从心灵深处觉的对不起救度我的师父。
二零零二年我从劳教所回家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整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在我被劳教期间，为了能让女儿上的起大学，丈夫被迫买断了工龄，失去了工作，单位只给了两万元钱，可是更不幸的是女儿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女儿接触大法后聪明伶俐，那时刚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公安警察一次次到我家骚扰，恐吓、抄家，我被抓走劳教时，她大一放假刚回家。亲眼看到这一幕后，使女儿心理受到极大的创伤。再加上共产党利用全部宣传机器反复宣传编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血淋淋的“一千四百例”假案，傅怡彬“杀人案”等栽赃案，在女儿头脑里留下了阴影，十分恐惧，精神一天不如一天，被迫失去了学业，当时女儿才二十岁。
女儿一直排斥我，不愿和我单独在家。有一次，女儿把一个水果刀放在她身边，丈夫回来后问女儿怎么回事？女儿回答说是“防身”。原来排斥我的原因是怕我害她。有时女儿趁我不注意，手里拿着锥子扎在我脑门上，要么是冷不防拿个凳子向我投来，砸的我头上起大包。女儿还经常给一百一十打电话，叫他们把我抓起来。待一百一十来我家后，看见女儿真有病，并拍下了女儿吃的药，才没抓我。我丈夫怕出意外，给我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住了四个月。
在女儿病情严重时，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和丈夫四处找，有时找不到时，丈夫坐在马路牙子边落泪。终于打听到110给送到救助站了，我俩又跑到救助站，告知昨天刚把一个没穿裤子的姑娘送到德州市精神病院了。
从女儿得病至今十三年了，共住了五次院，把房子也卖了，“寻人启事”张贴了三次，幸有好心人告知下落。因为曾经公安局对我的一次次迫害，女儿对公安局有很大的阴影。最严重时是在二零零四年，女儿经常跑到公安局门口站着，在大厅里躺着，失踪了三、四次。为了寻找女儿，我到处贴寻人启事后，每次都是公安局打来电话叫我丈夫把女儿接回家。等到女儿清醒时，我丈夫问女儿：这几天你在哪过的夜？在哪吃的饭？女儿说：她到过公安局，有个人给了她十元钱，并说回去跟着你妈，看你妈跟谁联系，来告诉我们。可见这个所谓的人民警察，对一个有病的孩子也利用。在巨大的压力下，我渐渐害怕，离大法越来越远。
二零零七年的一天，我在家门口拾到一本真相小册子，内容是国际教育人权披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我才明白自焚纯属伪造。王进东的脸部都被烧的没模样了，头发却是黑的，说王进东练了六年的功，但却不会双盘，两脚之间夹着的可口可乐塑料瓶却完好无损。小刘思影被烧后喉管被切开后，却能说话。种种疑点，看到后，我非常震惊，原来自己被江泽民造假谎言洗脑给欺骗了。思前想后，决定继续修炼法轮功，我要给仇视法轮功的世人讲真相，揭穿谎言的毒害。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我去市场赶集，送给一男人一张“神韵”光盘，被其构陷，德城区公安分局六一零张希坤带领三四个人，二话没说就把我从电动车上拽下来，几个警察把我按倒在地，强行戴上手铐，拖进车里拉到东地派出所。一会我就不省人事了。他们把我拉到东地派出所仍在地上后。我才慢慢的醒过来，开始呕吐，眼睛睁不开，全身无力。一个人拽着我的头发向后拉，还说“别装了”，给我拍照。我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仍然向他们慈悲的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天安门自焚”是伪造骗人的；讲善恶有报的天理。
下午，来了一屋子警察。国保警察张希坤说：“你不是有病吗？到医院去检查”。说是去十三局医院。上车后我趴在司机后背的靠椅上，问把我拉到哪去？回答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一路上我昏昏沉沉的，说话都没力气。车停下来了，我一看是看守所。警察刘大伟去办关押手续。我坐在看守所的大厅里，身体靠在暖气片上，眼睛又睁不开了，全身无力，感觉气不够用，一会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倒下去了。昏迷中听到看守所人员说：不能收，她是心肌梗塞死的前兆。在此情况下才肯把我放了。他们还抄了我家，抢走三本大法书和炼功带。
是谁给我一家人造成的悲惨遭遇？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如果没有这场镇压运动，我家能会这样吗？没有这骇人听闻的“天安门自焚”、“傅怡彬杀人案”等欺世大谎，毒害老百姓，我女儿能会如此的不幸吗？
江泽民小丑还欺骗和利用了众多的公检法人员，被其捆绑参与迫害法轮功，有的遭到报应，这些可贵的同胞同样是受害者。借此，诚心奉劝公检法司人员在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中，远离邪恶，为自己生命的永远选择美好的未来，不当江泽民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