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新闻网2016年07月13日】
近日，长江中下游地区多省出现洪涝，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再被聚焦。水利专家王维洛接受大纪元采访时称三峡大坝对此类洪水根本不起作用。当年江泽民将此工程作为政治交易硬推上马，宣传部门在其授意下百般吹嘘三峡工程如何好。
江泽民下令要给三峡工程下点毛毛雨
水利专家王维洛表示：“要讲到这次长江中下游的洪涝跟三峡工程的关系，那就要看当初在三峡工程决策之前，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来宣传这个三峡工程防洪效益的。现在遇到的情况，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当时所说的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是不是达到了。”
他说：“三峡工程上马之前，就是1991年的时候开始，江泽民就说要给三峡工程下点毛毛雨，当时整个宣传部门就开始狂风暴雨般地宣传三峡工程怎么好，这么好、那么好。”
当时的宣传部门还采用了一个办法：“它就是用历史的资料来说明长江洪水有多么可怕。意思就是说有了三峡工程以后，洪水就会被控制住了。因为毛泽东说了建三峡就是要把洪水在三峡卡住，下游就没有洪水了。”
大陆官方宣称三峡工程是中国的百年梦想，有防洪、发电、航运、南水北调和地区发展五大目标，其中防洪是第一位也是不可替代的。
王维洛此前就表示，这些目标是互相矛盾的，三峡工程实现的只有一个发电目标，但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其发电收益。
另外从官方对三峡大坝防洪作用这些年宣传的变化，也可见三峡大坝早年的宣传攻势凶猛程度。
2003年6月，官方宣称，“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在2007年5月官方则宣称“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到2008年10月，官方改口称“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10年7月，官方再降级称“三峡大考，二十年一遇洪水惊动长江全流域”；到了今年6月，官媒开始改调引用清华教授观点：防洪能力没那么强。
1998年洪水 官方违反防洪预案 江泽民借此控制兵权
王维洛还披露：“1998年发生了一场洪水，洪水量并不大但是它的蓄水位很高。最主要就是中共中央违反长江防洪的预案，不动用荆江防洪工程，拥高了水位。”
他介绍，这不但被江泽民利用来控制军权，也被利用来继续吹捧三峡工程。
“这是中央决策错误，这就成为江泽民调兵的主要的理由。几十万部队在大堤上，红旗飘飘向江表示效忠，这样江泽民达到控制部队权力的目的。”
“当时的三峡集团总经理陆佑楣说，‘如果有三峡工程在的话，我们何愁长江逞凶狂’。按他的意思，只要有了三峡工程以后，就没有长江洪水，好像是三峡对于所有的长江洪水都起作用。”
“那么到了今年它现在的话又缩回来了，你说今年是下游形成的洪水，三峡工程发挥不了大的作用。而武汉的长江干堤还发生了溃堤。”
王维洛追问：“但是当初你上马的时候为何不这么说呢？”
王维洛在专访中详细谈了长江流域的洪水，分为三类，三峡工程只对其中的一种全流域的洪水起一点作用，但因为其本身的库容小、拦截时间长等因素，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大，而对发生在三峡大坝中下游的这类洪水，三峡工程基本不起作用，而对上游的洪水，三峡建坝只是有害，关于三峡工程与三类洪水的防洪关系将另文详述。
他认为：“最关键问题是中共对自然根本不尊重，它强调用科技或什么东西就能战胜自然，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人类我们必须去理解自然，我们和洪水、自然是求共生，而不是求共斗。”
建三峡是江泽民与李鹏的一笔政治交易
王维洛认为，建三峡工程是当时江泽民上台后，他与李鹏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他说：“江泽民89年‘六四’之前，三峡是什么东西也许他还不清楚，但是89年‘六四’一过以后，他第一个在国内视察的就是三峡工程，他到那里去表态支持三峡工程。”
他进一步阐述，“六四”时，赵紫阳是总书记，李鹏是总理。镇压“六四”的时候李鹏最积极，冲在前面。因此李鹏在“六四”之后得了三峡工程。江泽民当时当总书记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把三峡工程做为代价，分给了李鹏。
他强调：“建三峡工程是江泽民和李鹏两人之间一笔政治交易。如果没有江泽民的支持，三峡工程是上不去的，李鹏再动它也上不去。（他）要能动上去，三峡工程1985年就能建了。他们两人所承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当年三峡工程上马前遭到很多人反对，反对声最大的要数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已故教授黄万里。7月8日大陆财新网刊文《速写：黄万里先生》，文章提到三峡工程上马前，他三次上书中央领导，陈述工程不可上马的原因。三峡工程上马后，他也曾三次上书中央领导，但都泥牛入海无消息。根据财新网列出时间段来看正是江泽民当政时期。
江泽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用党纪力保三峡工程上马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完成三峡工程的立法程序并进入实施阶段。
王维洛揭当时江泽民是如何确保三峡工程上马的：“在全国人大投票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都还害怕有过半数的代表不支持三峡工程决策。然后江泽民就去全国人大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就用党的纪律要求党员人大代表都投票支持。所以最后投票比例和党员在人大代表当中的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认为：“如果江泽民不去做这个报告的话，也许真的三峡工程在当时全国人大是通不过的。如果他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代表的话，那你干脆就不用投票，对不对？这个投票本身就是失去义意。”
如果现在中国再从新就三峡工程举行一次投票的话，王维洛认为：“也许反对的意见就会占多数。把三峡工程从这个政治的决策的体制里面分离出来的话，那它绝对是没有上马的理由的。”
他强调，三峡工程当时就是这样跟支持共产党还是不支持共产党连在一起的，被强行上马的。